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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蟹对广东劳工NGO“重拳”打击，多家劳工NGO的多名工作人员和工友被警方带走，其中至少有7人已证实被刑事拘留。河蟹还自以为得计地利用新华社、央视等官媒对劳工NGO、对工运大肆污蔑抹黑（实际上却启发广大群众更加关注工运）。
这一行动当然不是证实了河蟹的强大，而只是说明了河蟹的虚弱。对这些规模不大的，主要工作是谋求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的“劳资和谐”的NGO，河蟹都害怕得要死。河蟹这样做，当然也不可能扼杀正在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因为工人运动绝不是这些小小的NGO“煽动”起来的，而是由于整个河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大小资本家们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剥削，是由于在“新常态”（实质就是经济危机）下工人群众日益艰难的生活，是由于已占劳动者多数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这一行动第一是延续河蟹近年来对不受自己控制的民间社会运动、社会组织的打击。河蟹不允许任何有自己的独立性（或与外国有联系）、有一定群众性和斗争性的运动和组织存在，认为这都是对“稳定”（实际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对政权的独霸）的威胁。因此近年来从打击自由派的“公民运动”、“维权律师”，到打击女权主义者、环保运动，直到到这次打击劳工NGO，都是为了扼杀这类“不稳定”的萌芽。
第二则是河蟹对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工运的一次公开进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一代工人阶级逐步觉醒，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各色背景的劳工NGO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广东，形成了多个劳工NGO，并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了工作，介入了多次工人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联络、教育、发动、组织工人的作用。使得工运有走出一厂一地，迈向跨厂跨地联合的趋势。比如2015年5月1日就有多位深圳工人签名、联合提出公开信，提出了提升工人状况的多项要求。这一切当然使河蟹无比警惕。另一方面，随着进入“新常态”，河蟹经济实际已陷入危机，尤其是制造业陷入萧条、面临倒闭潮，工人状况日益恶劣，工人运动有进一步高涨的可能。面对这样的形势，河蟹必然要打压工运，防止“翻船”。为此，河蟹采取了软硬两手，一是提出了个《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想要缓和劳资关系；另一方面则开始了对劳工NGO的打压，到这次直接抓人。
然而河蟹对劳工NGO的打击，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些劳工NGO总的来，还是谋求“劳资双赢”、谋求改良的改良组织（这是从这些劳工NGO总体上的工作方向及所起作用来说的，不是否认这些劳工NGO在工人具体维权斗争和推动工运发展中所起到的一定进步作用，也不排除其中有少数超越改良主义的先进分子，但目前来看少数先进分子还不能改变劳工NGO的总体方向）。我们知道，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是有着大量这类改良主义NGO来充当劳资之间的缓冲器和调解人，以缓和阶级矛盾、安抚工人阶级。这些NGO对资本主义往往是小骂大帮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助手。然而河蟹出于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独霸地位的考虑，对这些可能被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外国垄断资产阶级所利用的NGO都不能容忍。这实际上是自己在扼杀“改良空间”。其结果，绝不会是河蟹所期望的工运被压制（因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客观条件和工人阶级的主观条件都决定工运必然继续发展），反而很可能是在没有这样的NGO的“调节”下，工运进一步的暴烈化和激进化。河蟹的“打击”，也进一步教育进步分子：改良主义行不通！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近年来，广东发展起来的众多劳工NGO，曾经被不少先进分子寄以希望，认为可以成为接触群众、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随着河蟹对劳工NGO的打击，可以预期未来劳工NGO的活动空间将大大收窄，那么，有志于与群众结合的先进分子出路何在？
其实这次河蟹的野蛮行动，也是一次对先进分子的很好的反面教育。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河蟹，与群众相结合决不能依赖于任何“合法”的、“公开的”、改良的形式。这些形式，表面上比较安全、受到阻力小、活动空间大，但实际上先天就受到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限制，并且是在资产阶级的严密监视下。这些形式，实际上就是使自己始终处于明处，而资产阶级却能居于暗处随时监控。这就使得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群众力量通过这些形式发展到资产阶级难以容忍的程度时，资产阶级就能随时予以打击、镇压，而这些形式对此则缺乏还手之力（要实质性还击必然突破”合法“、改良的形式）。
当然，“不依赖”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利用这些“合法”的、改良的形式。而是说不能把这些形式作为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群众工作渠道，不能对这些形式寄以太大希望，不能把主要的群众工作力量投入这些形式中而轻易暴露给资产阶级。
那么，该怎么办呢？笔者提出以下三句话供同志们参考，当然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先进分子的积极实践！
一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开展群众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灵活机动，而不能依赖于任何固定、有形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在河蟹，任何有形的形式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的警惕和打击。先进分子必须发挥创造力，多创造出一些手段、名义，并经常变换，使得资产阶级摸不着头脑。关键是要建立与工人群众的实际的紧密联系，并施加革命的影响，而同时要尽量避免任何有形的形式、名义。
二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可以开展工作。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共地下党的宝贵经验。任何有群众的组织（包括公开的、官方的，以及群众私下的），不管其有无政治倾向、倾向如何，都可以成为先进分子开展群众工作的渠道。包括河蟹的官办工会、御用社会组织（河蟹正在力推群团组织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这类它自以为能够控制住的“群众组织”、“社会组织”必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包括尚能活动的一些劳工NGO，包括资本家为装点门面而组织的一些“群众组织”，包括群众自发的、非正规的一些组织形式（如同乡会等），等等。
先进分子只要有机会，都应积极利用这些组织形式，作为接触群众、开展工作的渠道。但要注意的是:一是如前所述，不能依赖这些组织形式；二是要考虑到这些组织形式“在明”的特点，要保护好自己，避免采取直接的、激进的工作方式；三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节奏、方法，以利用这些组织形式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不能仅仅“为她人做嫁衣”。
三曰要潜入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群众的汪洋大海是最好的保护。河蟹再穷凶极恶，也没有力量去监控大多数群众，不可能抓捕大多数群众，这是反动派必然不能阻挡群众斗争的根本原因之一。赤眉同志在《迎接伟大的转折点一一当前工人运动形势及马列毛主义者的任务》一文中曾指出：进厂做工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到工人中去的方式，因此是应该大力推动发展的方式。其原因是：第一，进厂做工是事半功倍的方式；第二，进厂做工能够锻炼出一大批先进的战士；第三，进厂做工对革命工人运动和将来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笔者赞同赤眉同志的分析。进厂融工就是真正地潜入到了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而河蟹不可能审查每一个进厂工人、不可能监控工人的日常活动，因此进厂融工就为群众工作创造了无比广阔的空间。每一个主客观条件适合的先进分子都应积极进厂融工，并且要有选择地到那些工人集中、压迫较重、富有斗争传统的大厂去。而因各种主客观原因不能进厂融工的先进分子则应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援进厂融工同志的工作。
进厂融工，目的是要成为种子，就是要发芽成苗、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各种灵活方式影响带动工人群众，发掘培养出更多先进工人，形成先进工人紧密联系的网络。
有些托派分子认为进厂融工只能是作工人状况的观察员、报道员，有些“左派”根本反对进厂融工，认为只要搞一帮“革命知识分子”，占领“文化阵地”就够了。这些人说到底都是迷信群众自发性、迷信“政治影响”、“宣传作用”、“文化领导权”的机会主义者。
他们总把自己当明星，认为只凭“政治宣传、文化影响力”，就能积攒足够实力，天下一乱，自己登高一呼，群众自然纳头便拜，革命就成了……
事实上，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没有通过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所形成的群众中牢固的“人脉”，没有挖掘培养出群众中众多的战士、领袖并把他们组成广泛而紧密的网络，自发的群众运动只能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误导、被资产阶级在野派所利用（因为他们组织得更好、掌握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更充足的资源，革命派不深入群众的话，根本不可能跟他们竞争“影响力”），而绝不能上升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
一战后德国革命的失败和俄国革命的胜利最鲜明地证明了上述观点。以卢森堡为首的德国革命派始终认为：“群众能够在行动的过程中，自行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党只能启发、鼓舞群众投入行动，而不能’组织’群众”。因此他们一贯忽视深入群众的工作。
在一战前始终只是社民党内的一个思想小圈子，而没有任何实际的组织和群众力量。在一战中也只是搞一些革命宣传，而把自己混同于独立社民党、放弃独立的群众工作。直到战争失败、德皇下台，面临资无决战的时候，才建立独立的德共。但由于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得德共始终无法争取工兵苏维埃中的多数，没有力量引导自发的群众运动去击败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结果被修正主义社民党先下手为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惨遭杀害，全党惨遭屠戮镇压。
而俄国正是因为有着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批始终扎根于工人阶级群众深处，长期坚持群众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在工人阶级中建立了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阶级的革命战士和群众领袖（参见赤眉同志《布尔什维克党靠什么赢得革命胜利》一文）。这才使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争取到工兵苏维埃中的多数，最终引导群众夺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以上用无产阶级鲜血铸成的历史教训，先进分子一定要好好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