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自然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成长中的病症的这个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之一的“经济主义”是有联系的呢？我们认为是可以这样说的。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这确实是我们大家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例外。当然，谁也不能因为实际工作者缺乏修养这一点而责备他们。但是，“手工业方式”这个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养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即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不懂得在这种狭小的工作基础上是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也崇拜自发性。这种企图一露头，无疑就说明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有联系的，就说明我们如果不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务的狭隘见解），就不能摆脱我们组织工作的狭隘性。这种企图表现在两方面。有些人说，工人群众自己还没有提出革命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广泛的战斗的政治任务，工人群众还是应当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而同群众运动“能够胜任的”这种斗争相适应的，当然就是连最缺乏修养的青年也“能够胜任的”组织）。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赞成什么“渐进主义”，他们说，可以并且应当“实现政治革命”，但为此完全不必建立什么用坚定而顽强的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只要我们大家操起我们“能够胜任的”和已经用惯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举行总罢工，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我们刚才摘引了波——夫的话：“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这种“实地观察者的有价值的报道”（《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对波——夫那篇文章的评语），对于我们有双重的价值。它表明，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因是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经济派”来信（《火星报》第12号）的作者们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所谓轻视自发因素和平凡的日常斗争的意义的危险，所谓策略——过程等等的各种论调，正好就是对手工业方式的歌颂和维护。这些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经验和不开展状态的崇拜称为“对实际生活的敏感”，其实他们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们最迫切的实际任务而已。他们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他们向那些在组织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创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计划”的人高喊“策略——过程”！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当前“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而人们却继续向我们高唱什么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再说一遍：这种“对实际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的“敏感”一样，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
请你们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纳尔苏修斯式的”高傲态度来教训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一段话吧：“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即争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实际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小组所不能胜任的。”但是，先生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们一写到“实际”一词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标记，以为求实精神要求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么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确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像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万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务，来缩小“工人小组”的毅力和活动范围。这不是手工业者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又是什么呢？你们爱以求实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毅力，甚至个人的毅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会有70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修养吗？但我们正在提高修养，还要继续提高修养，而且一定会具备很好的修养的！固然，不幸的是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泛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肃然起敬地注视着（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的“后背”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真正革命的理论的俄国革命家，他们依靠真正革命的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勇士般的力量。为此，只需要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缩小我们的组织工作规模的企图，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人中间，都受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驳斥《工人事业》杂志的话：“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某一局部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战斗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工人事业》杂志回答道：“《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版以前，就不仅号召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为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当前政治要求的斗争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当前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运来了自己的出版物，供当时在俄国活动的同志们作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之用”……（顺便指出，你们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最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经济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缩小了的鼓动看做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先生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种论据恰巧证明，在只有这种唯一的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版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杂志进行斗争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说一致认定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吗？多么宝贵的一致啊！）……“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组织’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联合会做了国外组织一般力所能及的一切”。这种逃避问题的说法是徒劳无益的！你们确实做过你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没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在还要断言，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由于你们目光短浅而被缩小了。至于谈论什么建立“战斗组织”来为“当前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那就是可笑的了。
但是，假使读者要想看到“经济派”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绝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折中主义的不稳定的《工人事业》杂志，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增刊》第13页上写道：“关于所谓革命知识分子问题，我们现在要讲几句话。固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屡次实际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的充分决心。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至今还弄不清楚‘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这样一个问题。”
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贬义的崇拜者）的这种极为轻视同警察作斗争的态度不是妙极了吗？他甘愿为我们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辩护，硬说在自发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赞成这种奇怪结论的人，一定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觉到我们革命组织的缺点了。但是，如果有人，例如马尔丁诺夫，对这种结论也不表赞同，那只是因为他不善于或没有勇气来彻底地考虑自己的论点而已。的确，为了执行由群众提出的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样一个“任务”，难道需要特别关心建立什么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吗？难道那些丝毫不“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群众不是也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吗？况且，如果除了少数领导者之外，没有那些丝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工人）参加，这样的任务难道是能够实现的吗？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同纯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在书刊上反映很少，但在我们“政治家”同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谈话和争论时却谈得很多。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谈一下。不过，我们首先还要引一段话来结束我们关于手工业方式同“经济主义”有联系这个见解的说明。
N.N.先生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这最后几个字作者加上了着重标记，并且对“道路”一词加了这样的注释：“这种情况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纲领中说的不是密谋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吗？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和请愿吗？”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们不必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应当鼓励和促进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种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不太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更加需要，因为我们社会党人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秘密的（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