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海涅
一．秘笈的由来
我们在《泥潭主义路线的起源与实质》里提到过一个泥潭派的学生社团。这个社团以及相关联的泥潭派的著名网站曾在显著位置吹捧一本书《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朱华 王小莉 杨成龙 李春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一版）。泥潭社团总是微言大义的，仿佛他们就是当年的中共南方局，他们就是长期坚持“三化”和“三勤”的模范地下党员。面对当代铺天盖地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浪潮，他们就是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后悄悄地告诉人们：这本书就是一部秘笈，群众工作的方法都在里面了。
那么这本书到底藏了什么绝世武功呢？我们翻开这本秘笈：
抗战时期，中共江苏省委……要求党员实行“三化”和“三勤”。“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省委认为，党员通过“三化”、“三勤”，就能以普通人的面貌接近群众，进而能够在“内在的感情上融入工农群众”，从而完成群众工作的第一步——接近、了解群众。这也就是刘少奇所要求的，“以群众中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刘少奇如何翻来覆去一些正确的废话，然后贪天之功为己之功，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关心的是那个泥潭社团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秘笈继续写道：
地下党员在以普通群众的面貌进入社会基层后，在工厂企业里，必须是兢兢业业、精通技艺的生产能手、业务骨干；在学校里，应该是读书用功、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钻研教学、关爱学生的好教师；在各种岗位上，都是忠于职守、诚恳待人的正派人。这样，深入基层的党员，既能巩固自己的职业地位，同时也因为自己的先进性，表现突出而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欢迎。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广交朋友，团结积极分子，发展进步力量，使自己真正融入群众中。如新本女中党支部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课余时问，主动找同学一起温习功课，打球、唱歌；对低年纪的同学，讲故事、做游戏等；对思想进步的同学，就秘密地向她们介绍进步书籍，例如《新生代》、《西行漫记》等，并开展读书会和议论时事看法的交流活动。由于党员和积极分子读书刻苦，成绩优秀，乐于助人，而且在文娱、体育活动上各人都有一手，同学都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交知心朋友。这样，在党支部的周围，就一层一层地团结了一大批群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公司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读到这里我们稍微能理清一些头绪了，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泥潭社团不就是“三勤三化”里的好学生、好教师、正派人吗？当机关枪和坦克车用血污堵住人民嘴巴的时候，一群耄耋老人在担心“和平演变”；当他们嘴里念叨“苏东剧变”梦魇的时候，这群耄耋老人画了好多圈要把香火传承下去。这个泥潭派的学生社团果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秉持着老校长老书记“要为伟大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祖训，他们立足校园服务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才”中有的已经走上了党政领导岗位，有的成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成了央企国企的高管，他们永远都记得一代代老学长的谆谆教导：要做一个钉子，楔子，牢牢地钉进去，牢牢的楔进去。传承数十载，泥潭变宦海。人们衷心祝福他们在反新自由主义反和平演变的道路上越走越好，在“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中独领风骚。
所以这个泥潭派的学生社团真的是完美的诠释了新时代的“三勤三化”。任何一个真实的历史片段如果割裂开来，任意地夸大和扭曲，只会让善良人们产生误解和歧义，仿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这些“好学生、好教师、正派人”造就的，而抗日战争在白区、敌占区似乎是只要坚持“主动找同学一起温习功课，打球、唱歌；对低年纪的同学，讲故事、做游戏等；对思想进步的同学，就秘密地向她们介绍进步书籍，例如《新生代》、《西行漫记》等，并开展读书会和议论时事看法的交流活动”就可以打赢的。
为此我们推荐另外一本书《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回忆录的作者朱亚民先是一名印刷工人，造币厂工人。他在香港参加了工人运动。然后受党的指派来到浦东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既当过工人，有工厂斗争的经验，又当过游击队领导人，有军事斗争的经验。很好地描述了工人运动与武装斗争之间的关系。
我们并不是出于历史考据的癖好去翻开这本书，正如我们此前写过的杨文翰，只是借题发挥而已。如果说杨文翰有助于我们从失败的一面去认识革命事业，那么朱亚民有助于我们从胜利的一面去认识革命事业。依靠党，还是离开党，这决定了胜利或是失败。造就这样一个党，在实际革命斗争中拱卫、发展、壮大党是符合逻辑的唯一正确答案。探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个极其无聊的机械论的反辩证法的话题。
正如列宁在《怎么办》里教导我们：“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朱亚民的回忆录就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环节。这些环节是那些吊书袋的学生腔所无法讲述的，因为他们的经验里没有这些。
泥潭派之所以要推荐《获得权威》，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们在论述上海地下党与群众运动关系上的逻辑与泥潭派一致。什么逻辑呢？有这么一些“三勤三化”的大侠他们十分隐忍，利用官方工会或其他官方允许的现存群众组织，大侠潜伏其中宣传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告诉工人哪些权利是应该去争取的，然后跟工人聚餐、文体活动、私下交友，慢慢改变官方工会或已有群团组织的性质，再然后等待各种契机来开展新时代的阶级斗争，最后斗争就越搞越大妙不可言。刘少奇编了一个“逆向和平演变”故事，然后泥潭派把这个故事接过来改一改。在这个故事里工人群众就是这些大侠手里的泥巴随便捏。总之，隐忍的大侠们必须怀揣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才能忍下去。夜深人静时候，大侠挑灯夜读拍案叫绝，期待着革命高潮早日到来。
二．朱亚民的经验
那么在《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里朱亚民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工人运动的胜利与否不取决于工人运动本身。 朱亚民亲身领导并参与的，长达的7个月的反解雇斗争，最后的结局是悲壮的：“1939年12月15日，港英当局串通流氓势力开始向解雇工人代表下毒手。朱申臣等13位工友以“有侮辱英皇陛下言论”等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1940年2月13日，上级党组织作出“积蓄力量，暂时退却，复工有困难，争取多得些解雇费”的撤退决定。港厂工人忍着极大悲痛与资方签订了解雇协定。解雇费由原来的2个月增加到6个月。”这场斗争是有当时社会舆论支持的：印钞工人收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复电：印钞之事，续印有期，将来该局仍需用旧工以及熟手。工人代表手持孔电报，要求“续印有期”前的停工期内，给予生活维持费，厂方予以拒绝。重庆《新华日报》于1939年9月20日转载了《告国内外同胞书》，9月30日又发表了《保障我的劳动生活——援助中华书局失业工人》的专题社论。董必武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提出责问，要求厂方在抗战期间维护劳动人民正当利益。
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与“融工”问题》里批判的“冲塔好汉们”以及泥潭派们遇到这样的舆论形势估计要头脑发热浮想联翩了：为什么不能当时香港所有工厂都声援印钞工人，最后来一个总罢工呢？这样的形势并没有发生。这场运动中保留下来的骨干都被党派去各地做抗日斗争了。所以机械地看待一场罢工，会使斗争本身拔高到一个夸张的地步。这其实是吹了一个泡沫，而泡沫是要迟早破的。这些环节令我们深思。
那么朱亚民去浦东抗日是不是也像刘少奇编故事那样对敌人来个“逆向和平演变”呢？比如悄悄地和群众交朋友，悄悄地和群众说：我们要坚持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很显然那是刘少奇和泥潭派的剧本，不是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朱亚民后来在反清乡斗争中认识到：单纯地分散隐蔽不是个办法。分散隐藏是为了积极地打击敌人，应该迅速把队伍集中起来，向敌人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只有这样，才能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才能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打开局面。只“躲”不打，是不会把日本鬼子“躲”跑的。
所以其次一条，朱亚民认识到：必须寻找到合适的战斗形式 。当时清乡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日伪的‘清乡’政工人员，胸前挂着‘清乡委员会’蓝底证章，穿着哔叽的大衣或中山装，有的还骑着自行车，腰里挂着盒子枪，大摇大摆风头十足地下乡查户口，建立乡保甲制，逼迫老百姓在村头日夜站岗放哨，发现游击队活动必须鸣锣报警。那时，我们部队活动到哪里，那里就有锣声，行动非常困难。”朱亚民最后在日，伪，顽中选择打顽军，国民党陈龙生部，才最终在浦东站稳了脚跟。他在革命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对每一场革命斗争都是适用的。
朱亚民的经验表明：所谓三勤三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都只是在配合并辅助武装斗争及工农武装割据时，才是有效的。想要单独依靠“获得权威”来取得革命胜利，只能陷入泥潭，实质是机会主义。这已是中外革命史充分证明的事实。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怎么理解毛主席这句话呢？干部、学校、文化、民众运动是要靠枪来保护的。一个群众集会有纠察队来维持秩序，纠察队即便没有真枪，木棒木枪也是最低烈度的保护。而要保护干部和学校，低烈度的保护就不太够了，需要往更高层次去发展。现实的迫切需求使得革命者必须认真考虑枪的问题。“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 。”也就是说从低烈度的保护，到中等烈度，再到高烈度的对抗，这是一切革命斗争的必由之路。
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窃取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后，这些所谓的“冲塔好汉们”并不在乎塔倒不倒，只是在丧心病狂地鼓励别人冲。真要在乎反革命黑塔倒不倒，绝不是这个做法。毛主席说：“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如何理解毛主席的这段话呢？
几年前群众要示威要声援，假使声援团几十人，防暴警察清场的时候最多100人吧。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面对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同龄人自然只能束手就擒。双拳不敌四手，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是如果声援团在驻址外面有自己的警戒和暗哨，是不是可以争取主动尽快转移，以便斗争更长的时间呢？如果布置了前文所说的纠察队，是不是可以延缓一下警察推进的速度。如果纠察队同样训练有素，是否可以迟滞警察的行动。进而如果纠察队的人数到达一定数量，比如能有500人的规模，是不是可以采用一定的战术打个埋伏，如果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围歼消灭这股防暴警察呢？敌人来了，我们革命者总不能主动把头凑上去被人砍。文攻武卫的道理不是再明显不过了么？
真要在乎反革命黑塔倒不倒，木棒木枪都不太够。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是很琢磨这些细节的，千万不要被孔老二的仁义道德骗了。比如鲁班有云梯，“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淮南子·兵略》） 墨子有连弩车、转射机。看！既有侦察工具，也有代替肉身的进攻工具。到了欧洲中世纪，有投石机、弩炮、回回炮、攻城槌、攻城塔。看！以“塔”治“塔”，攻城塔为一种木造的塔，配有车轮。士兵可躲在里面慢慢推进靠近反革命黑塔。到了热兵器时代，大家都懂迫击炮和加农炮的威力。列宁说：“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与其怀揣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胡思乱想什么“获得权威”，不如脚踏实地想想如果要把反革命黑塔推倒，手上还差什么趁手的兵器：学校是不是建造得够隐蔽了？干部是不是都保护好了？木棒木枪什么时候可以升级到迫击炮和加农炮？低烈度的普通保护什么时候能升级到高烈度的革命对抗？
毛主席说“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朱亚民在认识到“不能只躲不打，单纯分散隐蔽不是个办法”后，“智歼韩鸿生”就非常漂亮地展现了毛主席所说的“灵活性”。
我们先来说说铺垫。朱亚民先派两同志秘密侦察，化装成老百姓潜入大团镇，实地察看了敌人设防力量和工事配置，探明进出道路和可隐蔽的地方。他们把侦察到的情况，画了张草图。然后仔细地研究行动方案。待到执行任务时先穿上马裤呢大衣，戴上大英帽，胸口挂着从伪“清乡”人员那里缴获来的“清乡委员会”的各种证章，乔装成“清乡委员会”政工人员的模样混进大团镇。
待到约定地点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分工，分头执行任务。韩鸿生家斜对面的水果店里布置警戒，下塘的南北两边也放了流动哨，在韩家大门口留一名队员，其余的径直走进了韩鸿生家。摸准韩鸿生在家，我们的人才闯进去。迎面出来接待的是韩的三姨太。我们问她：“韩会长在家吗？”她一看是“清乡委员会”的，就把韩叫了出来。我们走上去，用客帮话轻轻对韩说：“北部队刘团长有事请你去，他在‘棉总会’等你（当时大团上层人物的俱乐部）。”韩信以为真，立即传呼他的卫士一起走。我们的人就说：“人家睡了，就不要惊动了，我们这么多人，还保不了你的安全？”韩就披上外套毫无顾忌地跟我们出来了。走了一段路，韩发觉不对劲，要大喊大叫，眼看要坏事，就直接枪毙了大汉奸。本来是要活捉了另作处理的。
回顾这个过程，枪毙大汉奸也就是扣动扳机一秒的事情，成功的关键在于那些铺垫。跟这种大汉奸讲道理是不行的。我们再恨大汉奸，没有那些铺垫和过渡就杀不了它。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是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的。我们千万不要犯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幼稚病：“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综上，没有木棒木枪就没有迫击炮加农炮，没有低烈度保护就没有高烈度对抗，没有侦察铺垫就没有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反之，马列毛主义者不把所有的智慧集中在这些地方，就永远不会有干部、学校、文化、民众运动和延安。
三．龙种如何变跳蚤的？
泥潭派为什么要把一个真实的历史片段割裂开来呢？为什么要把一个群众工作的常识性质的属于战术策略层面的东西上升到某种战略层面呢？是因为在泥潭派看来，木棒木枪迫击炮加农炮这些事目前是万不能想也万不能做的，是一种“极左”甚至“魔怔”的，连念头都不要有。在他们看来就是要严格按照刘少奇编的剧本，也就是《获得权威》里记录过的“聚餐、文体活动、私下交友”这些温馨时刻一步步来。等到有了若干所谓“基础”之后，再慢慢升级。至于什么时候升级是无所谓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基础的事情，想再多也没有用。刘少奇编的剧本里是没有朱亚民的角色的，因为刘少奇要贪天之功为己之功化身白区正确路线代表。
我们此前强调过 ：凡是认真研习过《怎么办》的马列毛主义者都很容易抓住列宁的内嵌逻辑 ，即绕开“推翻沙俄反动政府”这个最根本的“阶级政治意识”就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毛主席《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就把这个内嵌逻辑 说的更加透彻和直白了：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斯大林有什么功劳呢？他发挥了这个道理，他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体很生动的道理来，这就是建立革命阵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
有一个“经济派”和列宁产生分歧的小故事。此人回忆：我同列宁谈到了纲领，谈到了党的政治任务，谈到了政治策略，我们好像没有任何意见分歧。谈话结束时，列宁问我：“那您是怎样看待我的组织计划呢？”当时我马上激动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根本不同意您的意见。我看您的组织计划好像是在建立马其顿人的武装游击队……”此人继续回忆：列宁建议在党内实行某种军事纪律，但这样的事，不论是在我们俄国还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列宁眯缝着眼，笑眯眯地回答说：“您只是在这一点上同我不一致，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说，您我之间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于是此人与列宁分道扬镳好多年。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10年春，列宁积极地参加了哥本哈根的国际社会党大会。他在那里把第二国际的左派团结起来并作了坚决的斗争，使大会的决议都带有革命性。在大会上他对机会主义分子、妥协分子和各种调和分子展开了进攻。孟什维克们在这次大会上疯狂地反对列宁。他们说他是在“毁坏党”，希望列宁失踪或死掉。有人问一个孟什维克的领袖，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危险，他愤怒地回答说 ：“因为没有另一个人会在 24小时内都全神贯注于革命。除了想到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念头，甚至作梦也只看见革命的。你倒试试去对付这样一个人看吧。”
毛主席的讲话和列宁的两个故事都充分揭示了马列毛主义者与泥潭派、冲塔好汉们的根本区别。泥潭派揣着明白装糊涂，冲塔好汉乖戾嚣张都在回避此前我们反复论述过的实质问题，即建设列宁所极力主张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 。”所以在《获得权威》里看不到这种“总攻击”，更像是借助过去共产党的历史事迹来为当下中修的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一些参考思路。这样的思路拿来重新描摹刘少奇的剧本，不能不是一种历史吊诡。而拿这些滑稽的情节充当“新时代的阶级斗争”教程，不能不说是泥潭派的愚蠢。
味同嚼蜡的低劣剧本不堪卒读。最后我们还是读读四大古典名著解解腻吧：
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说与众人：“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宗院长又传了假书，以此黄文炳那厮撺掇知府，只要先斩后奏。若非众好汉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杀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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