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该篇为王政《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部分翻译，作者所持立场与本站或不完全一致，注意辨别，仅供参考。
在她写的这些文章中，陈波儿清楚地阐述了她的女权主义立场和爱国关切。上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拥有大量的女性学生和专业人士，这是晚清以来公众和政府推动妇女教育的结果。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是她的朋友、同学和同事，也是她主要的读者。陈波儿主要写作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表达了她对五四运动女权主义话语的传承，并且展示了她在接触社会主义后的发展，批评了她所认为的五四女权主义的局限性。
历史明确告诉我们，妇女在社会中曾受到欺凌。是的，我们将这个问题归因于过去有害的社会制度。因此，从推翻清朝皇帝到五四运动，呼吁妇女解放在公众话语中已经相当有名，这为妇女自我解放创造了机会。然而，声音终究只是声音，没有真正使妇女获得实质解放和平等的社会地位。
对于妇女解放运动仅仅停留在说的层面而未引发结构性变革的现状，陈波儿感到不满，并责怪受过教育的妇女未能推动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她最失望的是那些享有阶级特权接受高等教育、被称为“新女性”的女性，却选择回归家庭主妇的角色，而不参与社会变革。在审视这些受特权待遇的女性时，她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探讨“妇女问题”。与大多数五四女权主义作家不将妇女进行区分、而将其视为一个同质的群体不同，陈波儿区分了富人阶级中的富贵女士和贫困劳动妇女。
太太和女士们拥有物质富裕，过着浪漫奢华的生活。她们的生活不能被描述为悲剧，而是代表了自我堕落。因此，我将劳动妇女大众置于“妇女问题”的中心。她们的生活对他人来说太过黑暗，无法想象。她们被封建权力压迫，受到男性的虐待。在这多重压迫下，中国妇女的未来会是什么？只能一天天地埋葬自己的生活！
早在1934年，陈波儿就明确表示她关心的不是她自己阶级的妇女解放，而是工人阶级的妇女。然而，她的写作大多符合五四女权主义追求人权的框架，这也可能是对主流报纸对革命呼声的审查机制的回应。她的言辞使她安全地定位于主流的五四女权主义：“妇女们必须站起来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是人类，而不是奴隶。我们生来不是男性的附属品，更不是他们的玩物！”
受过教育的女性与劳动阶级妇女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陈波儿在这些著作中旨在唤起有特权的女性意识，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并不意味着妇女已经解放。她们必须关注“那些仍然在多重压迫下呻吟的大多数妇女”。在继续唤起意识的努力中，她认为“所谓的解放妇女直接接受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她们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更不用说她们身旁等待自由和解放的其他众多妇女了”！她并不认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妇女会为中国大多数妇女的解放而奋斗。对于自己阶级的妇女感到失望，使她开始寻求其他盟友，共同实现男女平等的宏伟任务，这个任务“涉及到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平等”。
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陈波儿明确表达了以妇女为中心的人类解放愿景，并与劳动阶级妇女有着紧密的认同，尽管在她看来，劳动阶级妇女是被动地“等待”通过他人的行动而不是自己的行动来解放。这种立场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对自我定位和对下层阶级的态度，即将左翼知识分子视为人类解放的启蒙先锋。陈波儿最终改变了对此事的立场。作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在寻找一个能够共享她梦想中平等社会，并具有实际社会变革能力的政治力量时，被中共所吸引。“出于互助的精神，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陈波儿写道，她坚信志同道合的理想主义者们能够团结一致，为人类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宏伟任务而努力。
“激进”分子在中国社会中面临的障碍是巨大的，而日本对中国的殖民威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陈波儿的文章中第二个最频繁的主题是国家救亡。在她对20世纪初政治事件的叙述中，她描述了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以及知识分子为争取民主与反对帝国主义而奋斗的情景。她强调不同阶层人们在对抗各种形式的压制中表现出的积极行动，并揭示了她自己因重新讲述这些故事而受到的启发。陈波儿谴责帝国主义入侵，并描述了日本占领下中国人民的悲伤。“我们的国家即将毁灭”，她激励她的读者们：“做奴隶是艰难的。怀着悲伤和愤怒的心，我们应该大声呼喊：‘是时候发出自己的吼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