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我们上面已把《工人事业》杂志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等等论调，都一一分析过了。这些论调表明，它们不仅对我们的政治任务，而且对我们的组织任务都持有狭隘的见解。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这种斗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性质自然而且必然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因此，《工人事业》杂志的上述论调，不仅把政治活动的狭隘性，而且也把组织工作的狭隘性神圣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事业》杂志一如既往，是一个自觉性屈服于自发性的刊物。而崇拜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不了解我们的组织工作多么狭隘和原始，不了解我们在这一重要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真正病症。当然，这不是衰落中的病症，而是成长中的病症。但正是在目前，在自发义愤的浪潮简直要把我们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淹没时，特别需要同一切维护落后性的主张，同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狭隘性合法化的企图进行最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需要促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准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现在我们中间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满，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它。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1894-1901年间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片断来作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理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做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做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些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话和解决过“往何处去？”的问题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据我所知，我们的人和宪兵都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不把这种战争比做一群农民操起木棒去进攻现代的军队。而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富有生命力，尽管作战的人这样毫无训练，但运动还是扩大起来，发展起来，并且往往获得胜利。固然，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装备的简陋在开始的时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广泛地吸收战士的条件之一。但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旦开始（这种行动实际上从1896年夏季罢工时起就开始了），我们军事组织方面的缺点就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政府虽然在一开始表现过慌张，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向社会诉说社会党人如何行凶作恶，或者把工人从两个首都流放到外省工业中心去），但它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斗争条件，把自己那些装备精良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布置到适当的地方去。于是大暴行连连发生，牵连的人数众多，地方小组往往被一网打尽，使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使运动带有非常的突变性质，使工作上的任何继承性和连贯性都无法建立起来。地方活动家们异常分散，小组的成员变换无常，人们在理论、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缺乏修养和眼界狭小，这些都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态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而躲开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感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症，——这是每一个稍微了解一点运动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了解运动情况的读者不致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症是我们故意“虚构”出来的，我们打算引证一下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见证人所说的话。不过请不要因引文太长而埋怨我们。
波——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6期上写道：
“如果说，逐渐向更广泛的实际行动的过渡，即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过渡是一个特点……那么在俄国工人革命这一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们所说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够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进步，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频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驱逐的手段，于是这种缺少优秀的革命力量的情形就愈来愈明显，而且无疑也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许多罢工都没有受到革命组织有力而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书刊都感不足……工人小组没有鼓动员……与此同时，经费也常感短缺。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现有的革命家人数太少，不能对所有骚动的工人群众都施加影响，不能使所有的骚动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
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到破坏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证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
“彼得堡的革命家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不大熟悉本工厂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真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吗？显然，现有各组织的缺点不能完全归咎于过渡时期……显然，现有组织的成员的数量，主要是质量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