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各报刊载了国民教育部关于送基辅大学183个大学生去当兵的政府公告，说这是因为他们“结伙闹风潮”。1899年7月29日的暂行条例（这是对大学生和社会人士的一种威胁），颁布后不到一年半就付诸实行了，政府急于要证明采取这种空前未有的惩办措施是正确的，就提出了一大篇起诉书，大肆渲染大学生的暴行。
暴行一个比一个厉害。夏天，在敖德萨举行了全国大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纲领，要把全国大学生组织起来，用各种方式对学院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表示抗议。由于这些有罪的政治目的，全体大学生代表被逮捕，文件被没收。但是，风潮并没有平息，反而有所发展，许多高等学校接连不断地闹起了风潮。大学生想要自由地、独立自主地讨论和处理他们的共同问题。学校当局却以俄国官吏历来所特有的冷漠的形式主义态度来对付他们，吹毛求疵，引起他们的极端不满，很自然地促使那些还没有染上苟且偷安这种资产阶级肮脏思想的青年起来反对警察和官僚统治的整个制度。
基辅大学学生要求解聘一个接任离校同事职务的教授。学校当局表示拒绝，结果弄到青年们起来“集会和游行示威”，于是才……作了让步。大学生举行集会，讨论怎么会发生两个纨袴子弟强奸一个少女这种丑事（传闻如此）。学校当局判处主要“滋事者”坐禁闭室。他们不服，就被开除了。人群示威似地把被开除的人送到车站。后来又举行了一次集会，大学生一直坚持到晚上，校长不露面，他们就不解散。副省长和宪兵局局长带着一队士兵来了，包围了学校，闯进讲堂，于是把校长请了出来。你们以为大学生是要求颁布宪法吗？不是的，他们要求撤销坐禁闭室的处分，恢复被开除者的学籍。参加集会的人被记下了姓名并打发回家。
大学生的要求是温和的、毫无恶意的，政府却惊恐万状，好象斧头已经砍到它维持统治的支柱上了，请想一想这两种情况是多么不相称啊。这种惊恐万状的表现，最明显不过地露出了我国“万能”政府的马脚。这比任何“罪恶的宣言”都更清楚地表明（向一切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表明），政府已经感觉到自己是十分不稳固的，它相信只有用刺刀和皮鞭的力量才能压制人民的愤懑而保护自己。积累了数十年经验的政府，确信它的周围堆满了易燃物品，只须一个小小的火星，哪怕只是对禁闭处分的抗议，就足以引起一场大火。既然如此，那显然需要惩一警百：送它几百个大学生去当兵！“让军曹去代替伏尔泰！”这个原则还丝毫没有过时，相反，这个原则注定要在20世纪真正实现。
这个新的惩治办法（新就新在它企图复活老早就过时的旧东西），引起了很多的联想和对比。三代以前，在尼古拉时代，送去当兵是一种很自然的处分，它和俄国整个农奴社会制度是完全适应的。当时把贵族子弟送去当兵，是为了要他们服务并取得军官头衔，以改变贵族的自由放任的习气。把农民送去当兵，是要他们长期服苦役，在那里他们将遭到惨无人道的“绿街式的”拷打以及种种折磨。我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已经有25年以上了，这个措施当时受到了赞扬，说它是一个伟大的民主改革。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空谈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无疑是一项民主改革，它打破了等级制，使公民一律平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送去当兵难道可以作为一种惩罚吗？政府把义务兵役制变成一种惩罚，不正表明我们实行的与其说是普遍义务兵役制，还不如说是强制兵役制吗？1899年的暂行条例，把我国酷似欧洲典章的那些规章制度的假面具撕破了，把它们亚洲式的野蛮实质暴露无遗了。其实，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普遍义务兵役制，因为出身显贵、有钱有势的人享有的特权，造成了许多例外。其实，我国在服兵役方面，从来没有过什么类似公民一律平等的东西。相反，兵营中充满着极其使人愤怒的无权现象。工农出身的士兵毫无保障，人格受侮辱，横遭勒索，总是被拳打脚踢。有钱有势的人却有种种优待和豁免。难怪送进这个专横暴虐的学校，就成了一种惩罚，甚至是一种近乎剥夺一切权利的非常严厉的惩罚。政府打算在这个学校中教训“暴徒们”安分守己。这个算盘打错了没有呢？俄国这所服兵役的学校会不会变成革命的军事学校呢？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够读完这个学校的全部课程的。一部分人会被繁重的苦役搞垮，在同军事当局发生冲突中遭到牺牲，另一部分软弱无能和意志薄弱的人则会被兵营生活吓倒，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会在兵营生活中受到锻炼，扩大眼界，缜密地思考和检验一下他们的解放要求。这时，他们会亲身体验到专横和压迫的全部威力，因为他们的整个人格要听凭那些经常有意嘲弄“有知识的人”的军曹去摆布。他们会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处境。他们会因每天都亲眼看到凌辱和暴力而感到痛苦，他们会懂得，大学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无端指摘，同人民所受的压迫比起来只是沧海一粟。谁懂得了这一点，谁就会在退役时立下汉尼拔式的誓言：决心和人民的先进阶级在一起，为把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而斗争。
但是，新的惩罚手段对人的侮辱，同它的残酷性一样使人感到气愤。政府向所有正派的人进行挑战，说那些反对专横的大学生完全是无理取闹，正象它说被流放的罢工工人是品行不端一样。请看看政府的通告吧，其中堆满了不守秩序、骚乱、为非作歹、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这样一些字眼。一方面认定大学生有犯罪的政治目的和提出政治抗议的企图；另一方面却又污蔑大学生是一群无理取闹的分子，需要绳之以纪律。这是对俄国舆论界的一记耳光，因为政府很清楚，舆论界是同情大学生的。而大学生对此唯一恰当的回答应该是：把基辅大学生的威胁变成现实，即在各高等学校的全体学生中组织顽强持久的罢课，要求取消1899年7月29日的暂行条例。
但是，应该反击政府的不只是大学生。政府自己使这次事件超出了纯粹大学生的范围。政府求助于舆论界，大肆吹嘘它惩治办法的果断，对一切解放的要求加以嘲弄。各阶层人民中一切有觉悟的分子，如果不想做忍气吞声、甘愿受辱的奴隶，也应该反击这一挑衅。而领导这些有觉悟的分子的，是先进的工人和同他们有紧密联系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不断受到现在同大学生发生激烈冲突的警察专制统治的更大压迫和侮辱。工人阶级已经为自己的解放展开了斗争。工人阶级必须懂得，这个伟大的斗争使他们担负起了伟大的任务，如果他们不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就不能解放自己，他们必须首先大力响应一切政治性的抗议并且给以一切援助。在我国有教养阶级的优秀人物中，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惨遭政府毒手，他们的鲜血证明他们能够跺掉也决心跺掉自己脚上资产阶级社会的灰尘，走到社会党人的行列里来。而一个工人，如果他眼看政府派军队去镇压青年学生而无动于衷，那他就不配称为社会党人。大学生帮助过工大，工人也必须帮助大学生。政府想愚弄人民，说什么提出政治抗议就是无理取闹。工人必须公开声明并且向广大群众说明：这是谎话，暴力的真正来源，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的真正来源，是俄国专制政府，是警察和官僚的专制统治。
如何组织这一抗议活动，要由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人小组来决定。散发和张贴传单，举行各种集会，尽可能邀请社会各阶级的人士参加，——这些都是最切实可行的抗议形式。但是，更理想的是，在那些有巩固的和坚强的组织的地方，能够通过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来组织更广泛更公开的抗议活动。去年12月1日在哈尔科夫《南方边疆区报》编辑部门前的游行示威，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家攻击一切追求光明和自由的意向、颂扬我国政府一切暴行的卑鄙报纸，当时正在开庆祝创刊日大会。编辑部门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兴高采烈地撕碎了《南方边疆区报》，把报纸系在马尾巴上，用报纸包着小狗，把石块和盛硫化氢的小瓶抛进窗口，并且高呼：“打倒卖身求荣的报纸！”这就是卖身求荣的报纸编辑部和所有国家机关真正应该得到的庆贺。长官赞赏的庆祝大会并不经常召开，但是显示人民制裁力量的庆祝大会倒是应该经常给他们开一开的。政府专横暴虐的任何表现，都是举行这种游行示威的正当理由。现在政府公开宣布惩办大学生，人民也就应该给它来一个公开的回答！
载于1901年2月《火星报》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