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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与方式
《文革史》一文的世界观真的是无产阶级的吗？用的真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吗？这些问题值得深思。从第一章《历史》里就可以看出来一些问题：
“一些国家沦落为第一种， 有些“进步”为第三种。第三种是成为“依附型国家”，或’半边缘国家’….最终严重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 其根本原因就出在原本维系农村秩序的基层体制上。在过去，地主乡绅征收的租税相当 一部分用于本地乡村的建设和公共秩序维持，而且自耕农亦为数不少……更致命的是此时许多地主乡绅也不再关心自己家乡的建设，因为没有人会把钱投到萧条的乡村。大量小地主只满足于地租收入，不愿将资本转移到现代化之中。而他们也没有能力和财力从事公共管理和建设工作。这使得无数小地主成为中国资本转移的最大障碍。
“正是有了一套现代民族国家必备的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有权威的基层政治机制和 崭新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国的现代化才正式全面起步。因此在这里，毛泽东给出的解答是 一种“总体性革命”的思路……毛泽东对文化战线和阶级意识的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少有的，反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从这些话语中解剖麻雀，就可以看出来本文所体现的世界观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庸俗学术论、唯心主义。此段的例子：“半边缘国家”就是沃勒斯坦等资产阶级“泛左翼”鼓吹的“中心外围论”“世界体系论”的产物，其方法正是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方法即对一些现象的描述与曲解从而得出的所谓“科学”结论，却从来不触及最根本的阶级斗争问题、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挑动无产阶级内斗，便利资产阶级巩固统治，阻碍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阻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其次，虚伪的、超阶级的“现代化”概念以及大量“专业”“术语”“黑话”的卖弄泛滥更显本文的叙述方式不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不是有利于革命的，而是八股式的、臭老九式的。“现代化”究竟有没有阶级性？什么“总体性革命”和西马与毛泽东主义究竟有没有联系？农村的问题出在什么上？是出在一个抽象模糊的“基层秩序体制”上还是出在封建制度上？抑或是说他觉得中国根本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自发产生出资本主义社会？这类观点和《河殇》不谋而合。
同样的问题还体现在他的《分野》里，《分野》全段讲的是“红区干部 VS 白区干部”“城市精英 VS 工农干部” “党政官僚 VS毛泽东”，这些唯心主义的、非阶级的划分群体，辅之以想当然的立场和社会条件，将特色主义的用词美其名曰“延安模式”并人为刻画与“苏联模式”二元对立，好像毛泽东是“创造”出一种“第三条道路”与斯大林对着干，并且在建国后的阶级斗争发展完全是毛泽东“对‘延安模式‘情有独钟”的结果，这样下去，阶级斗争变成了“阶层斗争”“派系斗争”“出身斗争”“权力斗争”，毛泽东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变成了左翼内斗。而根据其叙述的后续文革历程中看出来他认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是“官僚”“包办替代体制” ，这样一个个非阶级、抽象的的概念，而不是党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词过度依赖”“严重限制文革经济体制创新”。
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方法正完美体现在此处，它的实质是：在研究方法上罗列、描述现象却不触及本质；大搞唯心主义，以自己主观愿望为出发点，以结论推假设前提，闭门造车、僵化保守，从抽象到抽象；在论述方式上则是卖弄繁琐哲学、黑话术语，显示“权威性”“科学性”。在本文中则具体表现为非阶级斗争叙事，而是派系斗争叙事、阶层斗争叙事；在历史发展进程上把个人决策放在第一位；在对待事物时候采取形而上学“无冲突论”，习惯于看成铁板一块，没有内部矛盾和斗争的东西；在引证、参考资料时则热衷于引用资产阶级学者和泛左翼的观点和“证据”，当作是自己的结论滥竽充数。这些一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二搞党八股禁锢思想、危害革命。对此，我们应当做出严肃批判。
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劳动，即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有了这个作为一切的基础后人们才能从事政治、艺术、文化创作等活动，随着生产力发展分工出现并发展了，阶级产生了，阶级矛盾产生了，阶级斗争产生了，国家也就应运而生。故“阶级的产生与消灭仅仅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因此，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表现为阶级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与冲突对抗也就表现为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而在矛盾运动与对抗中，社会螺旋上升。“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阶级，归根结底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因此，在分析历史时最重要的就是分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变动。即“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研究一切”，阶级分析是马列毛主义的武器。丢了这个，转而跑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那里求神拜佛，那对革命来说只会是南辕北辙。《文革史》显然是犯了这个根本的、方向性的错误的。而那些文革叛徒、右派、资产阶级臭老九所提出的“人民文革论”“三年文革论”“文革反毛论”等论调正是把阶级斗争偷换为了“中共” 和“体制外群众”的二元对立，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隐去了，这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么？
2、 继续革命的对象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文革史》胡说什么“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一词依赖太深”“重点是官僚问题和包办替代问题”云云，并且显然他并不认同党内资产阶级这个科学的阶级概念，反而对“官僚”这个词情有独钟，好像它是万能的，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对象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对“包办替代”的论述更是直接照抄照搬泛左翼“理论家” 的原句，仿佛“官僚”和“包办替代”这两个非阶级的抽象概念就如此玄乎，可以取代资产阶级法权和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以至于他有自信说出：
“但也毋庸讳言，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过度依赖，尽管毛泽东也强调工人参与管理，但是这个概念毕竟强调的是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对更根本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有所忽视。实践证明，它严重妨碍了文革在经济制度上的建设性创新。”
首先，他对资产阶级法权认识不清，完全是胡说八道，鼓吹庸俗分配论。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残余，是“资产阶级的框”，是“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它的核心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 **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从经济基础上的个体、私人所有制的残余、相互关系上的猫鼠关系一长制、分配上的按劳分配、工资等级，到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再到上层建筑上的官僚制、国家机器（军队法庭监狱）、政党都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完整地概括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资产阶级法权根本不是什么“主要是收入分配上的差别” ，甚至他念叨了半天的“官僚”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 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系统的概念，绝不是他的以偏概全。
再谈“官僚”问题，《文革史》从《分野》开始就一直在讲什么“党政文官”和“军队官僚”之间的内斗，“工农干部”和“城市白区精英”之间的内斗。首先必须指出，他说的这些群体都不是阶级的，而他只是用出身论和想当然来论证某个群体的坏和好。书中的以下观点被很多“马列毛主义者”所推崇：
“我们必须意识到，绝大部分党政官僚都是希望“做官当老爷”的，而毛泽东认为这一异化是对当年共产党许诺的革命理想，对当年牺牲的革命烈士的一种背叛。但是困难在于，毛泽东的观点在党内是绝对少数，在体制内只有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支持毛泽东，但是他们热情有余而政治经验不足。”
以上论调成为了他论证要“打倒官僚集团”的核心原因，原因就是所谓“绝大部分人都要做老爷”，那为什么他们会想做“老爷”呢？难道是单纯因为思想坏吗？难道是因为出身是城市或农村吗？他这些论调找不到立足的根据，只能求助于唯心主义显灵。“体制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支持毛泽东”，这句话又有什么根据呢？我们搞革命一开始无论体制内外不都是只有少数人相信马列毛主义，然后宣传、鼓动改造思想，逐步壮大革命队伍的吗？真理在矛盾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往往被少数人先认识到，这是一个客观规律，然而这不能说明暂时还没有认识到真理的人就不是革命力量，就不能算革命同盟军。而且，这显然是在把“体制”当作是划分阶级的标准，认为体制外都是工农群众，体制内都叫“党政官僚”。这其实就是很早就被批臭的“体制阶级论”“干部群众二元对立论”的翻版，这是阶级划分吗？这和资产阶级右派老九的学术垃圾有什么区别？
本书所认为的阶级“不是一部份具体的人”，这句话恰恰暴露了他不懂得如何划分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阶级变动。在一定社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每个人都客观上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但这个这么明显的道理为什么他还有所顾虑呢？因为阶级也是会变动的，“革命，说到底是阶级变动”，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势必会导致阶级变动。因此，社会主义时期是阶级大变动的时期。但是，无论阶级怎么样变，在阶级社会里人一定隶属于某个阶级，不会出现某个人没有阶级的情况。本书把阶级模糊化、抽象化，使之变为空中楼阁般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派系斗争叙事开路的。
因此，我们分析继续革命的对象就不得不把你们心爱的“官僚集团”论给丢进垃圾桶里了，我们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党内资产阶级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文革发动时提出的号召，而随着继续革命的深入推进，无产阶级司令部总结了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对该理论进行发展、完善，在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倒台后，毛主席最先将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联系起来，并且提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这一理论，因此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产生的根源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残留的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继续革命不仅要斗党内资产阶级，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做到斩草除根，使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不复存在，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对于党内资产阶级理论，1976 年《谈谈党内资产阶级》一文论述的较为完整。党内资产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在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即一长制和商品制度。在商品制度、价值规律驱使下就会导致部分企业里的管理者到党政机关里的领导干部去追求利润挂帅，为的是能实现财富在私人或一小撮人手中的积累并资本化，将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私人或小集团占有，而这些推行资本主义路线、将公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其被自己或其代理人控制的人已经蜕变为了新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暴露出来了有以下倾向或问题的都是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权力或者各种手段把原本是工人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自己或自己的代理人实际控制，具体表现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该推向前进的时候 进行阻挠，将生产关系倒退，如大跃进后 1964 年邓小平推行的《工业七十条》， 大搞一长制，总工程师制和总会计师制，这些制度很明显是在企业中推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再比如，在文革后期邓小平上台整顿后第一个整的就是各地企业的党委领导班子，把他撤换为自己的代理人，那些人上台后调转方向，号召利润挂帅、指标第一，取缔工人管理小组和三结合，来实现把企业资本主义化。因此他事实上把这些企业改变了颜色和路线，把领导权弄到了自己和其代理人手里。”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现一拖）的纪实报告:
“…一九六○年四月，大叛徒刘少奇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来到洛阳拖拉机厂。他对广大工人在大跃进中自力更生的巨大成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竭力宣扬“爬行主义”、“专家治厂”，妄图使拖拉机厂从社会主义道路大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不要广大工人，要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不要无产阶级当家作主，要资产阶级垄断专权。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推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攻击自力更生的群众运动，胡说大跃进时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热潮是“盲目”、“片面”、“狂热”、“不会走就想跑”。他们搞出了五十万字的规章制度，以“厂长第一号命令”下达，对工人管、卡、压、罚。他们还推行“总工程师制”，号令全厂，在技术问题上“要听总工程师的”。一套“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技术管理体制就这样严密地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控制了全厂技术工作大权，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他们说了算。为了实现一项技术革新，连在设备上打个小孔这样芝麻大的事，也要经过多少关卡，由“权威”点头才行。
“在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整个工厂的技术工作越来越冷冷清清。工人们被当作机器的奴隶；技术人员被重新叫回大楼里；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十八名工人工程师统统被赶下技术工作岗位，有的被调走，
有的做了清扫工，有的竟遭到“批判…”。
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小资产阶级则是资产阶级搞复辟时的代理人和帮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摇摆者，但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仍属于要争取的革命同盟。“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资产阶级里我们提到，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存在于官僚科层制里的、依照层级分配工资待遇和地位的、帮助资产阶级实现剩余价值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者不劳动的阶级，他是居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 ，而且极不稳定，容易分化。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就是指的是那些所谓的走资派的代理人。我们在查阅各地的文革文献时常常见到 “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在某地某厂某战线某领域的代理人“，这就说明了一切，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服从于并实际执行资产阶级的复辟路线，也存在于官僚科层体制，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不劳动。比如某某厂长、市委书记、还有那些文艺领域的复辟吹鼓手。” 同时，干部中仍然有很多属于无产阶级。这些人不脱离劳动，在立场上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上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社会主义路线，他们正是所谓“干部变成使用‘特种工具’的工人”。事实上，从农村公社大队里的基层干部到工厂里的党委里都有很多这样的人，前者如张钦礼，后者如《愚公移山-上海电机厂》里的党委，在党政机关内部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在上海、河南、广东等地出现了很多干部造反组织，如广东省农业厅批陶联司等。这些人他们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他们的行动说明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干部，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毛主席说干部参与劳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件“根本性的大事”，就是为了防止干部中的无产阶级蜕变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更多小资产阶级干部身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削弱，将党内资产阶级打垮剥夺。
河南“二七公社”成员之一孙腾芳就说过：“但在北京往回走时，老纪、庭栋、等领导一再向我们交待，回机关以后，一定要讲政策，不能有一点报复情绪，要团结大多数。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即是下边个别人有点报复情绪，我们是反对的、批评的、制止的。对李蔚、李润玉等人是保护的（他们现在还没死，可以调查）。《井冈山兵团》回机关后没有罢一个官，没有夺 一个章，没有处理一个人，省委被罢官的人都是文革和省委造总干的。恰恰相反省委机关正、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井冈山兵团》解放启用的。董连池、王甲军、张成国到各地任革委主任，宣传部宋、于、党、冯部长，打成黑帮、走资派都分别安排了工作。”
文革十年深刻教育了广大干部，以至于在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农村推行包产到户时并不那么顺利，从省委、地委、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长期以沉默怠工，甚至有的人质问胡耀邦“这是不是搞修正主义”，在工厂里的党委厂长也长期不敢“放开手脚管工人”，对破三铁、市场化很消极，也难怪资产阶级抱怨“干部思想僵化”“不换思想就换人”。
从这可以看出来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分析是要从经济上找根本原因，而不是从什么包办替代作风或者庸俗的收入论、权力论上找,更不是只要是干部都是资产阶级。所谓“官僚”或者干部本身是分阶级的，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属于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小撮资产阶级。“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正是这样干的” ，毛主席一直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同时强调“要为人民立新功”“要团结大多数”“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不论是当年的杨曦光（及其后继者）抑或是今天的《文革史》，都是鼓吹“打倒官僚集团论”的，他们看似把话说的很圆，但他们所作所为和当年刘少奇搞的“搬石头”、“桃园经验”没有任何区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形左实右的路线实际上是为了挑动无产阶级内斗，分裂革命队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危害革命。
3、手段与目的
手段与目的的混淆往往是致命的。《文革史》中表现为对群众运动、造反运动、民主这些手段当成目的，或者他根本不在意目的，就是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算不了什么”的论调。集中体现为“三年文革论”“文革改良论”，和文革叛徒的“两个文革论”“人民文革论”以及托派的“背叛文革论”如出一辙：
“而“文革三年说”最重要的根据，是在这段时期内前所未有的政治操作方式。即所谓 以“四大”为标志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相比之下，它的后继运动和事件，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经济整顿、教育整顿，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无论是由文革派还是党政官僚发难，都不同程度地回复到了自上而下、形“左”实右、“运动群众”的形式；而毛泽东所号召的作为 “造反有理”的新提法“反潮流”，则没有能够促进形成类似文革中的群众自发性造反运动。
“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实质使得毛泽东一次次在革命力量持续激进化时，在激进力量在社会上取得优势时退缩不前。”
以上论调集中体现了其世界观方法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其文章主旨是为了赞美一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假“文革”，其追求的就是漫无目的的“造反”“运动群众”。毛主席曾经讲到波浪的辩证法，指出波与波之间总有个间隙，有个喘息；历史在曲折中前进，螺旋中上升，而根据当年工人造反派袁庾华的回忆里也讲到“人民不可能一直有极高的政治积极性”，因此，一直进行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也必然是不现实的，要有波峰，有波谷；有运动，有巩固，有实践，有教育；文革也是隔个七八年再来一次。同时，我们搞造反有理，搞继续革命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倒新资产阶级，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除此之外其他的目的都不是无产阶级的目的。托派、北马文革史热衷于看群众运动，其实他们自己倒是心里有“运动群众”的思想作祟。
再来看他对专政与民主的叙述吧：
“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在国家机器进行不能完全打碎的情况下赋予十分有可能重新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反抗和斗争的权利…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成党或领袖的专政（列宁已经过驳斥了这一点），之后再偷换成官僚与新资产阶级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同义词。”
他完全曲解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一种临时凑合的手段，好像只要打碎了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存在了，毛主席在九评苏共中写道“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他试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为只要建立起了一个什么成熟的民主制度就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不用阶级专政了，事实上“只有继续革命理论，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阶级关系，指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本道路。而不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矛盾和阶级斗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没有建立“民主”、“科学”的“体制”，纯粹 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幻想。任何“体制” 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任何体制要能够有 效贯彻也必须要符合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要有强大的阶级力量去努力维护、实施该体制。幻想设计并实施一套“完美体制”，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只能是遮蔽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矛盾、抹杀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抹杀革命群众运动 ——就是否定继续革命，这只能是制造幻觉、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
第二，列宁对于所谓“党和领袖的专政”的驳斥能把这段话批的体无完肤：“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
第三，民主是手段，专政是目的，两者不能混同。“每个阶级都有至少两种处理各自内部矛盾的方法，一种是阶级内部少数人专制的、独裁的方法，一种是民主的方法。要在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多数就必须尊重少数的意见，少数就必须服从多数的决定。这两点决定了民主只适用于非对抗性矛盾，对于对抗性矛盾，民主不可能为继。”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不可能挑选村集体的领导，小岗村的 18 户也不可能三天两头换队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文革，也轮不上造反派给各级领导贴大字报，更不可能有两派群众在工厂里互不相让地打派仗。文革期间两派的派仗，无论打得多么热火朝天，甚至发生武斗，但工资都照发。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被允许的，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支撑的。如果打派仗的工人一律扣工资，双方必定都会老老实实。因此，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任务就是捍卫全民所有制，也就是捍卫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权利。”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和群众监督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最大的人民内部矛盾，即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还不能通过单纯废除任何一方来解决。因为没有先锋队的领导，四分五裂的无产阶级不可能掌权（有文革期间经久不息的派仗和武斗作证），而没有群众监督的专政又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如何去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无产阶级需要一步步去探索。
“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探索最伟大的实践，为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这一矛盾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大步，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否定文革民主实践的人其实没有真正地认清全民所有制下民主的本质内容。他们指望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民主照搬资产阶级理念下相互制衡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因为那一套是为处理和协调相互独立的资本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服务的，无济于解决无产阶级在全民所有制下所需要解决的社会化大生产领域里如何以理服人的民主实践。只有无产阶级内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的那批人才会形成势不两立的对立集团，才会欣赏资产阶级制衡的那一套，才会以派别的利益替代阶级的利益，从而威胁无产阶级的专政。
4、阶级与派系（阶级斗争与派系斗争）
很多人（不仅是《文革史》）都在分析文革时颠倒了派系和阶级的关系，颠倒了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之间的关系。
首先最基本的是“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任何派别利益必须服从于阶级利益，资产阶级是这样，地主阶级是这样，任何统治阶级都是这样，同样的，无产阶级更该如此。四分五裂的无产阶级是不会有强大的力量的，因此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挑动无产阶级内斗，利用胡萝卜加大棒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威逼利诱把无产阶级搞分裂。从去年的广东工人罢工到富士康工人的被清算都是如此，无论是地域歧视还是金钱引诱。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的派性是资产阶级的把柄，在夺取政权前是这样，夺取政权后更是这样。毛主席在视察上海文革后讲“我就老想不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内部为什么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肯定是有阶级敌人背后挑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必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文革初期，毛主席为了揭开阶级斗争的闸门鼓励工人造反，造走资派的反，但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对两类矛盾处理认识不清，对走资派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工人阶级分裂为了两大派组织，且派性很强。很多人在初步了解文革后形而上学地认为派性是好的，工人造反派和工人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造反派应该把保守派全部打倒。然而派性是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影响太深的体现，有它在工人造反派掌握真理却不能汇聚革命力量，工人保守派人数较多却沦为阶级敌人的打手和牺牲品。以四川为例，文革时期四川的大保守组织“产业军”在全国都算是最先瓦解的，然而在保守派瓦解之后两对造反组织开始了内斗，并且逐步扩大演变为了烈度最高的武斗，红卫兵墓园就建在此处。在上海，赤卫队是最大的工人保守派组织，掌控水、电、铁路，但由于工总司的耐心劝导与解释，成功地瓦解了其组织，打击了头头，拉拢了一批受蒙蔽的群众到正道上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这是他们的口号，因此派性和派斗对工人阶级的危害很大，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强调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及逐渐不再宣传派系、取消群众组织的原因。
然而《文革史》不这样认为，文革史坚定不移支持工人阶级内部的派斗和分裂，对毛主席提倡大联合认为是“保守倾向”，污蔑为“改良主义运动”。同样的，我们的很多同志都犯了一些错误认为保守派都是敌我矛盾，造反派一点错误没有，同时看派系不看阶级。工人阶级内部分为工人造反派和工人保守派，两者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工人造反运动我们应该这样看：无论造反者个人是通过什么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理由参与进造反，抑或是改开后背叛文革污蔑毛主席，但在当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整个造反运动而言他们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倒走资派的；而对于那些受蒙蔽了保守工人群众，则要依靠团结-批评-团结，在一些地方，他们保的可能不是走资派，少数造反派的支流也未必正确，但整个保守组织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其弊大于利，因此，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分化瓦解保守组织的策略，削弱派性和派系，拉拢受蒙蔽的工人群众，实现革命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总而言之，阶级利益高于一切，很多造反派头头派性太强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搞大联合，那也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太深的体现，那样不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到每一个工厂、机关、农村”！
《文革史》刻意淡化阶级概念，搞派系高于阶级。超阶级的派系概念加之以一个漫无目的的“群众运动”或者“造反”，那就是要制造工人阶级的分裂、跳动工人阶级的内斗，推翻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