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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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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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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革初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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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酝酿成立工人造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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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上取经到造反军的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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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老保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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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造反派内部裂痕的扩大与一月夺权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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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亲历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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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步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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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分歧升级到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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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67年重庆制止武斗努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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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陷入“安全困境”之下的造反派武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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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重庆大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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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制止武斗的再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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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从315指示到427的戏剧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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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进入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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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革委会成立之后的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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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批清运动和四不准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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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鲁大东们的政治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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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出席四届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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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从批派运动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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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落实三结合与组织路线上的最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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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毛主席逝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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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从隔离到判刑
作者按： 在老田为黄廉整理口述史的时候，强烈感受到在文革十年中间，黄廉所走过的路程，他从前的对立面周家喻才是他人生里程的主要见证人，反过来也一样，周家喻的主要见证人也是黄廉，比自己的亲父子亲兄弟见证的更多，这是由客观的政治阵线或者阶级利益最后决定的，不以他们自身的意愿为转移。但是在文革的最重要时刻，他们所代表的两股群众力量，却不能按照现实的政治阵线来形成合力，往往相互抵消，最终被渔翁一网成擒，当权派在人数上很少，他们的强大和力量优势，除了组织严密并在实际上掌握党政财文大权之外，本身也是造反派内部分化和力量相互抵消带来的。至少在文革初期的时候，造反派内部并没有真正的阶级和路线觉悟，在文革期间的对立和分歧，往往受到一些很小的事情干扰，方向和政治努力过程常常无法正确把握，不过如果没有文革，恐怕连政治意识都不会产生，更不用奢谈什么政治认识了，可能黄廉是以一个政工干部终老，周家喻会变成一个好的工程师，整个国家和民族会处在集体政治无意识状态。文革看来没有解决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要觉察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文革还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想一想重庆文革武斗的牺牲，不能不感叹人类社会认识进步的成本太高了。我在整理这个文章的时候，感到了明确的政治意识，只是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和经历了长久的磨难之后，才缓慢地成长起来，并跟随着当事人的觉悟而逐步明晰起来的。
黄廉自述：1976年11月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被非法关押了接近五年半，在专案人员的巨大压力之下，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的“交代材料”；今天我已经年愈古稀，越来越迫切感到：需要就自己的经历对历史、对人民写出我自己的交代。
黄廉本是一介平民，只因为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担任群众组织的勤务员，从此人生波澜起伏。黄廉在文革期间最为特殊的经历是：毛泽东曾经为他进入省革委会说情，江青要亲自介绍他入党，曾经作为毛江关心造反派政治上成长的一个范例。在文革运动初期，黄廉被本厂当权派以“一贯反党”的名义关押，在被南下串联学生抢出来之后，于1966年参与组织重庆工人造反军，担任勤务组长；后策划与重庆大学八一五成立联合指挥部，周家喻是总指挥，黄廉担任政委；在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带人砸了之后，继续主持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指挥部，李木森是班长，黄廉担任政委；在一月夺权之后主持“反到底”与54扶持的“革联会”相对立（革联会的主体组成就是815）；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运动（或称二月逆流）中间，被抓入狱；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五十四军从监狱里直接提出，送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1968年成立省市革委会之后，担任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此后算是十年不倒。1970年下放长安机器厂三车间劳动，1971年5月在木材公司办“四不准学习班”，据说是“五一六骨干分子”，关押了半年多；1975年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在是年邓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顿期间，四川发起“批派”运动，被赵紫阳大人指为四川的“四大名旦”（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之一；1976年4月入党；是年赵紫阳主持四川工作，省委下文分管重庆市计委工作；1976年11月以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罪名，经过华国锋批准，在被隔离审查了五年半之后，1982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四大罪名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4年受刑期满释放；现在是“无房子无家庭无医保无工作”的四无人员。
一、 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经历
我1933年出生于铜梁土桥乡，父亲自幼在重庆谋生，先在望龙门小学当校工，以后在东陵煤矿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7岁到重庆，读点小学，初二之后因为家里贫困，辍学进入群峰商行当见习生，相当于学徒。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二野十一军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在曲靖中学报名，我考入军政大学三分校三中队，驻地在万县。我作为预科学员，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主义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著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8月份学校就提前结业，随军部去青岛建设海军基地。后来我又在南京海军联合学校一天门二分校参谋系学习两年，再转到北京总参雷达学校学习。1952年4月，因为战场上需要，分配到青岛海军基地高射炮兵一师二团作战股当联络员，相当于见习参谋。53年调到一师十七支队当文书，在机关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调回作战股当侦察员。1953年4月加入共青团。
1956年5月，转业到重庆木材公司，在政治部办公室当宣教干事，直到66年参加文革。
在反右期间，先是被党委选定为战斗组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右派作斗争。许多人头天还是朋友，因为一些不当言论，第二天就被交到战斗组受批判。我当时认为言语过激批判也是可以的，不赞成划右派。有一个同事名叫江永平，是行政秘书，被划成极右派，一下子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南下干部赵春元，别人说同样的话没有事，他说话就说是错误，说他有反革命嫌疑。
因为对反右有这些想法，就在会上讲，说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是谁在那里集中，谁集中民主就在谁手上，党委第一书记有了问题，谁来监督？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民主，要让群众讲话去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还有就讲人事安排上也有问题，在战争年代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对的，和平时代还是要发挥个人特长，自己选择工作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我说自己适合当教师，不适合搞宣传工作。我还说工会最好是民办，官办工会没有作用。
这样就不得了，先要我离开战斗组，反右结束后又找我谈话，说你的出身成份好，但是你的观点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们在厂里用我的放大照片，缺席开批判会，还把结论拿来要我签字，我坚决拒绝了。在文革期间，当权派还说我是内部右派，不是好人，这在群众组织中间引起过几次辩论。我被他们划为中间偏右，等到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时候，那些当权派又不认帐了。
当时我听过彭真的一个报告，那完全是领导人可以随意决定人家的生死。李井泉还举例说，南充的一个生产队长划成右派之后，上吊自杀了，他还说为什么要自杀呢？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嘛，上吊干什么？他和彭真都是一路货，把别人的生死轻飘飘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自己还感觉蛮好。
二、 文革初期的感受
四清运动的时候，23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很赞同。文革开初的时候，重庆大学的学生写了很多大字报，揭露西南局和市委的官僚主义，尖锐批评他们把矛头对准下面，我就认为大学生的做法和提法合乎23条，觉得他们是对的。
重庆市委抛出张立群还没有批完，重大校长郑思群在工作组的整治下就自杀了。当时觉得市委抛出张立群他们是转移转运方向，因为张立群当时已经不在重庆了，调去西南局工作了。回想起来，四清运动在他们领导下也是走过场，把矛头对准农民的投机倒把什么的，而不是清查公社书记以上的当权派。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大学生游行，遭到赤卫军的围攻，工厂里面也组织工人纠察队，学校里面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些都是市委组织的。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市委为什么要派学生去抄老百姓的家呢？还有学生在街上剪裤管，剪头发，都是根据市委的安排，由中学生组织出面搞的。还有北京的消息传过来，说西纠可以随便打死人。
另外一方面，根据市委和工作组的布置，在大学生里面抓所谓的“假左派、真右派”，在工厂里抓危险分子。运动按照市委的部署，矛头下指，在群众中间横扫，而且纠缠许多过去的历史问题，本来按照政策都是过去解决了的。我在一次学习会上提出：地主还有接班的吗？黑五类为什么要继续搞？按照中央精神，斗争矛头应该指向书记局长才对。这么一说，就不得了了，非要我在会上讲清楚，他们还翻出我在57年的旧帐，说我当时就是为反革命说话，观点一向是很右的。
我说不仅自己的出身很好，而且历史上也是有几个“红巴巴”的，自己是解放军转业，还是团员。我接着就举例说，局里面做了一栋新房子，都是科长以上的干部分了，工作上书记也是一天到晚养尊处优，不读书不看报，公司经理以上就是有一个特权阶层。
会后我跑到市委去看大字报，晚上在家里刚刚把女儿哄睡了。这个时候门打开了，进来八个人，要我回厂里去开会，结果就这样把我绑架回去，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党委组织的保守派。回厂之后连夜开批斗会，说我一贯反党，还要我交代去市委看大字报的事情，说市委已经发布“四不准”，在非常时期，不准抄大字报，不准看大字报，不准跟学生往来，不准去外面发表演讲。我说大字报上说，你们搞特权，毛主席就是这么讲的。
第二天开始就不让我上街，关押在地下室里。我索性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内容是：你们读过九评吗？你们读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吗？现在修正主义就在我们眼前，工人再不起来反对走资派，党会不会变色，国家将走向何方？我们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现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时？最后是三个口号。
我被厂里保守派关押的事情，有工人去跟学生讲了，南下串联的学生就跑到木材公司门口，保守派不让他们进来，结果他们和本地的学生一起，来的人很多，把整个中心路都扎断了，最后冲进来，找到我拥着就出了木材公司。出来之后就到了市委，外面已经是大变样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十六条也已经发布了，到处还张贴着北京传单，上面是江青讲话什么的，还有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下了凡，惊奇不已。我最开始接触的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华东政法学院的张金根等外地串联学生。
后来才听说，我的那张大字报传播得很广，成都的826也转抄过去了。他们学生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首先是题目很好，引导工人冲破黑暗，预言了运动的展开，帮助人们冲破思想禁锢，迎接了运动高潮的到来。接着就有很多人，给我送毛主席语录，要我签字，许多工厂的个人邀请我去做报告，我就到处讲要勇敢参加造反，不要怕，工人们觉得我讲的特别好，与他们的感受和心灵相通。
我看到一些学生搞抄家破四旧，完全没有章法，也不主张去砸什么陵墓，更不要跟着搞什么戴高帽游街，走资派就是希望你们造反派破坏政策，失去运动方向。我感到中国的大问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无法贯彻，中间受到走资派的歪曲，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对准走资派，要反修防修，避免党变修国变色。文革的对象不是搞死老虎，而且过去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经在接受教育，也不可能让他们的子女来接班，所以我坚决反对谭力夫提出的血统论。孟宪成却认为谭力夫是干部，有水平，讲话是对的。
三、 酝酿成立工人造反组织
这个时候市委已经是人仰马翻，政府也停止工作了，处于瘫痪状态。工人也起来了，但是还没有人去管和组织，大家乱贴大字报。革命高潮确实到来了，走资派被冲击，这个时候更需要严密的组织，引导把握运动的方向，以实现灵魂深处的大革命。
在南下学生的帮助和主持下，造反的工人开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孟宪成提议设立重庆工人造反军，来支持八一五学生的运动，也支持各地来的造反派学生。第一次选举我承头，还有印字二厂的工人王文华，长安厂的干部邱伯灵，总共七个人，那几个人都不敢当，后头跑得不知去向了，第二天晚上又选举，这一次有重庆锅炉厂的老陈，建筑工人朱正昆，也是七个人。
工人造反军成立勤务组，选举我当组长，在六中借了一间教室办公。对外发传单，也收集情况，与各厂建立联系，各个单位自己成立组织进行选举，选完了到六中来与我们总部挂钩，各界的人士都来支持。当时的情景，就象红军占领冬宫一样，人潮涌动，招呼都来不及，什么事情一个招呼都有人积极地去办。
那个时候，文联的罗广斌约我去谈谈，他当时是作协主席和重庆市团委书记。我从六中走过去，许多工人说你现在需要人保护，自发地跟着我走，从上清寺走到文联，路上看到工纠在街上游行，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头戴钢盔，脚穿长统胶靴，说产业大军上街了，喊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打到任白戈；勒令市委交出黄廉。传单也很多，有的说我是右派，是反革命份子，还有的说我是任白戈的警卫员，我看到自己也感到好笑。有个新华社穿着军装的记者刘集贤，问我看到大字报没有，我说市委花这么多钱印传单，诋毁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真是浪费，要是把钱节约下来给我多好哇。他想跟着我到文联去，保镖把他推开了。
罗广斌见到我之后，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站出来领导造反军，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很多革命前辈都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了，我也要跟着毛主席走革命道路，江姐的革命牺牲精神还是鼓舞教育着我们。我问他，他说力争不当走资派。我说还是要为工农写出好的作品，要当跟工人一条心的作家，杨益言插话说绝对是应该跟工人一条心。罗广斌最后对我说，要注意政策，问我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回答说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有些官僚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我们工农大众掌权，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纯洁党的路线。他说你这么说也对，要我多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
四、 北上取经到造反军的正式成立
1966年8月份，十六条已经发布了，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压制很厉害，市委镇压造反派，不让工人参加运动，支持八一五的人就被打成危险分子，各个单位造反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支持八一五学生造反对不对，全市的争论都很激烈，在市中心解放碑，很多的工人农民都出来自发辩论，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参加。人民群众是一片沸腾，起来揭发自己单位领导的人很是不少，在马路上有人写了大字标语“八一五好得很”，一个字有几米见方，还有标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刘邓李等等。
市委在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八一五罪行展览，说造反派学生都是流氓无赖，我们去调查过，发现都是市委造谣，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他们就是用这些手段镇压起来参加文革的，在工厂里面就更厉害了，有的人被开除、有的人遭到关押、批斗，动不动就说你破坏生产，扣工资，拿这个来扑灭运动的势头，很多单位有人跳楼，有的人被当权派逼疯，游街批斗的更是寻常事。造反派的每一次斗争，几乎都要与当权派组织的保守派发生冲突。我们单位批判我，但是没有游街，因为我的影响大，怕游街的时候被学生抢走。那个时候很多工人都不敢回单位，大家都云集六中，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白色恐怖”。
北京南下的学生一批批地来，第一批红卫兵来了之后耀武扬威，行为非常过激，搞砸古墓什么的，陈伯达又把他们召回去了，第二批南下的学生孟宪成他们的宣传又很不相同，觉得他们还是很讲道理，他说第一批是“保爹保妈派”。
我心里也很苦闷，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为什么总是受打击？为什么地方上毛主席的指示总是贯彻不下来？那个时候刚刚发现李井泉确实是个土皇帝，很霸道，在重庆鲁大东他们就组织起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来对抗学生运动。因为这些重大问题都没有答案，我就想亲自去一趟北京，还有几个文艺界的人跟我一道去，几个南下的学生护送我去北京，其中一个是清华附中的林怀。
到北京之后，我就想着要找周总理和文革接待站。到接待站的时候，我填表的时候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履历和所写的大字报都写上了，是一个姓田的干部接待我的，他说我是一个最正规的上访者。他首先给我提了三个问题：你们说李井泉是土皇帝，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有那些很明显的违背？李大章是老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四川工作，你对他是什么看法？重庆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工纠是不是要积极抓生产、压革命，他们又是如何生产、如何革命的？我说工纠几十万人整天着装整齐游行示威，在外面不准革命，没有搞生产。我说我到北京来想要搞清楚，工人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对不对？为什么总是挨批挨斗？受压的工人在重庆完全无路可走，这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对李井泉了解不多，省委的大字报揭露他生活腐化，重庆市委派工作组到重大，郑校长自杀，文革目标是要清党内的走资派，这些问题恐怕都是要搞清楚的。在困难时期过后，毛主席都有检讨，四川饿死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李井泉的检讨？
田干部回答我说，现在是要把北京打扫干净，这恐怕不是对待上访者的措施，下面各个地方都混乱起来了，不可小看，九十月份可能会有些决策出来。然后他就安排我住在北京物资部接待站，地址是在天坛那里。第二天林怀带我去见蒯大富，清华和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郭沫若、林枫，会上揭发林枫派工作组到学校镇压学生，说他们对文革很不理解，批判很文明，林枫坐在台上接受批判，学生们一一上去发言。有人把蒯大富请下来做了介绍，他请我上台去坐，问了一些重庆的情况。我最关心的是工人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革运动对不对？是不是反革命？蒯大富问我有几个四川的干部说是受迫害，已经在北京，问我知道不知道，就是刘结挺和张西挺，要我想办法找一找。还说最近毛主席就要在天安门接见革命群众，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从文革接待站回去之后，周总理的联络员开了一个华沙车来找我，又摆谈了一阵，问了一些情况。最后要我暂时住下，说准备给我一张票，不过目前还没有定。后来又通知我到文化宫，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都是各地比较有影响的人，有湖南湘江风雷的叶卫东，西安的李世英，我和几个四川和广西来人住在一个帐篷里。晚上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林杰来看我们，王力讲了几句话，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要发动广大群众反修防修，为中国千秋万代高举红旗，我没有资格代表毛主席，我们代表中央文革来看你们，毛主席更想念你们，明天要见你们。戚本禹说你们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到关押，你们受苦了，下面的干部对文革还很不理解，你们起来是帮助他们理解，是帮了文革的忙。
在接见之前，要求铁器交出来，衣服要整齐，每个人填一张表，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那天晚上带我们去看了我们站立的位置，是天安门下东观礼台，我们旁边的就是军事院校的人。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出发，等到十点钟，整个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毛主席出来的时候，一个广西的年轻人在那里哭哇哭，最后昏过去了。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也是不断地有人昏倒，解放军抬着担架把他们送走。毛主席走下天安门跟群众握手，想跟毛主席握手的人太多，到下午就传出来说毛主席的手遭指甲划破，我们参加的是毛主席831第二次接见。
这个时候，我才大致了解五十多天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对北京学生三个司令部的情况也了解一些，我打电话给林怀，她说自己是一司的，现在爸妈不让出来了，红袖章也不带了，现在“垮司令”相当风光，她把蒯大富称为垮司令。我出去到处走，看到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牌子已经被人砸了，孟宪成也回到北京了，他说自己是二司的，他很客观，说我们造了一司的反，他们是保工作组的，我们搞打砸抢，到处东砸西砸，是受了工作组的指派，西纠犯了错误，我们不当保爹保妈派，要跟毛主席干革命。到三司去一看，全部是各个大学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群众组织，是真正的造反派。
文革接待站又来找我，说你来北京半个月了，也见了毛主席，应该早点回去。我正要准备回去，第二天文革接待站的赵文成又找到我，要我去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去做造反军的工作，说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可能再遭镇压和打击，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到二招，我才知道造反军有250多人北上，那时还没有开正式成立的大会，只是处在筹备阶段。我转达了文革接待站的意思，他们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没有解决呢，国务院天天来联络员，想要催我们早点回去。
在那里我又听到一曲他们北上告状的悲壮故事，参加北上告状的有各个行业的人，他们打着旗子，从重庆步行到永川，在永川还把铁路拦断了一段时间才坐上火车，他们说筹备组的人有右倾思想，说叶祖龙有倾思想严重，说不定是市委派来的。他们又在永川召开了“遵义会议”，重新选举了勤务员，还承认我，其他几个选出来的负责人是杨国成，402工区的工人；张厚贵，重庆锅炉厂工人；朱正昆，四建公司的工人。他们来了以后，文革接待站的赵文成要他们找黄廉。
他们天天到各个归口部去反映问题，说走资派抗拒文革的种种，控诉走资派怎么迫害批斗他们。在9月10号左右，在北京人民公园召开一次四川联合控诉李井泉的大会，北京各个部委和各大群众组织都派人参加了，各个报纸都派了记者，了解西南走资派对群众的镇压情况。各个部委的造反派，都支持四川来人，帮助解决吃穿，还给了大衣什么的。
有一次我去人民日报编辑部，见到总编唐平铸，他是一个军人。我要求他派人派记者去重庆，他送了一张毛主席的大像片给我。向我了解了一些四川和重庆的情况，他说我们看了你写的大字报，觉得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高度，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你这个大字报，建议我尽快回去就地闹革命，把工人带好，说这也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要拿出工人阶级的责任心。他告诉我最近要召开一次会议，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举办，准备请中央文革的人来作报告，专门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参加，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希望你们带个头回去，你们200多人不能全部参加，问给你们20张票怎么样？我要了40张入场券，他开玩笑说没有座位不要造反啊。会议是在帅府园召开的，我们基本上保证每个厂有人，进去之后重庆的人坐在第一二排。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出席大会，王力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戚本禹讲粉碎走资派反扑的新胜利，关锋讲以革命促生产，以生产激励革命的辩证关系，最后是说情况已经清楚，线路已经明确，走资派各种伎俩都已经破产了，现在我们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了，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给毛主席争气。末了还问重庆工人造反军什么时候回去，有人回答说见了毛主席就回去，后面的人也跟着喊，戚本禹说这也有可能嘛，不过要由毛主席来安排。
这一次我们是要参加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了，给我们安排的地方是广场西侧、靠近人民大会堂的地方，我们说不想站在那里，想要参加游行。因为不让外地人参加游行，我们就把队伍带到清华大学参加他们，大家凑钱做了一个20多公尺的横幅，比哪个的都大。毛主席接见之后，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第二天我们就赶着回去。那个时候革命的政府，办事效率真是不一样，说车厢已经帮助我们包好了，票也已经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车厢就什么时候挂上去。我们心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大家赶着买了黄布做军装，像章一个不够，要买上一大包回去作为礼品，文件和传单也是一大包，吃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准备。
戚本禹说你们回去就是宣传队，我们早就想好了要在成都下车，给李井泉示个威。我们到成都火车站下车之后，喊所有的造反军坐在车站，给省委打电话要他们帮助我们找住的地方，接电话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张敏，他们怕我们分散下去了在成都造成影响，迅速就来了五台公交车，把我们拉到财贸干校住下。还来了两个干部，要求我们不要上街，还很关心我们好久离开，有什么要求他们说要记下来。这个时候省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事情，我们就说要列席省委扩大会议，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还要给成都的造反派战友汇报中央文革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没想到李大章竟然同意了，他说既然是中央的声音，工人有意见，我们应该直接听你们讲，专门听你们的观点。
第二天下午，就把我们的人拉到锦江宾馆礼堂，群众坐在三楼靠栏杆的地方，头头就坐在楼下第一排。李大章说我们老了，愿意来听听工人的意见，我们还讲不到王力那个好，听听中央的声音，讲完了之后你们回去再去跟鲁大东讲。这个会议826、红成和兵团的人都来了。李大章是副省长，一副学者气派，省委主管工作的还是廖志高。开头我还很担心，准备去念王力的讲话，底下的群众讲，黄老总你不要讲了，下面排队等着讲话的有十几个。我就要朱正昆去念，朱正昆根本不念这个，他上台讲自己怎么见了毛主席，然后控诉了重庆当权派怎么迫害他，还说王力那个讲话你们下去自己看，要四川日报印刷厂帮助印五万份发给大家，李大章说跟他们印，跟他们印，我们在成都做事，比重庆还方便。控诉完之后，一些干部说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做官当老爷惯了，恐怕我们成都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汇报会变成了批斗会，他们又把杨超押上去交代问题。
会议结束后，李大章就问我们几时回重庆，是坐火车还是汽车？在礼堂后头休息室里，就有人要李大章给经费，有的要他给重庆下指示。他说传单印刷好办，他可以解决装车运回重庆去，至于说给重庆下指示，我找一个人来跟你们谈，省里面还是志高同志负责工作。廖志高过来给我们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鲁大东的，还有一封是给军分区的，要他们帮助解决遗留问题。写完之后，还问我们满意不满意？对工人造反军的工作，他也表示支持，同意20－30个人脱产，其他人回单位，原来扣的工资要补发，挨批判的同志要道歉。轻工厅还支持我们20辆自行车，兵团列队欢送我们，红成随说是保守的，但是对外地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偏见，对我们也很友好，这更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一路上就散发传单。
晚上回到重庆，市委没有人出来接待，群众出来接待的很多，我们半夜扭起秧歌。几百人没有地方落脚，有人说回六中，有人说干脆全部住总工会。第二天就是满街胜利归来的大字报和中央文革的讲话，许多同志就分别回到自己的单位去。我们在总工会要了两间办公室，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以后怎么工作，一天都有上万人来访问串联，交流，总工会的地毯都踩坏了，结果收起来。食堂说完全承受不了，造反军总部就出一个通知，说往来串联人员不能在总工会食堂进餐，那个时候的革命权威完全依赖群众的自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也不去食堂打饭了，本来是食堂是给他们准备饭菜的。
那个时候，群众确实都发动起来了，真是一派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的势头，工会的干部也有一部分倾向我们，那些老保干部连班也不上了。
我们在内部就开始健全组织机构，总部下设宣传部老陈负责、联络部是朱正昆、保卫部徐传迪、办公室罗哲光、还有一个关系调解部；作战部是杨国成负责，主要收集情报，鲁大东在哪里，李井泉过重庆准备去上海的消息，都是他收集的，准备跟走资派斗。大家都很注意与走资派形成区别，办公室的王英衣服穿得比较好，就有人说不合适，她第二天就换上工作服来上班。总负责人是我、叶祖龙、张厚贵、石兆麟，机构健全之后，我就把事情推给他们，自己独立想些事情，听汇报，每天还要出去作些报告，有时候一天好几场。
市委来找我要廖志高的信，我们不想理他们，因为工厂里面打个招呼，印刷什么的，自己就能够解决，不再有求于他们了，基本上是半夺权状态。支持革命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工人有什么事情也已经不去找他们，而是来找我们解决了。到九月底的时候，市委又来找我们，要拿廖志高信，我不需要他们帮助解决什么问题了，所以我就一直把廖志高的信揣在身上，不给他们。鲁大东这个时候来找我们，是想借机搞好关系，我们理都不理，也不想见鲁大东了。市委在外面出传单说我原来是干部，是任白戈的警卫员，我也不屑于去辨白。我们叫公安局出了介绍信，去刻了个公章，制了一个制工作证的钢印，上面是“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
那个时候就准备开一个成立大会，在国庆节前进行，要各单位回去准备。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出席，重庆到底有多少工人造反军，通知是9月28日在六中集合，会议选定在市委大礼堂进行，里面可以坐五千人，当时估计造反军也不过就是5000人左右。
我写好了发言稿，派人去清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省委书记鲁大东、工会主席，还请各个学校派一名代表，首都三司也选一名代表，还派人去重大八一五请人出席，那个时候还认不到周家喻，后来他们也来了一个人，主席台设有四十个座位。通知还要求各个厂矿自己准备游行的旗帜，准备会后举行全市大游行。
28号下午，许多男男女女就自带了干粮，人实在来得太多，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六中就坐不下了，我们也是措手不及，无法进行安顿，大家都站在操场上讲话。这样我们就考虑不要妨碍六中红卫兵的工作，要大家提前进入大礼堂去，里面坐不下，可以在外面的花园和广场休息。我们的队伍到达大礼堂之后，市委市政府不让进去，什么租金、打扫费用等等诸多推搪，我们派了一个铝制品厂的科长去跟他们交涉，反正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一个机关事务局姓许的出面跟我们交涉，自称是市委常委，我说那就正好，中央要你们支持文革和群众运动，你们要表现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支持法。
晚上9点半钟的时候，各个学校的代表就来齐了，军分区、市委和工会也都派了人来，都是一般干部，不是主要领导。我和孟宪成上主席台去，他首先讲话说支持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支持学生展开运动，帮助维护运动秩序。我在会上宣布，晚上开会，明天举行游行。会议开得很是闹热，大家齐唱国际歌、国歌，还有团结就是力量，会上大学生和中学生代表讲话，会议开完之后，已经是半夜了，第二天我们就上街游行，整整一天都是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里转。
造反军一成立，大家的胆子就大了，农民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市委说跨行业的组织他们不欢迎，还说造反军里面牛鬼蛇神多，我说要他们那些当官的说你好，文革就不要搞了，我们自己回去按照毛主席说的进行批判，运动矛头就是指向官僚主义。
那个时候杂七杂八的事情不少，什么两口子打架了，也跑到造反军总部来离婚，完全是应接不暇。我们因此下了五条规定，对于反对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反对干部特殊化的要支持，抓革命促生产要支持，一切破坏社会治安、不利于文革深入进行的要反对，对于制造干扰的行为要批判和加以限制，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去管。
这个时候，许多学生和干部都提出来，学生领导运动没有经验，工人学生要团结和联合起来，我们要主动去跟八一五搞好联合，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我们当时在六中，一些老师就主动去找周家喻，东打听西打听，知道他是在少年宫办公，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正穿着一件军大衣跟工人讲话。我们上去做自我介绍，他说在解放碑辩论的时候就认识我。我们说了打算，他说要回总团研究，过两天才能答复我。过两天，他回复同意成立联合指挥部，我们就在图书馆占了一栋房子，新成立的联合指挥部就在里面办公，周家喻担任总指挥，我担任政委。
我们成立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大815总团先是同意了，这样很快就左右了重庆的局势，市委感到很恐慌，对于工人和学生的团结，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市委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说黄廉何许人也，他不姓黄而是姓白，是打入造反派内部的黑手，以前是任白戈的秘书，在本单位是一个流氓，曾经打伤过三个情夫，我对这些鬼蜮伎俩嗤之以鼻，根本不屑去辩解。我向文联借了一辆吉普车，在大游行的时候逆着队伍，去重庆大学印刷工作证书，车子上仅仅是贴了一个联合指挥部的标记，游行队伍就自动分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
后来重大内部发生了分歧，市委又说黄廉有问题，真要有问题朗个承担得起；有些人认为他们最先起来造反，让黄廉去当政委也不舒服，要求解散联合指挥部。我与罗广斌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告全市人民书的时候，造反军说重大来了几十个人，走进办公室喊把公章交出来，陈发荣是秘书，说被包围了。熊代富带人来之后，拿到公章之后一劈两半，留一半给我们。我当时不是很在乎，罗广斌试着问我，你回去是不是也带几十个人去把八一五砸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前头的文革都抹黑了。我说还是要顾大局，不能去砸八一五。回去问工人，很多人都是立马要去八一五砸回来，我制止了他们的冲动情绪，说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并且马上提出口号，成立“打李联络站”。
从熊代富砸了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庆造反军工人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埋下了后来分裂乃至武斗的种子，后来搞武斗他也很积极，一切有利于造反派分裂的事情，他都很积极。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点都不曾触动他，八一五总团有人说他是市委派进来的，市委也确实一直在保护他，现在也是发了大财。
五、 与老保的最后一战
造反军成立之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保守组织的挣扎，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关心国家大事，自己在大字报里面抨击五十多天的错误，反复申说走资派才是运动的对象，保守组织想要再转移运动方向并阻挡革命已经不可能了。工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也感到受了蒙蔽，但是也还不服气，造反军北上回来，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有心里失落感。那些老保出身好，也是些正统的优秀工人，市委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假左派，防止右派翻天，结果却是对方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他们犯了错误，因此不服气，想要开大会示威。他们很多人确实是一些有朴素感情、热爱党的人，只是盲目地听从上级的调度，这样的转折对他们在精神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路线上站错了队，他们批判牛鬼蛇神、搞抄家破四旧，乱打人，都是干部动员的结果。重庆执行抄家、伤害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党委安排的，目的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重庆执行这些路线的人，就是市委组织起来的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纠，正是因为各地的当权派都是这个搞法，毛主席才要写“我的一张大字报”。
为了帮助稳定保守派的人心，鲁大东还准备亲自主持他们的示威大会，还准备在会上讲话。利用过去的隔阂和他们与造反派的过节，继续挑起他们对造反派的新仇恨。他们先发了传单，准备在12月4日这天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改名大会，统一改名为重庆工人战斗军，我们就决定到场造反，工人造反军、南下支队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三股力量，联合冲击了他们的会场。
保守派开会和游行，市委要发几块钱的补贴，还给他们发麻饼，所以被人们称为“麻子兵”，后来就成为老保的代名词。造反派去冲击他们的会场，他们事先准备拿了扁担和棒棒，造反派都赤手空拳冲进去，结果被他们打伤了不少人，尽管如此造反派还是不惜一切地冲上主席台，保守派作鸟兽散都跑掉了，旗子丢了一地，有字的衣服都勒令他们脱下来。老保没有造反派那样的拼命精神，虽然准备了武器，结果还是赤手空拳的造反派冲得人仰马翻。我亲眼看到鲁大东在台上脸色铁青，坐在那里直摇头。造反派欢呼雀跃，我登上检阅台，看到现场一片人潮滚滚的场景，气魄非常大。
工纠的铁旗杆是用电焊做出的，有20多公尺长，说他们是铁杆老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旗杆沉重无比，四十多个工人才抬回去，放在总工会，上面就有很多人贴上纸条，有的写着向造反军的战友致敬，有的是给造反军献计献策，还有的是欢呼铁杆保皇派倒了。
这一次具体打伤了多数人，不清楚，当时传说有人被老保打死，鲁大东很慌张，唯恐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上头交代，因此市委一声令下，保皇派就不再公开活动了。许多传言说当权派把死人放在重钢的高炉里烧了，接着就下来查封火葬场，各个单位注意当权派的动向，防止他们转移尸体，掩盖事实。一些人甚至说，医院不准收治老保，我说这个不行，我挨个医院打电话过去，要他们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伤员。还有女同志拉着我的手哭，说一定要向老保打回来。当时是一片传言四起，北京也打电话来问，到底死了人没有？全市人民以都很关心，但是谁也说不清楚。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讨论，哈军工的周闯、毛琦坚持要搞抬尸游行，我劝他们要把事情搞清楚，周闯说我右倾，是个小官僚。张金根说老黄主张慎重一些，我认为是恰当的，他不同意小官僚的说法，还有重大的“左左派”徐光明也极力支持，南下的串联学生几乎是一手包办决策，他们在火葬场找了几具尸体，都要通过抬尸游行去控诉走资派的迫害。他们拿了三具尸体看着，也不知道死者得单位和名字，连我都不让去过去看。罗广斌也说要谨慎，同时也劝我说，你也没有什么权力去调查，说大方向是不能过分去给学生泼冷水。文艺界的人还编了一首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后来调查证明，拿来的那几具尸体都不是造反派，当权派就借着这个造舆论进行反击。造反派有革命热情，但是没有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很多人自以为是，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有着自由主义的本能缺点，不会思前想后，我提出谨慎建议，被一些人取笑为胆小怕事，遭人轰了。火葬场和医院都是走资派控制，学生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尸体，则是受控制的，最后竟然拿了一具犯人的尸体，是什么人决定拿的，也不清楚，市委很快就拿这个事情大做文章。今天还听到有人唱那首歌，我听后心里难受，觉得教训极为深刻。
以前重大赤卫军和工纠，都是明的，是公开地反对文革。在一二四那天工纠打伤了很多人，造反派拼死一冲，双方以血相见，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之后，保守派组织在表面上是自行瓦解，实际上也是鲁大东害怕死人，一纸令下的结果。而且在一二四事件之后，整个重庆谈到工纠就是一种耻辱，舆论氛围变换就是如此彻底，公开的保守派已经不可能继续活动了。
六、 造反派内部裂痕的扩大与一月夺权的迷茫
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新的保守派又出现了，一些人听说打死人害怕了，叶公好龙的本色就露出来了。市委又采取新的手法，在造反派内部收买新的组织，进行分化瓦解，那个时候两三个人就是一个组织，复杂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八一五又开始走上层路线，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在扩大。保守组织瓦解之后，一些人与造反派的仇恨心结并没有消失，开始大量加入造反派，在造反派组织内部搞派系，走资派由原来的公开对抗，转为隐蔽的手法，私下进行收买，福利引诱，继续用新的手法去支一派压一派，仅仅是中央的态度和文件，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文革始终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生死大搏斗，鲁大东这些人对这个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十年文革中间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的决心和意志，就是要不择手段地把造反派压制住、整下去，保护他们自己，把运动的矛头转移过来，对准群众或者死老虎。他们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就用新的手法来破坏文革，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抬尸游行带来的混乱，联合指挥部内部的分裂，都是在这个形势下才能更好地理解。
八一五总团认为周家喻跟工农联合是不对的，首先中了走资派的反间计，市委说社会上造反的人都不是好人，他们不纯洁，只有学生最好，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想就是这样顺利地输灌给学生了；再一个就是他们自认为是造反先锋，现在要工人来掌权，心里不平衡。市委干部可是心明眼亮，就拼命挑拨，只要你有一点私心，就最终要被他们利用，打进分裂的楔子。干部说工人有野心，造反的动机不纯，黄廉本来是右派，以帮助破坏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学生和我们当时普遍感觉不到文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就我们能够集结的力量而言，就我们与走资派的力量对比而言，我们不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是永远到不了安稳地分享胜利果实的那一天，总是错误地以为胜利就在前面，总是把内部的地位争夺，变成力量分散的依据。
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些局中人才回过味来，有一次我跟周家喻讲了一个寓言，说是有两个人被告知楼上有一个稀罕物什，要多好就有多好，完全是十全十美，两个人从此就开始争夺一个唯一的楼梯，都要抢先上楼，走在前头的那个人时刻不忘记要拿脚揣一下后面的脑壳，最后前头的那个人终于上去了，才发现楼上不过是一场噩梦。他也很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后来他也去跟别人讲。
在抬尸游行之后，罗广斌对我说，他自己是局级干部，觉得这个事情背后是有人在挑拨，抢尸体的时候你们控制不了局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去抢的，为什么要单单抢劳改犯的尸体出来。罗广斌说斗争很复杂，背后肯定有人。我找唐兴盛征求意见，他是老红军，他说支持造反派没有问题，也认为存在着这个问题。
在一月夺权的时候，干部当时都不敢站出来，站出一个市委就不支持他，说他是牛鬼蛇神，搞得都不愿意当干部了，藏的藏，躲的躲，堡垒始终无法攻破，仅仅靠学生和工人掌握不了局势，大部分单位都是处于混乱状态，走资派在内部破坏，权不夺也已经不行了。元月十一日广播了上海夺权的事情，要在重庆全面夺权我们也没有那个气魄。罗广斌跟我讲，你去跟工人开个会，准备找点有文化的工人，预备在1月25日这一天去夺电台的权。等到我们的人去电台一看，首都红卫兵、八一五、大专院校的人、军事院校和军分区的干部都在那里，十分混乱，第二天早上唐兴盛宣布军管，我才比较放心了，唯恐出了乱子，当时的心态大抵如此。
没有大联合，就不可能夺权，我们向北京请示，回答也是说要实现大联合。八一五想要依靠干部，我们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我个人倒是认为任白戈没有干多少坏事，就是国防文学这个老问题之外。我个人对鲁大东有看法，认为他思想十分保守，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很不公正地把“肖（泽宽）廖（伯康）李（芷洲）”打下去了。而且他是山东人，到重庆来工作之后，就在党政系统形成一个山东帮，排斥一些正直的干部如岳林，在造反军北上告状的时候，周恩来召他进京，要他跟工人见面做工作，让工人回来，他根本就不跟工人见面，还欺骗中央和周总理，说已经做了工作，这是他死后许多人写回忆文章中间才露出来的，说造反军从北京回来是他做的工作，谎言一直说到如今。
造反派内面很多人说，市委已经说你是任白戈的警卫员了，而且第一把手都是靠边站的，所以不能考虑任白戈。社会上攻击我的也很多，保守组织参加到八一五和政法兵团的人不少。罗广斌说夺权没有中央支持不行，你是不是还是去北京一趟。我给周总理发了个电报，说重庆非夺权不可了，从生产和生活秩序看，从社会思潮看，都是一片混乱，为了不出现瘫痪局面，我把情况汇集了，说想到北京汇报。罗广斌借了400元路费给我，要我尽快去北京。
这个时候许多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都是夺权的问题，分裂的问题。贵州红卫军团的李铁乃，云南炮派的范喜莲，都派人到重庆来找我，约我去北京，想要通过我找中央文革，说我在中央文革心目中间还有点地位。想把我推在前头去找人，大家的想法是大同小异，都是希望得到中央的指示，各地都不知道朗个办。贵州的情况是李再含明里支持李铁乃，李铁乃是少数民族像个野人一样，李再含暗地里支持地化所的许英年，李铁乃觉得不公平，就起来反对李再含，也想去北京找周恩来，把事情向上反映，寻求合理的解决。
李铁乃请我在西四吃火锅，还告诉我那天晚上两点半，总理要在四马桥接见他们，他一定要我参加。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屋子，门口站了一个解放军，我们进去之后他们把门全部关紧了。我看屋子里非常简陋，不象是总理会客的地方，就问解放军，他们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十二点多的时候，进来很多便衣带枪的人，问谁是李铁乃，一下子把他铐起来。对于在场的人，他们说首长说都要带去。我很纳闷，以为是联动的出来绑架，最后才知道是被卫戍区管制起来了。等到第七天的时候，才有两个公安局的人过来，验证我到底是真黄廉还是假黄廉。又隔了两天才来一个军车，一个叫赵文成的干部告诉我，李铁乃犯了滔天大罪，把造反派开进进不得的地方，他还告诉我重庆的问题严重。我走出卫戍区，就看到中国氢弹爆炸的喜讯。
第二天科学院的党委书记温白桦见我，告诉我重庆的革联会已经夺权，重庆根本不知道我在北京的情况，造反军总部已经被砸了，罗广斌从楼上坠下来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们叫做砸派，要砸乱革联会。他还说现在两派还是要大联合夺权，必须三结合，你们要选出你们真正的代表，全国都是如此，干部代表要征求群众的意见，政权机构还是叫革委会好。他说，黄廉，重庆的形势远比你能够想象的复杂，你要赶快回去，周总理要你早点回去搞大联合，我们跟你买票。我问这十几天我回去怎么交代，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就给我写了证明，说是由于他们办别的事情，耽搁了我十多天时间。
七、 亲历二月逆流
我在北京一恢复自由，就看到重庆上北京告状的人又来了，他们说罗广斌被革联会害死了，总部也被他们砸掉了。革联会主任是重大的一个校工刘，八一五派的学生当中，熊代富进入了革联会。全市乱的一塌糊涂，砸派与革联会的斗争比与工纠的斗争还激烈，他们到处抓人关人，提出口号要火烧油炸黄廉，把造反军赶尽杀绝。他们不让我回去，说回去有危险，要我当逍遥派去上海耍。
我在前门买了十几个饼子，立马就上了火车。在西安下车去看了李世英，有个解放军把我招待得很好。到成都下车一看，整个城市鸦雀无声，街上到处都是漫画，把826划成蠢驴，把江海云的头像接在驴身上，兵团也遭到镇压。大街上都是“产业军就是好”“红成是忠于毛主席的”，回应的口号很少，稀稀落落的有几条，例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镇压学生就是段祺瑞”“坚决支持砸派的革命行动”。在街上碰到李志华，他说你怎么还敢在街上走啊，现在赶快离开，告诉我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万人。到重庆之后，我的警卫员项永福要回南岸，我们就分手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一条标语是“绞死黄廉”，在菜园坝我单位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坚决砸乱廉罗栈”，我想还是把他也牵扯进来了，另外一条标语是“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是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我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我想要回家去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落款是五十四军。总算看到一个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工总司也没有了，完全是一派压一派，见到就抓。我感到问题很严重。
正在我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一两百中学生蜂拥而上，把我推进一辆嘎斯车。一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我的旁边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动脚，解放军都招呼不了，他们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什么责任吗？后来一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就换了一辆华沙车，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个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乱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顺带要求他们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那个时候公安局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你老婆在七军医大，105那个组织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交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接我。还要我不要直接回家，说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车子直接开到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口，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摩托车过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说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说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来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耿志刚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过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上火车之后，他们全部买了软卧，独把张龙宝放在硬坐车厢，我要他们去换过来，最后只好同意了我的意见。张龙宝告诉我，我这一场惊险，并非个人原因，重庆市借二月逆流的尾声来压一派，造反军坚持反对就遭到他们的镇压，五十四军搞的一派夺权中央根本不承认。在火车上，军队故意安排段大明与我一个车厢，我对他很不客气，想他既然跟军队在一起，必定是参与镇压阴谋的，我问他是谁喊他去结合的，他说是军队喊我去结合的。最后他自己表白说，自己当过红军，待遇已经够了，就想着去搞个柑橘研究所，当个所长就好了。
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与对面交电大楼上815的红旗广播站对垒。各人发布自己一派的重大事件、新闻，辩论每天发生的事情。市民群众每天六点钟前后就集中在那里听，听两派的观点和对事件的看法，广播员都是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之人，双方都是高音喇叭，外地人经过的时候往往也要停下来听一阵子。有时广播上激烈辩论，底下群众也开始就冲突和打斗，觉得没有道理就扔石头、吐口水什么的。反到底方面一个最著名的广播员叫做谢掰掰，他当时已经超过了市广播电台最好的广播员红声，其实他并不是掰子，他总是这样开头：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由广播员谢掰掰负责广播。他讲述一件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气势上咄咄逼人，一件平凡的事情，他广播的时候下面听众也是鸦雀无声，都愿意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讲完之后，815的广播就开始反驳。
有一次我下去检查工作，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那里振振有辞，我走到广播室一看，原来是豆腐厂的厂长石有中同志，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批判《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这个文章，他把我们的批判文章抑扬顿挫地表述出来，说到愤怒的时候，就一拍桌子，下面的听众也往往对他的感情和思想感到水乳交融，他把批判文章跟说评书似的讲完了之后，才回头跟我打招呼说“对不起，因为我在完成我的战斗。”周家喻说我们把一个说评书的高人，请来当广播员，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谢掰掰何许人也。这个人还是很有政治预见性，曾经问过我如果毛主席的哀乐之后怎么办，后来他就萎靡不振了。
八、 一步到天涯
到北京之后，一车送到西苑宾馆，给我安排了一个西二楼的大套间，我问耿志刚住这么宽干什么？他说是按照市长的标准安排的三套间。我没有想到，自己从监狱一步跨到这里，就好像是做梦一样。
晚上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台上有周恩来、康生、江青、吴法宪、叶群等人。江青首先问蔡文斌来了没有、黄廉来了没有？韩怀志站起来回答说来了。江青说这次在二月逆流之间被抓的同志，对不起你们，你们受苦了，经历了这一次反扑也好，不要以为干革命会安然无事。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连李大章、天宝这样的老同志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成什么话！江青喊我讲话，我说我还没拢屋就被抓了，什么也不知道，江青说你还不明白这是个路线问题。
叶群起身跟江青说悄悄话，总理说，好了现在开会。总理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现在该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这次请你们来议一议，商量一下，四川问题怎么解决。中央审查了刘张的问题，看了他们的全部档案，他们确实是受李井泉迫害的好干部，准备参加省革筹的工作。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那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凡是二三月份被关押的同志，一律平反。这样就否定了二月镇反。
温白桦也参加了会议，他说54军搞革联会十分草率，把学生拢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有了阻力就把另一派的人都抓起来。总理插话说，你们要一碗水端平，干部结合是拉郎配，也害了干部。我又站起来说坚决反对结合辛易之，总理批评我说，你听一个就反对一个，那你提一个，回去准备成立市革筹。接着就念了关于重庆问题的五条协定。革筹主任是五十四军兰亦农，副主任刘润泉和唐兴盛，黄廉参加一起筹备。临时权力由革筹掌握，军队进入市委市人委主持日常工作，边筹备边工作。
对造反军要完全平反，由市革筹和军管会出公告，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都要平反，在单位内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通知也要平反。谢家祥讲话表示坚决拥护，说回去保证一碗水端平，希望群众能够谅解过去工作上不注意的问题，没有承认错误。周总理说，黄廉你回去要做同志们的工作，矛盾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要注意，骄兵必败，回去把革委会筹组起来。我们的问题全部解决了，第二天那些干部全部都跑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成都军区前政委韦杰找到我，把我拉到食堂的毛主席像前面，流着泪讲话，说在毛主席跟前给你道歉，当作众人三鞠躬，我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感动。他是少数民族出身，性情很耿直，转变得比较快。
在西苑饭店的时候，聂元梓过来找我，问我一些情况，北师大还请我去做报告，讲四川的二月逆流，做了几天报告。五一节去天安门广场看焰火，我看到焰火在空中的变幻，非常感慨，生活上的事情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前几天他们还抄我的家，要对造反军斩尽杀绝，现在中国的问题确实太复杂了。我回到重庆之后，五十四军找我传达中央否定二月逆流的指示，回来又是作不完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