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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总结六四的学生教训，是有益的。当时学生的和平幻想，与工人的不团结，内部自由派的鼓动，都是需要总结的问题。
2.本文通过一系列分析和事实论证，证明了学生群体融工的必要性；同时也证明了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才能使一切争论问题就尖锐化，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
3.文章对六四运动中学生阶层起的作用及没能与工人群众这一革命最有力量的群体结合的局限性做了正确分析；同时揭露了统治阶级和自由派都刻意忽视最勇敢的工人阶级，一个是不敢承认镇压群众的罪行，一个是想夸大本群体对运动的影响。只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战胜一切反革命，而要获得组织起来的群众基础需要做长期细致的融工工作。
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六四事件简介：
六四事件，是指主要由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在1989年4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起的一场抗议示威活动。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了七周时间。中国政府为结束抗议活动，动用了军队强制驱散人群并爆发了军民冲突，造成大量的伤亡。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41人死亡（包括士兵），7000多人受伤；但中国红十字会和一些学生组织报告称有2000—3000人死亡。张万舒在2009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书中说，死亡727人。
张万舒曾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刘家驹告诉他，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谭云鹤说，死亡727人，每一具尸体都经他检验过。这个数字也不可靠，因为一些遗体被军人秘密处理了。“八九学运”、“八九民运”则统称由1989年4月至6月发生的整个学生运动。
以下会引用部分网络资料对六四运动及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发表观点。
六四运动中起先头的群体在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历史论述中是明确是学生阶层，其中以北京高校学生最知名，但对于工人阶级却掩盖不说，出现了中特和自由派的“六四运动”历史记录中没有工人阶级。
1989年4月15日晚，胡耀邦逝世的那天，北京大学区的校园里已经掀起了政治活动。
同一时刻，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周围，普通市民开始聚集、悼念和谈论政治——就像1976年“四五”运动时一样。黄昏后头几个小时有数十人聚集在那里，到午夜时分，已经超过一百人。在黑暗中，一小群人在夜幕带来的匿名隐蔽下一起谈论通货膨胀、官员腐败和工作单位的迫害。凌晨4点左右，纺织部的大约20名工人走进广场，向纪念碑底部敬献了纪念花圈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十至二十名年轻工人——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下班后在纪念碑前会面，讨论现实的情况并决定做些什么。当他们讲述自己在工作单位的待遇、通货膨胀对自己和朋友的影响，并诅咒中国领导人和官僚的腐败无能时，他们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和观点。
到4月17日，当大学生开始在北京街头游行时，工人发现，这些学生正在谴责官员的投机和腐败行为——就像他们一直在抱怨的事情一样。到18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讨论，他们开始谈论组建自己的组织，一些人主张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在那里开展运动。他们决定在白天与同事讨论新组织的问题，并张贴了大字报，询问市民是否欢迎一个独立的工人组织。4月19日晚和20日凌晨，学生们在众多国家领导人的住所——中南海大院——的新华门入口处静坐示威。一些工人夹杂在一大群旁观者中间。抗议活动最终被挥舞皮带和棍棒的军警驱散后，有关“四·二零血案”的谣言传遍了全市。其中一名工人愤怒地在英雄纪念碑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谴责军队，并发出两份传单，挑战党的领导、经济政策、谴责高层个人和家庭的腐败。这个传单是以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以下简称“工自联”）的名义下达。…
经过更持续的研究，上述评估似乎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低估了工自联的重要性。首先，该组织在宣布戒严后动员街头抗议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随着5月最后几天学生在广场上人数的减少，工自联的成员越来越多，其组织达到了高度戒备状态，在组织对抗戒严方面也采取了高调。此外，虽然工自联在工作场所缺乏正式组织的分支机构，但它与全市的工人和工作单位有着许多重要的非正式联系，在枪声响起之前，它从这些部门获得了稳定的道义和物质支持。与学生运动不同的是，工人运动在戒严后势头有所增强，从5月到6月，工人运动似乎获得了更多信心和力量。
——《天安门抗议活动中的工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政治》
工人阶级在实际上在学生运动时就迅速组织起来，在十多个先进工人起头下，工自联组织了起来，在被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和官僚压迫的北京工人支持下，工自联迅速壮大。
5月18日大规模示威后，广场上一大群人中间，一位工自联的领导人举起扩音器，宣布工会正式就职。第二天，随着关于即将实行戒严的谣言流传开来，工自联匆忙地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公告，最后说：“同时我们将向全国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绝食的一周也出现了工自联的明显升级。在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寻求加强党内温和派和改革派支持之际，工自联对“运动”的定义大相径庭。甚至在戒严之前，工自联就瞄准了党作为攻击目标。在5月17日发表的一份非常煽动性的文件中，工自联宣称，“官的横行到了极点！官吏的残暴到了极点！大陆之大，已经没有真理的一席之地了！任何反动势力也阻碍不了全国人民愤怒的洪流，人民不会再相信当局骗人的鬼话。”这使人想起党在四二六社论里将工自联的前两个传单描述为反革命，最新的传单要求收回、谴责社论及其后台（指邓小平），并问道，“既然不敢在报纸上公开回答我们的十个问题，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两份文件全部刊登在你们的报纸上；难道你们连这点胆子也没有吗？你们不是喊了四十年的相信广大群众的口号吗？”
——《天安门抗议活动中的工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政治》
1989年工人阶级的斗争可以说是再次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中工人阶级主力军和最革命的阶级，同时学生运动也证明了学生虽然是在革命中会起到带头作用，但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会因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惨败拖累革命。
工自联迅速发出传单，向公众通报谈判陷入僵局，晚9时30分，工自联为外国媒体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第二天，在公安部办公室组织了静坐示威，广场上还安排了更多的抗议活动，包括学生。也许是为了回应这些顽固的抗议和全世界媒体对这场冲突中被捕工人赢得的关注，他们于31日下午获释。
当三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逮捕行动时，韩东方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宣布了这一消息。在30日和31日逮捕引起的对峙之后，公安局开始对西观礼台的工自联总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关于军事解决方案即将出台的传言不断，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人数正在迅速减少。尤其是来自北京的学生，他们正返回校园或回家。安全形势迫使剩下的顽固派学生和市民团结在一起。学生领袖们终于放弃了他们长期坚持和引发不满的争议性方针，即为了让民主运动保持“纯洁性”而要求工人们远离广场的主体部分。
6月3日，当外围路口发生屠杀的消息开始传到广场时，大多数工自联成员冲了出来抵抗军队推进（在六四运动天安门事件前后工人、市民阻止了大量军队，部分军队在人民反对下抗命不参与镇压），而剩下的大多数学生则更紧密地挤在纪念碑周围，等待他们预期的殉难。
我们的受访者报告说，从5月中旬开始，工人们就对卷入领导斗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被利用和抛弃保持警惕。他们认为他们的运动是为了工人的权利，而不是为了支持或反对任何领导派别，他们当然不愿意支持被认为是工人折磨者的派系。当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改变对赵紫阳和追随者的态度时，他们也开始失去耐心。赵紫阳走到广场上落了几滴泪，学生们就来了个大转弯。现在他们说赵紫阳即将被免职，他是个好人，我们应该保卫他。我们当即在广播中宣布，在整场运动中我们从未要求过罢免或者提升任何人。如果您犯了错，则应该向人民承认错误，让普通百姓来评价功过如何。当时，我们认为赵紫阳是来广场糊弄人们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大势已去了。一位工人在我们的民主论坛上宣讲说到，我们可不认为每个会流泪的人都是好人。如果赵紫阳没来，你们现在会做些什么？你们仍然会大呼打倒赵紫阳。李鹏也来广场了，但他可没流眼泪。如果他也挤出来几滴眼泪，你们又会说些什么？（受访者1号）
学生对赵紫阳的同情是学生抗议者和工自联工人之间长期存在的众多分歧之一。尽管他们在广场上结成联盟，但教育和阶级差异不断阻碍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学生们不是老百姓。他们对其他团体表达经济需求表现出谨慎态度，并希望将运动完全掌握在他们控制之下。这些差异，以及学生内部精英派系斗争日益加深，凸显出政治异议运动中明显的阶级差异：学生理解精英政治话语，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精英，许多人将来可能会成为官员，他们被更加精英化的学生操纵和拉帮结派所吸引是很自然的；然而，对于工自联的工人来说，这是一场令人费解、陌生和充满潜在危险的游戏。学生热衷于派系内斗的情景，点燃了工自联工人们挥之不去的疑问，怀疑学生到底站在哪一边。从运动开始，一直坚持到戒严，学生们都自觉地努力保持自己的“纯洁”。这意味着，实际上，他们将其政治诉求局限于对当局的道德质疑，试图作为“国家的良知”说话，努力维护公共秩序和生产，同时将任何可能破坏其追求的“狭隘”经济和群体利益放在一边。这种对纯洁的追求导致他们早期的做法，手拉着手以防止其他人加入。在占领广场期间，一系列同心圆圈子在物理上表现了对纯洁的追求，这些圈子保护绝食者和高级学生领袖的内圈免受好奇的旁观者和潜在的破坏分子干扰。
工自联的积极分子发现这种排他性令人沮丧，“有些人想过去和学生讨论事情，但在我们说几句话之前，学生纠察队走过来，把我们赶走了。那时，我们不想惹麻烦，也不愿意与学生对抗。”工自联也看到了建筑工人工会受到的同样待遇，该工会在一段时间内驻扎在东观礼台，学生们特别不愿意与他们见面。学生纠察队总是把他们赶走。事实上，很多人对来自村庄的建筑工人有这种态度，说他们是劳改犯（受访者1号）。
学生坚持纯洁的最后表现是，他们拒绝让工自联在天安门广场内落脚。工人们受到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骚扰，在天安门广场正对面的偏僻地点受到警方的监视和逮捕，他们至少两次在搬迁工作中遭到拒绝。直到5月30日和31日，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和军事行动似乎迫在眉睫，学生们才感到威胁，要让工自联进入广场帮助保护他们。随着运动的进行，工自联积极分子逐渐感觉到，学生领袖对他们的诉求并无兴趣，反而对他们努力争取权利造成了阻碍。28号，工自联曾主张所有的工厂和商店停业。如果不进行罢工，那么工人运动就仍将止步不前。罢工是我们的权利，是用来伸张正义和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有许多单位的工人都支持我们组织罢工；工人们说，我们一点儿也不想接着给他们工作了。但是学生不允许我们罢工，他们尽一切可能来说服我们不要这么做。学生说“这是我们带头的运动，你们必须服从我们的安排。”他们越不让我们这么干，工人们就越觉得难以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组织。最终在28号之后，我们不再对外主张同情学生们了。（受访者1号）。
在这种麻木背后，工自联积极分子也开始感受到学生势利心态的刺痛：学生总是排斥我们工人，他们觉得我们是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我们曾要求参加与政府的谈判对话，但被学生一口回绝。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工人粗鲁、愚昧、鲁莽且不可理喻，无法沟通。（受访者1号）。
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工人们还认为他们在学生领导中看到了他们在政府中痛恨的那种特权和财务挪用。广场上的工人中广泛传言，学生抗议者中的两位最高领导人（他们结婚了）不仅拥有最大的帐篷，而且还睡在席梦思的床垫上：帐篷和睡垫的大小质量根据学生领袖的相对等级分配，许多学生领袖的帐篷里都有电风扇。
学生们从普通市民和国外的捐款中获取了巨额资金，并且有传奇故事般的内部斗争来控制这些资金，这令工人们感到厌恶。我们看到学生因为钱而陷入混乱。他们是资本家：他们拥有的是一大笔钱，而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想因为钱而把事情搞砸，并承担与钱的阴暗交易的责任……我们对学生的财务制度提出了批评。学生们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到今天还不知道。你基本上找不到他们财务部门的人……我们的金融体系有两条规则。第一，不接受捐款。第二，如果有人放下钱就走，立即清点，并将使用目的和数量公示（受访者1号）。
与学生领袖们所沉迷的权力斗争、媒体的聚光灯和对财务控制权的混乱竞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自联积极分子们为自己的领导机构中没有持续的权力斗争而感到自豪。与他们认为学生过于知教条说教的语言不同，积极分子们以他们接地气为荣。我们和学生的区别在于，当我们与城市人民和工人交谈时，我们谈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一个学生问我，你不喜欢更高层次的民主吗？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给我做了一个长篇演讲。我告诉他，别说话了，你说得越多，我越糊涂（受访者1号）。
我们采访的工自联成员一再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干实事”，而不是个人野心或权力斗争，也不是道德化的教条演讲，因为工人阶级的需要是实际的。在我们采访他们时，经常重复的抱怨是，他们“干实事”的愿望一再受到学生主导运动取向的挫败。很多人走过来对我们说，你的话不是空洞的，当我们听学生讲话时，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学生想要民主、自由、和平、理性、非暴力。他们总是大声疾呼知识分子的地位太低。但他们从来没有提起工人。他们没有回答工人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总是在谈论唤醒受苦受难的群众，但普通人并不愚蠢。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需要的是干实事（受访者1号）。
——《天安门抗议活动中的工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政治》
北高联等组织在军人开枪后没有组织抗议行动，领导人快速躲避起来。各高校有学生自发的抗议行动，挂挽联，设灵堂。北大等校学生广播站仍在广播，抗议屠杀。
——《八九天安门大事记》
北京学生在六四运动中对当局抱有幻想，想着中特会妥协不搞暴力，对工人阶级不团结甚至防备、排斥，学生与工人两个阶层阶级不合导致反对中共力量无法团结起来，也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军应对中特镇压，最终造成革命被镇压。
马列毛主义者要吸取六四运动的教训，马列主义者中的学生阶层要进入工人阶级当中先向工人学习，后向工人阶级教什么是马列毛，最终在4亿中国工人中造出一支革命军直接夺取政权，决不可又犯六四运动中不进行暴力革命、不与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结合、不团结组织一切反对中特的力量、为经济利益而陷入内斗等等导致革命失败的错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敌人极其强大，但中国有4亿工人，是一支强大革命力量，即使中特有230万军队、180万的警察，但中特最终也只会和当年有军队有锦衣卫的大明一样，在人民的反抗中灰飞烟灭。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