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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讨论前提是基于以下几篇论文：《融工之紧要性论述集》 （“融工四篇文章”）、《扎根：从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路径》 、《融工的战略与策略》 、《泥潭主义路线的起源与实质》、《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 。本文会直接引述这些论文的观点与结论。本文将对这些论文的特定背景与脉络做进一步的深入阐释，并以此全面回答我们时代的马列毛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当代融工之间关系的根本主张。
一、特定背景与论战对象
入选《融工之紧要性论述集》的四篇文章是我们时代的马列毛主义者最早的系统论述融工问题的代表作品。十年前，大约是2013年左右，当时有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叫“少年中国学会（简称YCA）”，在经历一轮自发工人运动的高涨期之后，整个工人运动慢慢陷入低潮期，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仍然有很多左翼青年抱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主动融工。然而YCA这个机会主义派别对这种融工冷嘲热讽，其典型观点是：
在左翼自身力量非常弱小，亟需壮大队伍的时候，应该着眼于革命家团体的发展，从资产阶级控制最弱的地方入手，发展革命知识分子。之所以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当前工作的首要位置，不仅因为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善于做组织工作，更是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往往对劳动人民有同情心，是人民群众中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只有左翼壮大了，其中愿意投身革命事业的人才会多起来，同情并且愿意帮助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才会多起来，社会主义者的核心政治组织也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同这些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论战，所以《融工之紧要性论述集》是那个论战的产物。我们针对这些人有着辛辣的讽刺：“据说是可以在不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情况下，在实验室里真空包装出先锋队，而这个先锋队的原材料是几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据说这些人读几本书就可以横行天下，所谓内圣外王就是这样出来的吧 ”
有上述特定背景，所以在《融工之紧要性论述集》里特别强调“到工人中去”这个一般性的号召，几篇论文的论证逻辑也都是基于这个号召，以此来批判那条不要群众只要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路线，并且由此获得了辉煌的理论上的胜利，可以说当时的那些机会主义分子已经被扫进了历史垃圾桶，不会再有人记得他们那些自我陶醉、自我麻痹，自我逃避的论点了。
事实后来的发展是，经过了一两年的徘徊后自发的工人运动再次得以发展，有更多的左翼青年主动前往珠三角区域（广深大湾区域）。张跃然的《中国工厂里的列宁主义者——对佳士工人组织策略的反思》对此阶段的描述是：“毛主义活动家与几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些学生社团接受的也是毛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与这些学生联系，毛主义活动家招募大学毕业生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学生一毕业就会进入工厂，同时成为地下劳工活动家。这种招募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一些大学毕业生最终成为珠三角这个毛派劳工积极分子网络的核心领导人。”张的描述是不准确的，他所述的活动家（来自于他所接触的个人信源）只是当时马列毛主义者中融工节点的一小部分，这些与学生社团关系密切的所谓活动家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不活动分子”或“反活动分子”。
准确地来说，马列毛主义者在那一轮融工实践中投入了很多财力人力与物力，也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那一轮融工实践的高光时刻，就是我们在《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里提到的成功成为熟人网络有效节点的几个典范。其实高光时刻背后还有更多的沉没成本，当机会主义路线挟持了那几个典范充当明星效应后，那几年的沉没成本被迅速遗忘。但是今天我们拨乱反正就必须要把这些被遗忘的经验教训重新梳理。所以这就构成了《融工的战略与策略》一文的特定背景。
这些经验教训是：在中修治下，与群众相结合决不能依赖于任何“合法”的、“公开”的、“改良”的形式。这些形式，表面上比较安全、受到阻力小、活动空间大，但实际上先天就受到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限制，并且是在资产阶级的严密监视下……开展群众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灵活机动，而不能依赖于任何固定、有形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在中修治下，任何有形的形式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的警惕和打击 。
除了“少年中国学会（简称YCA）”这个特定的论战对象外，当时还有一个特定背景，即什么样的土壤会产生YCA这样的机会主义派别。为什么我们在《融工之紧要性论述集》特别强调：要到工人中去，就必须突破现在左翼活动方式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突破互联网的局限，努力发展在当地的力量。要把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都尽量投入到在地的、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工作中去 。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不玩虚的，说去融工就去融工，那确实是一段打起铺盖说走就走的青春岁月。但在当时，泛左翼的土壤是盘踞在互联网上指点江山的。以乌有之乡、红歌会为代表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保皇党、民族主义者长期在泛左翼中有着较大的影响，他们当然是不能进行真正的工人群众的工作的。而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模式严重误导了左翼的工作方向、毒害了左翼的思想，束缚住了左翼与工人群众结合的手脚。直到现在，这些泛左翼还在玩这些花样，强调所谓网上的宣传和纪念，同时基于封闭的小圈子自娱自乐。
综上，我们说明了《融工之紧要性论述集》进行论战的特定对象：机会主义的派别和产生机会主义的土壤。由这些特定对象引发了“到工人中去”的一般性号召与摆脱互联网局限的强烈呼吁。后面我们要说说机会主义是如何从一种倾向跳到另一种倾向上去的。
二、“融工”中的机会主义思潮
前面我们说的是在“要不要融工”的大是大非面前，马列毛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在回顾过去十年的融工历程中，我们提到了另外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在《扎根：从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路径》（以下简称《扎根》）里对此的描述是：放弃积极建设群众基础，而是用一种投机心态去蹲点“小黑厂”，他们认为越“黑”越好，试图用“曝光”和“示威”来操纵反动派所控制的舆论媒体，奢望扩大政治影响力，实现所谓“以势压人”的路线 。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破产了，但是顽固的持此路线的机会主义分子还在继续招摇撞骗，我们需要继续揭露他们丑恶的嘴脸。
《扎根》一文产生的背景就是为了彻底批判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并不像YCA提出的路线那么粗鄙和混乱，同时这条路线的始作俑者依仗其相对深厚的学识欺骗了许多人，所以我们在《扎根》一文里特别揭示了这些冒牌货们的理论根源，进而论证了他们的历史逻辑与“托陈取消派”完全一致。这里我们不再赘述具体的论证过程，而是特别挖掘两个欺骗性的命题，这对于我们后面论述其它“融工”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有铺垫作用的。
在《我们时代的阶级图景》及其导言里，我们曾经论证过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形态是脑力劳动。但是机会主义者持相反的命题：“脑力劳动者全是小资产阶级”。如果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分歧，如果这只是左翼在认识中的龃龉，那么我们大可不必进行后来的论战，或者说双方握手言和共同对敌。正如《扎根》一文所指出的，这个命题是分裂无产阶级的诡计，是为机会主义者“冲塔”服务的。如果这条诡计得逞了，革命力量就会丧失殆尽，而这正是反动派所愿意看到的。
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叫“以势压人”。与《泥潭主义路线的起源与实质》（以下简称《泥潭》）里泥潭派的潜台词类似：“哼！只要他还叫“共产党”，我就能如何如何……”（一些耄耋老人有着谜之般自信：哼！他哪天敢摘“共产党”的牌子，我们哪天就高高挂起那个牌子）这种错判是可怕的，在运动走向尾声时，他们在《朝着胜利前进》里仍然认为“当代中国的左翼运动，有着得天独厚的红色基础。这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传播上的空间、斗争中采用的口号、进行政治揭露和教育时的有力和便捷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依然存在着上一轮社会主义革命留下的物质力量——一批红色群众和团体。”这个内嵌的逻辑在于中修的障眼法被他们当成一种意识形态传播的便捷。
难道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和中修共享同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吗？顺着这种逻辑，“以势压人”的好汉们和泥潭派其实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认为存在着一个广泛的联合战线的可能。好汉们认为：“必须联合起来。散兵游勇，山头割据，这是过去几年里中国左翼规模庞大但力量弱小的原因。我们呼吁所有真诚支持工人事业的同志，为实现左翼力量的凝聚而奔走努力……能线下的线下，不能线下的线上，告别散兵游勇的局面，使我们的力量既能各处开花，又能合为一股。”（同上《朝着胜利前进》）而泥潭派则认为：只要是反资本主义的，反新自由主义倾向，反对私有化的，都可以往左派，社会主义这个筐里放。
是故，在他们看来严肃的路线斗争是不存在的，只要“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般吆喝就可以了，因为都是为了工人事业嘛！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到了这些“冲塔”好汉们笔下变得既荒诞又拙劣：原来群众还分红色和非红色，群众基础还分红色和非红色。画风变得很古怪：中修治下熔岩沸腾的最广大的无产阶级不是物质力量，反倒是上一轮革命留下的红色群众和红色团体是物质力量。“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教诲没读懂，反倒是勾勒起“红”与“黑”的魔幻色块来了。在历史舞台压轴的中修被撇在一边，对几个跑龙套的工具人则大骂“地方黑恶势力”，并且“需要中央来惩办”。于是“正剧”秒变“闹剧”。
上面所述两个命题的奥妙就在于似是而非。仅仅视之为理论和策略的错误，会使人们忘却路线斗争之根本。这一类命题，若脱离了实践的场域和使用的语境，会给人们带来很多迷惑性。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到工人中去”这个命题。根据此前的叙述特点，我们仍然要还原命题背后真实的路线斗争。十年前，我们不得不鲜明地提出“到工人中去”这个一般性号召的原因，前面的章节已经阐述过了。时钟继续回拨一百二十多年，也就是列宁撰写《怎么办》开始的时候（1901年秋天）。列宁在同“经济派”的论战中，同样存在“到工人中去”这个命题。
列宁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 ‘ 经济主义 ’ 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 ‘ 到工人中去 ’ 。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我们故意选择这样一个尖锐的说法，故意说得这样简单生硬，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要 ‘ 经济派 ’ 好好 ‘ 碰一碰 ’ 他们不可饶恕地忽视的任务， ‘ 碰一碰 ’ 他们不愿了解的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 。”
显然在这次论战中，“经济派”持“到工人中去”的观点，列宁持“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的观点。凡是认真研习过《怎么办》的马列毛主义者都很容易抓住列宁的内嵌逻辑，即绕开“推翻沙俄反动政府”这个最根本的“阶级政治意识”就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由此也可以演绎出很多推论：1. 经济揭露只是向厂主宣战，而政治揭露是向政府宣战；2. 经济斗争最多只能让工人认识到工人和厂主的关系，而这种知识对于先进工人来说是极其狭隘的，工人需要的是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政治知识，为了要获得这些知识，必须要从外部灌输；3. 经济斗争是无法使工人产生要“推翻沙俄反动政府”这样的政治意识的；4. “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 ”；5. “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
所以当我们还原路线斗争的背景，“经济派”的“到工人中去”是什么含义呢？他们自恃“与工人有联系”而且是“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这些都是《怎么办》里引述的机会主义者的原话），他们倾向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他们口口声声为了“工人”而实质上就是想把工人运动往后拉，拉到一个政府可以接收的范围，这就是工联主义的逻辑。列宁一阵见血地指出：实际上，这种小组成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联书记，而不像是社会党人——政治领袖。要知道，任何一个工联书记，例如英国的工联书记，总是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说明那些限制罢工自由、限制设纠察哨（为的是告诉大家该厂工人已经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说明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仲裁人袒护一方，等等。总之，任何一个工联书记，都是搞并且帮助搞“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 。
以上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派”所持“到工人中去”的观点是反动的，而我们在2013年提出“到工人中去”的一般性号召是正确的。下面我们将继续揭示十年以来在整个融工事业中还有哪些衍生的机会主义思潮。我们要感谢列宁在一百二十多年前为我们存档了这么多融工中革命者会遇到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这些嘴脸未来也无一不是打着“工人”和“无产阶级”的旗号，实质上干着改良甚至反动的事业，有温和无辜的，有天真烂漫的，有形“左”实右的。
十年以来的融工事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调研、观察、服务。所谓调研，主要指就近与后勤工人，建筑工人交谈联谊，利用寒暑假返乡依据一定的学术规范或任务设定完成调研报告与素材。所谓观察，主要指进厂打工，短期内直接体验工人生活。所谓服务，主要指通过公益机构为工人提供各种服务（教育、法律以及心理领域的咨询），有的机构服务时间很长，可以获得一定的媒体流量。在这些融工实践里，马列毛主义者有着广泛的身影，从来不是局外的评头论足者，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在这些事业里。正如毛主席所言“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马列毛主义者从不反对上面这些具体形式，但是走过了十年之路后不总结经验教训，还要打着“融工”的旗号继续简单重复上述的形式，那么就不单是策略错误，而是路线之争了。
上面引用的毛主席的话其实还有下半段话：“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对照下半段话，我们认为十年融工只是在“形式上”部分实现了毛主席上半段话所定义的：走马观花 ，下马看花 ，安家落户 。因此我们的开局只是做了一个半截子工程，由于机会主义思潮的干扰与破坏，目前这个半截子工程也所剩无几。这些徒具“接近工农”形式的工程，一没有使工作者改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二没有使工作者把书本上的马列毛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中修一旦对学生社团和公益机构进行扫荡，在重拳出击下这些形式工程现在也荡然无存。十年教训十分深刻，但是新的一批机会主义者无视上述背景，仍然要简单重复过去的半截子工程，认为只有这些形式才是“接地气，走向了实际生活”，才是“真正的到工人中去”，认为只有这些“观察、调研、服务”才能满足自己融工想象，认为只有这些形式“看得见，摸得着，实实惠惠”构成某种“革命奇观”。为了膜拜这些“革命奇观”而摒弃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为了脱离分工细密的组织生活而去进行所谓的“线下融工生活”，这些都是十年融工之路上衍生出来的机会主义思潮，特别是当上一轮融工实践的高光时刻破灭之后，这些思潮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一定会在未来的融工事业中顽固地表现出来。
一言以蔽之，只要这些机会主义思潮继续抬头，马列毛主义者就要对这些思潮迎头痛击。
三、无产阶级革命与融工的关系
基于前面的铺垫，我们现在可以正面回答马列毛主义者对于融工问题的主张，并且论述这种主张是如何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的。
在《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里，我们论述过：“职业革命家一向是以专业角度看待革命这项事业，历来如此。 革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生活本身。 也就是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革命与分析革命，促成革命。” 在《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里，我们则开宗明义：“世界上不存在空洞的、盲目的、没头苍蝇式的融工。马列毛主义者对于融工的一切计划都是围绕着革命事业尽快胜利而去设计与努力的 。” 我们认为机会主义思潮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是从“左”和右的角度来否定无产阶级本身蕴含的无穷无尽的革命潜力，而拒绝挖掘革命潜力的结果就是把一项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夺权斗争演变成一堆毫无计划、漫无目的的维权表演。
《扎根》所批判的机会主义路线有一个特点：“把工人阶级当成了完全不懂技术，没有任何经验积累，不懂任何客观规律的无脑体力者，本质是对工人阶级的歧视，实际是工人阶级是最聪明的，生产环节中的规律一清二楚。而且常态化的和资方对抗是很讲究艺术的，连生产环节都没摸清，谈什么对抗？最后就剩下无脑鼓动停产上街游行了。”这是从“左”的角度来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这种否定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与最无耻的狡辩：当一支军队的战术只有无脑进攻时，指挥者还要自我辩解说这是士兵自己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据说理由是“没有进攻就不能学会如何进攻”；而且所有人都要配合这种无脑进攻，如果不配合指挥者的瞎指挥，则所有人都要为失败承担责任 。
结合前文主张“为了工人事业联合起来”的冲塔好汉们，他们看似杂乱无章的乱拳，看似“左”的出奇的行为艺术，都是脱离革命路线的。在他们看来，革不革命是无所谓的，只要支持他们无脑冲塔的就是“为了工人事业的”，就是可以联合的；只要反对他们无脑冲塔，他们就会反唇相讥：为什么现场和媒体上站出来的人还不够多？为什么媒体和网络上的声援和宣传工作没有充分传播？你们这些人到底为营救工作做了哪些贡献？基于这样的逻辑，他们厌恶做长期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拒绝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挖掘出来，或者说他们幻想依靠一些人为制造的“革命奇观”来激发这种革命潜力。列宁在《怎么办》中早就批判过这种幻想：难道在俄国的实际生活中这种丑恶现象还少，以致需要虚构出一些特殊的“激发性”手段来吗 ？列宁是这样分析的：“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 。”
相对于乖戾雄辩的冲塔好汉从“左”的角度消解革命，《泥潭》里的泥潭派，十年融工事业中衍生出来的那些温和无辜天真烂漫的机会主义者（以下简称“温天真”）则从右的角度消解革命。泥潭派作为资深的调研爱好者，其坚持不懈地对彩虹系列土壤进行采样的掌故在《泥潭》里已有详述。温天真的“到工人中去”的自我救赎以及坚持不懈的慈善事业在中修的媒体里也不时激发起人们的同情心。国企改制了，私有制和MBO导致工人很苦，情况很糟糕。这个城市的建设者居无定所，他们不应该被称作农民工，他们应该叫新工人，这个城市的冬天特别冷，低端人口被驱逐出城市。狡黠暧昧的泥潭派希望更多人加入到土壤采样和各种呼吁当中；迷茫忧伤的“温天真”希望更多志愿者投身城乡互助、关爱流动人口。当人们有感于诸多不公与不义需要疗救的药方，需要奋力打破中修的铁屋子时，泥潭派会说“需要继续好好读原著”，温天真会说“中国很复杂，需要一点一滴脚踏实地来做”。所以泥潭派和温天真并不认为无产阶级本身具有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自然也谈不上挖掘革命潜力。苦难的底色像广告一样被泥潭派和温天真反复宣扬，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始终没有得到揭露，这种所谓的“微言大义”重复了无数遍，其目的自不待言就是消解革命。
我们必须拆穿这些机会主义的把戏。革命与改良是不同的质。用哲学的术语来说：革命与改良没有同一性。改良的累计并不是为了革命而作准备，而恰恰是为了消解革命。这种消解工作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消解为既无战略也无策略的自发抗争，进而使这些自发抗争一次次地无疾而终。“反者道之动”，所有马列毛主义者则要聚精会神于挖掘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既要有战略也要有策略，也就是说对于革命事业要有谋略。
什么是谋略？就是解决特殊矛盾的特殊办法。在《融工的战略与策略》和《扎根》里我们已经特别提到了包括熟人网络在内的地下网络的有效节点 。关于这些有效节点的作用和意义，我们不再赘述。我们要特别强调另一个方面，就是把这些有效节点和革命脚手架互联的问题。有效节点是多多益善的，有效节点也是需要长期经营的，但是这些节点如果长时间不能互联互通，有效节点就会变成孤立节点，孤立节点就会变成无效节点。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列宁《怎么办》里革命脚手架的基本原理：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 。
有效节点通过革命脚手架互联之后能够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
要有真正的共同的工作，要互相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不仅按区……而且要按全城各种专业工作分配任务……在经常的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来建立……实际联系，因为分散状态压制着人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
哪些缺点最突出，什么地方没有进行鼓动，什么地方联系差，在整个这部大机器中有哪些小齿轮是自己这个小组能够修理，或者能拿更好的齿轮来替换的……每个小齿轮修整得愈好，为共同事业干零星工作的人愈多，我们的网也就会愈密，而不可避免的破坏在我们队伍中引起的慌乱也就会愈小。
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
相信所有致力于发展地下网络有效节点的马列毛主义者都能准确理解列宁在上面提到的诸多比喻：脚手架，环节，链条，大机器，小齿轮，网，鼓风机。这些比喻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这些比喻就像局部相对于全局而言，占据了这些局部的同志只是分工不同，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革命画卷。
结论：全面融工、互联节点、完成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我们的革命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