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认为“政治揭露”工作的分工有两种：“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要求宣传员具备的素质是不同于鼓动员的。” 他还明确区分了这两种各有侧重的“政治揭露”工作的实质。
1.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
2.鼓动员……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
列宁力主“政治揭露”来使工人阶级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他认为：“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
列宁认为：“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
与列宁所推崇的“政治揭露”工作相反，“经济派”认为经济斗争才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列宁认为这种观点极其有害而且极端反动的。为了驳斥这种观点，他抛出了几个问题，特别是举了《火星报》社论“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作为反例来进行驳斥。
为什么俄国工人对于警察欺压人民，对于迫害教派信徒和殴打农民，对于书报检查机关的为非作歹，对于虐待士兵，摧残各种最无害的文化事业等等现象，还很少表现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斗争没有使他们碰到这些事呢？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很少能产生显著结果，很少有好处呢？
列宁答道：不是。他认为这种意见不过是想嫁祸于人，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即伯恩施坦主义）强加于工人群众罢了。“我们应当责备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还落后于群众运动，责备我们还不能对这一切丑恶现象组织十分普遍、明显而迅速的揭露。”
列宁认为，如果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揭露，“那么连文化水平最低的工人也会懂得或者感觉到：辱骂和欺压学生、教派信徒、农民和作家的，也就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在蹂躏和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工人一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愿意而且十分愿意有所反应。”
列宁认为政治揭露可以促成各种日常斗争而且多多益善：“今天咒骂书报检查官，明天在镇压农民骚乱的省长官邸前游行示威，后天惩治那些干着神圣的宗教裁判所勾当的身穿法衣的宪兵，如此等等。我们还很少、几乎一点也没有把各方面新揭露出来的情况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
只要我们进行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生动而鲜明的揭露，就自然会做到的。当场抓住罪犯，立即到处当众加以谴责，这样做本身要比任何“号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后来根本无法查明，究竟是谁“号召了”群众，究竟是谁提出了某种游行示威计划等等。
按照“经济派”的逻辑，“从事社会运动的大学生被送去当兵”这件事对工人来说完全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但《火星报》恰恰由列宁亲笔撰写社论“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效果极佳。《火星报》在任何游行示威都还没有开始以前，直接号召“工人帮助大学生”，号召人民公开回答政府这种野蛮的挑衅行为。
综上，列宁的观点是：“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
列宁认为产生上述这种认识，即“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能靠全面的政治揭露。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
这种政治揭露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
列宁强调：
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
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
那么如何做灌输和汇集工作呢？列宁很注意辨析“经济派”所谓的“到工人中去”那种口号。正如中国现在一些赶时髦的泛左翼开口闭口“融工”，牛皮吹得震天响，甚至把所有脑力劳动者划为小资产阶级。列宁则主张：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
列宁认为只是“印发传单来抨击工厂里的胡作非为现象，抨击政府对资本家的袒护行为和警察的暴行”是不够的。列宁指出这种缺陷是：“对于革命运动史、我国政府对内外政策问题、俄国和欧洲的经济演进问题以及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等等问题，极少作报告和举行座谈。”
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
特别是“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
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正如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一样，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为了开战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列宁之所以主张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因为这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经济派”摇头晃头说列宁不讲阶级分析。列宁对此嗤之以鼻。列宁认为：“全民的”这个词含有很丰富的内容。绝大多数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而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都是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干者。只有最幼稚的宗派主义分子才会对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揭露者采取关门主义态度。
列宁特别理解这些揭露者：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小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了。所以，只有在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生作用，看到我们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时候，他们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提高我们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