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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问题不在于宗教，而在于宗教中起作用的不同的阶级力量。基督教也历经多次改革，任何宗教都可以改革，并不存在一种“本恶”的宗教。中修不关心信众为什么需要宗教，也无法提供平替的精神慰藉服务，并且还自卑，看到有人不把它视作最高地位就急了，徒增笑耳。（3）
2、中修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消除群众的苦难。宗教被需求的根源就是生活中的苦难，而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的苦难是必然存在的，阶级矛盾导致了无产阶级必然过的不是很滋润。不光中国无法解决宗教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解决宗教问题。（3）
3、农奴问题，本来在上世纪50年代左右，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在修正主义上台后，在90年代又由赵紫阳等人把达赖喇嘛这些旧时代的奴隶主请回来了，导致现在的西藏人民群众还在保守这些个封建宗教的迫害。宗教是唯心主义中最具有力量的一部分势力，反对宗教即意味着反对唯心主义，而资产阶级最喜欢用唯心主义麻痹我们，除了彻底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让那些个所谓的彼岸彻底地消亡，我们别无选择。无产阶级应是拥有未来的群体，而不是困顿于当下而祈求来世，我们绝对不需要这种精神状态。（3）
观影《农奴》有感，结合近日云南清真寺事件，向各位同志汇报自己的一些思考。
开门见山，中修没有解决宗教问题，而是用一种奴役取代另外一种奴役。中修的反动在宗教问题上的体现，就是让已经世俗化了的宗教，重新回到了政治层面。走资派复辟后数十年的姑息纵容，让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又交织在一起，纠缠不清。
·2020年至今，在内蒙推行所谓的“双语教学”改革，从实质上限制蒙古族民众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2018年至今，对各地清真寺进行所谓的“中国化”。
·不知从何时起，藏族、维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在其他省、市地区入住酒店时，都要被进行额外的问询。到内地或沿海打工还要报备，否则会受到行政处罚。在北京，一些青年旅馆和酒店甚至是不招待他们的。笔者的一位维吾尔族朋友在学校附近租公寓，房东一看是少数民族就明确拒绝，Ta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吐槽，不久派出所的民警就介入，还要发朋友圈解释。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突显了中修治理能力的不堪与落后。如果靠这些手段就能解决我们在民族和宗教上遇到的问题——就像有些人说的，这些手段没有错，只是时间问题——可1911年的反抗者还在喊着“驱除鞑虏”的口号，要革掉搞了两百多年文字狱的清政府的命。中修在事倍功半般做着虚假努力，它的财政还能如此浪费多少年呢？中修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搞了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它早晚要彻彻底底地崩掉，主动或者被动。
这并不是评论家的牢骚，而是中修不愿意真正解决问题，它企图把释迦摩尼、耶稣、安拉、孔子、老子等都踹到一边，继续套用着宗教的壳子，只不过是要让民众供奉中修的代言人——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人民解放军被西藏同胞自发地称为“金珠玛米”（意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兵），而中修却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一面讲着“四个自信”，一面又粗暴解决与中修相悖的意识形态问题。
1954年3月，毛泽东主席指出：
“我对西藏代表团说过，我们不强迫你们，你们搞不搞土地改革，搞不搞选举，由你们决定。十七条协议不实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实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实行，可以暂时不实行，可以拖。因为协议上并没有说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实行。已经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后，还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不能干人家反对干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觉悟。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觉悟。”
1959年，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毛泽东主席指出：
“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这倒不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西藏的一些上层分子心在外国，不在中国。我们放慢改革，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因此，打炮也是好事。”
从1951年到1959年，西藏一直处于封建农奴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并存的状态。藏区的人民群众看了八年，比了八年，对封建农奴制的腐朽、反动认识得更加清楚。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势在必行。
中国共产党把百万农奴作为依靠对象，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区分城镇、农村、牧区和寺庙的不同情况，制定了适应西藏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伟大任务。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广大农奴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劳动者可以在属于自己的耕地和牧场中进行劳动和收获。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揭开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的新的一页。
就民族、宗教问题，马列毛主义者要坚守怎样的立场呢？
我认为，
1、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仅要挣脱肉体的锁链，还要摆脱精神的束缚。
正如马克思所说：
“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列宁同志也强调：
“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而言是私事，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侩的水平，这种市侩可以容许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
我们必须帮助民众从宗教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耍滑头。要围绕这个核心，再根据具体的主客观条件确定我们合适的方针。
2、反对中修对无辜教众的压迫。正如《葛平：警惕法西斯主义！——用马列毛主义观点简析“仇穆”思潮》所讲：
“民族斗争、宗教斗争，说到底，都是阶级斗争。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当然存在着差异、矛盾，但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从来不是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只能是阶级矛盾，而民族、宗教矛盾归根结底是受阶级矛盾支配，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各个民族，各个宗教信仰者中，从来就是分为上层和下层的，是分为少数剥削阶级和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而各民族、各宗教信仰的劳动人民由于处于生产关系中的相同地位，因此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现实基础，也是人类最终克服分裂、实现解放和大同的基础。”
就笔者所知，基督教在华北地区的农村相当风行，比起中修的“四不像”理论、人浮于事的基层组织和停留在纸面上的福利，宗教的互助会对民众而言吸引力显然更大。与此相似的还有各地的清真寺。近日在云南通海纳家营，中修的打手和信教民众发生冲突——中修解决不了问题，中修就是最大的问题。
3、团结温和的宗教信仰者。现阶段，我们不必人为地为自己制造新的敌人，应该分阶段地解决宗教问题，不应把所有阶段的事情都混在一起。我们要把那些温和的宗教信仰者鼓舞并团结起来，孤立中修，尝试发展其中开明进步的一派，共同推翻中修的反动统治。
以电影《农奴》的台词作为结尾，
“东方出了个顶红顶红的太阳，太阳里站着个顶高顶高的菩萨，他什么都看得见，他看见了这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有人在受着最深最深的苦。菩萨的手一指，菩萨兵就越过了千山万水，来解救人们的大苦大难。每个菩萨兵的头上，都顶着一颗五个角的红星星。”
祝各位同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