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经济主义者、泥潭主义者以及组织原则上的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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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经济主义者、泥潭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无论采取的是什么形式,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观点:不要去实践,不要去革命!要么是经济主义者的施舍,又或是泥潭主义者的“劝学”,还是机会主义者的“反对集权”,都坚持着反对革命的主张。这便注定了他们的脱离群众,是事实上的反动派。
2、作者在文章中强调了坚守革命信念的重要性,并敦促大家摒弃机会主义和泥潭主义的诱惑。通过理论武装和实践斗争,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关键。
3、我们的事业在大踏步地前进,在新的阶段遇到新的挑战时,这些家伙就会蹦出来并冷嘲热讽--要明确的讲,对于这些出于自顾自怜的矫情指责,我们毫不在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一沓纲领还是一步实操,其出处就是在列宁导师所撰写的《怎么办》中对当时的俄国经济主义者的一句反问。并且可以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同样奏效。

且听一听原主,经济主义者的想法吧。这些风度翩翩的先生总是以一种极为绅士且充满慈悲心肠的形象出现在我们工人群众面前,摆弄的是摘自于资本论里的一些个高深的公式以及神奇的规律,听众们听了他的话,意识到自己的贫穷,是被资本家剥削的,积压已久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喷涌而出。但是我们的绅士轻轻用手杖点了一下人群,说别急,你们不应如此的粗暴,不然会蒙受不必要的灾难,他们拿出了人道主义的旗帜,从马克思先生那偷来了几句诸如“人是最可贵的”,没有前后语境的偏颇之词。合法,对,没有什么比合法来的更令人安心了,于是他们喜不自胜地建立一个又一个工会,又建立起了一个大工会,一旦工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他就像疯狗一样在资本家丢来的肉块中撕下一部分,心满意足地叼着自己的战利品回去邀功。哦,多么可怜的绅士啊!

一边的泥潭主义者不禁洋洋自得起来,嘿先生们,快来我们这边吧,比起这些个完全丧失革命性的昏蛋,我们这有许多革命书籍推荐,先把这一沓资本论看完,看完之后也别急,这边还有俄国革命史研究材料,有中国文革史的研究材料,还有一系列的国际共运的研究材料。哦对了,我觉得你肯定会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各种左派的分类以及他们的主要理论以及代表人物,相信你在平时的网络宣传中一定用得上,不然被人蹦出一堆专业词汇但自己却不自知也太糟糕了。欢迎同志,加入我们的读书会,我们这边的宗旨是,贯彻主席的“三勤三化”方针,在敌后阵营中进行长久的斗争,至于你问我具体要干什么,那我怎么知道,就干你现在干的事情,然后隔三岔五来我们这读读书就行了,没事,咱们不搞那些个形式主义的组织纪律那一套,巴适的很嘞!自信点,我们可是无名的英雄,身在修正主义的虎穴里,然后恪守自己马列毛主义者的身份,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站的位子越来越高,对于革命就越有利,啥子,融工?现在那有啥先进工人,又不是以前文革那会,不成不成,太危险了,你不看那佳士运动鲜血未干啊,你要做的啊,就是不要冲塔,你还啥也不懂呢你怎么让工人群众信服,乖,听前辈的话,先去把这些个材料反反复复地读个几遍,待我之后问问你,欸,当时列宁撰写怎么办反对的那个经济主义者的名字叫什么,到这种地步才行。

好吧好吧,我们的这些个泥潭主义者的朋友还沉浸在自己的左翼革命的宏伟蓝图当中不可自拔,那同志们我们暂且不要吵醒人家的美梦,不然人家醒来之后可免不了对我们一顿狂轰乱炸,起床气可是很哈人的哩。那先把镜头转向给我们的机会主义者。

机会主义者冷傲地将头撇过去,冷哼了一声,有的是热情洋溢的和我们讲了一大堆,直说的主持人同志都有些头晕目眩,结果不知道有那位没有眼力劲的小同志来了这么一句:“那么先生们,我们在党的纲领上,党的方针上,党的政治任务上都取得了一致,那么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组织计划呢?”这下子所有机会主义者都靠过来了,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不得不说没有眼力劲,整个座谈会的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起来,其中有一位机会主义者拍案而起,大叫道:“在这一点上我根本不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看你们的计划像是在建立一个完全秘密的极权组织,现代修正主义咋来的,不就是像你们这样的极权主义爱好者搞出来的吗?”可以看得出来其他机会主义者们也很赞同这位先生的话,我们年轻的小同志此时也不知道说什么,那只好由他的前辈我来代替他回答。

好的先生们,请把自己的情绪平息一下,然后请坐。我知道你们对于我们有许多的想法,我是说,这并没有什么,你们在前面一大串的问题上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只是最后有了一些小小的分歧。但这一点才是全部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什么谈下去的必要了。

只是我不得不为了我们的观众辨识清楚,应是要对你们的一二观点做出相应的指正。列宁导师在《进一步,退两步》里说: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像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只是当时孟什维克党凭借少数人的身份公然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并指出我们是“机械的大多数”与“统治的极少数”联合成的一个集合体。你们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公然反对党章也反对自己曾经在宣誓大会上做出的庄严承诺,不说其他,作为一般人而言,两面三刀也并非好品质。作为革命者,这就是你们身上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性的又一次爆发。你们其实并不在乎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否会被采纳,你们也并不在意这些个规章制度是好是坏,你们只不过是痛恨昔日的同伴的“背叛”与不讲情面,拿到了一份不知何物的名单,上面没有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捶胸顿足,又哭又闹。是了,你们只是希望分得一定权力,哦或许比这个更长远,获得所有的权力,使得自己一个人的“民主”想法凌驾于“机械的大多数”之上,不要害羞,大方地说出来,我们并不会感到有什么好笑,只会礼貌地请您离开。机会主义者抓住对自己有利的就大肆传播,对自己不利的就胡搅蛮缠,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是机会主义者的实质。先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革命完之后,你们又准备干什么?“为什么工农兵在革命,一些个领导干部却突然没有了革命的热情了,还不是因为他自己住上了大豪宅,买上了豪车,请得起警卫员要保卫自己现有的地位了。”结果这些人是比任何人都要高喊人权,自由,平等,可结果呢,一共修正以来,这些人对于我们的无产阶级犯下了多少血海深仇,迫害了多少个家庭,结果是“所有人都平等,但是有的人更加平等”的可笑情景成为了现实。再谈谈现实,先生们我是说,你要独自一个人和森严富有纪律性的反动集团的暴力机构硬碰硬吗?抑或是说,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依然只是单纯的雇佣关系,你的付出在我们这边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可这不是异化的劳动表现吗?作为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我要做“真正的劳动”,只是单纯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想要的报酬,不必苛求地来我们这种三无地区,中修的各大企业都非常欢迎你们的。我当然也知道你们此时还心存怨气,觉得我的后辈说话没眼力劲,觉得我说的这些又是无端的污蔑。

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自由地同经济主义者,泥潭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我们投身血与火,只是不知你们是否愿意主动跟上呢?

以上这些人主张:

  1. 走马观花式的融工,实现所谓“到工人中去”,然后编融工故事会。
  2. 所谓线上线下结合,骤起东风,全面开花等等翻来覆去的正确的废话。
  3. 所谓的要“斗争”组织内的官僚主义,反对民主集中制。

为了清楚起见,我就先举例来说吧。就拿德国人作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啊!在国会中曾经不止一次听见敌对党的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样的民主派!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帮首领。一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呢!”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德国人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伍中,也有过一些蛊惑家,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蠢人”,把他们抬高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发他们(像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布对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由于它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形形色色的蛊惑家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充分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像伊万努什卡那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的,这是很糟糕的!”——《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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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事业》的“体面的”组织原则恰恰是既很幼稚,又不体面。说它幼稚,是因为谁也不会听从“阿雷奥帕格”或者有“反民主倾向”的人,除非“周围同志们对他们的智慧、毅力和忠诚表示信任”。说它不体面,是因为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段,利用一部分人爱慕虚荣,一部分人不熟悉我们运动的实际情况,一部分人缺乏修养和不熟悉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投机取巧。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相当普遍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你们要是注意到这一切,那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倾向”的论调和决议散发出来的那种在国外玩弄领袖儿戏的气味,该是多么腐臭啊! ——《怎么办?》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这是残酷的斗争,这是鼓动互相反对,这是激烈的论战,这是非同志式的态度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太好了!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得到发表。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一个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一切太好了。这才是生活。这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无休无止的讨厌的无谓口角,他们停止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这位“中派”同志用大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耸了耸肩膀。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 《进一步,退两步》

进一步,退两步…… 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像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 《进一步,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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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到工人中去”这个命题。根据此前的叙述特点,我们仍然要还原命题背后真实的路线斗争。十年前,我们不得不鲜明地提出“到工人中去”这个一般性号召的原因,前面的章节已经阐述过了。时钟继续回拨一百二十多年,也就是列宁撰写《怎么办》开始的时候(1901年秋天)。列宁在同“经济派”的论战中,同样存在“到工人中去”这个命题。

列宁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 经济主义 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 到工人中去 。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我们故意选择这样一个尖锐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生硬,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要 经济派 好好 碰一碰 他们不可饶恕地忽视的任务, 碰一碰 他们不愿了解的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 。”

显然在这次论战中,“经济派”持“到工人中去”的观点,列宁持“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的观点。凡是认真研习过《怎么办》的马列毛主义者都很容易抓住列宁的内嵌逻辑,即绕开“推翻沙俄反动政府”这个最根本的“阶级政治意识”就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由此也可以演绎出很多推论:1. 经济揭露只是向厂主宣战,而政治揭露是向政府宣战;2. 经济斗争最多只能让工人认识到工人和厂主的关系,而这种知识对于先进工人来说是极其狭隘的,工人需要的是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政治知识,为了要获得这些知识,必须要从外部灌输;3. 经济斗争是无法使工人产生要“推翻沙俄反动政府”这样的政治意识的;4. “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 ”;5. “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

所以当我们还原路线斗争的背景,“经济派”的“到工人中去”是什么含义呢?他们自恃“与工人有联系”而且是“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这些都是《怎么办》里引述的机会主义者的原话),他们倾向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他们口口声声为了“工人”而实质上就是想把工人运动往后拉,拉到一个政府可以接收的范围,这就是工联主义的逻辑。列宁一阵见血地指出:实际上,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联书记,而不像是社会党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

以上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派”所持“到工人中去”的观点是反动的,而我们在2013年提出“到工人中去”的一般性号召是正确的。下面我们将继续揭示十年以来在整个融工事业中还有哪些衍生的机会主义思潮。我们要感谢列宁在一百二十多年前为我们存档了这么多融工中革命者会遇到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这些嘴脸未来也无一不是打着“工人”和“无产阶级”的旗号,实质上干着改良甚至反动的事业,有温和无辜的,有天真烂漫的,有形“左”实右的。

十年以来的融工事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调研、观察、服务。所谓调研,主要指就近与后勤工人,建筑工人交谈联谊,利用寒暑假返乡依据一定的学术规范或任务设定完成调研报告与素材。所谓观察,主要指进厂打工,短期内直接体验工人生活。所谓服务,主要指通过公益机构为工人提供各种服务(教育、法律以及心理领域的咨询),有的机构服务时间很长,可以获得一定的媒体流量。在这些融工实践里,马列毛主义者有着广泛的身影,从来不是局外的评头论足者,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在这些事业里。正如毛主席所言“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马列毛主义者从不反对上面这些具体形式,但是走过了十年之路后不总结经验教训,还要打着“融工”的旗号继续简单重复上述的形式,那么就不单是策略错误,而是路线之争了。

上面引用的毛主席的话其实还有下半段话:“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对照下半段话,我们认为十年融工只是在“形式上”部分实现了毛主席上半段话所定义的:走马观花下马看花安家落户 。因此我们的开局只是做了一个半截子工程,由于机会主义思潮的干扰与破坏,目前这个半截子工程也所剩无几。这些徒具“接近工农”形式的工程,一没有使工作者改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二没有使工作者把书本上的马列毛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中修一旦对学生社团和公益机构进行扫荡,在重拳出击下这些形式工程现在也荡然无存。十年教训十分深刻,但是新的一批机会主义者无视上述背景,仍然要简单重复过去的半截子工程,认为只有这些形式才是“接地气,走向了实际生活”,才是“真正的到工人中去”,认为只有这些“观察、调研、服务”才能满足自己融工想象,认为只有这些形式“看得见,摸得着,实实惠惠”构成某种“革命奇观”。为了膜拜这些“革命奇观”而摒弃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为了脱离分工细密的组织生活而去进行所谓的“线下融工生活”,这些都是十年融工之路上衍生出来的机会主义思潮,特别是当上一轮融工实践的高光时刻破灭之后,这些思潮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一定会在未来的融工事业中顽固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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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怎么办》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

中国泛左翼里面盛行的泥潭主义并未得到过有效的清算,他们与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路线略有不同,他们长着一副从“一贯正确”到“比较正确”的嘴脸,手握着马列毛的原著,经常翻来覆去一些正确的废话。他们较为矜持和收敛,所以刚刚接触泥潭人物的时候,人人往往会觉得他们持重和老成,而他们也从不公开表明具体的政治策略。他们的主张往往通过堆砌马列毛词句而体现微言大义,所以要从这些正襟危坐的理论里面找到一些明显的错误也比较困难。然而泥潭终究是泥潭,人们只有在深陷泥潭浪费青春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泥潭没有策略,换一个角度看他们的稳重其实是平庸。

泥潭本已式微,但是浸染了他们机会主义路线的人们仍然试图要欺骗更多青年入坑,所以我们必须清算一下这个路线的起源与实质。

中修复辟以后,特别是经历了坦克车与机关枪的血洗之后,一些人痛定思痛又把毛泽东思想抬了出来,他们反对“西化”、“自由化”,担心中修步苏修的后尘“亡党亡国”,他们在耄耋之年扶持了一些学生社团,纸媒刊物,网站,高校里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泥潭主义路线的起源。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制开始,这些泥潭人物就和中修的主流立场唱反调。他们反对国企私有化,他们反对资本家入党,他们反对加入WTO等等。但是人们若是认真希望泥潭人物给中修一个明确的定性时,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即便从他们口中蹦出“修正主义”这些词语,他们也要通过影射苏修的办法来泄愤。

耄耋老人们逐渐凋谢,但是受到学生社团影响的一些人仍然存在,通过纸媒,网站,高校这些特定场合讨生活的人仍然存在。此前的学生变成了中年人,此前的中年人变成了退休的人。他们当然也懂得要争夺青年人,于是泥潭的老酒装上新瓶继续售卖,所以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些泥潭老字号的成分,对于识别马列毛主义的真品和赝品是大有帮助的。

1. 读原著(国史)和刷存在感

学生社团会安排学习《资本论》的计划,网站会发布“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讲座,中年人会教授如何认清当代资本主义,退休的人会到处串联继续给残存的耄耋老人寄送纸质材料。

任何超过上述图景的操作,在泥潭派看来都是超过了群众的认知,是属于冒进的,而他们要把所有这些冒进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往往声辩,这不是等待主义。

然后上面所有安排和结局都表明: 他们尝试拒绝某些现实,但在现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但是他们依然要保持拒绝的姿态,以便继续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

那么是否可以给泥潭人物一个明确的计划呢?例如和他们尝试探讨《怎么办》的计划呢? 他们的标准动作是反馈给你一个两个小时的《怎么办》的精彩解读。如果继续纠缠他们要结果,他们会说你对《怎么办》的理解有偏差,值得商榷。

就拿泥潭人物的“读书会”这种形式,多数呈现的就是在这个会上各说各的。我们来举一个青年同志的真实感受为例:这种读原著的研讨会,我以前也参加,每月都参加。读原著,一开始大家觉得可好了!一部分肯读的,或者自称读懂了的,就在会上说,其他人呢?他就说读不懂,或者很难说出什么来。你让他直接读了原著就作现实分析,分析的东西也是各说各的。最后我参加的那些读书会,什么下场?死气沉沉,除了几个人好像觉得有点收获,其他人什么都得不到!

那么既然效果那么差,为什么泥潭读书会要不断办下去呢? 1. 总有对资本主义现实反感的青年希望读点书 2. 组织读书会的形式证明泥潭人物还在干实事 3. 如果搞不起来,下次可以换个主题接着读书

泥潭人物是群有趣的人物,他们通过学习马列毛的文本来证明自己是个马列毛主义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一群学习马列毛文本的人。成为马列毛主义者是要靠做和实践的,而泥潭人物们把实践等同于学习文本,等同于刷存在感的组织读书会。

善良的人们会为泥潭人物抱不平:凭什么读原著和搞读书会就成了机会主义者呢?凭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用读文本代替学以致用,凭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用搞读书会代替阶级斗争,凭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用这些行为艺术粉饰自己的一事无成,凭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要用刷存在感的形式骗人进入泥潭。他们总觉得手段和目的可以完全相分离。但事实是手段就是会绑架目的,“怎么做”完全可以决定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

2. 社会调研(寒暑假)的爱好者

泥潭人物很推崇“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意义在马列毛的文本里都有详细描述,如果有谁直接反对他们这种“调查研究”,那简直是撞在他们的枪口上了:你反对融工!你反对到工人中去,你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的情况!你脱离群众!你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你高高在上!

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主张深入的调查研究,但为什么到了这些泥潭人物面前百口莫辩呢?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举个例子吧。我们都知道对于遭受到污染的土壤要进行取样,取样是为了改造土壤,是作为前提工作而存在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一批泥潭里的科学家,场景就变得有趣起来: 他们煞有介事地跟你说,今年寒假和暑假我们是来取样的;第二年他们还是来取样;第三年他们还是来取样;第N年他们还是来取样。然后一些傻子问他们:你们怎么还不改造土壤。他们反驳:你傻啊,不取样怎么改造土壤呢?!

泥潭人物是调查研究的深度爱好者,他们会模仿中修官方的社会学教授,根据这些教授的学术标准来制定细致的调查方法。这些调查的结论当然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很坏很坏,劳动群众很苦很苦,“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很大很大。正如泥潭科学家取样了:红土壤,黑土壤,白土壤,赤橙黄绿青蓝紫彩虹系列土壤全都取样遍了,然后每年整理出一个类似的报告:污染非常严重,污染的百分比是多少,污染的潜在危害是什么。然后这些报告被学生社团和网站精装成册,作为重点学习资料。他们痛心疾首于万恶的新自由主义啊,中国的私有化造成了祖国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是多么悲惨啊。所以我们要深入学习原著,深入分析什么是资本,什么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它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血污。

如果人们深究:什么时候才能改造土壤?到底该如何改造土壤?他们会报之以暧昧的高深莫测的微笑:你猜?然后继续堆砌马列毛的文本怂恿人们加入到读原著和泥潭调研的行列。我们还是来举一个青年同志的真实感受为例:“吸收志愿者进调研QQ群,开始分组布置任务。选题定好就开始做吧,谁做什么随意,做多少随意 。任务的半成品没人理会,组内交流也很少 。偶尔会有学习会,就是听某学者同志讲政治经济学。后面没有调研了,没有人继续组织了,群也就散掉了。散的就是那些志愿者,而组织QQ群的人(估计是泥潭科学家) ,后面继续招人,组建新的QQ群。搞调研的志愿者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得到的就是一大批调研报告,堆在那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位青年同志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左翼青年觉醒了一批又一批,就如同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 最后变成共趣,日子人。吹水的时候说自己当年也革命过,做过工人调研,然后寄希望于下一代人。

泥潭人物是知趣的人物,他们清楚自己的底线,他们理性地分析了自身行为的危险性:在中修治下,要做一个马列毛文本的爱好者,同时做一个堆砌马列毛语句的调研报告的收集者与杜撰者,满足这两项(原著癖和调研癖)即可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景观:一群爱好马列毛文本和语句的人构成了中国泛左翼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泥潭派。

善良的人们会为泥潭派抱不平:凭什么搞搞调查研究就成了机会主义者呢?凭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用孤立的调查研究代替革命实践,凭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用肤浅的调查报告把觉醒的青年引入歧途,凭的是他们坚持不懈地鼓吹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即堆砌马列毛文本并做社会调研等同于成为马列毛主义者。每一个觉醒的青年都是革命最宝贵的财富,不能白白浪费在这条机会主义路线上。

3. 马列毛主义和泥潭主义的路线分歧是什么?

与其他机会主义派别不同,泥潭派并没有太多完整地表达观点的论述(抛开那些堆砌马列毛语句的长篇累牍的正确废话)。如果没有明确的标靶,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批判呢? 即便没有明确的文本,也有事实与逻辑可以依靠。而事实与逻辑也比文本更加雄辩。事实是什么? 泥潭派不愿意给中修定性,不愿意对中修治下的中国社会性质定性。泥潭派更愿意暧昧地称之为“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倾向”,“私有化”。

从逻辑出发,只要不定性,也就不用开药方,没有药方当然也谈不上治病救人。从逻辑出发,只要不定性,泥潭派认为就存在一个广泛的联合战线的可能:只要是反资本主义的,反新自由主义倾向,反对私有化的,都可以往左派,社会主义这个筐里放。于是在这种自我陶醉下,当某个社科院的官员特别提了下“毛泽东思想”,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倾向;当中修的政治报告里出现了“社会公平”的字样,他们就认为要从泥潭派的理解角度加以扩大宣传;当某个腐败案件被曝光时,泥潭派的网站就会仔细梳理,于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错。很多年前,这种策略被戏称为“促左转”。

泥潭派从不公开反对革命,也从不公开主张改良。但是从事实与逻辑出发,马列毛主义和泥潭主义的路线分歧就是革命与改良的分歧。革命与改良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从局部片段上来说也是差异性大于相似性。不能把南街村当成井冈山,南街村有南街村的政治,井冈山有井冈山的政治,这两者不具有同一性。事物一时一地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本质在一时一地为什么会呈现那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列宁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

泥潭派所要做的就是要把人们“往后拉”。具体的手段前面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原著癖和调研癖。拉到一个什么位置呢?拉到一个泥潭派自认为安全的位置:既然挂的招牌还是“共产党”,那么学原著总是安全的。但是这个安全位置是可笑的。泥潭派老是想明确这根安全线,但是中修总是超乎他们的想象力。换而言之中修不要脸起来,根本就没有底线。这个举几年前的“八青年读书会”的案子就可以知道:中修“国保”部门认为现在环境下还读马克思的书是神经病。当年的耄耋老人是泥潭派的始作俑者,这些人当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轮到现在的泥潭派依然秉承了这种糊里糊涂的政治观点:哼!只要他还叫“共产党”,我就能如何如何……

从某种程度上讲,泥潭派是“曾经的革命”(过去的革命,包括文革)的爱好者与研究者,而对当下的我们时代的革命,他们是避讳的。土壤改造者不能和泥潭科学家相提并论,正如集邮的人不能和邮票设计者相提并论,这是不同的“质”,不具有同一性。集邮者靠收集邮票永远不可能成为邮票设计者。毛主席说: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泥潭派把人们“往后拉”的实际后果就是使得一批又一批刚刚觉醒的青年走上歧路,因为这种迷惑性的行为艺术会对革命路线造成干扰。青年的精力是有限的,泥潭派要青年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读原著和调查研究上去,这就是干扰。

从本质上讲,泥潭派干扰人们形成一个列宁所极力主张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 。”这种干扰由来已久,但很少被人注意到,批判泥潭派常被指责为“粗暴压制左派的选择自由”,因为泥潭派很隐晦,也不公开树敌,但是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却是有根有据的。对此全体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对此像列宁一样当头棒喝:

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 。”

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3

列宁曾经有这样一个评价,叫做坚决维护党组织的原则。什么叫党组织的原则?在秘密地下组织和融工作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现在,党组织的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

并不是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马列毛主义者有偏见,而是事实如此。大多数组织内并非缺少民主,而是缺少集中,即使这种民主是不够完全的。这些组织内多多少少会设置一些民主的制度,比如说人人投票权,领导者为一个委员会,任何人都应该参加议程的讨论。不同想法甚至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都可以加入其中,进出没有任何限制,如果放开投票权,组织的破灭是分分钟的事情。

中修有着专政的传统,马列毛主义者对此深恶痛绝,因此在成立组织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民主。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这种民主不会脱离当下的运动形势,民主高于运动形势就是小资产者的机会主义,民主低于运动形势就是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很好分辨,也没有人会拒绝以民主遏制官僚主义,但是机会主义就有人要申辩了。这些先生们自称意见没有受到广泛讨论而痛斥所谓“官僚主义者”的波拿巴手段,要求立刻马上实施民主措施以彰显文化大革命的优良传统,声称自己遭受了”官僚主义者”的迫害。

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常说,机会主义就在身边,面对机会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坚决的斗争。如果各位先生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情况而不是信口开河,就会明白马列毛主义者并非占绝大多数,很多刚刚摸到电报的新同志尚未从小资产阶级的习气中脱离出来。他们的意见是占绝大多数的,但是往往不够正确。难道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去保障话语权吗?这些机会主义者们,头脑天真的可爱。难道这样制定民主制度就可以彰显贵组织的先进性吗?斗争胜利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民主集中制。机会主义者们不考察现实的运动形势,不顾现实阻力强行拔高民主制度,这只会让组织空转。大小议题都是“民主的”,呵,好一个民主。难道这不是要求组织处于爬行状态吗?难道这不是要求组织停留在纯粹自发的境地而不再有所拔高吗?空谈民主制度,完全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短视,他们看不到集中起来的力量才能应对中修的铁拳,他们永远也想不到和中修斗争是一件会流血死人的事情。难道还要停留在这瑰丽的幻想中吗?机会主义者一有时间就想到“啊,我们要民主”,实际上他们也只要求民主,只不过这个民主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

机会主义者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害怕服从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害怕在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器中失去自己的话语权。他们想以少数派的身份占据多数席位,一旦这样的企图被无产阶级的战士发现就气急败坏地说“这样的决议没有通过多数讨论”。可惜,我们不需要对于机会主义者民主。即使是在地下斗争时期,在这个民主集中制更多发挥集中一面的时期,也是有民主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民主不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机会主义者所谓的更为浅显的民主。地下斗争时期的民主是在服从集中制之下的民主,意见需要汇总,专人负责呈递,核心负责审批。机会主义者被此运转流程排除在外而恼火,于是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说什么“民主不是一种削弱,而是对于组织的加强”,或者是“你们忽视我的意见,这不合规”。似乎很有道理,实则漏洞百出。民主对于组织是一种加强吗?是的。民主集中制需要参考每个人的意见吗?需要。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者说这种话就是进步,机会主义者说这种话就是反动呢?原因就在于机会主义者往往说着无比正确的话,但是做起来就显得不合实际。民主对于组织是一种加强吗?是的,但是选票制度的彻底实施需要在组织完全落地扎根之后,在此之前空谈民主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为自己争利的遁词。民主集中制需要参考每个人的意见吗?需要,但是委任制不会变,每个人的意见汇总由专人负责汇总。组织不能交给尚未成熟的幼苗,更不能交给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

于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模糊了斗争形势的变化,模糊了具体运动情况的变化,专注于把“永恒的”民主的大树嫁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中,好让这颗大树为自己乘凉。应不应该把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排除在组织之外呢?应该,并且最不应该的就是延误这种清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们并不是革命者,最多算是投机者,裹挟着不明所以的同志为了他们的一己私利而内讧。并且这种机会主义者不在其他地方,就在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内部,就在每一位革命者的身边。

注意区分机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倾向。任何新同志都是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土壤中钻出来的,一点也没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反而是怪事。马列毛主义者向来对于机会主义倾向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有机会主义倾向,没关系,意见汇总会解决问题。组织真正应当排除的是对于机会主义死抓不放,抱着民主大树不愿撒手,甚至鼓动其他同志反对无产阶级纪律的坏分子,虽然长的像马列毛主义者,但是其实质是影响极其恶劣的机会主义者。

谈谈委任制

委任制的合理性在于在秘密地下斗争时期保证了组织不会被小事所困扰。决策可以直接到达马列毛主义的高度。难道各个利益集团需要为人手的委派去喋喋不休地争吵上几个小时吗?那组织算什么组织呢,充其量不过是在同一个名字下的多个派系的简单累加罢了。对于委任制,机会主义者有好多苦水要倒,比如说“委任制不能考虑具体人员的情况,太专制了”,或者是“下面的同志没有一点决策权”。

这次机会主义者算是找错了地方,因为问题根本就不在于委任制是个多么罪恶的制度,问题在于机会主义者不想服从管理,不想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因而想要起来反对。但是他们不敢攻击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于是转而攻击委任制,他们又怕自己受到这种攻击的反噬,于是给自己找了个“民主”的理由。呵,阔气。民主这两个字摆在这里就有分量,祖上都看到了这两个字的金光。

所以机会主义并不是真的想要反对一个组织转变为“布朗基主义老巢”或者是“波拿巴式独裁”,他们只是讨厌无产阶级的纪律而已。实践已经证明,在地下秘密斗争时期只有委任制最为合适。在广大组织都处于机会主义的爬行状态时,委任制不亚于实现了类人猿双足行走;在广大组织都会在组织人数到达一定程度就会自动分裂的时候,委任制不亚于实现了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的转化。机会主义者有什么理由反对呢?只是感觉到不公?还是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口呢?恐怕是后者吧。

机会主义者要求以选票制代替委任制,于是从典籍里翻出来这样一篇文章: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然后就发动了神圣的审判:你看,这难道不是在声明民主制的必要性吗?列宁也没想到的是机会主义者在什么时代都有,这个时代也有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特征是看了书,但是没有看完全,于是就想在秘密的地下斗争时期说出大鸣大放,在融工尚未彻底开展时说出民主制选票制。我们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选票制就是揠苗助长,就是命令主义。天可怜见,列宁提出从委任制到选票制的转化在于各地融工小有成效的时期,而不是革命的幼年阶段。机会主义的先生们,民主集中制在每个斗争时期自然有其对应的体现,切不可教条主义!

我已经可以想到机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了。这不令人意外,正如民主集中制的表现形式一样,机会主义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和各种各样的帽子。有时他们会反过来批评马列毛主义者是教条主义,是唯制度论者,是修正主义。什么教条呢?可惜的是,马列毛主义者遵守的是“要考察运动形势呀!”这一教条。而机会主义者遵守的教条就不得而知了。唯制度论更是无中生有,仅仅是因为阐述了委任制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尚未把作为常识的东西说出来而而盖上这个帽子。那么我要把两个常识说出来:

“第一个常识,如果机会主义者的先生们把这样的阐述称为唯制度论,那么列宁也有池鱼之殃。”

“第二个常识,以马列毛主义作为武器的人是第一性的,制度是第二性的,制度是运动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结果,制度是发展运动形势的下一阶段的条件,是上一阶段的桎梏,制度对应着当时的客观条件。”

至于修正主义更是无稽之谈。机会主义者只能抓住马列毛主义作为文字的存在而不能抓住活的马列毛主义。活的马列毛主义在哪里?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日常的工作与斗争中。谁不能看到这一点就不免给机会主义留下可乘之机。马列毛主义者没有修改马列毛主义,怎么判断?因为马列毛主义者没有做违背马列毛主义的事情。重申,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

虽然选票制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无害的幌子,但是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切实的话题。怎么实施,要在何时实施,我们不能不谈。列宁对于此的阐述是,当运动从地下斗争转为半公开斗争时,委任制就需要变为选票制。这是很锐利的判断,因为运动形势就是取决于融工进度,取决于组织在群众中的落地程度。融工融的好,工人觉悟高,运动形势就向前进,委任制作为制度就要变。此时再不发生改变就是落后于运动形势,沦为爬行的状态。

谈谈意见

与机会主义者争论,事情就简单地发展为讨论程序是否合规,处理是否得当,论断是否属实。正如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里所说的情况一样:一份名单在机会主义者之间流传,他们因为不能列席而大哭大闹,然而事实是“这份名单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假已经不重要了”。机会主义者不打逆风仗,如果事理对其有利,机会主义者就引经据典;如果事实对其有利,机会主义者就死死抓着具体事实;如果都不利,机会主义者就胡搅蛮缠。在声称自己受到官僚主义迫害时,他们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要把这些官僚主义瘤子割除;在自己的意见没有在公示中得到充分体现的时候,他们拿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向程序开火,宣布这份公示程序上作废;在自己没有占据多数派时(其实这对于少数派是正常现象,但是机会主义者似乎要以少数派的辩证少数去争取公示的机械多数),他们打出重上井冈山的旗号,吵着要自立门户。事例过多而冗杂,这三个例子就够了,足够我们清晰地看到,机会主义者所说的一切都是纯粹地指向一个目的:“我不想服从纪律,我不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这是列宁所说的“事实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事实上就是在做破坏组织原则的事情,为此已经掘地三尺,把古今中外可以拿来的例证都拿来为自己作证,证明自己做的事情在“事实上”是符合马列毛主义原则的。然而事理往往是越缺少什么就越急不可耐地声称什么。生命如此有限,而这是一场无止境的拖沓,我们要终结这无意义的讨论。马列毛主义者总是在事实上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往往还需要再浏览一遍机会主义者如何颠倒黑白,我深深为此感到折磨)之后陷入事实的反复拉扯。这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讨论了,剩下的质询就让机会主义者举证,马列毛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揭开机会主义者的面纱。

是马列毛主义者不想结束吗?是机会主义者不想结束!

谈谈机会主义者的利益绑架

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道路崎岖不平才是常态。列宁用罐子做比喻,罐子上有一个小裂缝,马列毛主义者想着修补裂缝,机会主义者硬要让裂缝扩大。这个裂缝好比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颠簸,组织正常地纳新,组织正常地排除队伍中的坏分子,组织正常地运行日常工作,然而不知什么地方触碰了机会主义者的利益,事情逐渐一发不可收拾。所谓人的意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有什么实践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意识,机会主义者也是如此。其在日常工作中只是一个不甚积极的普通同志,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里展现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当然这很正常,因为同志们都不会脱离具体的实践生活而诞生出什么别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然有资产阶级的影子,但是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同志不一样,展现出来的样子像马列毛主义者只能证明在其展现真实一面之前是马列毛主义者,矛盾却在暗中慢慢累积。当小资产阶级习气和无产阶级纪律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机会主义者就彻底与马列毛主义者决裂,他们抓住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把它扩大化,上升至敌我矛盾的程度。

此时机会主义者就抛弃了革命者的原则。事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连锁反应,与其说是可怕,我更愿意使用可惜。因为机会主义者从中作梗,许多不明就里的同志就被带偏,重回马列毛主义困难重重。机会主义者公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少数派的利益,把其他人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驱使着别人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民主集中制和个人之间有矛盾吗?有。但是这个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通过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机会主义者把矛盾扩大化为敌我矛盾,以此来掩盖真正的敌我矛盾,也就是马列毛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矛盾。这计策可太妙了!

那么机会主义者是否想过这样的烟雾弹可以持续多久呢?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无关紧要。真正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最终殊途同归,机会主义者硬要撮合在一起也最终会分开。

于是对于机会主义者和受到机会主义者蒙蔽的同志之间的处理方式应各有侧重。机会主义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宜用干净利落地清理,受到机会主义蒙蔽的同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宜组织内公开讨论。处理方式不当,同志们有怨言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但是有一些同志不知道是不是机会主义者,怎么判断呢?我要化用一段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说老生常谈的话:

“任何拥护无产阶级纪律,维护组织原则的人都可以算是我们的朋友,任何拒绝无产阶级纪律,破坏组织原则的人,就是藏在队伍中的敌人。”

呜呼,机会主义者又要称这篇文章全是污蔑了。只可惜事实如此。机会主义者在认识到自己是机会主义者之前就已经是机会主义者了,敌人在意识到自己是马列毛主义的敌人之前就已经是敌人了。扣帽子不是为了扣帽子而扣帽子,而是该分子的所作所为已有定论。这种定论需要机会主义者同意吗?不需要,或许他一辈子都感到自我良好,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是机会主义者的事实。

谈谈机会主义者的同情者

有的时候不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反对组织,反而是组织内的一些同志反对组织将机会主义者清理出去,理由是留着他们可以充当党内的反对派而使得组织更为民主。还是老样子,如果抛开具体的运动形势不谈,讨论是否清理机会主义者就毫无意义,我们如此需要一个标准。那么请问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同情者们,在你们的眼中,什么样的过错可以说是“不能容忍以至于必须立刻马上驱逐出组织”的?难道必须要等到机会主义者煽动一场对于组织的叛乱才行吗?我们不是宋襄公,不需要等到敌人过河再打,不需要对于机会主义者有这种不必要的怜悯。如果认定一个原先的马列毛主义者现在展现出机会主义者的面貌,大肆扭曲事实,破坏组织原则,就无需再考虑如何处置,直接清理门户。原先与机会主义者走在一条道路上仅仅是因为机会主义者并没有表现出拒绝组织纪律,攻击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的行为,而在日后表现出行为之时,就是清理门户之日。组织内的一些同志并未认清这一点,情有可原,因为机会主义者喜欢说漂亮话,许多同志因此受到蒙骗。这笔账应当完全记在这些别有用心的机会主义者身上。

重申,任何拥护无产阶级纪律,维护组织原则的人都可以算是我们的朋友,任何拒绝无产阶级纪律,破坏组织原则的人,就是藏在队伍中的敌人。

机会主义者想回到爬行状态,马列毛主义者不会发表任何看法,机会主义者若是想把所有人都拉进爬行状态,马列毛主义者对此理应做出反击。但是这些好先生们不但攻击马列毛主义者,还要攻击马列毛主义者拒绝进入爬行状态的合理愿望,甚至惺惺作态,说这是完全有利于马列毛主义者的,是完全符合马列毛主义的组织原则的。更有一些机会主义者痛斥组织的手段过于狠毒,似乎组织应该好吃好喝好招待地供养着他们,真是咄咄怪事。那么好先生们,我们就此分道扬镳,让机会主义者去建立自己的组织吧!难道这样的组织还见的不够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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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都知道,“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矫枉必须过正,要把这根棍子弄直,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边,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将永远地把被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弄弯了的棍子弄直,我们的棍子将因此永远是最直的,是最中用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6 关于党纲问题的发言(7月22日〔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