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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列宁在《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里把阿基米得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改成了“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一下引文：列宁在《怎么办》里是如何描述这个“翻转”逻辑的。（引文中的《列宁全集》为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二版增订版。）
1.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
2.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按区……而且要按全城各种专业工作分配任务……在经常的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来建立……实际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
3.哪些缺点最突出，什么地方没有进行鼓动，什么地方联系差，在整个这部大机器中有哪些小齿轮是自己这个小组能够修理，或者能拿更好的齿轮来替换的……每个小齿轮修整得愈好，为共同事业干零星工作的人愈多，我们的网也就会愈密，而不可避免的破坏在我们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愈小。
4.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
此前我们在《 <怎么办>里的“政治揭露”工作原理》已经详细引述过列宁的工作原理，此文我们将引述《怎么办》全篇的工作原理，当然也会涵盖此前的“政治揭露”工作原理。本文可以理解为《怎么办》的一种浓缩，以便全体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工作者能够全面深入地掌握列宁的工作原理，即列宁在《怎么办》中的“翻转”逻辑的全部详细推演。
一. 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指责
为了讲清楚《怎么办》这本著名的小册子，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与革命派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别及其主张：“经济派”和“经济主义”。批判“经济派”占据了《怎么办》相当大的篇幅，我们先扼要介绍其主要观点。
经济派主张“批评自由”。列宁反驳：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
列宁主张：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
列宁这样揶揄“经济派”：“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
列宁这样评价“经济派”：“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
列宁这样规劝“经济派”：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其实在《怎么办》序言前，列宁就引用过1852年6月24日拉萨尔给马克思一封信里的名言：“……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经济派的“批评自由”常与“反对思想僵化”搭配使用，而在实践上则醉心于各种狭隘的改良活动，宣扬经济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他们打心眼里憎恶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对此列宁进行了逐一批驳。
1.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所谓“初次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力求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
2.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当时的运动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
3.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二. “政治揭露”的工作原理
列宁总结“政治揭露”工作的分工有两种：“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于鼓动员的。”他还明确区分了这两种各有侧重的“政治揭露”工作的实质。
1.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
2.鼓动员……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
列宁力主“政治揭露”来使工人阶级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他认为：“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
列宁认为：“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
与列宁所推崇的“政治揭露”工作相反，“经济派”认为经济斗争才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列宁认为这种观点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为了驳斥这种观点，他抛出了几个问题，特别是举了《火星报》社论“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作为反例来进行驳斥。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
列宁答道：不是。他认为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
列宁认为，如果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揭露，“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
列宁认为政治揭露可以促成各种日常斗争而且多多益善：“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
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
按照“经济派”的逻辑，“从事社会运动的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件事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但《火星报》恰恰由列宁亲笔撰写社论“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效果极佳。《火星报》在任何游行示威都还没有开始以前，直接号召“工人帮助大学生”，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衅行为。
综上，列宁的观点是：“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
列宁认为产生上述这种认识，即“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能靠全面的政治揭露。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这种政治揭露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
列宁强调：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
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
那么如何做灌输和汇集工作呢？列宁很注意辨析“经济派”所谓的“到工人中去”那种口号。正如中国现在一些赶时髦的泛左翼开口闭口“融工”，牛皮吹得震天响，甚至把所有脑力劳动者划为小资产阶级。列宁则主张：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列宁认为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是不够的。列宁指出这种缺陷是：“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
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
特别是“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
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为了开战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列宁之所以主张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因为这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经济派”摇头晃头说列宁不讲阶级分析。列宁对此嗤之以鼻。列宁认为：“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干者。只有最幼稚的宗派主义分子才会对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采取关门主义态度。
列宁特别理解这些揭露者：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
三. “手工业方式”之批判
“经济派”迷恋经济斗争的根源在其工作模式是手工业方式。而列宁恰恰要抛弃这种方式：需要有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
列宁主张：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设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设法使工人群众愈来愈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
“经济派”的逻辑是：群众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吗？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和请愿吗？”所以就只能公开冲塔。他们完全不去设想主动谋划一件事情，而是做自发运动的尾巴。因为没有革命谋略，他们崇拜自发的群众运动，一旦爆发了这类运动，他们认为只要大喊大叫就可以促成所谓“总罢工”。
列宁驳斥之：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同罢工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可能是秘密的。但罢工对于俄国工人群众，却可能还是（而且多半还是）“秘密的”，因为政府总是设法切断外界同罢工者的任何联系，总是设法使一切罢工消息都传不出去。于是就需要专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
列宁明确指出：这种斗争（指同警察进行系统的斗争）是永远不能由参加罢工的那样广大的群众来积极进行的。这种斗争应当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完全按照艺术的规律”来组织。组织这种斗争的工作并不因为群众自发卷入运动而变得不太需要。恰巧相反，正因为如此它就变得更加需要……
列宁说：如果不能够防止警察把一切罢工和一切示威变成秘密的（而有时我们自己也没有秘密地准备），那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对群众所负的直接责任。我们所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也会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愈来愈多的“职业革命家”（只要我们不想方设法使工人始终在原地踏步不前）。
有一个“经济派”和列宁产生分歧的小故事。此人回忆：我同列宁谈到了纲领，谈到了党的政治任务，谈到了政治策略，我们好像没有任何意见分歧。谈话结束时，列宁问我：“那您是怎样看待我的组织计划呢？”当时我马上激动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根本不同意您的意见。我看您的组织计划好像是在建立马其顿人的武装游击队……”
此人继续回忆：列宁建议在党内实行某种军事纪律，但这样的事，不论是在我们俄国还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列宁眯缝着眼，笑眯眯地回答说：“您只是在这一点上同我不一致，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说，您我之间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于是此人与列宁分道扬镳好多年。
列宁认为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组织要与革命家的组织有严格的区分。“经济派”完全不懂这种区分，“总是从社会民主主义滑到工联主义上去”。“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对此，列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把革命家组织等同于工人组织，则是大错特错。列宁主张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为进行这种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
这种工人组织愈广泛，革命家组织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了这种工人组织的职业革命家们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参加上述工人组织的成员广泛，也就不可能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所需要的训练，要比参加经济斗争所需要的多得多）。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怎样才能使上述工人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怎样才能使这种工会运动不顾一切宪兵的破坏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列宁的答案是：一个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任何固定的形式也能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
“经济派”跳起来指责列宁：“一个组织这样松散，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甚至连固定的、经过登记的成员都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为组织。”
列宁反驳道：“我不追求名称。但这种‘没有成员的组织’能够做到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并且一开始就能够保证我们未来的工联同社会主义发生牢固的联系。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建立那种好像是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组织（其实是使宪兵最容易破坏的，使革命家最容易被警察逮捕的），那我们就两种目的都实现不了，就摆脱不了手工业方式。
列宁对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定义是：(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
(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
(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所以基于上述严格的定义，列宁认为：因为无法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所以要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
当然“职能集中”并不是说革命家将“代替大家动脑筋”，并不是说群众不必积极参加运动。恰恰相反，这些职业革命家将从群众中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因为那时群众就会知道，单是几个学生和几个从事经济斗争的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年的时间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
在这种前提下，群众就不会一味为手工业方式“动脑筋”，而会为这种培养工作“动脑筋”了。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是说要把运动的一切职能集中起来。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加秘密书刊工作，不但不会因为“十来个”职业革命家把这方面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而减弱下去，反而会因此而十倍地加强起来。
列宁主张必须摆脱手工业方式：“并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阅读秘密书刊，为秘密书刊撰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散发秘密书刊的工作都几乎不再是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很快就会懂得，对散发的成千上万份出版物中的每一份都要履行一套司法和行政的公事程序，是很愚蠢的而且是办不到的。”
不仅报刊如此，而且运动方面的一切职能，直到游行示威为止，也都是如此。经过考验的、所受的严格专业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的“十来个”革命家，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区、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
“职能集中”不但不会使群众最积极最广泛地参加游行示威这件事受到损害，反而会使它得到很大好处。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
列宁认为上述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不能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是荒唐和有害的。
四. “革命家组织”领导下的各道“工序”
列宁认为运动的危急的过渡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各种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产生出更多的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人……
专制制度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虽然还没有被一切人意识到，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群众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
整个事业中的各道“工序”分得愈细，也就愈容易找到能够完成这些工序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警察也就愈难“捕捉”所有这些“干零星工作的人”，愈难借小事捕人来制造“案件”，以抵补国库的“治安”费用。
为了把这一切零星细小的工作统一起来，为了使运动本身不会因运动职能的分散而分散，为了使履行细小职能的人确信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没有这种信心，他就根本不会进行工作）。关于这个思想在《“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传单里表述得尤为透彻。虽然这个传单并不在《怎么办》的正文里，但是这个传单最传神地表述了列宁的伟大构思。
列宁将其表述为：1. 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对秘密活动的方法和隐蔽的方式考虑得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奸细就愈难发现革命者。
2.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放过。政府豢养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竭力用恫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假文件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
3.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
4.需要有公开的鼓动员，他们善于向工人宣传，但是又不致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甲的意思，使别的人说出乙和丙的意思。需要有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提供厂内各种情况的通讯员。需要有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设置秘密住所的人。
5.需要有传递书刊、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筹集款项的人。需要在知识界和官吏中间有一批同工人、工厂生活和当局（警察、工厂视察机关等等）有接触的代办员。需要有同俄国和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人。需要有保管书刊和其他物品的人，等等，等等。
6.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麻痹宪兵的警惕性，使他们迷茫混乱……
列宁认为只有采用了上述的工作方法：工作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牲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损害。
列宁预判：实行这种分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所以困难，是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眼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
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多年的时间从事革命事业的全面准备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决不逊于前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将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
列宁主张在上述“准备时期”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效劳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同时列宁把“斗争协会”的这张传单定位为：“把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
那么当时俄国革命斗争第一线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列宁转述过这样一种状态：有一位愿意帮助并且确实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工厂视察员诉苦说，他不知道他的“情报”是否传给了真正的革命中心，他的帮助究竟有多大的需要，他那种细小的零碎的帮助究竟有多少被利用的机会。
对这种状态，列宁的评价是：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我们的手工业方式曾经不止一次使我们失去同盟者。能够并且确实会给我们这种从个别说来很“细小”、合起来却极有价值的帮助的，不仅有工厂方面的职员和官吏，而且有邮政、铁路、税关、贵族、僧侣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职员和官吏，直到警察和宫廷方面的职员和官吏！
列宁认为：假使我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党，真正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那我们就不会使所有这些“帮手”去担风险，就不会总是急忙地一定要把他们吸收到“秘密活动”的中心里来，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保护他们，甚至会专门培养一批人来担任这样的职能……
列宁设想过：很多学生以“帮手”的身分，即以官吏的身分所能给党的好处，要比他们以“短期”革命家的身分所给的更多。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只有已经充分巩固的、不感到积极力量缺乏的组织，才可以运用这个策略。
总之，为了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在有了这种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组织愈秘密，人们对党的力量的信心就会愈坚定，愈普遍……
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还要使敌人和一切中立分子也相信我们的力量；友好的中立有时可以决定全局。
在有了这种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并且拥有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组织的情况下，就不必害怕大量卷入运动的“局外”人会把运动引入歧途……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
工人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广愈深，他们所能提拔出来的有才干的人也就愈多，不仅有有才干的鼓动员，而且有有才干的组织员、宣传员以及褒义的“实际工作者”（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在我们那些多半带有一点俄国式的懒散和呆板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
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
列宁认为：我们真正的过错，就是我们很少“推动”工人走上与“知识分子”共同的、学习革命专业技能的道路，却经常用工人群众和“中等工人”“能够胜任”什么什么的愚蠢议论来把工人拉向后退。
列宁的结论是：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列宁转述过一个揶揄机会主义者的笑话：无论用什么公式都很难捉住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很容易赞成任何公式，同时也很容易背弃这个公式，因为机会主义恰恰在于缺乏任何明确和坚定的原则。
真相是：今天机会主义者排斥了任何灌输机会主义的企图，排斥了任何狭隘性，郑重其事地答应说“一分钟也不忘记推翻专制制度”，说“不仅要根据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日常斗争来进行鼓动”等等。明天他们又会改变说法，借口维护自发性，维护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推崇能产生显著结果的要求等等，来玩那套老把戏。
列宁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
列宁认为：只要我们不帮助有知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培养成政治斗争的领导者，群众就永远也学不会进行政治斗争；而为了培养出这种领导者，又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随时估计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估计各个阶级由于各种原因而进行抗议和斗争的一切尝试才能做得到。
五. “全俄政治报”计划与脚手架
列宁的组织计划很明确：《火星报》正是要把自己的办报“计划”变成适应于培养这种“战斗决心”的“计划”，来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农民的骚乱、地方自治人士的不满以及“人民对胡作非为的沙皇暴吏的义愤”等等。
列宁说：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的一条基线。接着他举了一个石匠的例子。
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块石头都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
列宁问：拉这条引线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让他们去叫喊，说我们拉一条引线就是想发号施令吧！
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线也能把石头恰到好处地砌在需要的地方（抽象地说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
列宁辛辣地指出：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砌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共同的引线来砌，而是乱砌，敌人一吹就倒，好像这不是石头而是沙子。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
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许多人责备《火星报》，说它很少登载有关失业工人的消息，说它只是偶尔登载一些农村生活中最平常的现象的通讯。列宁这种责备是正确的，但是《火星报》在这方面真是“无辜的罪人”。列宁阐述了《火星报》这些基础工作的重要意义。
列宁说：我们极力想“把引线拉到”农村去，但是那里几乎根本没有石匠，于是我们只好鼓励每一个即使只能告诉我们一些平常事情的人，希望这样会增加这方面的撰稿人数，而最后总可以教会我们大家来选择真正突出的事实。但是可供学习的材料非常少，如果不把全俄各地获得的材料综合起来，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东西。
毫无疑问，多少具有鼓动才能和熟悉游民生活的人，是能通过他在失业工人中进行的鼓动来为运动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的，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不设法把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告诉全体俄国同志，从而教育那些大部分还不会从事新的工作的人，给他们做出榜样，那他就是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现在，各城市之间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发生联系是极为罕见的，至少也是一种例外；而那时，这种联系就会成为一种常见的事情，自然，它不仅能保证报纸的发行，并且还能保证（这更加重要得多）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流。
由此，组织工作的规模也就会马上扩大许多倍，而且一个地方的成就往往会鼓励在另一个地方活动的同志进一步改进工作，会推动他去利用现成的经验。地方工作就会比现在丰富得多、涉及面广得多……
从全俄各地收集起来的政治揭露和经济揭露材料，将为各种职业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工人提供精神食粮，将为举行各种各样问题的座谈和讲演提供材料和机会，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合法刊物上的暗示、社会上的议论、政府“羞羞答答的”报道中提出来的。
每一次发动，每一次游行示威，都会在全俄各地得到各方面的评价和讨论，都会使大家不愿意落后于别人而要求比别人做得更好（我们社会党人并不笼统反对任何竞赛，任何“竞争”！），自觉地准备那种在第一次是自发地发生的行动，利用当地或当时的有利条件来改变进攻计划等等。
地方工作的这种活跃也就不会造成现在常见的情况，即每举行一次游行示威或每出版一号地方报纸，都会使所有的力量紧张到“拼死拼活的”地步，都会使所有的人去担风险。这是因为一方面，警察机关不知道“根子”在什么地方，想找到“根子”要困难得多……
另一方面，经常的共同工作能训练人们习惯于使每一次进攻的力量同整个军队中的这支部队的实力相适应（现在，几乎谁也没有想到过这样做，因为进攻十之八九都是自发的），不仅便于从其他地方“调来”书刊，而且也便于“调来”革命力量。
现在这些力量在狭隘的地方工作上往往消耗殆尽，而那时就有可能并且常常有机会把比较有才干的鼓动员或组织员从甲地调到乙地。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务，用党的经费作短途来往，以后他们就会习惯于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
在这个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涌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
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列宁的“策略-计划”是反对立刻号召举行冲击，而要求组织好“对敌人要塞的正规围攻”，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
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我们一定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因为我们愈能“来得及”灌输这种组织性，就愈能使常备军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
机会主义者无法理解“磨刀不误砍柴工”，他们认为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所从事的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事实上，它所从事的却正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
列宁坚决主张围绕全俄报纸即通过一齐为共同的报纸而努力的办法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来建立组织，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
这个组织将善于“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
专为应付爆发和街头斗争，或者专为应付“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来建立党的组织，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而在可能预料的场合，也不能利用这种预料来改造组织……
决不能把革命本身想象为单一的行动，而应当看作是比较激烈的爆发和比较沉寂的平静的若干次迅速交替的过程。因此，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的基本内容，这种活动的中心，应当是不论在最激烈的爆发时期，还是在完全沉寂的平静时期都可能进行又必须进行的工作……
这种工作就是阐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在当前的俄国，没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要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报纸周围自然地形成起来的组织，由这个报纸的同事（按这个词的广义来说，即指一切为这个报纸工作的人）构成的组织，就会真能应付一切……
假使我们不能制定出一种政治策略和组织计划，以确定很长时期的工作，同时利用这种长期工作的过程，使我们党在任何意外情况下，在事变进程无论怎样加速的情况下，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我们就简直会成为可怜的政治冒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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