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篇为王政《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部分翻译，作者所持立场与本站或不完全一致，注意辨别，仅供参考。
陈波儿在抗战期间深受农村妇女坚不可摧的精神洗礼，她坚信艺术应该忠实地呈现那些除了本地外，其他地方鲜为人知的女英雄们的主体性。她对三个缠足女性的报道标志着这位城市精英艺术家有意识地促进了被边缘化的农村妇女主体进入主流话语。几年后，她在电影中找到了更强大的媒介来履行她的使命和表达她的热情。
1940年，检查组抵达重庆，陈女士接走了她8岁的儿子，带他回到延安。这是陈女士生活中的新篇章。她通过执导和编排新戏，在延安的文化界成为了一个活跃而杰出的人物。在延安制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剧目《同志，你走错路了！》（1942年）首次描述了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导演陈波儿在军事和政治题材的戏剧制作上也引入了几种创新实践。她在艺术创造中追求群众路线，90%的演员来自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战士或干部，他们出身工人或者农村。业余演员不仅在舞台上演绎着自己的生活，还常被邀请根据需要修改剧本，包括台词。她还尝试集体导演，通过军事干部的参与组建导演小组。这一机制旨在改变艺术家个人主义的倾向。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似乎提升了该剧的艺术质量，《同志，你走错路了！》被认为是第一部战士不像城市知识分子般走路和说话的话剧。执导该剧为陈女士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特别是在让从工农阶级中招募的业余演员（他们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在表演中展示自己的方面。她在军民文化代表的开拓实践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文艺工作者。
在延安，陈波儿不仅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明星，还赢得了艺术家和党员的多项荣誉。与陈波儿一起在延安的作家丁玲对她的受欢迎程度提供了一种解释，除了她的明星地位外。“她身体不好，但她吃大锅饭（一些艺术家从中等大小的锅中得到饭菜）。尽管如此，她对此毫不抱怨，心情愉快。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人说过陈波儿在那里的生活有怨言，这在那些带着社会地位来到延安的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中非常罕见。”这位电影明星和其他人一样住在延安的窑洞里，没有特权。她患有心脏病，然而延安基础医疗系统无法诊断或治愈这种疾病。她在排练过程中几次晕倒，但一旦恢复过来，她就会继续全力工作。虽然这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经常被个人纠纷所困扰，但没有任何回忆录或回忆录表明对她有任何怨恨。相反，我（指作者）的采访对象通常会立即赞扬她。陆明（Lu Ming）是在延安认识陈波儿的，他甚至声称：“她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这是在强调他在延安没有听到关于陈波儿的闲言碎语的背景下发表的评论。毛泽东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著名演讲后拍摄的合影表明她在延安享有崇高的地位。娇小的楷模陈波儿被置于中心位置，与名叫张五真（Zhang Wuzhen）的女艺术家一起，位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之间（图18）。
陈波儿的故事揭示了主流叙述中的缺陷。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整风运动，许多共产党人因为观点“不正确”而受到惩罚或迫害，这是当今中国国内外对延安最深刻的记忆。毛泽东的延安演讲经常被强调，他被指责有意约束知识分子和限制艺术创造力。然而，陈波儿的故事揭示了这种主流叙述中的缺陷。她并不是被党领导人强迫进行政治和个人转变，以便在文学和艺术中代表工人、农民和士兵，这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对毛泽东演讲的常见指责。相反，在听到毛泽东演讲之前，陈对自己和社会的认知已经在上海的左翼艺术活动中形成，并在受战火影响的村庄进行了十五个月的实地考察后得到进一步转变。她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的主体性，以肩负起改变世界的任务。在写有关革命农村妇女的作品时，她已经预见到了毛泽东对艺术上代表在战争和革命洗礼下形成的新主体性的看法。
陈波儿的文化再现实践是她革命性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改变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深深植根的等级关系。事实上，只有对文化生产的转变力量有信心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出这些实践。正如文学学者梁洛（liang Luo）在她对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田汉的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中国先锋艺术家从20世纪初开始就发起了具有社会参与性的表演艺术，“走向民众”是他们美学和政治追求中的内在原则之一。唐晓兵（Tang Xiaobing）在他最近关于中国街头戏剧运动的著作中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公共戏剧”的出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因此，一种基本的对危机中的国家的承诺成为街头戏剧运动以及这个历史时期的许多其他艺术活动的基础。这种承诺也决定了现代中国真正的艺术先锋必须通过同样的动态创造过程来努力改变他的观众和从业者。”
陈波儿沉浸在20世纪初先锋艺术的精神中，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的例子，但她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使她更加关注“人民”中的下层妇女，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变一个“封建文化”中的性别问题。无论如何，在194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仍然处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边缘，离能够压制艺术家的“自由表达”的国家权力非常遥远。将毛泽东的谈话放置在艺术家陈波儿认识论发展和主体转变的轨迹中，可以得出一个更接近历史背景的理解，而不是出于后毛时代对中国共产党专制国家的谴责的解释。延安谈话绝不是伟大领袖内心独自产生的单向对话，旨在控制党员并限制艺术创造力，而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文化生产者创新实践的理论化。他有力地阐述了一种长期以来与陈波儿等革命艺术家共享的文化革命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向那些为了实现改变中国梦想而自愿放弃城市特权、居住在荒凉农村边缘的人们布道，不管这个梦想有多少种变化。对于延安的共产主义艺术家来说，认同毛泽东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原则，表达了他们身份的确认，成为在想象中或真实的革命文化变革者社群中的一员。当观众和传播背景发生变化时，毛泽东的谈话的影响和意义必然会有所不同，下面的章节将回归到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