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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马列毛的同志们有时缺乏一种底气，好像把事情交给工人办就容易搞砸，这种担忧是完全不必要的。从安亭宪章的诞生可以看出，工人有能力为自己主持公道，并且放手让工人去做也是必要的。此外，马列毛主义的群众路线要求意见从分散到集中，这是抓住要害的。群众路线全靠这个规律来维系。
2、这篇文章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文革中著名的安亭事件，并总结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应当遵循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文革上海夺权时的工人造反派，到最近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无不展现着这一真理。群众路线对于现在的马列毛主义的实践者的启示便是要深入人民群众，向群众学习同时在理论上给群众以启发，再造当年那“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形势，肃清早已恶贯满盈的中国资本主义，彻底终结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的历史。
3、群众路线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唯有群众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素养，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
1966年11月10日，在上海附近的安亭火车站，发生了造反派工人卧轨拦车事件，即“安亭事件”。这次事件的起因是面对走资派的迫害，造反派工人决定组织起来反抗，集体北上向党中央反映问题。上海铁路局却又在上海市委的授意下，将运载他们列车截停在上海市郊安亭，致使造反派工人卧轨拦停北上列车。11月11日晚12时，张春桥抵达安亭；并于次日早8时与全体工人见面，大部分工人同意返回上海；又于13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与工人谈话，宣布同意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组织。
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及被迫赴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情况选少数代表——张春桥同志加的。）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14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召开常委扩大会，肯定了张春桥同志的做法：“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由此，“安亭事件”以造反派工人的胜利而解决。张春桥与造反派工人达成的协议，是违背当时中央对工人文革运动“不得串联，不得成立组织”规定的，也是未请示上级的“自作主张”。但是，无论是从毛泽东同志对张春桥同志的支持还是工人群众对安亭协议的拥护都可以看出来，张春桥同志此举乃是真正贯彻落实群众路线之举。
什么是群众路线？或者说，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应该走怎样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和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使群众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群众路线，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这样的群众路线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论。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就是汇总群众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使之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即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就是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也就是从一般再回到特殊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方能找到一条主观合于客观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不仅有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还有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不仅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还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张春桥同志处理安亭事件、和工人们达成安亭协议就是一个很好正面例子。张春桥同志原本是带着安抚工人群众的任务来的，结果在听取的工人同志们的意见后，转而顶住“违反纪律”的压力，大力支持工人群众的合理诉求；并且在充分听取工人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将群众零碎的、不成体系的意见概括、集中成系统的共识，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转变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而成果便是这份伟大的安亭协议。在安亭协议、上海道路对全国各地具体实践的鼓舞和指导下，全国工人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又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变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
其二，这样的群众路线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一项政策，设计的好不好，要看是不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意见。张春桥同志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得到毛主席的认可，有顶住压力的底气，便是因为他能够听取工人的意见，代表了工人群众的利益，坚决支持人民的合理诉求。一个好的政策，绝不是一群所谓“专家”窝在小阁楼里空谈就能讨论出来的。不是来自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认识、观点，就好似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理论垃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共产党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之前的政策，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现在又有活生生的革命实践、革命认识摆在眼前，又有什么必要去墨守成规呢？张春桥同志敢破敢立，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文革精神最生动最鲜活的写照。
同样的，一项政策，贯彻落实的好不好，也要回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去检验。落实的好就坚持下去，直至发现新的问题再重复上述路线；落实的不好，也根据遇到的问题重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让革命理论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安亭协议在上海成果非凡，也确实鼓舞的广大人民群众同走资派的斗争，但用上海道路去指导之后的革命实践，却又遭遇了新的问题——全国工人阶级总体上并没有达到上海工人阶级的水平。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适时地、根据实际地情况下达了“人民解放军支左”的伟大指令，终于在1968年达成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可见，理论最终要回到实际上，并要在经过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以指导新的实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灿烂辉煌，一月革命的道路无限宽广”这首歌就唱出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但上海道路再好，也不是万能的，如果在其他地方碰了壁却仍不知变通，就会惨遭失败，甚至危及已有的革命成果。只有坚持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才能无往不胜，将革命进行到底。
检验真假共产党的根本标准，就是看他是否贯彻群众路线，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一条路线不符合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群众当然要起来反对；如果当权派还胆敢镇压群众运动，那么人民群众便更要造反夺权，行使劳动者身为国家主人的权力，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专政。作为新生代马列毛主义者的我们，在进行推翻中修的革命实践时，也要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观点结合起来，在革命中不断的锻炼捶打自己，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直至最终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