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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私有制的存在，“共同富裕”是无法实现的；只有消灭私有制，“共同富裕”才可能真正的实现。
2.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走资派的复辟，私有制横扫全国，带来的是社会秩序的崩坏，虽然有少是人的确富了起来，但他们不可避免得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成为了剥削压迫人民的帮凶。
3.“先富带后富”就是一句哄小孩的空话。有多少先富者的“富”是吸了劳动人民数不尽的血汗。
近日电视剧《狂飙》的热映，让改开初期30年的事情又得到了人们的关注，比如剧中反派角色的原型人物们。福州市政协委员陈凯，就是其原型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时，农村出身，正在省重点中学——福州八中读书的陈凯，决定辍学，去五一中路摆地摊卖衣服。
1979年， 18岁的陈凯为了进到好货，第一次去联系江苏常熟的厂商，通过获得头部资源拿到了低价货源，赚到了第一桶金（几百块）和开始积累从商经验。
1982年，因为服装市场竞争激烈，陈凯转型倒卖微型吊扇。为了倒带微型吊扇和其他电器，陈凯需要注册公司。而在当时注册公司还是十分困难的。比如当时的大环境，1981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焦点就是“雇工算不算剥削”。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讨论。又比如1982年4月间，一份由安徽省委撰写的关于“傻子瓜子”雇工多、社会反响大，认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加以限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对此，邓小平做出表态，“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
为此，陈凯走的是承包「芳艺文化」这家经营不善的公司路线。这家公司是福建省文化厅下属的。关于「芳艺文化」公司承包许可证的需求，其实当时不止陈凯，还有其他几个竞争对手，所以陈凯最后是通过花大价钱（包括借贷）买到一支劳力士，把劳力士用来贿赂了一位文化厅干部，才拿到了承包许可证。
从此，陈凯成功的从摆地摊的小资产阶级跃迁到了掌握家电零售公司的资产阶级。
1991年，陈凯为了开办包含赌博老虎机的「南方娱乐城」，通过赠送自己的女友等一切贿赂手段，拉拢了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儿子徐立成为自己的好兄弟。靠着兄弟的爹徐聪荣，他很快便拿到了福州公安颁发的《电子游戏机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并且又靠公安局局长的熟人关系，从银行搞到了建设娱乐城的美元贷款。
1991年，徐立和陈凯在香港共同注册了香港芳艺公司，二人平分股权。
1994年,为了解决拓张垄断福州娱乐产业带来的资金困难，陈凯再次通过自己的交际能力和贿赂手段，结交了金融系统中，中行福州分行的行长，陈秀竹。再之后的三年间，陈秀竹利用职权，给陈凯一路开绿灯，违规借贷高达两亿元。拿着这些巨款，陈凯除了商业拓展外，还另建了两座全嘉福鱼翅海鲜大酒楼作为对这些达官贵人们的招待所。
1997年，中行内部进行「岗位轮换」，陈秀竹由于年龄偏大的原因，从一线被调入人行工会，失去了资金审批权。陈凯同时也决定进军房地产行业。他房地产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福州凯旋花园。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陈凯利用福州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吴玉霖，打点各方「门路」，甚至篡改了报告上的数据，并从消防部门那些拿到了证明，成功骗保1000万。事后吴玉霖从陈凯处获得了200万报酬。
在中行福州分行的行长陈秀竹走后，工商银行福州分行的受贿领导代替了陈秀竹，继续为陈凯输送商业贷款。
到了90年代末，整个福州市政府，甚至到福建省里，到处都是和陈凯有关系的人，其中分量最重的三个人是：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宋立诚，福清市委书记朱健，和福州市委秘书长方长明。这三个人极有能量，相互抱团，形成了地方小团体，被坊间称为「福州政坛三铁哥」。而陈凯，也从卖家电的资产阶级，变成了官僚们的经济市场代理人，成为了掌握福州房地产业，娱乐业的大资产阶级。
2001年，鼓楼区委书记的方长明，开车在福州西二环撞上了一个人，最终赔偿了死者家属 80 多万。这笔钱，明面上是从其下属的福州市鼓楼区房管局等单位，通过公款支付的，但实际上全部来自陈凯。由省纪委、省政法机关和福州市有关部门组成的「5.22」专案组，通过这笔钱，找到了案件突破口，对陈凯进行了查处。此时的陈凯，已经成为福州市第九届政协委员，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员。
2005 年 1 月 11 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对陈凯等 21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作出一审判决，陈凯犯下组织黑社会罪、组织卖淫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