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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权力的游戏中第三条腿最稳。“青天大老爷”可以协调冲突中的阶级的利益，作为中间人将一定的利益让渡给无产阶级，而它就可以从中渔利。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它的干部就绝不能做“青天大老爷”，而是要直接帮助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帮助无产阶级获得自主性。
2、不论是以法限制先锋队的托派，还是认为完全依法治国就可以解决贪官问题的部分新自由派。都没有理解一个问题：权在谁手里，法的最终解释权就是谁的。劳动法里的保证和福利写的多么诱人啊，但人民没有权就连劳动法落地都是难事稀罕事。人民群众没有权，寻事滋事罪成了个大口袋把有反对声音的人往里装。最终还是要让人民自己掌握权力，所谓新体系的“依法治国”不过是原地踏步。
3、中修对官员的最高评价仅仅是“为民做主”，青天大老爷，他本质上还是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套上了一层合法且温情的外衣，但无法改变其虚伪的核心本质。貌似在合法社会每个公民都能享有人权，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阶级社会中，平等与自由是伪命题，尤其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更是如此，你可以自由地去告，我也可以自由地去戕害你，很显然，谁更富有谁就更有人权，更加自由。个人英雄主义不过是蜉蝣撼树，勇气可嘉但是难见成效，一场革命应是多数人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次大换血，这种小修小补无法治根。
电影《天注定》讲了几个人物故事，其中一位村民因揭露恶霸侵占集体资产而被针对，在“告御状”无果后选择了与其同归于尽。
“哎，老子这几年法律不是白学的。村长一条低价转卖集体资产、行贿受贿、出卖国家资源，老子让他坐二十年牢，还有你们焦老板，不是有钱吗？我告他焦化厂污染环境，隐瞒矿难，让他所有的企业都关了门，信么？”
“给中纪委写告状信，告狗日的村长，还有焦胜利（剧中恶霸人物名字）。”
“姑娘，寄挂号信。”
“好，寄哪儿呐？”
“北京，中南海，中纪委。”
“好，具体的地址和邮编？”
“北京中南海啊。”
“啧，不行，得有具体的地址。”
剧中主人公到底是没有把信寄出去，表面原因的确是不符合人家办公的规矩——这给了一些人幻想：如果信寄出去了，就会有中央的青天大老爷来做主，把祸害一方的恶霸除掉——我们必须摒弃这种幻想，直接压迫我们的人，和一些人认为存在但远在中央听不见民生疾苦的“青天大老爷”们，它们才是利益共同体——后者的高高在上，正是因为有数不清的前者在替它们鱼肉百姓。
一个具体的“地方豪强”，总要有几个县、市、省的保护伞，即使没有中央的，只需要几个人在中间发挥作用，它就能和一位具体的“青天大老爷”建立联系。能在地方危害十几年，有且只有一个原因，中央有人；哪天突然树倒猢狲散，也只有一个原因，中央的人在斗争中失势，被抓或者退休。这就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政治的运行逻辑。
我们能否靠中修内部狗咬狗、黑吃黑而获得解救呢？过往十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便有短暂的喘息期，待新上台的中修官僚权力稳定后，便是加倍的压榨。
根据中修纪检监察机关的数据，2012年11月至2022年4月底，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2.3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4.4万人；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134.4万人次。
截止今年，中国有8000万人吃财政饭，其中公务员（行政编、参公编、机关工勤编）数量有700万，无论以哪个数值作为分母，这种内部整肃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中修变了吗？变了也没变。从2009年江西省资溪县法制办主任周伟明的“你说法治我都觉得有些好笑”，变成了2021年山东省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的“举全平度之力…他们家可还有两个小孙子，肚子里还有一个…我有一百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中修的官僚们就跟老牌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一样，已经稍微懂得要使用诸如法律这样的文明手段——资产阶级还是要吃人的。
老百姓变了吗？没变也变了。一图胜千言——无产阶级在血泪中壮大着。
举轻以明重，很多人觉得2012年后政治变得清明，且看看这个“盛世”下的中修干部们是怎样对待上访群众的。
2013年，濮阳市南乐县。二十多名宗教信徒在没有拘留文件的情况下被捕，牧师张少杰去北京上访，被拘留；
2014年，周口市郸城县。“呕吐死”案受害人父亲去北京上访，被拘留；
2015年，恩施州巴东县。因家人非正常死亡，向某某去北京上访，被拘留；
2016年，开封市龙亭区。因房屋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强拆，谷巧荣去北京上访，被拘留；
2017年，烟台市龙口市（县级市）。因反映村干部违纪违法、要求落实退伍军人待遇，韩某某去北京上访，被拘留；
2018年，邯郸市龙王庙镇。因村委会公章问题，霍某去北京上访，被拘留；
2019年，宁德市寿宁县。因给孩子申请“五保户”无果，且2014年田地被侵占后仍未获得赔偿，张某辉去北京上访，被拘留；
2020年，沧州市青州镇。因要求公开征地手续、进行征地补偿，韩某某去北京上访，被拘留；
2021年，邵阳市。因原退休单位拖欠其工资，刘某去北京上访，被拘留。
《天注定》参考的原型是上个世纪末的人物，笔者检索近十年所谓“非法上访”的案件，却发现很多故事都相似——同一种罪恶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天南海北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被中修的好干部们深深困扰着，搞得家破人亡。
要明确的有两点，
一、并不是说“非法上访”的人都有着难以言说的冤情。但到底是恶官多，还是“刁民”多；到底是官逼民反，还是老百姓吃饱了没事干——如果对这一问题没有个清晰的答案，建议多听多看，比如通过微博的实时，搜索“冤案”、“信访”、“上访”等关键词，有时候它们删不过来，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同胞活在怎样的世界。
二、并不是说被拘留后放回原籍整个事情就结束了，当事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更加残酷的现实，通常要被扣个“寻衅滋事”的帽子，关到监狱失去人身自由数年，闹的越凶，关的越久。
很多学习法律的同志知道“寻衅滋事罪”又被称为口袋罪，当统治者眼里的老百姓“不懂事，需要苦一苦”的时候，这个罪名就能派上用场。在这里同大家汇报笔者检索到的一些数据。
通过“北大法宝”app，以“寻衅滋事”作为关键词检索判决书，
2013年，共10054篇；
2014年，共31739篇；
2015年，共36080篇；
2016年，共36660篇；
2017年，共41568篇；
2018年，共44405篇；
2019年，共55105篇；
2020年，共41352篇；
2021年，共6210篇；
2022年，共1篇。
2020年后，能搜到的公开的相关判决书数量骤降。
同时，行政诉讼案件，即“民告官”案件的公开数量下降也十分明显。
不讲道理，没有规则意识的从来不是民众。“按闹分配”的出现相当一部分是被中修逼的，在这个过程中——在各个领域，中修从来都是拖民众后腿的，这个事实越来越清楚了。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如此写道：
“旧制度时代的特点：立法严明、执法宽松。如果你企图通过研究法律体系来对当时的政府进行评断，那你就犯了最愚蠢的错误。”
如果一些人的“清官梦”还是没有醒，可以看看2022年1月24日中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2022年2月25日中修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信访工作条例》，翻译成人话，就是“‘君子’远庖厨，我只管吃，别让厨房的脏血坏了我的体面”。
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
开清平世道，靠个人的孤勇是远远不够的，单个的“冲塔”行为或许能处理掉凭借强权伤害我们的人，但这样做并没有消除这个矛盾，正如恩格斯寄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近几年来，工人们已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阶级被殴打、刺杀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
太多和我们相似的人正遭受着同样苦难，这不是什么巧合，而是因为我们身处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一个已经是人为制造差异的旧世界，我们被无情地丢到这里，这也注定了我们会团结在一起：除了彼此，我们一无所有。
既然有反抗的勇气，那我们就应当更进一步，尝试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也就是——团结，并有效组织起来。组织只能被组织的力量所征服，已有太多的前人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三者缺一不可，而党建又是将这些串联起来的关键。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来组成这样的组织。
他们应该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但他们要参与生产实践；他们应该是工人，但他们要学习并掌握知识。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参与生产实践，那就是书生造反，活该三年不成；工人不参与理论学习，那就无法成长为真正的领袖，领导我们所要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
既要还要，这不是幻想，而是中修正在逼迫着人们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物。只有他们，才能在革命低潮期组织发动起群众，哪怕只是从中修指头缝隙中幸存下来的一部分人，也能带动大家走向胜利。
从历史的角度来做判断吧，尽量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不存在完美的事物，但要努力做到尽善尽美，这是实干家们的誓言。我们只能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