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者：知乎用户“夏三月”
修改：红色文献翻译
原译者按：
这篇文章是我所见从左翼角度分析柬埔寨共产党历史最严肃的文章，特此译出。
1999年发表于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非正式机关刊物《获得整个世界》网。标题为《居高临下的救世主：波尔布特政权的错误》，署名为F.G.O。
原文链接：http://www.aworldtowin.org/back_issues/1999-25/PolPot_eng25.htm 。
该链接已失效，现可在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ternational/RIM/AWTW/1999-25/PolPot_eng25.htm 阅读。
一、本文概述
我们的立场
1975年4月，越南西贡沦陷前两周，一群衣衫褴褛、瘦弱而年轻的农民男女在邻国柬埔寨击败了美国支持的政府。1979年1月，约44个月后，这个新政权被入侵的越南士兵赶下台并被拆散。
这段时期的短暂是其难以理解的部分原因。此外，没有全面的目击报告，甚至连一些基本事实都在研究柬埔寨（或高棉，因为它在该国的高棉语里被如此称呼）的人之间存在争议。一个主要的困难是，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柬共）在大部分掌权时间对其政策和目标甚至存在秘不告人，从那时起，他们之中无一领导人出面捍卫其路线。然而，这一时期的迷雾的主要原因是反动的共识已被施加，它已被媒体灌进了人们的头脑，且几乎没有反对声音。
每当提到波尔布特时（通常，考虑到民主柬埔寨政权灭亡已经二十年），结论总是一样的：革命比它声称要治愈的社会弊病更糟糕。许多研究关注的是关于民主柬埔寨时期死亡人数的未经证实的数据，以证明将美国驱赶出东南亚的比帝国主义者自己更糟糕。[1]
真相——相信谁和相信什么——是一个大问题。任何不问“我为什么要相信？”的读者对这一问题的使用方式是不完全觉悟的。
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推翻“常识”。与其他错误地声称他们没有特定视角的人不同，我们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造反有理。”换句话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三个印度支那民族（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正确的。无论我们对波尔布特政权的结论多么有批评性，事实是他们必须应对美国制造的恐怖。如果有人需为东南亚的种族灭绝接受审判，他应当是美国的统治阶级。美国统治者对前柬共领导人的种族灭绝指控是试图颠倒黑白的努力。
目标
对这一经验的其他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先前的结论，即它是“非理性的”，因此基本上是无法解释的。我们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理性的视角来审视它，考察是谁在试图做什么——他们的政治和政策——以及在那个客观形势下可能做的事情，还有这些政策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关注柬共所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的原因。
有四个相互交织的关键问题：
1.柬埔寨与越南的关系。 这个问题影响了柬埔寨革命的整个发展。柬共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与越南共产党（以前称为越南工人党）的冲突，后者试图从战略上将柬埔寨革命置于越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下。在柬埔寨取得胜利后，在柬共领导层眼中，越南成为他们革命的主要危险。在客观上和在柬共领导层眼中，这都是一个决定性问题。柬埔寨革命的进程取决于此。
2.柬共寻求建立的社会类型以及群众在其中的作用。这意味着柬埔寨革命的道路，特别是两阶段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以越南为中心的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背景下，伴随着所有特殊机会和制约因素；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统一战线，包括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非常复杂的关系；在越南阴影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越南未能进行社会革命与越来越依赖苏联有关。例如，很多人都听说过民主柬埔寨政府如何彻底清空城市。在这里，我们打算考察这些政策及其实施原因。
3.党的问题：柬共事务的状态及其领导人对党意味着什么的概念。直到1977年9月，柬埔寨人民才知道他们所谓的“组织”[安卡]、反对者所称的红色高棉是一个共产党。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越南战胜了美国，这个党突然被推上权力巅峰。它还必须处理自身路线和地位远未巩固的形势。
4.柬共对国外经验，特别是对毛主义的态度的问题。人们常常声称柬共是被毛主义和中国革命指导的。这是基于很小一点而非全部事实，或在某些情况下是蓄意诽谤毛主义的努力。[2]
柬埔寨党从未提出这样的主张。尽管波尔布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生活在中国，尽管这个翻天覆地的事件，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最远进展，对柬埔寨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自然的影响，但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柬共文件和其他声明中完全没有对文革的任何支持。[3]
柬共亲中国，因为越南亲苏联（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与北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有关系），但是，当柬共文件提到中国革命时，通常会通过与柬埔寨相比贬低它。柬共声称它是如此先进，以至于“胜过了列宁并超过了毛泽东”[4]，领导了一场如此“独特”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从国外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5]但是这种经验的“外来性”并不是柬共领导层不想学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唯一原因。他们不喜欢它的内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所执行的政策与毛泽东制定的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柬共领导人一直对中国持保留态度，直到1977年9月，他们与推翻毛泽东后继者的邓小平建立了热切的关系。在波尔特寻找反对越南的盟友时，什么阶级统治中国对他而言并不是很重要。[6]
与此同时，我们的焦点意味着必须忽视其他重要问题，尤其是所有这些问题的国际背景：美国的全部作用（包括它们在被驱逐后对柬共的支持，以及它在柬埔寨的意图），以及苏联的；以及越南的性质和发展，特别是战后。虽然中国是对民主柬埔寨政府支持的主要外国来源，但在这里不可能全面总结其作用。这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研究中国的更广泛的政策。还需要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对民主柬埔寨的政策如何牵涉到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中左派右派的不同目标，而此时党内斗争正处于十分紧要的关头，关于这个话题已有推测，但文档或可靠信息很少。
方法
有人指出民主柬埔寨的几乎所有可用材料都（尤其是对非高棉语的人）来自敌对来源。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片面的和相互矛盾的报告（通常来自泰国或其他地方的难民访谈），而采访者本身有时也是公然地反动。但是，柬共确实有一条路线，这可以在这些研究中辨明，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十年学术界翻译和出版的党内文件中也可以辨明出来。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选取了一些主要的学术研究，并基于柬共陈述的路线和我们自己的理解来研究它们。[7]
我们的中心主题是这样的：在风暴汹涌的矛盾之海中，一个社会最终并不比其他任何社会复杂，只是陷入了更为严重形势的阵痛中，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拯救柬埔寨：革命政治必须体现在物质现实中，即群众中日益壮大部分的自觉行动，而这部分群众反过来又能使广大人民团结起来，逐步地战胜和根除旧社会，与印度支那和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相结合。这是我们判断柬共的标准，通过研究这一经验，我们对完成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理解得到了增强。
为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基于时间顺序，考察了柬共赢得胜利的背景，第三部分是对其一旦掌权后政策的分析。第四部分仔细研究了他们在柬埔寨提出的关键理论问题。最后一部分简要介绍了1979年推翻民主柬埔寨之后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柬埔寨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处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机构手中的命运。
二、胜利的背景
吴哥王国
柬埔寨诞生于从九世纪到十四世纪蓬勃发展的吴哥王国。半个千年后，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这些国王建造的寺庙建筑群（现称为吴哥窟）将成为所有那些寻求升起国旗的高棉国民的身份象征。
当从印度传播出去的印度文明首次被高棉君主接受时，它带来了变革。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兴起使得广泛的灌溉系统建立了，以控制季风洪水并保留灌溉用水。在半年涝半年旱的土地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一些历史学家说，吴哥王国能够掌握旱季水稻种植，每年种植两到三季作物成为可能。高棉朝廷的财富具有传奇色彩，其版图向东扩散穿过湄公河三角洲（现在的越南南部）到达海边，北部通过老挝的大部分到中国，西部穿过泰国和缅甸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寺庙已经成了废墟，因为像水坝和运河一样，它们是由徭役（农民的强迫劳动）建造的，这种剥削秩序无法持久。人们在吴哥社会制度的核心抛弃了印度教信仰转而信奉了佛教。
一个强大的暹罗（泰国）从西方施加压力。越南占领了湄公河下游并横行柬埔寨。后来的柬埔寨人会说，越南征服者将高棉人活埋到脖子，并用热煤填满他们的嘴，将茶壶放在头顶来加热。无论是否真实，这一形象将成为所有柬埔寨政党的参考中心。
当法国人在19世纪中期到达时，古老的吴哥王国已被雕刻成一小片。法国开始殖民湄公河沿岸所有国家，部分原因是为了挑战英国对中国的控制。1863年，它迫使柬埔寨国王诺罗敦接受一项条约，使该国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以保住他王位。
法国殖民地
法国人起初（像英国人一样）从鸦片贸易和酒精中获利，但很快这变得不够。1884年，法国炮艇从越南驶向湄公河。他们的军队进入宫殿，使国王实际上签字移交了所有权力。关键是要在柬埔寨建立土地所有权，以便建立法国种植园，同时征收严苛的税收。当农民起来反抗法国人时，殖民主义者从越南带来了军队。据一些历史学家说，他们杀死了20万人，占人口的20％。诺罗敦最初曾号召起义，但两年后再一次为了保留他的王国而背叛了它。
法国人带来越南人管理柬埔寨，除了王室外，他们没有培养当地精英。在柬埔寨收取的税款用于支付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管理费用。法国人通过将高棉人贴上懒惰的标签，“堕落的种族”，来证明他们的政策是正当的。法国发现为了利润和他们的整个东南亚帝国的利益而在越南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是很方便的，但与越南不同的是，除了橡胶种植园和其他出口导向的作物外，柬埔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开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维持灌溉系统。法国进口产品扼杀了本国的手工业（丝绸和棉织）以及新兴的当地工业。征税导致了高利贷者的激增，因为之前与市场没有联系的农民不得不借钱来支付这一贡品。土地分为越来越小的地块，许多农民成为债役工，被迫为他们所属的其他人工作，而不是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人均稻米产量降至东南亚最低水平。
国王的孙子诺罗敦·西哈努克被维希法国政权加冕为国王，然后在随后的日本占领下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邀请”法国回归。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变得越来越苛刻。王室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在农村的一些地区，特别是马德望和柴桢，地主十分猖獗。总的来说，不再拥有土地但作为租户或佃农生活的农民的数量正在加快增长，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到1970年西哈努克统治结束时达到了大约五分之一。虽然大部分农民仍然拥有一些土地，但是许多家庭的土地面积不到一公顷（被认为是养活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限度）并且不得不租用土地和工具。绝大多数人负债于放贷人和店主。许多农民欠钱超过他们一年的收入。放债人员通常每月收取12％的利息，并与交易员合作，他们会在丰收的季节开始时以较低的价格买入大米，然后在食物用尽的季节以更高的价格将其卖回并向农民提供信贷。这些放贷人和商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或中高棉人。
正如毛泽东所说，当社会关系阻碍生产力时，工具通过人民说话。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反抗出现了，这些社会关系在曾经富饶的土地上导致人民陷入贫困。
佛教僧侣在19世纪与法国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佛教窟（寺庙）成为全国抵抗的中心，首先是反抗法国人，然后反抗日本人。虽然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制度的主要支柱，但佛教教会也是唯一的教育来源（法国人没有建立学校）、精神生活的中心和除君主制度之外唯一的真正国家机构。大多数年轻人都当过几年和尚。这意味着寺院孕育了各种政治思潮。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1930年，随着世界革命之风的兴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背景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指示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ICP）。该党的核心在越南，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该地区最先进的。老挝曾是并仍是最不发达的印度支那国家。在柬埔寨，起初唯一的党员是东部的越南橡胶种植园工人和中产阶级的中国城市居民。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由佛教领导的反殖民运动之后，党开始招募年轻的僧侣，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许多党的干部和领导人都是前僧侣。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场独立斗争。不久后，越南人发动了反抗法国人的武装起义。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议越南人和中国人不要通过革命战争寻求民族解放。两党都没有同意。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成为越南革命者外来支持的主要来源，就像他们在同一时期为对抗美国入侵的朝鲜人民所做的那样。当越南人在1954年驱逐法国时，美国已承担了法国在这场冲突中80％的开支，他们认为这是包围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解散后，越南人组建了自己的共产党（越南工人党[VWP]，1976年更名为越南共产党）。他们也有自己的军队。柬埔寨共产主义者的情况非常不同。柬埔寨革命者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都不如越南同行那么发达。他们对越南的外部依赖与他们几乎没有明显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事实相符合。柬埔寨人没有建立共产党，而是遵循越南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高棉人民革命党。他们没有组建自己的军队，而一支围绕革命的当前任务团结起来的军队也将成为共产主义长期目标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训练基地，可他们只是与佛教徒和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民族主义的伊沙拉游击队合作。换句话说，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者对待柬埔寨的态度，都好像那里的任务不是要组织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只是作为越南人斗争的附属产物。
越南工人党领导层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理由，并赢得了许多柬埔寨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柬埔寨的条件不适合革命，因为他们说，许多柬埔寨农民都是小土地所有者，社会对抗在那里还没得到充分发展。他们认为，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样注定软弱，因此他们必须总是扮演父亲政党的角色。1951年的越南工人党文件说：“越南的党保留监督其兄弟政党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活动的权利。”[8]
以下矛盾将是未来几十年的典型特征：一方面，越南运动势头强劲，将柬埔寨运动推向前进；另一方面，柬埔寨人的软弱迎合了越南人的意愿，而他们试图将这种软弱制度化。越南人承担主要的战斗负担，首先是对抗法国人，然后是美国人，伴随着所有必要的英勇牺牲，同时他们要把邻国的斗争置于他们自己的斗争之下。是否在战术上这样做是一个问题（例如，为了整个印度支那斗争的利益，是否集中力量在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等等），但是越南工人党将这变成了革命的战略，除非通过越南干预，否则柬埔寨或老挝永远不会发生革命。
越南人在奠边府的战斗中围困并完全摧毁了法国殖民军队。1954年，法国被迫接受从越南谈判撤军。日内瓦会议阐明了印度支那战争结束的条件：越南分裂，北方有革命政府，南方计划选举重新统一为独立国家。柬埔寨的情况更加含糊不清。伊沙拉运动根深蒂固，战斗人数数以千计。但西哈努克玩了两面派，正如他经常做的。他说服法国人在1953年给予柬埔寨独立，告诉他们他们要么与他交易，要么将柬埔寨拱手让给正在越南与法国人战斗的共产主义者。
在日内瓦会议上，他成功达成了一项协议，以其政权存续的保证换取柬埔寨的中立。
苦涩的教训
柬埔寨共产主义者空手而归。他们被强制解散武装部队。约一半革命活动分子（约一千人）坐船离开了柬埔寨，和一直在柬埔寨作战的越南士兵一同前往越南北部。越南的部分胜利对柬埔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挫折。这一经历对柬共未来的领导核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那些在巴黎的大学度过这些战争年代的人，还是那些像波尔布特一样正好回来看到他们希望破灭的人。
这就是所谓西哈努克时代的开始，国王为他的父亲而退位，成为一个纯粹的亲王，并通过一套议会操纵、固定选举和暴力手段的组合来统治国家，直到他在1970年被推翻。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期，而在美国拒绝准许越南南部承诺的选举，越南人于1959年重返武装斗争后，就更加复杂了。西哈努克宣布了他最初所谓的“高棉社会主义”，后来又是“佛教社会主义”。他的学说的实质是保留“维护我们种族、我们传统、我们宗教信仰独创性的，并保卫我们相对某些邻国独立性的屏障”。他解释说，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在柬埔寨的胜利”。[9]他说话算话：其政策的目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为了使他的统治及其代表的整个制度永久化。
柬埔寨共产主义者的情况越来越糟。他们建立了合法的人民党并参加了1955年的选举。一位观察员写道：“人民党最大的成就是把所有在选举中暴露自己的左派的姓名填满了警察的档案。”[10]该党被允许合法存在，一些成员在政权内部秘密工作，但西哈努克实施了一项残酷的政策，即追捕和杀害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在农村。共产党人在组织工业工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直到西哈努克转身粉碎了罢工运动。他的警察在办公室门前的人行道上肆无忌惮地谋杀了人民党报纸的出版人。在公开投诚政府之前，党的领导人秘密向西哈努克的警察出卖了好几年的信息。据说，农村地区90％的党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失踪。许多人被敌人杀死或驱散；还有的只是随波逐流。柬共的历史草案将大部分损失归因于党内普遍存在的消极态度。[11]
柬埔寨共产党成立于1960年。当时它被称为柬埔寨工人党，就像越南的共产党一样。它是暗中运作的，其存在是秘密的；公开场合里，它通过合法的人民党工作。与西哈努克奇异伴舞的配合还在继续；亲王提拔两名重要的共产主义者进入内阁，一名进入立法机关，但绑架谋杀了党的主席。1963年爆发了反对警察镇压的学生暴动。作为回应，西哈努克公布了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并保证消灭他所称的“红色高棉”。
在此期间，国外发生的事件对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哈努克对1963年迪姆（译注：即吴廷琰，一条被认为没了用处而在南越被中情局谋杀的美国走狗）被谋杀感到不安。亲王与美国决裂，并与北越政府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达成协议，允许他们使用柬埔寨领土，以换取尊重柬埔寨边界的承诺。[12]就柬埔寨共产主义者而言，据说他们已敏锐注意到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权的垮台。合法、公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曾希望与民族主义的苏加诺政权联合，在没有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实现解放；相反，该政权和印尼共产党都被美国组织的右翼政变摧毁，无数人遭到屠杀。
波尔布特成为主席
1966年柬埔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的名字改变了，波尔布特成为柬共主席。
大多数党的领导层和大部分党员（包括许多学生和教师）都退到了农村。重心开始转移，首先到达东部边界，在那里与越南共产主义者重新建立联系与合作，然后到了腊塔纳基里省，在偏远东北山区。党开始在农村建立秘密组织，为武装斗争做准备。它赢得了长期受中央政府蹂躏的部落山区人民的支持。通过这些举措，柬共正在远离越共，越共仍然认为柬埔寨没有革命形势，因此损害与西哈努克的合作是错误的。[13]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柬埔寨的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受越南战争影响，这种升温加剧了柬埔寨的内部矛盾，使之到达爆发点。
中国通过柬埔寨港口向越南提供武器。西哈努克获得一定比例的收入。类似地，大量的柬埔寨大米被出售给越南南部的民族解放阵线部队。这对西哈努克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代表着政府从大米出口税中损失了收入。他引入了一种称为“收集”（译注：ramassage）的制度，该制度下，政府士兵前往村庄并强迫农民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他们出售大米。在三洛，在马德望附近西部，农民起义攻击军事哨所。柬共虽然中心在该国的另一端，但支持该叛乱。
波尔布特后来解释说，“正是在这种成熟的革命形势下，1967年在三洛爆发了一场武装起义……这是人民通过他们自己的运动引发的。党中央委员会尚未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武装暴动。”[14]
事实上，党尚未正式改变自60年代初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更折衷主义的路线，即“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并不清楚党在何种程度上团结起来与其过去实践彻底决裂。（据说柬共的东部地区尤其不情愿。）但环境使然。“我们党尚未提出武装斗争的原则，但在敌人的这场大规模内战面前，我们党必须用武器反击。”[15]
西哈努克使用中国人给他抵抗美国的飞机轰炸了柬埔寨西部的村庄。他把与越南人合作获取的枪支对准了柬埔寨农民。他下令要求所有被捕的叛乱分子当场处决，并承担公众责任。亲王夸口他们会被烤熟喂给秃鹰。他指示拍摄砍死囚犯的过程，并在城市的影院放映这些新闻短片。在农村，他的部队把砍下的脑袋插在杆子上，以达到相同目的。
叛乱从四月持续到五月。
现在，柬共开始正经组织全国性起义。1968年1月，它发起了第一次进攻。这时，革命者只有很少的现代武器，党的领导层不得不再次逃避西哈努克的军队，但内战已经爆发了。
越南人不乐于接受这种发展，但与柬共的合作仍在继续。民族解放阵线专注于1968年2月春节攻势的准备，春节攻势是一个成败在此一举的针对城市起义的赌博，其失败标志着结束了对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巨大依赖，以及以谈判解决为目标的更常规的战争的开始。
但再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哈努克、柬共和越南人正在走向三方联盟，这显然违背了他们的意愿。
美国在柬埔寨的“秘密战争”
1969年3月，美国发起了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行动。惊慌失措的西哈努克邀请杰奎琳•肯尼迪（美国总统的遗孀）访问并重建与美国的关系，但为时已晚。1970年3月，西哈努克被其总理，朗诺（LonNol）将军（从一开始西哈努克就依靠他镇压共产主义者），在美国策划的政变中推翻了他。
4月底，美国入侵柬埔寨。约3万美军士兵和4万来自南越的士兵在柬埔寨东部横行了两个月，宣称的目标是铲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LF)武装分子，后者向西转移以避免决战。西哈努克逃到巴黎然后去了北京。中国提出对他的支持，条件是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几天后，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Kampuchea，通常以法语首字母FUNK而闻名，其核心是红色高棉）的首脑呼柬埔寨人民武装起来。他还呼吁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将印度支那民族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西哈努克被任命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流亡政府——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国家元首，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纲领对西哈努克在解放后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只字未提。
那时，柬共有约5万名本地民兵和一支5千人左右的军队。这将在一年内翻倍。两国解放部队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军事合作。“他们的装备很差；他们对缴获的美国武器的依赖不亚于对中国或越南提供的武器弹药的依赖”，当时在金边担任记者的美国作家说。[16]但她补充道，“时间是越南人给予他们的主要援助，他们有效地使用了它。”
显然，这一过程有两方面。柬共必须逐步建立其武装部队，除了柬埔寨人民的支持外几乎无所依靠。据所有认真的观察员认为，这种支持是广泛、深刻和强大的。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解释革命军队的稳定壮大，到1973年已经达到4万人。甚至他们从腐败的朗诺官员和军官那里购买大量的材料和武器也证明了他们从橡胶种植园工人那里获得的支持（正是这些工人使他们能够销售橡胶）。但是直到1972年底，越南在与朗诺军队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截至那时，他们已经打垮了反动派的武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越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否则，当时的柬埔寨就不可能实现解放。
到1973年，越南人迫使美国进入巴黎的谈判桌，他们希望柬共加入他们。越南人设法赢得了轰炸的终止和美国军队的撤离。美国不愿意认输，而战争将会持续超过两年，但他们限制了自己为获得胜利而所愿承担的风险。在整个美国的印度支那战争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决定性关头。但对于他们自己的直接战争目标，柬埔寨人认为没有理由同意停火，停火只会解除他们对几乎被孤立的金边的控制，而金边看起来即将落入他们手中。这就是朗诺渴望停火的原因（即使柬共没有参加巴黎协议），以及柬共拒绝这两份提议的原因。
两支印度支那解放部队在巴黎谈判时期的直接目标不同，直接结果也大不相同。美国从越南撤军并不意味着放松柬埔寨。恰恰相反。根据巴黎协议，美国再也无法轰炸越南，在那里他们希望美国的大规模支持能让反动政权坚持“体面的间隔”，但美国担心红色高棉的胜利即将到来。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称轰炸柬埔寨是“最值得关心的”。[17]
柬埔寨大部分地区被宣布为“自由开火区”。[18]巴黎和谈于1月举行；2月，美国将战机送回柬埔寨。每天的突袭行动中有25万吨炸弹落下，共持续140天。这是在二战最后一次全面轰炸中落到日本当量的三倍多，而那次轰炸以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告终。其目标是在金边附近建造一堵防火墙。它的确让朗诺政权喘息了两年。
在最好的时候，两个印度支那党之间发生过摩擦，而现在关系迅速恶化。据柬共说，越南提议建立联合军事指挥部和部队，但柬埔寨人更愿意保持独立。[19]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入侵柬埔寨和形成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后，越南人开始送回数百名在越南北部流亡15年的柬埔寨人。越南人想在柬埔寨建立革命力量，但他们希望通过在柬共内建立他们自己的影响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返回的柬埔寨干部中许多人都接受过越南的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培训。起初他们受到欢迎并融入柬共领导的单位。但几年之内，几乎所有人都被开除出党，许多人被处决。“那群在河内受过训练的前战斗人员”，1976年的一份文件后来说，“……成为100％的越南人，没有留下任何高棉人成分。他们是越南人的听话的跟班。”[20]这一尖锐的矛盾反映于柬共内部，柬共的西南地区部队与柬共的东部地区指挥部之间爆发了交火，东区被认为亲越南，“高棉身，越南心”。在西南地区，据说领导层告诉人们存在两种敌人，重要的敌人和非重要的敌人。“越南人还不是我们的重要的敌人，头敌是美国的朗诺，但越南是我们的二号敌人。”越南经常被称为“世袭之敌”。[21]
水稻战争
如果说柬共坚持下去几乎全靠人民支持，那么美国支持朗诺政权就几乎全靠B-52了。甚至他的美国顾问也认为他的政权是个彻底的失败。它腐败无能到其花名册中有一半士兵不存在，仅是将军中饱私囊的工具。按照比例，他的军队的将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军队都要多许多倍。面对美国的持续地毯式轰炸，柬共和越南人一样，使用了一种有效的战术：它的战士尽可能靠近政府部队。
大多数伤亡人员是平民；此外，爆炸物和凝固汽油弹的破坏正在把广大农村地区变成荒地，而健全的年轻人则不得不为一方或另一方而战。双方军民的食物供给问题都日益尖锐。大米骚乱动荡着充满了难民的金边。到目前为止，美国必须大量供应大米。朗诺的生存全赖于此，以至美国大使馆每周都给国内发电报，报告大米库存情况。
在一些解放区，尽管受轰炸，稻米产量还是有所改善，但战争的需求超过了供应。在此之前，从支持美国-朗诺政权的地主和其他叛徒手中夺取的土地被分给各个无地农民家庭。农民热情地加入了互助组，每人都帮助耕种所有人土地。全国一半人口居住在解放区，由农民协会和爱国僧侣协会等群众组织管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存在仍是秘密的，就像党本身一样，党通过其执行大部分的招募工作。）虽然商人继续进行贸易，但取消了对大米的借款和放贷。农民不再被腐败、强奸、盗窃、酗酒和赌博困扰。在一些地方，农民自愿组成10至30个家庭的合作社，提高了生活水平。
1973年5月，“安卡”（译注：“组织”，即红色高棉）发起其所谓“民主革命”。现在，这些合作社将被提升到“更高水平”，并实现普及。“合作”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私有财产已基本废除。解放区的城市也是如此。
柬共内部出版物《革命旗帜》后来解释了这样的形势：“一方面是进步，另一方面照样是旧社会……那些拥有土地的保留着他们的私有权，从前的无地农民和无地工人现在从（革命）政权获得土地。因此，土地一般仍为私人所有。”在东北部城市桔井，柬共领导的解放区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是他们（买办资本家）的附庸。”“桔井乡镇显示出与旧社会相同的迹象。本田摩托车像以前一样在街道上飞驰，而我们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则在尘土中行走。这表明他们仍然是主人……如果我们继续这条道路，我们将无处可去。”[22]
桔井被完全疏散，变成了鬼城。在农村，废除了金钱、信贷和贸易；大米和其他基本产品直接由新国家收集。对土地、农具、机动车等物的私有制消失了。
正如上面引用的柬共文件所承认的那样，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完全没收私有财产，这是闻所未闻的，而当时的任务是团结所有可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政权的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些爱国的大资本家和地主，其存在虽与反动社会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有时可以赢得他们来针对主要敌人（如西哈努克本人）的行动。此外，无论是封建地主、种植园主（最终他们会成革命目标），还是只有通过夺取上述二者的土地才能获得解放的农民，对所有人财产的没收都一视同仁。那么，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什么？
波尔布特后来描述了这样的目标：“土地所有者和商人收集了所有的大米，卖给了朗诺集团和越南人。我们贫困阶层的大米吃光了……高棉的革命军队正在前线作战，他们大米快不够吃了，每顿饭都喝米汤……因此，在1973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整个解放区建低水平和高水平的合作社。”[23]另一位柬共领导人更直白解释了1973年的决定：“越南人是最大的麻烦。他们会买大米。
所以我们废除了货币。如果人民不需要货币，如果他们住在一切由国家提供的合作社，他们就不会把米卖给越南人。”[24]
这些措施是在极度困难的战争岁月和革命高潮时期中采取的。显然，解放区并没有到处都实行，也不是一次全部实行。在某些地区，它们只实行于先进的村庄；在另一些地区，它们对所有人是强制性的。但它们不是临时性或战术性措施；相反，它们预示着柬共政权的到来。柬共的主要特点以及由其统治所引起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和它们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方式，都已经出现了。
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四个问题：
第一，柬共对越南问题的处理：越南人瞧不起柬埔寨革命，并试图将其置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之下，这成为制约柬埔寨革命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是一个条件，一个外部因素，不能过分强调，因为这个外部因素并不能决定柬埔寨革命者的反应。
应该记住的是，两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军事联系和相互渗透使越南人有可能影响柬埔寨斗争的进程，但反过来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越南劳动党的一条日益错误的路线对柬埔寨而言是个大问题，这对越南人民来说则是更大的灾难。[25]越南是柬埔寨革命的一个难题，但也是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美国在那被击败，那里到处是为反帝斗争牺牲了一切的人。许多柬埔寨人居住在越南，反之亦然，这一事实是一扇潜在地敞开的大门，籍此柬埔寨的革命路线可能会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但柬共没看到这一点。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形势的消极方面。他们无法超越其对柬埔寨国家利益的理解，正如越南修正主义者无法理解应该关注柬埔寨革命的原因。越南人的路线倾向于减少印度支那人民在越南的革命斗争，以及减少对在另外两国革命斗争的支持，作为对此路线的反应，柬共同样看不到在印度支那全面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与世界人民(包括毛主义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二，这当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柬共想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这在柬共掌握全国政治权力的几年里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但是，1973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已经预示着一条要求跨越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甚至是社会主义阶段的路线，这一路线在全国解放后将以惊人的形式出现。目标被扭曲了：不是将革命火力集中在美国和朗诺政权上，在一个大多数人拥有一些财产的国家，私有制被全面宣布为敌人，一些中产阶级年轻人有摩托车，而红色高棉战士在尘中行走，这一事实却被描绘成最可耻的事情。（请注意，对《革命旗帜》来说，从前的无地农民获得土地的事实并不被认为是一个使其革命热情进一步高涨的因素；相反，结论是他们的土地应该被没收。）
柬共无法想象将印度支那人民团结在一个革命基础上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在柬埔寨革命中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重要性。
第三，另一个严重征兆是对党内矛盾的处理（特别是对从越南归国干部的不公正处理）。如我们所见，柬共内部反对“越南”影响的斗争实际上是柬埔寨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种在与占优势的非革命路线的冲突中划定革命路线的努力。但是，因为这种斗争本身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所以它被错误地总结为主要是与外部敌人（越南和“越南思维”）的斗争。这种总结本身成为党发展的巨大障碍，破坏了本已胜出的更加革命的方向。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在政治上以直接方式得到处理（这本可以增强柬共的认识和团结），这种情况削弱了党。不是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把这种方法变成了制度。
最后，柬共需要对越共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路线进行批评，越共的立场从未坚定过，而且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轨道。对于阐明柬埔寨解放及其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团结柬共，这种批评本会是必不可少的，而越南和老挝也同样迫切需要这种批评。这是“国外经验”的一个方面，是柬共只有冒着失去自己的立场和领导革命的能力的风险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对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辩论及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总结的发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经验。但是，柬共不是以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对越南沙文主义作出反应，使这一矛盾无法解决。尽管柬共对柬埔寨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是名副其实和得到公认的，它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扮演了宝贵而英勇的角色，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柬共在战争过程中形成了一条坚固的路线，它正往死胡同里走的越来越远。
三、被浪费的胜利
解放
金边的解放于1975年4月17日到来，最后一次进攻在开始于那年的第一天。革命军队切断了连接金边和胡志明市的一号公路。他们在横穿湄公河的电缆上串起了中国供应的水雷，并在船只接近时把它们拉起来，切断了这条路线。重型榴弹炮（由越南从美国人手中缴获并提供）摧毁了首都机场，这是柬埔寨与美国仅存的联系。由于担心其大使所称的“不受控制的解决方案”，[26]美国把朗诺流放并试图与西哈努克达成一项单独协议，条件是他放弃与柬共联盟。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也许是因为为时已晚。可恶的反动军队——在城市里和在农村里一样四处淫掠——崩溃了，而由柬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包围并接近了城市。革命军约6万人，其中包括几个营的妇女，加上当地民兵中更多的农民，革命军队比朗诺军队少好几倍，但在柬共的领导下，革命事业的公正性已成为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
美国和他们的傀儡政权曾试图将这场战争粉饰成拯救柬埔寨免受越南侵略的战争，但现在，柬埔寨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完全掌握在柬埔寨人手中。就连一位驻金边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不得不承认，“1975年4月17日到来时，（朗诺）共和国地区的人民高兴地迎接了投降。”[27]
然而可以说，两个不同的柬埔寨，或柬埔寨发展有严重差异的两个不同部分，在那天遇到了对方。
先是在法国人统治下（甚至比那更早），然后在西哈努克统治下的经济繁荣时期，金边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聚集地一样，一直是一个与国内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城市。它的经济与外国资本联系在一起，与大米、橡胶和一些制成品的出口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角色是作为外国商品的仓库和分销点。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大多数人口出生于柬埔寨，但都是非高棉人，尤其是中国人和越南人。在从法国独立后，西哈努克以其“现代化”情节发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在城里穿着传统农民服装或赤脚。在美国地毯式轰炸期间涌入的数百万难民改变了这一点——这将该市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约200万——但与此同时，它变得与农村更加隔绝。虽然数百万农民在夺取金边时已经参与了几年的革命，但首都人民几乎完全依靠反革命战争或美国大使夫人发放的救济物资生活，而她的丈夫则帮助指导了国家的毁灭。
被解放部队占领的城市在任何直接意义上都不是奖励。武器和弹药库存很少，没有战斗机、坦克或重型火炮。没有原材料，没有备件，缺乏燃料，几乎没有电。城市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水。没有药品或其他医疗用品。最重要的是，没有食物。手头的大米仅能供应城市不到一周。
整个国家的状况并没有好转。朗诺政权已表示它这边有50万人死亡；另有报道说60万人在解放区被杀（柬埔寨总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成千上万幸存者严重受伤或残疾。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出的最后一份报告称，柬埔寨“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重要的大米出口国沦为大规模进口国，而1975年4月这一切结束时，滑落到了饥饿的边缘”。[28]至少一半稻田被炸弹刨了个遍或没有耕种。美国的空袭和作战杀死了用于拉犁的大部分水牛、牛和其他农场动物。该国几乎有一半人口被迫离开家园。高速公路和铁路被破坏了，河流被沉船残骸堵塞。
在这种环境下，解放部队几乎在他们进入金边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同时就对城市开始了疏散。另外，他们无法知道美国是否会重新轰炸。战争仍在越南肆虐。仅几个星期后，在5月12日，美国计划发动马亚圭斯事件，在柬埔寨水域一艘载有军事物资的美国货轮被缴获成为美国另一次袭击的借口，这摧毁了柬埔寨大多数的海军设施和位于磅通的全国唯一一座炼油厂。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媒体都在空喊这场疏散是一场死亡行军，但即使是反对最猛烈的报道也没有对此提供任何证据。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形容它说，“事实上，这是一场远离死于饥饿的旅程……（这）在城市中心已经成为现实。”[29]解放战士挨家挨户地要求人们尽快收集他们的财物离开城市。过程中没有暴力。人们按家庭走出城市，在途中获得食物和水。一些药品也被分发。的确，正如西方媒体所控诉的，伤者和病人都从医院疏散，但至少目前，他们在其他地方的情况并不比在城里更糟。被逮捕的朗诺政权高级官员和军官被处决，但是，唯一大量处决前军政府士兵的报道来自马德望和西北地区的其他地方，党中央很快勒令他们停止。在美国失败后，美国媒体立刻带头掀起了对“红色高棉暴行”的高调攻击，因此，似乎只有引用美驻泰大使馆（负责“监控”柬埔寨的事件）的报告是恰当的，这份报告曾经是机密文件。报告表示，在第一个月之后，“关于故意杀害前政府官员和士兵的报道或多或少已经结束”。[30]
然而，清空城市并不意味着是一项战时措施，甚至也不是对无法维持的局面的必要调整。组织这次疏散的战士告诉人们，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柬共也从没打算这样。在1975年5月的一次党内会议上，柬共决定永久消灭城市。撤离是彻底的和永久的。后来，有些技术工人被召回，农民被派去替代工厂工人，一些政府办公室和外国大使馆重新开放，但近四年里，首都的居住区减少到仅几个街区。其余部分被肃清后，闲置在了杂草中。
疏散城市只是解放前几个月内通过的更广泛计划的第一步。市场、私有财产、金钱和宗教被废除。清空城市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决定性一步。“如果我们保留金边，”柬共在其内部机关报中写道，“它（私有财产）会有很大的力量。当我们在农村地区时，我们比私营经济组织更强大、更有影响力。但在金边，我们将成为他们的附庸（satellite）。”[31]
“独一无二的”革命？
柬共非常清楚这与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经验背道而驰。一份柬共内部文件指出：“驱逐金边人口是一项在任何其他国家的革命中都找不到的措施。”外交部长英萨利后来向一位外国记者解释说：“高棉革命没有先例。我们所努力做的事情在历史上闻所未闻。”[32]
事实上，柬共领导层认为他们的革命独一无二。7月，波尔布特在3000名军队代表出席的会议上说：“我们赢得了全面、明确和光明正大的胜利，意味着我们在没有任何外国联系或参与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我们敢于在同世界革命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发动斗争……在整个世界上，自革命战争出现以来，自美帝国主义诞生以来，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军队，能把帝国主义者彻底驱逐，并对他们取得全面胜利。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样。”[33]
波尔布特提出了两个需要拆开分析的独立主张。首先，认为以前没有人击败过美国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国、朝鲜和越南呢？看起来，这里的真正用意在于将柬埔寨与越南对比，越南接受过苏联和中国的援助，因此赢得了不光彩的胜利。的确，越南领导层已在各个方面（包括军事学说上）都背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并在越南摆脱美国魔掌的斗争中，他们损害了自己的国家，将他们的灵魂卖给了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苏联。（在苏联集团垮台后，这种做法导致他们再次落入西方手中。）
但柬埔寨并没有脱离世界背景而获得解放。[34]
第一个主张，带着的露骨的民族主义，与第二个主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诚然：柬共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教训（基于历史和世界范围内的经验）适应于柬埔寨的具体和独特的条件，而是从“与世界革命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从欧洲返回的柬埔寨人被教导“高棉革命的优越性，特别是因为取消了货币和撤离了城市”。[35]这显然是对中国革命的批评：“中国人现在向国家的工人支付工资，等等。工资导致私有制，因为当你有钱时，你存起来购买这个或那个。”[36]
差异点——柬埔寨的独特性——在于这场斗争不是针对旧的统治阶级（这些阶级被认为是无可挽回地被粉碎了），而是针对所有私有财产以及所有受其污染的人，包括城市里的所有阶级。“我们已经镇压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我们还要继续打击他们。我们也在打击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的私有财产……我们从城市将人民疏散出来，这是我们的阶级斗争。”[37]
这场“阶级斗争”的另一方面是对从城市中撤离出的人们所做的事。该国的人口被分为两类，“旧人”（1975年4月以前生活在革命根据地的人）和“新人”（居住在朗诺控制地区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根据一份柬共文件，这约占总人口的30％，[38]而根据其他计算，接近40％。[39）有益的分隔这两个类别与社会阶级无法对应。在第一类中有差异很大的阶级，从贫穷和无地的农民到富农（解放前，大多数非农民逃离农村）。第二类包括更广泛的阶级，从资本家和封建主，到店主和知识分子，到产业工人和人力车司机。[40]这种分类也不符合任何政治类别，因为它把同情革命的人和反对革命的人扔到一块。例如，几乎所有柬埔寨的华人少数民族（约43万人），那时都位在城市，而被标上“新人”，和大大小小的放贷人、店主和学生混在一起。许多中国-高棉学生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变得激进。（西哈努克已取缔柬中友好协会，尽管他正在接受中国援助。）说中文是被禁止的。
事实上，学生为柬共提供了重要支持和许多的成员。直到1954年，中等教育仍非常有限。（与波尔布特结婚的乔潘娜丽里是柬埔寨第一位从非宗教中学毕业的妇女，后来她自己开办中学为柬共领导人提供工作和收入。）西哈努克徒劳地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在不经革命的情况下现代化，将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投入教育，培养了一百万受过教育的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工作或未来前景，愿意接受革命思想，哪怕直到解放之前，党多年来一直没有在城市开展过群众工作。所有这些人都被标为“新人”。
起初，许多原先来自农村的人可以自由返回那里，其余则集中在一些地区，特别是西南和东部地区。所有人都被安置到合作社中，和其他人一样，都去田间工作。但这两个类人没有得到平等对待。
合作社既是政治单位，也是经济单位——它们是基本地方政府、唯一的群众组织和将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囊括其中进行组织的形式。“旧人”是“拥有全部权利的成员”。“新人”则不是。他们不能成为领导合作社的委员会或其他任何职位的候选人。次年，在全国统一和体制建设的一次表现中，国家通过了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他们不被允许投票。党的文件描述了将“新人”进一步划分为“接受改造者”和“待改造者”。目前尚不清楚这项政策在多大范围实施或造成多少后果。但党的文件本身对此区别不大。“新人”被认为顶多是中立的，如果没被全部当作敌人，也不会被认为有潜在的进步性。[41]经常有人告诉他们：“留住你没有好处，去掉你没有损失。”
有大量证据表明，“基层人民”（通常称为“旧人”）认为“新人”是一种负担，无法很好地耕种。在一些地区，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和照顾。在另一些地区，他们获得较少的食物，住最差的地方、待遇严苛。最初他们集中在党力量最强的地区。1975年9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迁移。“新人”通过步行和铁路从西南和东部送到人口较少的北部和西北地区。约有80万人被送往西北地区，几个月内其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当地条件变得非常恶劣。
新的国家宗教
与此同时，柬共还在进行另一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在此之前，被贴切描述为“佛教法西斯主义”的朗诺政权曾对居住在柬埔寨的越南族裔发动过大屠杀，作为对越南“锡米尔”（梵语中的“异教徒”一词——这个词是为了攻击越南人成为共产主义无神论者，同时也包含了柬埔寨盛行的对越南人的蔑视，因为在柬埔寨人看来，他们向基督教屈服了）圣战的一部分。利用前几个世纪被越南占领时积累的敌意，30万农民定居者、种植园工人和其他越南人，在美国傀儡政权煽动的种族主义的歇斯底里的暴乱中遭到驱逐。柬埔寨解放后五个月内，剩下的15万越南族裔大部分也被移置越南。民主柬埔寨政府将他们称为“越南秘密派遣潜入高棉的越南居民，他们生活隐蔽，与当地居民混在一起”。[42]在接下来几年里，剩下的1万人（主要是高棉人的配偶和家人）少有幸存。
民柬政权所针对的另一个非高棉少数民族是占族，一群数十万人的穆斯林族裔，他们有着独特的习俗，生活在柬埔寨各地，特别是沿河地区。除了钓鱼之外，许多人还做屠夫（佛教徒更愿把这个职业留给他们）或小商贩。他们被认为是凶悍的战士，在战争期间，双方都招募了许多占族士兵。据说，他们最初支持红色高棉，因为他们在佛教政府手下遭受歧视，但他们在1973年之后反对革命者，那时他们的语言、独特的衣着、其宗教和宗教着装（如胡须）在新的合作社中被禁止——然后朗诺政权回头过来拉拢他们。43虽然作为一个特别传统和虔诚的团体，他们倾向于反对革命，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新政府迫害他们时，他们以暴力反抗，有时杀死柬共干部，不论是高棉人还是占族。他们的村庄被拆散，他们被分散到合作社的“新人”中。只要他们吃猪肉（一项反复施用于他们的测试）并放弃他们的习俗，就不会消灭他们。但他们被强制接受高棉化。[43]
然而，高棉少数民族（“上高棉人”或丘陵的部落民族）被视为“真正的”柬埔寨人，他们的黑皮肤与“白色的”中国人、越南人和其他人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
所有这些做法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态度：宗教被法令废除，但是柬共毫不犹豫地依靠了最落后的宗教和种族偏见，这些偏见综合在了（并不是特别）新的国家宗教中：高棉优越性。
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另一面也是如此，无论是否是有意识地，它也体现在不愿彻底打破传统观念之中。民主柬埔寨政府没有重复西哈努克的“佛教社会主义”口号，但他至少在名义上是新国家的元首（直到1977年9月悄然退休），而整个共产主义（西哈努克经常谴责这是对佛教的不忠）的概念从未被公开提及过。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组织”只是统一战线中更民族主义和激进的组成部分，佛教君主是统一战线表面上的领导者。
社会主义计划
解放后不久，新政府宣布旧的朗诺钞票不再是合法货币。印有吴哥窟寺庙的新货币已经印制出来，但在最后一分钟，政府决定不将它们投入流通。他们宣布，货币是柬埔寨的历史。
这是一项激进的措施，但不是一项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决定。
一方面，它不仅仅是基于对马克思所谓的“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它将所有人际关系转变为赤裸裸的自身利益）的仇恨而过于仓促的一步。[44]就像1973年的合作社跃进，它作为一种对付可能利用货币的国家敌人的措施：“如果我们使用金钱，它将落入个人的手中……如果钱落入坏人或敌人的手中，他们将用种种方式贿赂我们的干部而毁掉他们……他们有钱收买人民的感情。一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干净的柬埔寨社会将成为越南。”[45]
另一方面，货币虽被废除了，但我们将看到，货币作为一个类别仍然存在——而且，当涉及决定国家的计划和人民的生活时，它起了统治性作用。
1976年，柬共通过了国家发展的四年计划，在几乎可笑的想盖过中国一头的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该计划被称为“超级大跃进”。主要目标是在1977年至1980年期间将稻米产量翻倍，以使柬埔寨可以出口价值14亿美元的农产品。其中的百分之九十是将大米卖给传统买家（香港、新加坡和非洲国家），泰国是其他产品的重要市场。利润将用于购买10至15年内现代（机械化）农业和15至20年内现代工业所需的机械和原材料。
将水稻产量翻倍的关键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广泛的蓄水坝和灌溉渠道系统来“解决水问题”，以便那些一年一熟的地区从解放前平均每年每公顷一吨进步到平均每公顷三吨，并在越来越多的地区，灌溉让一年两熟成为可能，以达到每年收获六吨或更多的水平。为此，合作社在一年之内转移到了“更高水平”——更大的农场，有多达一千人，以及能够开展大规模项目的流动工作团队。
除了衣服、餐具和卫生用品、记事本和其他一些个人物品外，所有私有财产都被废除。集体饮食安排是普遍的和强制性的；人们被禁止从事诸如钓鱼、采摘水果和坚果、养鸡等副业活动，这些都对他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些民主柬埔寨的批评者嘲笑其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是无法实现或不必要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柬共“快速建设社会主义”计划出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它太快了，而是它无法导向社会主义。
首先，在一个没有解决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遗留帐目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柬共并不打算建立一个，如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民社会”；他们没有解放农民，而是计划完全依靠农民来实现现代化。（这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讨论。）
其次，该计划将社会主义与现代机制混为一谈。这就是它的口号与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右派发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呼吁如此相似的原因，认为增加生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方面。与此相反，毛主义口号“抓革命、促生产”提出把生产关系（最终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革命看成发展生产力（理解为包括工具和人）的关键。这也将在第四部分再次讨论，但至少现在，必须说，在建设一个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建立在强迫基础上的社会时，柬共只是让旧的社会关系以新的形式持续。
事实上，柬共的经济学上的方法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需要剩余产品（超过人们生活需要的东西）来增进生产力，但在柬共计划中，大米被视为严格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资本，作为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其他商品的商品。出于柬共所有的民族主义情结，在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中，所有的计算都将不得不——并且之后实际上也已经——采用美元来表示。[46]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会不得不在国外购买一些必需品，但是以世界市场买卖为中心的经济体永远不会实现为了独立于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并支持世界革命，而所必需的全面的、平衡的内部发展。
即使刨除如何应对外部帝国主义压力的问题（柬埔寨显然希望通过出售给殖民地和其他受列强染指的国家而不是直接向帝国主义国家出售来解决），这样的国家永远不能在内部摆脱对市场的顾虑。这项计划将使柬埔寨更加彻底地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奴役。显然，柬共不是自觉地效仿古巴模式，古巴做出了将国家抵押给糖料出口的致命决定，但这种修正主义的柬埔寨版本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47]
这个计划的实施在柬共的七个区域内有所不同，这似乎反映了党内不同的路线，而不是当地条件。
然而，柬共中央本身，在《革命旗帜》发表的一份文件中，强调了选择重点突破口的重要战略意义，这在经济建设中跟战争一样，它宣称：“我们的第一战场是西北地区”。[48]党已做出决定，西北地区和北部地区将提供大部分的剩余大米。
较大的西北地区包含柬埔寨最多产的稻田，在解放前它们是稻米出口的主要来源。但该区有180万居民（占该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金边和马德望的前城市居民，使得这里成为当时“新人”最集中的地区。此外，对他们的要求高于其他任何地方。全国范围内要求做到一年两收的田地中有40％位于西北地区，国家要收取该地区所收获的稻米产量的一半，而其他区则为20％。
从社会主义角度看，这的确是一个有悖常理的决定，与毛泽东的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采取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这是一个农业有困难的地区，昔日贫农的先进意识通过创造新生产关系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柬共选择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通过把被柬共排除在革命之外的人群中的大多数，集中到一个党相对薄弱且无法领导的地区（该地被朗诺政权一直控制到最后，反动军队在那里进行过最后的抵抗），来取得经济突破。而且，这些城市人中有许多人不习惯这种劳动，对农业知之甚少。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柬共根据地的贫困地区，在这次经济攻势中占了小得多的地位，减轻了其大部分“新人”的负担，而柬共同样强大、根深蒂固的东部地区也是如此。
柬共不是依靠劳动者的自觉能动性，也没有特别强调最先进部分人群的努力，而是按照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运作。修正主义的现代化计划是这一明显不理性决定的主要因素。资本以神秘的方式运作，但它肯定占据着掌控地位。
灾难的收获
1975年底的收获——真正意义上是一场与美帝国主义所造成破坏的斗争——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但到了第二年，结果却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大量人口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既有是在田间劳作的成年人，也有在建设灌溉项目的流动工作队中的青年人。扩大后的“合作社”由30名“旧人”和党或军队干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党本身后来报告说，这里的“新人”受到残酷对待。民主柬埔寨社会事务部长英蒂迪，1977年中期代表柬共中央（她是中央的一位领导成员）对该地进行了巡视。“那的情况很奇怪。在马德望（省而非城市），我看到他们（干部）让所有人都去了稻田。
田地离村庄很远。人们没有家，他们都病得很厉害……我知道总理（波尔布特）的指示是老人、孕妇、哺乳婴儿的妇女或小孩不得在田里工作。但我看到每个人都在露天的田野、在开阔的地里和炎热的太阳下，许多人患有腹泻和疟疾。”[49]
柬共领导层明白，事情出了很大问题。过度工作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全国问题。“今年到目前为止，劳动力的力量相当虚弱。只有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不虚弱”，1976年晚些时候的这份报告归咎于波尔布特。[50]大多数人没有得到足够食物。关于粮食储备，报告继续说，“许多地方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国内四分之三的地区没能解决这个问题。”[51]“我们的一些同志表现得好像所有新人都是敌人。他们不相信他们能取得政治进步、获得政治自觉或解决生计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假如真要这样，我们就无法在政治上、自觉性上，和党的路线所布置的任务上，把人民团结起来站在革命的一边。”[52]
这份报告的正确和错误一样引人注目。党认识到事情发展得很糟糕，它表达了对人民的关心，正确地认识到必须解决民生问题、团结民众，如果它想继续执政的话。但与此同时，该报告也未能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源。
因为柬共认为主要目标是“个人主义，无论是封建地主、资本家还是其他不特别贫困的阶级，如独立的农民、独立的工人和独立的体力劳动者”，[53]他们无法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这条路线团结人民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合作社不是基于“自愿合作和互利原则”，正如毛泽东关于中国合作化运动所写的那样[54]，以及柬共无法以某种方式领导合作社以满足人民的基本必需品，随着时间推移，怎能期望人们会对合作社有任何热情？
党的干部无法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强行实施政策的倾向，在这份文件和其他文件中经常受到批评。
报告称，部分解决方案是让干部“到人民中生活”和“接受培训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与人民团结起来”。[55]再一次地，它没有看到不管党员和委员会如何执行，其根本障碍就是党的路线本身。但柬共领导层决心在路线的实施中找到问题根源。该报告主要关注的不是党员的缺点或错误，而是阴谋破坏活动：“隐藏的敌人试图剥夺人民的食物，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我们的命令。这些人存在于军队中。看起来像是遵守法律的人。他们接受我们通告的指示并利用它们来虐待人民并剥夺他们（的食物——译注），迫使他们无论生病还是健康，都必须工作。”[56]
这是实际上执行的部分：“党内有一种疾病，诞生于我们发动人民民主革命的时候。（换句话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无法准确找到它……我们在党内寻找病菌而没有成功。他们被掩盖了。然而，随着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它更有力地渗透到党、军队的各个角落和人民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丑陋的细菌。我们被鼓励驱逐给党和革命制造问题的潜在破坏分子。如果我们再等下去，病菌就会造成真正的伤害……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捣毁的一连串叛徒就是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期间秘密组织起来。那时，那种人可以和我们并肩作战。在社会主义时代，他们必须被抛弃。现在的1976年是阶级斗争激烈而不眠不休的（dilligent）一年。许多病菌浮现出来，许多关系网都露出水面。”[57]
英蒂利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更为直言不讳。“特务已进入我们的队伍”，她说，“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最高层。我们在1976年还没有完全控制局面。权力掌握在地区书记手中……他们控制了数百万人民，而我们，政府，我们控制的只有（金边的）工厂。就是这样。”[58]她的丈夫，外交部长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英萨利，指责西北地区书记尼姆罗斯和东部地区书记苏菲姆加剧人民之间的分裂以进行破坏。[59]这两人最终被称为越南特工。尼姆罗斯被处决，苏菲姆在拒捕时被杀。[60]
党内秘密战争
这些隐藏的敌人是谁？有一部分人很可能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右派通过实施不符合形势要求和群众感情的政策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例子有很多。事实上，毛泽东从文化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汲取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键斗争，就是在党内进行的，关于执行何种政策和路线的斗争。但柬共说的却不一样。（柬共报告说的——补译）问题不是路线，当党达到更高团结水平时，可以识别、批评、斗争和击败这条路线。它提到的在民主革命期间加入党的人，也没有指出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走资派”的警告所表达的意思，那些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却反对通过继续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进一步的社会转变。相反地，柬共声称，这些隐藏的敌人能够在那时潜入，是由于越南的影响导致的弱点。他们能继续掌权是因为越南，因为在柬共领导层看来，既然货币已被废除，旧的有产阶级分散到了合作社中，敌对阶级的产生不再有任何内部社会基础，因此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存在于柬埔寨社会内部或党内。[61]
在上面引用的1976年末的报告之前，柬共领导层已经派出东部地区干部“扫荡”了西北地区，铲除了涉嫌对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英萨利后来抱怨东部地区的干部已经惩罚并杀死了错误的人。[62]报告结束后，来自西南地区的干部被派去重复这一梳理。虽然已经报告完成指标并且所需的数目已经上交给国家，但他们发现手头的大米却很少。显然，一些西北地区的“旧人”被处死以作为惩罚。起初“新人”欢迎西南地区的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对待他们更好。一些“新人”被提升到合作社领导层，以取代被剔除的“旧人”，总的来说，这一分隔似乎在该区域有所减少。
但到了下一次收获，这个问题又再次出现。收获甚至更糟。一些报道说，一半稻田没有种植，人们因过于饥饿和疾病而无法工作。[63]然而，中央的稻米征收没有减少。相反，新的“扫荡”又来了。
柬共在距离首都不远的吐斯廉的一所原学校大楼内为那些涉嫌严重政治罪行的人设立了一所监狱。所有进入那里的人都遭受了折磨，几乎所有人都被处决了。农村的杀戮更难以考察。让吐斯廉与众不同的是，党保留了每个囚犯的详细记录，他们的阶级背景和供词，因为详细的供词是其存在的主要价值。越南人在1979年入侵和占领柬埔寨之后，建立了一个吐斯廉博物馆并用它来诋毁柬共。但从没有人声称那些文件是伪造的。其中一些人的真实性得到了英萨利的证实。[64]负责吐斯廉的康克由（俗称“杜赫”）最近证实了基本纲要，并在其中一些文件上证实了他的签名。[65]
一种反动的方法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有系统地使用酷刑。在中国这是非法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讨论“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之前就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66]其中一个原因是，虽然敌人可能会使用酷刑击垮一些革命者，使他们作出告发同志的反革命行为，但没有任何折磨可以使反动派成为革命者——因此，人们在折磨下所吐露的话语的真实性，总是一个大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甚至是更大的问题。此外，它侮辱了革命，创造了一种氛围，阻碍党内对错误路线的正确而必要的斗争。柬埔寨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当毛泽东分析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时，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把处于紧要关头的基本问题交给群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受到群众批评，把社会主义下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物质基础教训作为一个群众问题，并制定新的政策，逐步深入挖掘这一“土壤”，同时通过学习基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彻底剖析、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来提高党和群众的意识。如上面引用的文件所述，当柬共领导层分析说“生死斗争”威胁到了他们的党时，他们采取了保密、酷刑和处决的方式。
起初，1976年，在吐斯廉的750多次处决中，大多数被认为是旧社会的成员：朗诺士兵、专家、学生、工厂工人等。他们承认与中情局有联系。北区书记科伊·图恩（高棉人姓名与东亚地区一样，姓在前，名在后，此处科伊为姓氏，图恩为名，后文同理——译注）也在酷刑下承认与中情局的关系并于1977年被处决。但西北区领导人尼姆·罗斯的坦白是一个重磅炸弹：他说，越南人在柬共内设立了一个平行政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由于约有2万人在吐斯廉遭受折磨和杀害，这个主题变成了击鼓声，每一次的供认都导致对党的领导人、成员及其配偶和子女进一步的逮捕、折磨和招供，在这涟漪般扩散的谋杀的疯狂痉挛之中。
可以预料的是，在这个恐怖的地方遗留下来的细致记录清楚表明，人们受到酷刑，直到他们给出所谓的招供。条例规定，酷刑应“用手”缓慢地施加，以促进这一结果；如果囚犯在写出被认为可以接受的供词（通常包括许多草稿和最终的“干净”版本）之前死亡，那么施刑者被会认为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由于这不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路线的斗争，当然也不是一场必须放到群众中的斗争，民主柬埔寨的失败被简化为警察问题并据此处理。应该根据这一基本线路的问题来考察该政权所执行的处决，而不是用“柬埔寨心理”来解释，或者用一些无法理解的，控制该党及其群众基础的愤怒来解释（甚至也不应以美国造成的屠杀所释放的正当愤怒来解释）。
真正的问题
在柬埔寨研究人员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民主柬埔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和争论（在解放前几乎是自主发展的）。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太多证据可以指出明显的路线争论。但很明显，这关系到重大问题。“妄想狂”一词经常被用来形容波尔布特和柬共中央，但即便是妄想狂，一位诗人曾写道，也有敌人。阴谋是存在的；这是围绕柬埔寨革命路线的基本问题进行的生死斗争。问题不在于这一切全是柬共的妄想，而是他们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组问题显而易见：关于如何总结柬共历史和越南在其中的作用的长期争论。
越南人几乎不需要建立一个单独的政党，因为他们的影响和路线从一开始就在柬共内部。在这场党内殊死搏斗中，唯一涉及的一个文件存在争议的政治问题就是围绕有关确定党成立时间的问题。
解放前的东部地区文件是在1951年，当时人民党在越南的影响下成立。[67]1976年《中央委员会关于各种问题的决定》直接抨击了这一点：“党史问题：将1960年作为党的诞生时间；而不用1951年，这样一来让我们与其他人接近——彻底的决裂。”[68]
一直以来，与越南劳动党，以及在柬共自身队伍和领导层内，有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怎样协调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否将柬埔寨的革命斗争屈从于期望与亲王建立一个反美联盟。就越南劳动党看待事情的倾向而言，它显然对西哈努克比对柬埔寨共产党人更有信心，这与他们自己当前的战争目标有关。但是，在一些柬埔寨党员之间，尤其是那些在西哈努克的两面派政治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认为），为了彻底与旧社会决裂，并直面与旧政权作战的不确定因素，不需要外国的影响来制造一种不情愿的局面。这是每个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党的经验的一部分。
在最基础的战略意义上，与柬共中央有关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柬共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不会发动战争和进行土地革命，也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那么柬埔寨就不会从美国统治下解放出来。[69]事实上，西哈努克加入由柬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极低。正如党关于西哈努克势力正确写到的，“虽然他们不想加入我们，但是当暴风雨来临时，他们会不得不来我们这避难。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避难所。”[70]
在这一点上，柬埔寨革命与中国革命没有太多不同，中国革命对蒋介石持何种态度是一个核心问题，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它包括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的所有基本问题，土地革命和人民战争的首要性、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性质和战术性联盟问题、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力量问题等等。中国共产党内部这些反复的生死斗争是党的进步动力，无论是在其路线的发展方面，还是在其成员的意识和团结的发展方面。确实，一些错误路线的旗手，有时在党内占据主导，最终叛变，并以某种形式投敌；但如果毛泽东只是试图通过恐怖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他就会彻底失败——在他领导下发展出的路线实际上就不会出现。
再一次，“国外经验”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的问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其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自苏联首次建立社会主义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人们为毛泽东从这一经验中汲取的教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柬共已经抓住了一些迫切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曾抓住它们，就不会赢得胜利——但是他们拒绝这些教训，从而注定不会“胜过列宁，超过毛泽东”，且割断了任何纠正他们日益严重错误的可能性。
恶性循环
毫不奇怪，随着问题日益危及新政权，柬共领导层越来越多地采取赤裸裸的武力。这不一定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这不是他们开始所走的路，不然他们永远不会聚集和组织群众支持来赢得胜利。
他们从不可能对群众施加比美国及其傀儡更大的恐怖。还活着的党的领导人，甚至波尔布特本人，都反复强调了其政权所造成后果的非故意性这一主题。一位外国记者描述了波尔布特去世前不久与他的简短对话：“我告诉他这个城市很多人都恨他，认为他要对杀戮负责。他说他知道有多少人死掉。当他这样说时，他崩溃了，哭了起来。有些人是他非常亲近的人，他完全信任他们。后来，他们最终却把一切弄得一团糟。”[71]然而他们找不到其他方法。
“超级大跃进”正在旋入反革命的深渊。西方帝国主义媒体关于柬埔寨“种族灭绝”的报道是在解放时就开始了——它们是谎言和（或）对事实的严重夸大，因为失去印度支那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的自尊心。但后来，特别是在第一年后，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形势下，大规模屠杀确实爆发并蔓延开来。
例如，直到1976年底，柬共中央才阻止杀害朗诺军队中的原普通士兵。这个正确的政策——虽然最高级军官在他们自己的统治下对群众和革命者负有累累血债，但士兵的应征通常是非主动的——后来居然被取消了。前军政府士兵从“新人”中被筛选出来，并经常与其家人一起被杀（据说这种处决妻儿的行为是为了阻止他们报复革命，但事实上它似乎有一种封建主义的家庭观）。与真正的革命的对比再次令人震惊。这项政策不仅使数十万没有积极反对甚至还支持柬共政权的人成为敌人，而且创造了一种“新人”和其他人越来越害怕并反对柬共政权的状况。
事实上，整个政治环境越来越差。柬共中央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发出过涉及在合作社中杀人的指令，但无论如何，在西方媒体那里，夜里在遥远的田地里成批杀人成了波尔布特政权的典型标志，这也是柬共中央所走路线的必然结果。农具和家畜稀缺而珍贵；1976年的报告提到将保护农具和家畜（以及完成一般的工作配额）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在中国，经济的运用并保护人民的资源的问题，也被认为是阶级意识的问题。但柬共对此的处理与其整体路线一致。城市人每天工作许多个小时可能会弄坏锄头或让水牛摔断腿，这并不奇怪，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运气不好，甚至出于（意识上的——补译）落后的怨恨——这不会使他们成为无可救药的革命敌人。然而，这就是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指合作社杀人——译注），特别是如果这个人有“坏”阶级背景或其他“问题”。
合作社领导层变得越来越焦虑和绝望（或许还有彻底的悲观），并开始疯狂的攻击。
在民主柬埔寨约15个月的最后时间里，它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一些变化。由于该政权即将突然结束，很难知道这一切将走向何方。也许他们的愿望是让柬埔寨成为一个更加“正常”的修正主义国家。
1977年9月，柬埔寨人民终于知道了“组织”是共产党的秘密。虽然保密性是每个准备或已经发动反对旧秩序战争的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但自《共产党宣言》以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977年的举动并未表明它与群众的关系发生变化，这可能主要是为了对外消费。它发生在一场使民主柬埔寨地位“正常化”、结束其外交孤立运动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邓小平政变后，柬埔寨试图立即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
在同一背景下，1978年年中，政府宣布了重大政策变化。拥有现代工业的计划的柬共领导层肯定知道，他们不能长期没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外国教育的柬埔寨专家，他们在解放后回国时被宣布为“新人”）突然被丰盛的食物和其他诱惑所吸引，并被邀请回到金边。他们聚集在一起与柬共领导人的代表会面，后者告诉他们，他们受的虐待是一个错误，是中情局和越南组织的对革命的挑拨离间。
这似乎是重新获得民众支持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1978年3月在柬共机关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了“集中力量”的必要性，并说：“合作社的全权成员和接受改造者，甚至是待改造者也必须学习、观察和吸取经验。但是，全权成员必须先分开学习，以便更好地团结他人；处于改造中的和待改造的成员一起学习，吸取经验，一遍又一遍地改正——他们都会有进步的。我们必须教育和培养全权成员成为进步分子……”[72]在许多领域，至少，“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区别到年中就结束了。
一场糟糕的战争
自两国解放以来，柬埔寨与越南就一直在进行为实现最终边界划定的谈判。越南拒绝接受法国殖民者所划定的陆地边界（尽管法国在一个世纪前制定这些边界时，本来打算以对越南有利的方式解决旧争端）。这违反了1967年与西哈努克达成的协议，意味着对柬埔寨构成永久的压力。就柬埔寨本身而言，该国拒绝承认被称为布雷维线的法国划定的海洋、河流和水域界限（选择布雷维线会使争议更小，不过在一个明显没有其他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国家，这片领土可能蕴藏石油的希望显得很大）。然而，直到1977年，两国之间的形势仍然紧张但总体稳定，因为双方似乎都在避免采取任何决定性的外交或军事行动。
确切的讲，那种情况是怎样恶化的还不完全清楚，最终也不是我们分析的关键。但把握时机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两国陷入内部危机，敌对行动开始了。一年后，当越南完全进入苏联阵营，而中国的政权被修正主义篡夺后，美国开始试图与中国结盟时，两国爆发了全面战争。
柬共深信越南正试图从内部组织政变。这是党的前领导人科伊·图恩和符宁的供词的要点。1976年首都和暹粒似乎发生了炸弹爆炸。2万民柬军队进驻首都——相当于其全部平民人口——表明了极度的担忧。越南或亲越南势力渗透的最明显表现发生在1978年后期，在越南入侵前夕。民主柬埔寨政府邀请了三名西方记者，以争取国际支持。在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晚，其居住的宾馆遭到了神秘的袭击，位于西南方，离首都不远。马尔科姆·考德威尔是一位同情新政权的最著名的西方作家，刚高兴地从对波尔布特的私人采访中回来，就被指名枪杀。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分析人士说，柬埔寨人在1977年初对历史上有争议的地区进行了小规模的边境袭击；战斗在年中扩大。柬埔寨的一次旨在打击越南人的进攻失败了，而越南则开始猛烈反击。
柬共的东部地区前线在没有重大战斗的情况下崩溃了。到1977年底，柬埔寨与越南断交。
1978年有一段平静时期。中央派出两个旅来逮捕东部地区领导层。许多东部地区士兵逃离并与正在推进的越南人联络。越南军队在越南招募这些士兵和高棉族人，组建了专门在柬埔寨土地上作战的部队。柬埔寨的反应是将大量东部平民驱逐到西北地区。
越南的战争目标通过其行动得以明确：最终不仅是入侵和摧毁民柬军队，而且在长达十年的占领期间在柬埔寨驻扎了15万军队，在苏联解体使越南领导人决定寻求西方投资时才结束。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只是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柬共攻击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民主柬埔寨开始以反动方式面对这一威胁。金边电台广播呼吁“净化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为了保卫柬埔寨领土和柬埔寨人民……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杀死三十个越南人……200万军队对付越南绰绰有余了，因为越南只有5000万居民……我们只需要200万军队就能粉碎5000万越南人，我们仍然会留下600万人。我们必须以此制定我们的战斗路线，为了赢得胜利。”[73]
这是一个自封的共产党发出的让人震惊的号召。在民主柬埔寨领导层看来，当时这种呼吁似乎是使柬埔寨人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唯一途径。但是，通过号召种族战争，他们确保了自己的失败。
如果越南政府威胁柬埔寨主权，那么它同样践踏了越南人民的革命愿望。印度支那需要真正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柬埔寨的革命政党不能尽一切可能与越南的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包括支持那里的革命政治活动？说实在的，柬共为什么不尽一切可能避免或至少推迟一场违背两国群众利益的战争呢？
柬共似乎对最后决战的前景表示欢迎。看来柬共深信这样一场最终的冲突将最终结束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既能掀起民族团结的浪潮，又能结束越南的干预。此外，柬共觉得自己肯定会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观点。
波尔布特告诉另外两位西方记者，越南无法独自战胜柬埔寨，因为“越南什么都没有”。他说，越南的计划是让苏联派遣来自欧洲的华约军队入侵占领柬埔寨。美国及其东南亚盟友不会接受这一点；此外，这将削弱苏联帝国的欧洲战线，北约将采取针对它的行动。[74]
受中美关系缓和前景威胁的苏联继续支持越南。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后来吹嘘说：“我鼓励中国人支持波尔布特。我鼓励泰国人支持民柬。”[75]1979年2月，中国将以25万军队入侵越南来“给他们上一课”——结果越南给了他们一个更好的教训。但是，柬埔寨共产党希望反动联盟能够拯救柬埔寨，并最终取得胜利，结果却被证明是另一个狂妄的误判。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发动了他们过去对西贡采取的“盛开莲花”战略。越南人指挥的部队包括10万越南人和3万柬埔寨人。柬埔寨8万军队的大部分集结在东部边境，预期会发生阵地战。越南军队包抄了他们，从他们的阵地的北部和南部猛攻到柬埔寨中部，然后展开，他们的部分部队向东移动，从后面粉碎柬埔寨军队，其余部队则向西和四面八方加速前进。两个星期后的1月7日，他们占领了金边。
柬共领导层不得不像他们之前的朗诺一样狼狈地被直升机运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