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我们已经看到，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极其迫切需要的任务。但我们只是根据工人阶级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作出这个结论的。然而只是这样提问题，就未免过于狭隘，就会忽略一切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民主主义任务。为了尽量具体地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试从“经济派”最“关切的”方面，即从实践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必须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但请问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呢？经济斗争只能使工人“碰到”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无论怎样努力来完成“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也永远不能在这个任务范围内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程度），因为这个范围本身就是很狭隘的。马尔丁诺夫的公式对我们来说所以有价值，决不是因为它表明马尔丁诺夫有混淆是非的本事，而是因为它突出地表明了一切“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即认为可以从所谓工人经济斗争内部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也就是认为，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正因为“经济派”对我们同他们进行论战很生气，不愿仔细想一想意见分歧的由来，结果就使我们简直互不了解，各讲各的话。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我们故意选择这样一个尖锐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生硬，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要“经济派”好好“碰一碰”他们不可饶恕地忽视的任务，“碰一碰”他们不愿了解的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所以，请读者不要着急，仔细地把我们的话听完。
就拿近年来最盛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为例，来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这种小组“同工人有联系”并对此心满意足，它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在会议上同工人谈话往往不超出或者几乎不超出这一类题目的范围；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至于有系统地取得并扩大同社会上其他阶级的联系的问题，谁也不去考虑。实际上，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联书记，而不像是社会党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因此，我们应当始终坚持说：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你们可以把罗伯特·奈特（英国最强大的工联之一——锅炉工人联合会著名的书记和领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样两位活动家比较一下，可以试一试把马尔丁诺夫形容自己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时用的那些对比的词句应用到他们身上去。你们就会看到（下面我就来摘录马尔丁诺夫的文章）：罗·奈特多半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而威·李卜克内西则较多的是“用革命精神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罗·奈特“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当前要求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而威·李卜克内西虽然也在这样做，但是并不放弃“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致力于“片面的”“揭露”；罗·奈特侧重于“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威·李卜克内西则侧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办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而罗·奈特则“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如果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通过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例子研究过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他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深信自己“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当然，他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社会民主党好，而只是因为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已经讲过，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在其他一切阶级中进行这种工作的基础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或者导致放弃阶级观点呢？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在各个委员会和小组中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甚至埋头于专门了解某一炼铁生产部门的情况，但是你们几乎找不到例子，说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脱离实际工作）在专门收集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迫切问题的材料，而这种问题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依据。当我们说到现在大多数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缺乏修养时，也不能不提到这方面的修养问题，因为这也是和“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经济主义”见解有联系的。但主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在一切人民阶层中进行宣传和鼓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对一切阶级的代表讲话。我国既没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但我们还是善于把那些愿意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我们也应当善于把居民一切阶级中那些即使只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因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没有耐心的读者会插嘴道：“这是大家全都同意的！”而联合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新指示中也直接说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或者直接涉及无产阶级这一独特阶级，或者涉及无产阶级这一作为一切争取自由的革命势力的先锋队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是的，这些话说得很正确而且说得很好；假使《工人事业》杂志懂得这些话的意思，假使在这些话之外它不说相反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满意了。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所以，我们要问问读者：难道其余各“部队”的人都是些傻瓜，竟会单凭我们说是“先锋队”就相信我们吗？不妨具体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假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忽然跑到俄国有教养的激进派或自由主义立宪派的“队伍”中去说：我们是先锋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那么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激进派或立宪派（在俄国激进派和立宪派中间有头脑的人是很多的）听了这种话，只会微微一笑，并说（当然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们往往是有经验的外交家）：“瞧，这个‘先锋队’可真傻！他甚至不了解，赋予工人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是我们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要知道，我们也像西欧一切资产者一样要使工人卷入政治，不过只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而这个‘先锋队’对自己的任务的提法正是工联主义政治的提法！因此，甚至就让他们随便把自己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吧。说实在的，我又不是小孩子，决不会为了招牌发急！只要他们不受那帮可恶的正统教条主义者的诱惑，只要他们能给那些不自觉地把社会民主党拖到工联主义轨道上去的人留下‘批评自由’就行了！”
我们的这位立宪派一旦知道，那些空谈社会民主党是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的运动几乎完全由自发性所统治的今天，还最害怕“轻视自发因素”，最害怕“轻视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而偏重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等等，他就会由微笑变为哈哈大笑了！一个“先进”部队居然害怕自觉性超过自发性，居然害怕提出一个使思想不同的人也不得不公认的大胆“计划”！莫非是他们把先锋队和后卫队这两个词搞混了吧？
的确，请你们考虑一下马尔丁诺夫的下面这段议论吧。他在第40页上说，《火星报》的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们怎样散布对政府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但如果不能发展足够的积极的能去推翻政府的社会力量，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顺便说说，这也还是我们熟悉的关心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而同时却力求降低自己的积极性的老调。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马尔丁诺夫在这里当然是指革命力量（“推翻”政府的力量）。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既然在平时，各社会阶层必然是各行其是，“所以很清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不能同时领导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不能向他们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不能替他们指明应当用哪种方法来经常为本身的利益而斗争……自由派阶层自己会设法为自己的当前利益进行积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会使他们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由此可见，马尔丁诺夫开始说的是革命力量，是进行积极斗争来推翻专制制度，但马上就扯到工会的力量上来，扯到为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上来了！当然，我们不能领导学生、自由派及其他人为他们的“当前利益”而斗争，但是，最可敬的“经济派”，我们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各社会阶层可能参加而且必须参加推翻专制制度的问题；而对这种“各个反政府阶层的积极行动”，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至于使我国学生、我国自由派及其他人“直接接触到我国的政治制度”，那么不仅他们自己会设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警察本身和专制政府的官吏本身就会首先最努力地设法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如果想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就应当设法使那些只对大学现状或者只对地方自治机关现状等等表示不满的人碰到整个政治制度不中用的问题。我们应当担负起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政治斗争的任务，使各种各样的反政府阶层都能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政治领袖，既善于领导这种全面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又善于在必要时向激动的学生、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国民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所以马尔丁诺夫所说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起一种揭露现存制度的消极作用……我们只能打消他们对各种政府委员会的种种希望”，是完全不正确的。马尔丁诺夫这样说，就证明他对革命“先锋队”的真正作用问题一窍不通。如果读者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懂得马尔丁诺夫所说的下面几句结束语的真正含义了：“《火星报》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而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我们缩小了自己的影响范围，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这个结论的真正含义就是：《火星报》想把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由于误解和缺乏修养，或者由于信念而往往局限于这种政治）提高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而《工人事业》杂志则想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并且它还硬要大家相信，这是“在共同事业中完全可以相容的两种立场”。啊，多么纯朴天真啊！
我们再讲下去吧。我们有没有力量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进行自己的宣传和鼓动呢？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经济派”常常想否认这一点，而忽略我们的运动从1894年（大致说来）到1901年间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往往还保持着运动开始时那个早已过去的时期的观念。当时我们的力量确实非常小，当时理所当然地决意只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并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偏向；当时全部任务就是要使自己在工人阶级中站住脚。现在则已经有巨大的力量加入到运动中来，有教养阶级的年青一代的一切优秀分子都走到我们方面来，在外省各地都有许多参加了运动或者愿意参加运动的人，有许多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不得不待在那里（在1894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缺点之一，就是我们还不善于运用所有这些力量，还不善于给所有的人以适当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谈到）。这些力量绝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机会“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会使力量离开我们的基本事业的危险。但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有没有在居民的一切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基础呢？谁看不见这一点，那就说明他自己的觉悟又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了。工人运动已经促使并且还在促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情绪，促使另一部分人指望反政府态度会得到支持，促使第三部分人认识到专制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和必然崩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各种各样不满的表现，是要把所有零星的哪怕是刚露头的抗议聚集起来并且加以引导，那我们就会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家”和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很多很多的）。更不用说，千百万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业者等等总是渴望听到较有才干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的。但是，难道可以指出，在居民的某一个阶级中，没有一些人、集团和小组，对无权地位和专横暴虐感到不满，因而容易领会代表最迫切的一般民主主义要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讲吗？谁想具体了解社会民主党人在居民的一切阶级和阶层中进行的这种政治鼓动，我们就要向他指出，广义的政治揭露就是这种鼓动的主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中写道（关于这篇文章，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我们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
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报刊冲破书报检查的重重封锁，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的俄国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在70年代，甚至在50年代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愿意阅读秘密报刊，愿意从中学习“怎样活和怎样死”——一个工人给《火星报》（第7号）的信上的话——的人民阶层，现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过去若干倍。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为了开战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
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干者。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不断地大力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给后卫队的理论和实践挂上一块“先锋队”的招牌是不够的。
狂热地崇拜“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人一定会质问并且已经在质问我们：既然我们应当负责组织真正全民的揭露政府的工作，那么我们运动的阶级性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表现在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正是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组织的；就表现在进行鼓动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始终都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加以说明，而决不宽容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表现在进行这种全面的政治鼓动的党把下述各种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加压力，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冲突来把无产阶级中一批又一批的阶层激发起来并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
“经济主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要求是相联系的，甚至是相吻合的。而这种不了解不仅表现于“马尔丁诺夫式的”词句，并且还表现于意思与这些词句相同的那种援引所谓阶级观点的论调。例如，请看《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像那些照看小孩子的“经济派”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的语言来说——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战斗>，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
是的，我们的确是已经没有任何“耐心”“等待”一切“调和者”早就答应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时刻，那时我们的“经济派”将不再把自己的落后性推卸到工人身上，不再用什么工人力量不足的话来为自己缺乏毅力辩护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经济派”：“工人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在政治上教育工人，向他们彻底揭露我国万恶的专制制度的一切方面，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正是为了这项工作，我们才需要有“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同盟者”，需要这些决心同我们一起去揭露当局在政治上对地方自治人士、教师、统计人员和学生等等进攻的同盟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难道这真是一种什么难以理解的非常“巧妙的把戏”吗？难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不是从1897年起就已经向你们反复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无产阶级中争取拥护者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同盟者这个任务，首先而且主要取决于在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中的宣传工作的性质”吗？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派”仍然认为，起初工人应当用“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方法积蓄力量（来实行工联主义的政治），然后才“过渡到”——大概是从工联主义的“培养积极性”“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性！
“经济派”继续说道：“……《火星报》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如《火星报》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就是这样……”《火星报》似乎“答应给不满足于政府的小恩小惠的贵族以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只字不提这些居民阶层之间的阶级纷争”。读者只要看一看《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标题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的两篇文章（该信作者们所指的想必就是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所谈的，是政府对“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的温和鼓动”，对“即使是有产阶级的主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说，工人对政府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斗争决不能漠不关心，同时号召地方自治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强硬和激烈的言论。该信作者们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理解不了”“有产阶级”和“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激烈的言论，就是“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认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持的态度，也能“积蓄力量”去同专制政府作斗争呢？所有这些还是不得而知。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该信的作者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掩饰阶级对抗”）。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公开的游行示威来表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策源地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反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潮的前夜发表的，而新的学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对运动的自觉领导。工人为那些惨遭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的学生鸣不平的自发趋势，超过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自觉活动！
该信的作者们继续说道：“然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火星报》却又尖锐地斥责一切妥协，比如说，替盖得派的偏激行为辩护。”有人在评论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意见分歧时总是极端自信而轻率地说什么这些意见分歧并不重要，并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我们劝这些人仔细想想以上这些话的意思吧。有一种人说我们在说明专制制度同各个不同的阶级相敌对方面，在使工人认识各个不同的阶层对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方面，工作还做得非常少，而另外有一种人却认为做这个工作就是“妥协”，显然是向“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这种理论妥协，——试问这两种人能否在同一个组织内顺利地进行工作呢？
我们在谈到农民解放四十周年时说过必须到农村去开展阶级斗争，而在谈到维特秘密记事的时候说过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我们在谈到新法令的时候抨击了土地占有者以及替土地占有者服务的政府所实行的农奴制，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我们揭露了《俄国报》中那些狡猾的自由派的“毫无意义的幻想”和“伪善的态度”，同时又指出了政府刑讯室“对安分守己的作家、对老教授和学者以及对著名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横加摧残”的暴行；我们揭穿了“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这一纲领的真正用意，而对所谓“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的“宝贵的招供”表示欢迎；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人员而斥责了甘当工贼的统计人员。谁把这个策略看做是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做是同自由主义妥协，那也就暴露出他自己完全不懂《信条》这个纲领的真正意义，并且实际上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而不管他怎样表示拒绝这个纲领！因为他这样就是把社会民主党拉来“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屈从于自由主义，而放弃积极干预每个“自由主义”问题和确定社会民主党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