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国的批评
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产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受检查的书刊上打开了一条道路，虽然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习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做危险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然也就出现了不止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书刊上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结成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往后的“批评”发展明显地证实了）早在“联盟”还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
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出现那种“混乱”，是否应当由那些同未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最大的责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那里，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肯定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议可以比做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做政治协定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可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破裂不过是使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书刊上消失。在这种书刊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杂志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这有事实为证，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伯恩施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荐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可是，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书刊上。在人们转向“批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主义”。
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我们只要指出无疑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臭名远扬的《信条》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
《信条》并不是编造出来的，但它的公布没有照顾它的作者们的意愿，也许，甚至是违反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把新“纲领”公布于世的本书作者已经听到一些怨言和责难，说不应该把发言者概述自己观点的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节，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的“经济主义”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害怕公开。这正是整个“经济主义”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真诚地拥护“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有《工人事业》杂志（它因“经济主义的”文件在《指南》中发表出来而表示愤慨），有基辅委员会（它在两年以前也不愿意让人把它的《宣言书》连同那篇反驳《宣言书》的论文一起登载出来），还有许许多多单个的“经济派”分子。
拥护批评自由的人有这种害怕批评的表现，不能单单用不老实来解释（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也非不老实不可，因为把还没有巩固的新派别的萌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是不合算的！）。不，大多数“经济派”确实打心眼里憎恶（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说，他们也应当这样）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让侨居国外的人去干这些事情吧！”——一个相当彻底的“经济派”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过，而他这句话是代表一种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纯粹工联主义的）观点的：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正像《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异口同声地所说的那样，都是“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
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杂志都没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下面我们将从各方面来详细地说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批评自由”的要求同我们俄国的批评以及俄国的“经济主义”的特点处于怎样一种极端矛盾的状况。其实，看一看“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肯定《工人事业》杂志观点的那个决议就行了：
“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党的书刊上有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评不同这个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10页）
理由就是：决议的“第一部分同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未觉察到他们这样抄袭多么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贫乏（testimonium paupertatis）！……“但是……决议的第二部分却比吕贝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
这样，“联合会”的决议就是针对俄国伯恩施坦派的了？否则，提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岂不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决议逐条拒绝了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吕贝克决议中，则对伯恩施坦本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对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经济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表现都只字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那么空空洞洞地说什么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就会给曲解留下更大的余地，特别是“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做机会主义（《两个代表大会》第8页第1条）。
但这还只是顺便说说而已。而主要的是，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在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批评派”则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的修正主义意图又很怯懦，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派只是把“革新主张”干脆否决了事。而在我们俄国，却是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看做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所滥用过的“批评自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党的联系，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够“限制”、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来“限制”批评自由的为大家公认的党的机关）；“经济派”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
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即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总之，德国人坚持现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反对同它调和。
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的“自由地”抄袭德国人决议的专家们就没有觉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