（四）组织工作的规模
我们在前面听见波——夫说道：“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这个事实未必有谁会否认。可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来解释这个事实。波——夫写道：
“我们不去说明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而仅仅指出：被长期的政治反动所败坏、被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搞得分崩离析的社会，从自己队伍里选拔出来胜任革命工作的人实在太少了；工人阶级选拔出一些工人革命家来部分地补充秘密组织的队伍，但这种革命家的人数还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况且，在工厂做11个半小时工的工人，按他的情况来说，多半只能履行鼓动员的职能；至于宣传和组织、运送和翻印秘密书刊、印发传单等等工作的重担，就不免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工人事业》杂志第6期第38-39页）
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同意波——夫的这种意见，尤其不同意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那些话，因为这些话特别突出地表明：波——夫虽然也由于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而深感痛苦（也像每一个动过点脑筋的实际工作者一样），但他由于受“经济主义”的束缚而不能找到摆脱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的出路。不，社会选拔出来的胜任“工作”的人极多，但我们不善于利用所有这些人。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各种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产生出更多的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虽然还没有被一切人意识到，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这是波——夫也承认的），并且落后于人民各阶层中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增长。（顺便提一下，现在波——夫想必会承认这个意见也是对他那个结论的补充吧。）革命工作的规模同运动的广泛的自发基础比较起来实在太狭小了，它受“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可悲的理论的束缚实在太厉害了。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不仅做政治鼓动工作的人，而且做组织工作的人，也都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未必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会怀疑，社会民主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千百种零星职能分配给属于各种各样的阶级的单个人去担任的。缺少专业化是我们技术上的最大缺点之一，对这个缺点，波——夫非常痛苦而又非常公正地表示了不满。整个事业中的各道“工序”分得愈细，也就愈容易找到能够完成这些工序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愈难“捕捉”所有这些“干零星工作的人”，愈难借小事捕人来制造“案件”，以抵补国库的“治安”费用。至于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的数目，我们在上一章里已指出了五年来这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工作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愈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就会愈坚定，愈普遍，——而大家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害怕大量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恰恰相反，正是在现在这种手工业方式盛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倒是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趋向于《信条》的路线，他们不过还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罢了）。总而言之，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波——夫自己虽然出色地描写了专业化的全部必要性，但我们认为他在上述那段议论的后半部却对专业化估计不足。他说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人数不足。这话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当前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危机的方法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革命家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甚至工人革命家也落后于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个事实甚至从“实践”观点上来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在讨论我们对工人的义务问题时我们往往被赐予的那种“教育”，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个事实说明，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同知识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远不是这样容易，远不是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像《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同政治问题、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组织就想到必须弯下腰来，实际上这毋宁说是对工人的侮辱。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难道在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先进分子、“中等人”和“群众”吗？难道大家不是都认为知识分子也需要通俗读物吗？难道不是有人在写这种读物吗？但是，假定说，一个作者在他写的一篇论大学生或中学生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像有什么新发现似的再三说明，必须首先把“中等大学生”组织起来，这样的作者一定会受到讥笑，并且理应受到讥笑。人们会对他说：假如你在组织方面真有什么见解，那么就请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至于我们中间谁是“中等人”，谁高些，谁低些，到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弄得清楚的。如果你在组织方面没有自己的见解，那么你硬要谈什么“群众”和“中等人”，就只能是些枯燥无味的玩意儿。你要知道，“政治”问题、“组织”问题，这本身就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谈这些问题就必须十分严肃。可以而且应当训练工人（以及大学生和中学生），以便有可能同他们来谈这些问题，但你既然谈到了这些问题，那就要作出真正的回答来，而不要倒退，退到“中等人”或“群众”那里去，不要拿一些花言巧语来敷衍塞责。
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来从事自己的工作，工人革命家也应当成为职业革命家。因此，波——夫说工人既然在工厂中要做11个半小时的工，所以其他各种革命职能（除鼓动之外）的“重担就不免要落在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肩上”，就是不正确的了。完全不是“不免要”这样，而是因为我们落后，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义务是要帮助每一个特别有才能的工人变成职业的鼓动员、组织员、宣传员、交通员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简直是在可耻地浪费自己的人才，不会爱惜我们应当精心培育的人才。请看看德国人吧：他们拥有的人才要比我们多一百倍，但是他们非常懂得，并不是经常能从“中等人”中选拔出真正能干的鼓动员等等的。所以他们总是立即设法为每一个能干的工人创造条件，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充分的运用。他们使他成为职业鼓动员，鼓励他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一个工厂扩大到整个行业，从一个地方扩大到全国。他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经验和技能，他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识，他亲眼看见其他地方和其他政党的卓越的政治领袖，他自己也力求提高到同这些领袖一样的水平，力求做到既了解工人群众，又具备新鲜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在同训练有素的大批敌人作顽强斗争时不能没有的专业技能。倍倍尔和奥尔一类的人就是这样并且也只是这样从工人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但是，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多半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应当由我们的组织来有步骤地进行。凡是有些才干和“有希望的”工人鼓动员，都不应当在工厂内做11个小时的工。我们应当设法使他靠党的经费来维持生活，使他能够及时地转入秘密状态，使他能随时更换自己的活动地点，否则他就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不能同宪兵至少周旋几年之久。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在这几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组织工作规模狭小，同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有明显的和密切的（固然是绝大多数“经济派”和新的实际工作者所不了解的）联系。崇拜自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提得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别害怕，先生们！请记住：我们的组织水平非常低，连我们可能提得太高这种想法都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