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
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把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概念等同起来，那他自然也就会把“革命家的组织”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和“工人的组织”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事实上也真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谈论组织时，简直就是各讲各的话。例如，我现在还记得我同从前不认识的一位颇为彻底的“经济派”谈话的情形。当时我们是在谈《谁来实现政治革命？》这本小册子，我们两人很快地就一致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缺点是忽视了组织问题。我们满以为我们彼此是意见相同的，但是……当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的对话人责备该书作者忽视了罢工储金会和互助会等等，而我指的却是为“实现”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组织。在这种意见分歧一暴露之后，往下我就不记得我和这个“经济派”在任何原则问题上有过什么共同的意见了！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经济派”在组织任务方面也像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自然，我在这里以及下文中都只是指专制的俄国而言）。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区别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区别也像工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后者同前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免要因历史、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复杂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当尽量密切些，尽量简单些），但在自由国家里，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是根本不会混同的。在俄国，乍看起来，专制制度的压迫似乎是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消除了，因为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
因此，我国的条件一方面很能使那些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人“碰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民主党人“碰到”会把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我们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同伙拼命谈论第一种“碰到”，而没有看到第二种“碰到”）。的确，请你们想象一下那些百分之九十九埋头于“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人吧。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他们活动的整个时期（4-6个月），一次也不会碰到必须建立更复杂的革命家组织的问题；另一部分人大概会“碰到”较为流行的伯恩施坦主义书刊，从中得到“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极其重要的信念；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沉醉于一种迷人的思想，即要向世人作出一个“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新榜样，一个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相联系的新榜样。这种人也许认为：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舞台，从而走上工人运动舞台的时间愈晚，社会党人也就愈能参加并帮助工会运动，非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就可能而且应当愈少。如果到此为止，那么这个推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这种人还走得更远，妄想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完全融合起来。我们拿《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章程》为例就可以马上看出，这种妄想对于我们的组织计划产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参加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在某些国家里，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自由”，形式不固定，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
在俄国，非社会主义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团体的合法化已经开始了，并且毫无疑问，我们迅速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将加强和鼓励这种合法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主要来自拥护现存制度的人，但一部分也来自工人本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合法化的旗帜已经由瓦西里耶夫之流和祖巴托夫之流打出来了，奥泽罗夫之流和沃尔姆斯之流的先生们也已经答应支持合法化，而且已经给以支持；在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新潮流的信徒。我们今后也不能不考虑这个潮流。怎样考虑呢？对于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未必会有两种意见。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祖巴托夫之流和瓦西里耶夫之流、宪兵和神父参加这个潮流的一切事实揭露出来，把这些参加者的真正意图讲给工人听。同时我们还应当揭穿自由派活动家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演说时会流露出来的一切调和的、“和谐的”论调，不管他们提倡这些论调是由于真心认为阶级和平合作要好些，还是由于想巴结上司，或者只是由于笨拙无能。最后，我们还应当提醒工人，使他们不要落入警察经常设置的圈套中去，因为警察常在这种公开集会上和允许存在的团体内侦查“过激分子”，并企图通过合法组织把奸细也派到不合法的组织里来。
但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忘记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揭露运动来分清莠草和小麦。关于莠草，我们已经说过了。而所谓小麦，就是吸引更广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阶层来注意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使我们革命家摆脱那些实际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发合法书籍，组织互助会等等），这些工作的发展必然会供给我们愈来愈多的鼓动材料。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说：先生们！努力干吧，努力干吧！既然你们想设置圈套来陷害工人（无论是用直接挑衅的手段也好，还是用“司徒卢威主义”来“诚实地”腐蚀工人也好），那我们就要设法揭穿你们。既然你们真正前进了一步（虽然表现的形式是极其“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但终究是前进了一步），那我们就要说：请吧！只有真正扩大，哪怕只是稍微扩大工人的活动范围，那才是真正前进了一步。凡是这样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我们，并且会加速合法团体的出现，在这些团体里，不会是奸细抓住社会党人，而是社会党人抓住自己的信仰者。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清除莠草。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温室的瓦盆里培植小麦。我们把莠草拔掉，从而清出土地使麦种发育成长。而在阿法纳西·伊万内奇之流和普尔赫丽娅·伊万诺夫娜之流从事温室栽培的时候，我们则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
总之，我们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但是，假如祖巴托夫之流和奥泽罗夫之流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哪怕是部分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会很高兴，为此我们要尽量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而我们应当对于已经走上（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这条道路的工人给以各方面的帮助。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为了得到这种结果，为了把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引上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首先必须弄清楚彼得堡的“经济派”几乎已经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个组织计划的荒谬性。这个计划既在1897年7月的《工人储金会章程》上作了说明，又在1900年10月的《工人联合会章程》上（曾在圣彼得堡印成传单，《火星报》创刊号上也曾经谈到它）作了说明。这两个章程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广泛的工人组织作了细节方面的规定并且把这种组织同革命家组织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拿比较详尽的第二个章程来看。这个章程共52条，其中有23条是说明组织结构、办事细则以及“工人小组”的权限的，这些小组设在每个工厂内（“每组不超过10人”）并由它们来选举“（工厂）中心小组”。第2条上说：“中心小组应注意本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本厂大事记。”“中心小组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等等。有10条专讲“区组织”，有19条专讲“工人组织委员会”和“圣彼得堡斗争协会委员会”（由各区以及各“执行组”即“宣传组、外省联络组、国外联络组、贮藏组、出版组和储金组”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等于负责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经济派”的思想已经完全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滑到工联主义上去，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嘴上说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同“沙皇政府的专横暴虐”作斗争，而写出来的却是这样的组织章程，这就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政治任务。在50多条章程中间，没有一条证明他们稍微懂得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整个面貌。按照这样的章程，不仅政治的目的，甚至工联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因为工联的目的要求按职业组织起来，而在章程里连这一点也根本没有提到。
大概最令人注目的是这整个“体系”的惊人的烦琐，企图在三级选举制下，用千篇一律和琐碎得可笑的条例构成的固定线索，把每个工厂同“委员会”联系起来。在这里，备受“经济主义”狭小眼界限制的思想，又沉溺到充满公事程序和文牍主义的烦琐条文中了。其实，这些条文四分之三当然是永远也不会实行的，而在每个工厂中都设有中心小组的这种“秘密”组织倒使宪兵易于进行广泛破坏。波兰的同志已经经历过大家都热衷于普遍设立工人储金会这样一个运动的阶段，但是当他们弄清楚这只能使宪兵获得丰收时，他们就马上放弃了这种思想。假使我们想有广泛的工人组织，同时又不愿意遭到广泛破坏，不愿意使宪兵满意，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使这些组织完全不具有什么固定的形式。这样，它们能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呢？那就看看这些职能吧：“……注意工厂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编写工厂大事记。”难道这一定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吗？难道不组织任何专门的团体而用在秘密报纸上登载通讯的方法就不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吗？“……领导工人为改善他们在工厂内的状况而斗争。”这也用不着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想提出什么要求，每一个头脑稍微清楚的鼓动员都可以从闲谈中确切地打听出来，而打听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些要求告诉那个狭小的而不是广泛的革命家组织，以便印发相应的传单。“……组织储金会……每一卢布工资交纳两戈比会费”，——并且每月向全体会员报告储金出纳情况，把不交会费的会员除名，等等。在警察看来，这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这样一来，要摸透“工厂中心储金会”的一切秘密，要没收它们的金钱，要逮捕一切优秀分子就容易极了。发行价值一戈比或两戈比的印花，盖上某个（很狭小的很秘密的）组织的图章；或者根本不用印花而实行募捐，在秘密报纸上用某种暗语把捐款账目公布出来，这岂不是更简便吗？目的同样可以达到，而宪兵要找到线索就困难百倍了。
我本来还可以拿章程作为例子继续进行分析，但是我认为讲得已经够了。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像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有人会反驳我说：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甚至连固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也许是这样。我不追求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道理很简单：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从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就只会因自己这样涣散和这样常遭破坏而让祖巴托夫式或奥泽罗夫式的工联成为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
这种革命家组织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详细谈谈。但是，我们首先还要分析一下我们的恐怖派的一段极其典型的议论，他在这里又成了（真是时运不佳！）“经济派”的近邻。在供工人阅读的《自由》杂志（第1期）上，载有一篇题为《组织》的文章，该文的作者想为他那些老相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经济派”辩护。
他写道：“群众一声不响，没有觉悟，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你们看，学生们离开大学城，各自回家过节或过夏天，于是工人运动也就停顿下来。难道这种从旁推动的工人运动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吗？哪里能够呢……它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学生各自回家，运动就停止；牛奶一失去精华，立刻就变酸；‘委员会’被破坏，当新的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又是一片沉寂；至于将要建立起什么样的委员会，还不得而知，——也许同先前的完全不一样：先前的委员会说一套，新成立的委员会又会另说一套。过去和将来之间失掉联系，过去的经验不能为将来所借鉴。这都是由于在深处，在群众中间没有根子；做工作的不是百来个蠢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只要一个组织能够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那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
事实描写得倒是对的。我们的手工业方式的情景描绘得倒还不错。但结论却和《工人思想报》一样糊涂，在政治上一样不妥当。这个结论非常糊涂，因为作者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怎样更好地同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这个结论在政治上非常不妥当，因为作者并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找好的领导者，而是想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这是一种想把我们在组织方面拉向后退的企图，正像那种主张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代替政治鼓动工作的思想在政治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一样。现在我真是感到有点应接不暇，真不知从何着手来分析《自由》杂志奉送给我们的这样一大堆糊涂观念。为了清楚起见，我就先举例来说吧。就拿德国人作例子。他们的组织包括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吧？可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又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多么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啊！在国会中曾经不止一次听见敌对党的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样的民主派！你们只是口头上讲工人阶级的运动罢了，实际上出面的总是这帮首领。一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所谓从工人中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册封的官吏还难得调换呢！”这是企图把“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想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破坏群众对“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任来使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定性，但是德国人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只是嗤之以鼻。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德国人自己的队伍中，也有过一些蛊惑家，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蠢人”，把他们抬高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发他们（像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布对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是由于它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形形色色的蛊惑家不断地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才得到这样的发展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充分修养的、开展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才子们却像伊万努什卡那样带着深思的神情说：“运动不是从下层发动起来的，这是很糟糕的！”
“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因为它不稳定”，——完全正确。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而你们作出的结论，却是说不应当从旁推动工人运动！你们由于政治上幼稚，竟不知道你们的这种主张只是有利于我们的“经济派”和我们的手工业方式。请问，我们的学生“推动”我们的工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一的表现就是，学生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零星的政治知识和他们所获得的片断的社会主义观念（因为目前学生的主要精神食粮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而合法马克思主义只能提供一些起码知识和片断）传授给工人。在我们的运动中，这样的“从旁推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少得出奇，少得可怜，因为我们已经过分地热衷于闭关自守，过分奴隶般地崇拜那种初步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的经济斗争”了。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但正因为你们选用了“从旁推动”这样可恶的字眼，就必然会使工人（至少是那些像你们一样不开展的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他们提供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使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表示抗拒，——这样，你们就成了蛊惑家，而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
是的，是的！你们不要马上叫喊起来，说我进行论战时采取了“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怀疑你们心地纯洁。我已经说过，一个人只因为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为蛊惑家。但是我也指出，你们已经堕落到了蛊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终都要不停地重复说，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们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因为不开展的工人不能识破这些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有时甚至是真心以工人朋友的资格讲话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混乱和动摇的时期，在我们运动刚刚形成的时期，最容易的莫过于蛊惑人心地诱惑群众，而群众只有在经过最痛苦的教训之后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所以，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口号应当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自由》杂志，又反对堕落到蛊惑人心的地步的《工人事业》杂志（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
“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容易些。”这个了不起的真理（对于你们提出这个真理，百来个蠢人总是会拍手叫好的），看来好像是不辩自明的，这只是因为你们在议论时从一个问题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去。你们开始谈论并且继续还在谈论捕捉“委员会”，捕捉“组织”的问题，而现在你们却跳到捕捉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个问题上去了。当然，我们的运动所以无法捕捉，正是因为它在深处有成千上万的根子，但现在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一点。就“在深处的根子”这一点来讲，即使现在也无法“捕捉”我们，尽管我们的手工业方式非常盛行；虽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并且不能不埋怨“组织”被捕捉的情况，这种情况破坏了运动中的任何继承性。你们既然已经提出了组织被捕捉的问题，并且不愿离开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告诉你们：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蠢人困难得多。无论你们怎样煽动群众来反对我，说我搞“反民主制”等等，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意见。在组织方面，正如我已经屡次讲过的那样，“聪明人”无非是指职业革命家，至于他们是从学生中还是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反正都一样。因此我认为：
（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
（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
（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
（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请我们的“经济派”、恐怖派和“经济派兼恐怖派”来反驳这几点吧，我现在只想谈谈其中的最后两点。捕捉“十来个聪明人”和捕捉“百来个蠢人”的难易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个问题：在必须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是不是可能存在群众性的组织。我们永远不能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那时群众就不会一味为手工业方式“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不仅报刊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游行示威为止，也都是如此。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严格专业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这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地参加游行示威这件事受到损害，反而会使它得到很大好处（我知道有人会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民主”，我在下面就要详细来答复这个极不聪明的反驳）。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中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
的确，这种认识已经极其模糊了。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主要过错，就是我们由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而败坏了俄国革命家的威信。一个人在理论问题上软弱无力和动摇不定，眼界狭小，用群众的自发性来为自己的萎靡不振辩护，他与其说像人民的代言人，不如说像工联书记，他不善于提出广泛的大胆的计划来使敌人也肃然起敬，而且在自己的专业技巧即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方面没有经验，笨手笨脚，——对不起！这样的人决不是革命家，而只是可怜的手工业者。
请任何一个实际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这个苛刻的字眼，因为这里讲的是缺乏修养的问题，我用这个字眼首先是指我自己。我曾在一个给自己提出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痛切地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