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葛平：布尔什维克党靠什么赢得革命胜利——谈谈斯大林的“巴库倡议”及其对我们的启示》的辅助阅读材料，也就是“巴库倡议”的原文。
谁都知道我们党正遭遇着深重的危机。党员退党，组织缩小和削弱，各个组织彼此隔离，没有统一的党的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党病了，党正遭遇着严重的危机。
特别使党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的状态。有一个时期，我们各地的组织都有几千党员，领导几十万群众。那时党在群众中有牢固的根基。现在都不同了。各地组织已没有几千人，只剩下几十人，至多也不过几百人。至于领导几十万群众，那就更谈不上了。固然我们党在思想上对群众有广泛的影响，群众是认识党的，群众是尊重党的。“革命后”的党和“革命前”的党的区别首先就在这里。但是党的全部影响实在也仅限于此。单有思想上的影响，那还是非常不够的。问题在于广泛的思想影响限于狭隘的组织而不能巩固起来，——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状态的根源就在这里。只要指出彼得堡的情况，就立刻可以了解危机的全部严重性：彼得堡在一九〇七年约有八千党员，而现在连三四百人都难凑足了。至于处在同样状态中的莫斯科、乌拉尔、波兰、顿巴斯以及其他地方，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还不止此。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的各个组织彼此毫无联系，不是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而是彼此隔离。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么，高加索不知道乌拉尔在做什么，如此等等，每个地方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严格地说，过着共同生活的统一的党，也就是我们大家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引以自豪的那个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正处在最严重的手工业方式的状态中。现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一方面是“无产者报” 和“呼声报”，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都没有并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系起来，不能使它们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如果以为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机关报能把早已经过小组活动阶段的党的工作连成一气，那就太奇怪了。
诚然，在各个彼此隔离的组织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从思想上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东西，——它们有一个经过革命考验的共同纲领，有经过革命肯定下来的共同的实际工作原则，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这正是“革命后”的党和“革命前”的党的第二个重要区别。
但这还不够。因为党组织在思想上的统一还远不能把党从组织涣散和彼此隔离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连党内普通的书信往来也没有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程度。至于把党真正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
（一）党和广大群众脱节，
（二）党组织彼此隔离，
——这就是党目前所遭遇着的危机的实质。
不难了解，革命本身的危机，反革命的暂时胜利，发动失败后的沉寂和党在一九〇五、 一九〇六两年所享有的些微自由的完全丧失，都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原因。
在革命向前推进的时候，在有自由的时候，党发展了，扩大了，巩固了。在革命退却的时候，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党就开始衰弱了。起初是知识分子脱党，随后一些最动摇的工人也脱党了。党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先进工人的成长，这局部地加速了知识分子的脱党，因为 “一九〇五年知识分子”贫乏的知识已赶不上先进工人的复杂要求。
当然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将来的自由来到以前，党应当在危机中苟延残喘，像某些人错误设想的那样。要知道，第一、自由本身的到来多半取决于党是否能摆脱危机而以健壮的、新生的姿态出现，自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取得自由的条件之一是依靠组织得很好的工人政党。第二、尽人皆知的阶级斗争的法则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组织性日益加强，必然会使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相应地加强起来。而谁都知道，先行革新我们的党——唯一的工人政党，是增强我们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组织性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自由来到以前，使党健全，使党摆脱危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全部问题在于要找出使党健全的办法，要开辟这样的途径，使党借以
（一）联系群众，
（二）把彼此隔离的各个组织结成统一的机体。
那么我们党怎样才能摆脱危机，为此需要采取什么办法呢？
有些人对我们说，尽量使党成为公开的党，并把它团结在公开的杜马党团的周围。但是， 当最无关紧要的文化团体之类的公开机关都受到残酷压制的时候，怎能尽量使党成为公开的党呢？难道能采取放弃党的革命要求的办法吗？要知道，这是葬送党而不是革新党了！此外， 既然杜马党团本身不仅脱离群众，而且脱离党组织，它又怎能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呢？
很明显，这样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混乱，使党更难摆脱危机。
另外一些人对我们说，尽量把党的职责交给工人，以便使党摆脱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无疑地，使党摆脱不需要的客人，而把职责集中在工人自己手中，这对于党的革新工作一定会大有帮助。但是同样很明显，仅仅“转交职责”，同时却保存旧的组织系统，使用老一套的党的工作方法，从国外进行“领导”，那是不能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不能把党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
显然用治标的办法是完成不了什么大事的，必须找到根本办法来根治党的疾病。
党首先苦于和群众脱节，所以无论如何要使党联系群众。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别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拿群众日益贫困的事实和资本家的进攻来说吧。大规模的歇业已像暴风似地从工人头上掠过，而缩减生产，任意解雇工人，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总之，资本家的进攻，至今还在继续着。很难想像，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厂主间发生了多少“误会”和冲突，使工人头脑中因此出现了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组织在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谁都应当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使“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摆脱”可诅咒的停滞状态。而使他们“摆脱” 这种状态也正是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
工厂党委会就是能在群众中最有成效地开展这一工作的党的机关。参加工厂党委会的先进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围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活跃分子。不过工厂党委会必须不倦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保卫他们的日常利益，并且把这些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其次，为了接近群众，还必须把党的其他更高级的组织建立得不仅适于保卫群众的政治利益，而且适于保卫群众的经济利益。党组织必须不忽略任何一个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部门。
为此就必须在建立组织时，除按照地区的原则外，还要采用按照生产部门的原则，例如把各种不同生产部门的工厂党委会按照生产部门分别组成各个不同的分区，再按照地区把这些分区联合为区等等。如果分区的数目增加得太多，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党组织却能获得坚固的基础并和群众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党组织的成分在解决危机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必须让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常跌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口号应当是：“给先进分子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以参加党的各部门工作”，“给他们更广大的活动范围”！
不言而喻，先进分子除了耍有做领导工作的愿望和主动性以外，还要有丰富的学识，而我国有学识的工人是很少的。这里就正用得着有经验而又积极的知识分子的帮助。必须建立一些高级的小组，即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即使每区建立一个也好，必须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切大可弥补先进分子的缺陷，而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演说家和思想领导者。同时先进分子必须在他们的工厂里经常做报告，“尽量实习”，不要因为怕在听众面前“丢脸”而裹足不前。要永远抛弃过分的谦虚和在听众面前的惶恐，要大胆勇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即使在开始时失败了也不要紧，跌一两次交，你就会像“基督履海”似地行走自如了。
总之，
（一）根据那些和无产阶级总的阶级需要有关的日常需要，努力进行宣传；
（二）组织并巩固工厂党委会，作为党在各区中的最重要的据点；
（三）把党的最重要的职责“交给”先进分子；
（四）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
——这就是使我们的组织能够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办法。
不能不指出，解决党内危机的上述办法是实际生活本身提供的。中央区和乌拉尔早已不依靠知识分子，那里是由工人自己处理党组织的工作的。在索尔莫沃、卢甘斯克（顿巴斯）、尼古拉也夫，工人在一九〇八年印发了传单；在尼古拉也夫，除传单外，还出版了秘密的机关报。而巴库的组织，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过去和现在几乎没有放过工人和石油业主的任何一次冲突，当然，同时还进行一般的政治鼓动工作。这也就是巴库的组织直到现在还和群众保持着联系的原因之一。
党联系广大工人群众的方法就是这样。
但是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组织彼此隔离。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后一个问题。
那么，怎样把彼此隔离的各个地方组织联系起来，怎样把它们集合成一个有联系的过着统一生活的党呢？
也许可以认为时而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议就能解决这一任务，就能把各地组织联合起来。或者在国外出版的“无产者报”、”呼声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终于会把党的组织集合起来， 团结起来。 无疑地，不论前者或后者对于联系各地组织都有不小的作用。至少到目前为止，代表会议和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是联合彼此隔离的组织的唯一手段。但是，第一、代表会议，而且是不常举行的代表会议，只能暂时把各地组织连成一气，因而这样的联系并不像所需要的那样牢固。一般说来，在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这种联系便断了，实际上仍旧用手工业方式进行工作。第二、至于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姑且不论它们运到国内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那它们当然落后于俄国的党的生活，不能及时觉察和触及工人所关切的问题，因而不能把我们的地方组织牢固地连在一起。事实证明：自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党虽能召开两次代表会议， 在国外出版了几十期机关报，但是我们的组织之联结成一个真正的党这一事业，危机之解决 这一事业，还只是勉勉强强地进展了一点。
因此，代表会议和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对于党内的联系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对于克服危机，对于牢固地把地方组织联合起来还是不够的。
显然，需要治本的办法。
只有办一个全国性的报纸，使这个报纸成为联系党的各种工作的中心，并在俄国国内出版才是治本的办法。
只有在共同的党的工作中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合起来。
如果没有一个共同 的中心来综合地方组织的经验，然后把已经概括起来的党的经验推广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 那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工作。而全国性的报纸正可能成为这样的中心，即领导党的工作、统一 和指导党的工作的中心。但是这个报纸为了能真正领导工作，必须使各地把各种询问、声明、 信件、通讯、控诉、抗议、工作计划、群众所关切的问题等等源源不断地寄给它，使这个报纸和各地保持最密切最牢固的联系，从而使这个报纸掌握足够的材料，能及时觉察、触及并阐明必要的问题，根据这些材料作出必要的指示，提出必要的口号，并使这些指示和口号成 为全党和一切组织的武器……
没有这些条件，党的工作就失去了领导；党的工作没有领导，就不能把各个组织牢固地 团结成一个整体！
正因为如此，我们着重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在国外出版的）报纸， 正是起领导作用的（而不仅仅是通俗的）报纸。
不用说，能负责创办和领导这种报纸的唯一机关就是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工作这一任务本来就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但这个任务现在执行得不好，结果使地方组织几乎完全陷于分离状态。办得很好的全国性的报纸确能成为中央真正团结党和领导党的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中央从有名无实的核心变为名副其实的全党的核心，变为真正把党连成一气并真正在党的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核心。因此，创办和领导全国性的报纸是中央委员会直接的任务。
总之，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报纸，使它成为把全党联合起来并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机关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克服党所遭遇的危机的办法。
现在把上面所说的总结一下。由于革命的危机，党内也发生了危机——党组织失掉了和群众的牢固联系，党分成了一些单独的组织。
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这是地方的任务。
必须使上述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彼此联系起来，这是中央的任务。
为了解决地方的任务，在进行一般政治鼓动的同时，必须根据迫切的日常需要来进行经济鼓动，经常参与工人的斗争，建立并巩固工厂党委会，把党的职责尽可能集中在先进工人的手中，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来培养坚定而有学识的工人领袖。
为了解决中央的任务，必须创办一个能把地方组织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起来并且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全国性的报纸。
只有解决了这两个任务，党才能摆脱危机而以健壮的新生的姿态出现；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党才能扭负起英勇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名副其实的先锋队这一重大使命。
克服党内危机的办法就是这样。
不用说，党愈能充分利用它周围的各种合法机会——从杜马讲坛和工会直到合作社和丧葬基金会，就愈能迅速地完成克服危机的任务，完成革新和健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
载于 1909 年 8 月 1 日和 27 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六号和第七号
本文没有署名
◆注释：
[1]本文是斯大林同志写于 1909 的一篇重要著作。当时，俄国 1905 年革 命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斯大林同志代表巴库党组织提出了解决党的危机的方案，直言“党病了”，强调要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加强俄国国内的组织工作，把实际领导中心迁回俄国。面对斯大林的“妄议”，列宁欣然接纳，领导全党在实践中基本贯彻了“巴库倡议”。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了统一的全党工作，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逐步恢复了与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