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澜
早在56年前，也就是在1965年，我国就已经研发出了光刻机。
1980年，清华大学开发出第四代分布式投影光刻机，这台设备精度达到3μm,处于国际主流水平。经过25年的努力我国在光刻机产业上艰难挤入国际第一梯队水平。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倡导思潮下，国家选择放弃继续投资投入大，回报长的自主研发项目，转而投资国内第一批私人企业的发展，国产光刻机等半导体研发项目一度被中止。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指导下，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可以合法倒买倒卖国外高性价比产品的人。这些自力更生的独立产业在缺乏投入、失去供给与产品交换的状态下集体面临亏损、破产的情况，许多研究人员不得不进入私人企业或前往海外工作。从此，在这些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作者：易澜
新中国在经过长时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的一些乡村人民公社开始了全面的农业机械化。
1974年龙山县华塘公社拥有了近百台农业机械设备。全公社70%的水田和部分土地实现了机械化耕种。成为了湖南农业机械化公社两个试点之一，公社派出各种专业人才和招纳其他各公社学员，努力向全省推广全面的农业机械和其使用方法。看起来全国的农村农业全面机械化就在不远的将来了。
（华塘公社农机站一角）
（1974年，龙山华塘公社基本实现机械插秧）
（1974年，全县三级扩干会与会人员参观华塘公社杂交水稻秧田播种机）
（1974年，插秧机试插现场会）
（全公社实现水利机械化灌溉）
(机械化抢犁晚稻田)
（土家小伙成了拖拉机手）
（1977年，龙山县华塘公社的机耕船）
（1977年，龙山华塘公社机耕面积己达百分之七十）
（机械化促进了科学种田，水稻连年获丰收）
（华塘公社农机站拖拉机队为修筑卧龙水库的民工运送粮食）
事情很快其变化，1978年，在“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改革思想下，这些农村的集体人民公社被陆续解散，土地和机械被承包给个各个私人。
在“允许一部分现富起来”的指导路线下，到八十年代初，如黑龙江的一万个左右的村子里，只有181个还保留了集体机械化。其他村子的20%的机器承包给个人了，剩下的80%通过内部关系以极其廉价的价格卖出去了，如领导和他们的亲戚、朋友等。
以低价购买或免费分到机器的人往往不愿意对机器进行大修，往往是机器被使用直到需要大修时便废弃掉了。
（分田单干后，农民需自己承担整个农业过程，图为在自己的麦场打麦子的农民，1982年）
分得土地稀少，家中人口众多是广大普通农家的常见情况。这些广大的无力承担使用机械、平均所有土地稀少、土地贫瘠的普通农家们，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给有土地、机器的人家。而更多的农家子弟们往往是试图进城务工、自谋生路，他们一开始被打为“盲流”被严肃打击，后来逐渐获得了城市的许可，他们也被称为“农民工”。
在六十年代初的我国鞍山钢铁公司，工厂职工们根据自身生产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符合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企业管理制度。
这套制度得到了最高指示的高度肯定。这套制度强调国有企业要贯彻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管理，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这些原则被称为“鞍钢宪法”，要求把这个先进的制度传授给全国所有工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鞍钢宪法”。
随着鞍钢宪法的贯彻，国有企业中的领导越来越多由职工选举产生并受员工监督，领导失去了开除员工的权力，企业的各项决策也开始由员工们共同决定，工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拥有了更大的政治权力。
在新中国早期确立的8小时双休的基础上，许多公有制企业陆续推出更多满足职工需求的决策，如给女性员工修建育婴室保障其每个工作日一定的育婴时间，更长的探亲假，员工相亲会、员工运动会等。
（上海汽轮厂工作日的母亲在职工育婴室哺育自己的孩子）
（工人们与领导共同决策过程）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职工们拥有了能比早期更多的生产力用于改善自身生活，越来越多的工厂附属学校、附属员工住宅，卫生所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到了七十年代初，虽然各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历史发展差距还有待继续缩小，但我国此时已基本保障了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宅。
事情很快起变化。1978年，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效益低，员工缺乏积极性的问题，开启了针对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加强了党的领导，取消了如大字报等会造成企业“管理混乱”的员工权利，赋予了企业领导更大的权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允许一步人先富起来”的指导路线得到更广泛的执行。
1993年到2002年，为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始普及各大国企。私人分股、高薪激励少数优秀份子的情况普遍出现。为了减少企业给少部分人分红加薪的负担，企业取消一系列员工福利，进行灵活调整工时，开除了许多员工。
在“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的指导口号下，越来越的职工被下岗，失去生活保障的他们不得不自谋职业，自寻生路。
下岗潮开始出现，据官方统计：1998年下岗职工人数594.8万，1999年652.5万，2000年657.2万，2001年515.4万，2002年409.9万，2003年260.2万，2004年153万。这段时间累计的下岗职工约3000万，东北三省占25%。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向最高领导人汇报工作，谈到了全国医务工作的分布情况：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中国当年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极小，因此遭到了最高指示的批评，“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随后，错误路线被要求改变。指出卫生医疗工作要注重实际，幅员广大的农村存在医院少、医生少、药品少的状况，农民群众有病得不到医治，还要把现在大量长期投入浪费在高深难的少见病症的卫生资源，用在解决常群众现在的常见病上。
大批医务工作者开始进入农村，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这些下乡的医疗工作者也成为了公社成员的一份子，受到了公社集体的信任和赡养，他们为了农民的卫生、医疗问题而奋斗。
（军医们在群众的帮助下，共同采集草药）
(1970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的江苏常熟农村医疗网架构状况，具体是：每个公社一所医院，设置20余间的床位，配备20名左右的医务人员，负责全公社的疾病防治；每个生产大队设置卫生保健室，由1到2名赤脚医生、1名接生员及下放的医务人员组成，负责全大队的疾病防治；每个生产队再配备一名卫生员，负责经常性的预防工作。图中是赤脚医生和革命医生为贫农社员建立了家庭病床。)
这些来到各地人民公社的医疗工作者开始培养群众中的卫生兵，即“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们也为集体的卫生、医疗问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常熟县某公社医院的医生边诊疗，边向两位赤脚医生现场传授，指导她们进行临床实践。)
（1969年1月的《人民画报》刊登了上海郊区川沙县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事迹，照片中是被贫下中农誉为“顶顶信得过的小医生”王桂珍，她正在讲用会上介绍自己的学习体会。）
随着鞍钢宪法的推广，一些有能力的公有制企业也开始招收医疗工作者，他们成为了工厂职员的一部分，一个个企业附属卫生所、附属医院建立起来了。
医疗药品完全根据各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公有制企业的需求汇总进行计划生产，首先满足群众们的常见病和基本卫生、医疗产品。各地人民公社和公有制企业负责医药开支，在计划生产下，这些药品很快被普及起来。
高、深、难的少见病被交给了公立的国立大医院和公立的医药企业来长期研究解决。
一元钱看病、治病成为了普遍现象，虽然一些偏远的农村人民公社由于医疗资源还不够完整，一些病症无法全部解决，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城市公有制企业的免费医疗。
（1970年2月《人民画报》刊登了"药品全面大幅度降价"的文章，除了重视中医中药，国家对制药业加大投入，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西药开展了大幅度降价）
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人民公社被解散，公有制企业改制改革之后，各级卫生所、医院失去了重要经济来源，成为了财政负担。
面对着全国各级医疗单位失去经济来源，全国卫生体系不得不再一次经历重大的变化。1979年，为了遵循中央要求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配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路线，医疗部门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1992年随着“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路线明确，在卫生医疗领域，要求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医院开始自负盈亏追求盈利创收，把主要卫生资源投入到能够赚钱的病症上来，那些能付得起钱的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的需求首先得到满足，医疗资源开始倾斜于付得起钱的那批先富起来的人和中高级干部的巨额优惠到免费的特殊医疗待遇。
也由于医疗单位的需要，许多医科学校也重新开始把更多的资源投入用于培养解决高、深、难的少见病的医疗精英。
医疗问题开始重现，成为了群众越来越大的经济负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开始出现。
《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不断收到大量群众反馈，人民看病问题的现象越来越集中出现，国家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改良。2003年，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出现，用企业和工作个人纳税、购买医疗保险，国家拿这份钱再对已经私有化的医疗产业下订单，用大量的订单来需求来尽量降低商品化的医疗产品的价格，以此来尽量减轻群众的医疗负担。即使如此，群众的医疗经济负担仍然很重，许多经济困难的病重群众早已放弃了医疗。
你不知道的历史小科普：“雷锋精神”的历史
1962年8月15日一名普通的战士不幸因公殉职，年仅22岁。
这名战士因公逝世后，关于他的生前事例、文章、日记逐渐的被报道出来，开始广为人知，他就是雷锋。
他于1940年在湖南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出生。在旧中国社会的剥削下，在地主的残害下。自小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哥哥就相继悲惨死去，弟弟饿死在家中，年仅7岁便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艰难地活下来。
湖南解放时，年仅九岁，怀着满腔仇恨的雷锋就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
后来，他当上了儿童团团长，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积极的支持打击地主，分得了3.6亩耕地。
解放后他有了免费读书的机会，在清水塘完全小学时他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被选入中队委员。后来他转入荷叶坝小学，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雷锋把土改中分得的3.6亩田全部捐入荷叶坝小学，成为了土地集体化的一部分。
之后他在生产队当过秋征助理员，在地方政府当过公务员，被评为县委机关工作模范。随后他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担任望城县治沩工程指挥部通讯员，工作不久又被评为治沩模范。
他响应过公共募集，在为集体捐献出一台拖拉机的号召中，雷锋捐款20元，成为全县青少年中捐款最多的一个，因此县委决定派雷锋学开拖拉机。他在《望城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我学会开拖拉机了》。
他一直积极响应号召，他到辽宁鞍山做过推土机手，到韶山瞻仰过毛主席故居，到鞍山钢铁厂参加过社会主义建设，被分配在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当推土机手，出席了鞍山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不久后，又报名到鞍钢弓长岭矿山参加新建焦化厂工作。
1959年，弓长岭《矿报》发表了雷锋《我决心应召》的申请书，书中积极的表达了雷锋要求参军的坚定决心。入伍第一天，他便作为新兵代表在全国欢迎新战友大会上发言。
后来他被分配到运输连当驾驶员，下连不久，又被抽调参加团里战士业余演出队。从团里战士业余演出队回到运输连，一个月后，雷锋成为新兵中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第一个下到战斗班。
他在上寺水库抢险救灾，带病连续奋战7天7夜，表现突出，被团党委记二等功一次。他把平时节约下来的100元钱分别支援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公社和辽阳水灾区，受到部队表彰，被树立为“节约标兵”。
1960年11月8日，运输连支部党员大会通过雷锋入党申请，并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他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作出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决定。
随后他又荣立二等功，作为立功代表在全团授奖大会上发言，团长、政委分别向雷锋颁发二等功奖状和“模范共青团员”奖状，紧接着又荣立过三等功一次，受团、营嘉奖多次。
1960年12月1日，雷锋日记（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15篇）在沈阳军区《前进报》首次发表。这个月，雷锋在《前进报》发表署名文章《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
1961年5月，雷锋作为全团候选人，被选为辽宁省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雷锋被批准晋为中士军衔。
（1960年雷锋给战友王延堂送饭盒）
1962年春节，雷锋在《前进报》发表《62年春节写给青年同志们的一封信》。在此前后，雷锋又在《前进报》发表了《在毛主席的哺育下成长》、《我是怎样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著名文章。
1962年2月14日，雷锋被选为党代会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工程兵十团代表大会。雷锋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
1962年8月15日上午8时，雷锋与战友乔安山在准备前去洗车时，雷锋下车指挥倒车，车轮打滑，碰倒了一根晾衣服的木杆，这根木杆打到了雷锋左太阳穴上，雷锋当即昏死过去，经抚顺市望花区西郊职工医院抢救无效，于12时5分不幸英年早逝，年仅22岁。
从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阶级敌人进行冷酷无情的革命开始，再到为新社会无私奉献，为集体利益勇于争先，勤勤恳恳，积极向上。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社会主义，奉献给了服务人民的事业。
1963年2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号召在全国青年中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各地开始了学习热。如仅上海一地的一家报纸《新民晚报》，在28日关于本地学雷锋活动的报道就有4篇，其中头版有3篇。
随后，1963年3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关于最高指示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3月5日也被定为了学习雷锋纪念日。
你不知道的历史小科普：“雷锋精神”的历史
最高指示高度评价了雷锋同志。雷锋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品德的标杆，是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他成为了新中国公有制经济热火朝天发展时期的精神楷模。
随着人民公社和公有制企业的蓬勃发展，雷锋精神开始传播全国，深入每一个人的生活，他的事例和精神指描绘出了未来社会的样貌。学习雷锋开始变成了一种群众自发的行为，成为了社会个人精神、道德发展主要方向。
在公有制经济发展中，个人在学习雷锋精神奉献自己的同时，也获得了社会最多的荣誉和欢迎，同时也受到他人最多的回报。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互帮互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和正在发展中的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这是过去充满剥削的私有制旧社会难以想象，想到也不可能做得到的情况。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雏形。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散，公有制企业的改革改制，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了指导路线。关于雷锋精神，他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
农村出现了失去生活手段的破产农民，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活下去，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涌进城市寻求生路，他们一开始被打为“盲流”，后来得到了认可，成为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后来下岗潮下的工人们也面临着自谋职业的情况。
“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牺牲他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成为一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乱象开始层出不穷。
从八十年代开始，车匪路霸的现象开始在全国泛滥。他们进行有组织的拦路抢劫，用树干等各种障碍物拦住道路，对过往车辆进行抢劫。流血、死伤事件时常发生。一些特别严重的地区，出现了系统性在国道沿线抢劫然后杀人灭口的组织。
如山西省的官方数据“据统计,1991年以来全省（山西省）共立车匪路霸案件7435起,其中抢劫案件3501起,盗窃案件2723起,流氓、伤害案件596起,杀人案件166起,哄抢案件77起,其他案件26起”。
（1980年，我国当年立案数量已经达到70多万件，到了1981年，立案突破80万件。在198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次严打，总计持续了3年时间。在3年时间里，总计逮捕各种罪犯170多万人）
（为了对付层出不穷的社会乱象，“流氓罪”等开始出现，往往只需要一点凭借，如一些“口供”等，抓捕后就可以进行立即审判然后枪毙）
（被审判的“流氓犯”）
（在呼伦贝尔盟牙克石616特大杀人案件，一群无业失学17-18岁青少年，酒后血洗农场，持刀持枪杀死27人。受害者上到75岁的老人，下到2岁的孩子，其中19个男人，8个女人。不仅包括杀人行为，还有持枪、爆炸、纵火和侮辱女性等等，这是建国以来极少有的特大恶性案件。红旗沟惨案也成为83严打的导火索之一）
（因缺乏经济来源，由于医疗市场化，一些落后地区开始以卖血为生）
“艾滋病村”，又名“卖血村”，因上个世纪80、90年代大批村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而得名。那时许多农村都掀起了“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全民卖血运动”。
但因地下血站设备不到位、操作不规范等原因，造成了大量村民感染艾滋病，河南成了第一个重灾区。这些地方官办血站是“血浆经济”中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在门口的广告栏里面，到处粘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
在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驻马店就有39家。直到影响严重，国家强力打击并出台了无偿献血法后才有所制止。
（拐卖妇女的事件自此也开始层出不穷）
这个时期类似这些的社会乱象层出不穷。
因农村人民公社的解散，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只是官方统计到的在城市里有工作的农民工，每年就要平均增加一千多万，到九十年代末农民工总数已超过两亿，今天已有2.8亿。到九十年代末至世纪之交又有三千万多万下岗职工。严打、车匪路霸、游街、看枪毙人玩、走私、贩毒、珠三角、抢劫、砍手党、收容站、二王、劳改农场……成为这段时期社会治安的关键词。直到世纪之交后随着就业情况有了较大改善，这样的现象才有了一个下降的趋势。
但，也从这个时期开始，雷锋越来越少会被谈到，也很难再受欢迎。他要么成为了“傻子”的代名词，要么成为了一部分忽悠另一部人无条件付出的工具。真正的雷锋精神早已离我们远去了。
1922年4月，斯大林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
在斯大林的带领下，苏联很快从一个缺乏工业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为了一个工业强国。
1928年－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粮食产量在这个时期的苏联也取得了较大的改善。在农业人口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工业化的应用提高，反而增加了产量。
在两个五连计划完成后的1937年，苏联的谷物产量达到了112.7(百万吨）比1913年沙俄时期提高了20多(百万吨) ，个人平均谷物从1913年的503公斤增加到了670公斤。
（从俄国到苏联早期主要粮食的耕种面积和产量）
随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则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在这段时间内，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928年的446%，平均每年增速为18%。其中钢产量达1770万吨，煤为1.28亿吨，电力为362亿度。期间在乌拉尔山以东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库兹涅茨克等地建立了诸多新兴工业区。1938年起第三个五年计划则集中发展军事工业，到1941年6月，苏联的坦克总数高达2.4万台，火炮约11万门，飞机1.8万架，成为重工业和军事大国。
这些力量即改变了苏联人民的生活面貌，食物供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各式各样的工业品开始丰富，以及增加的国防军事实力。这些变化成为了苏联人民击败德国法西斯的有力武器和捍卫国际社会主义的力量。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存在也成为了战后全球各民族、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强大推动力。
斯大林在1953年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74岁。人们在他死后对他进行财产清算，惊讶地发现这个领导人死后留下的个人财产不过16件换洗衣物、5顶帽子、4个烟盒、5个烟斗，以及1个日常使用的笔记本。除此之外，他的财产就只有900卢布，换算成人民币不过80元。
(斯大林的长子还在卫国战争时期被德国俘虏，德军曾以他的长子为筹码希望换回被苏军俘虏的德军元帅保卢斯。斯大林拒绝了，他说，“我怎么可能用一名德军元帅去交换一名士兵。”随后他的孩子在集中营中被杀害)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为了使他们这个权贵集团的利益可以合法存在、并传承下去，他们要求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给他主导的私有制改革增添合法性，他带头掀起了抹黑苏联历史的热潮。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果之一）
1986年，为了掩盖在他改革下苏联经济秩序混乱无比、人民生活日益破产的状况。戈尔巴乔夫以“论公开性”为突破口，令全国上下找苏联历史上的所谓的“历史空白点”。
（被拆毁的列宁像）
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想趁这个改革瓜分人民的共财富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一一跳了出来，掀起了一顾“反思”历史的热潮。他们带头造谣，攀比谁能找出更多的苏联黑历史，他们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攀比抹黑斯大林甚至列宁。
（被损毁的斯大林像）
当时乌克兰加盟国政府听从了苏共党中央的决议，上报一个“历史空白点”。简略的谈到在斯大林时期，乌克兰在1932年至1933年曾发生了一场饥荒导致乌克兰有3.9万人饿死。当时的民间野心家们很快把这个数字夸张到了上百万。
(西方国家也早就开始利用起苏联的这一点变化，帮助戈尔巴乔夫“揭开”苏联的黑历史，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努力赞助苏联各地野心家，促使苏联各加盟国人民仇恨甚至脱离苏联)
西方作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经过他的认真估计，很快把这个数字提到了500万。
（只是据乌克兰官方公布数据，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人口长期持续下降，从解体时的5200万已下滑到今天的4400万，乌克兰没有公开1959年前的数据，但我们可以看见从1959年到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人口一直在增加）
在当代乌克兰的各种宣传媒介中，乌克兰在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有时达到7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尤先科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甚至宣布，饥荒时期乌克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居民。在今天经济破败，失业严重的乌克兰，“乌克兰大饥荒”已经变成统治阶级们维持自己的罪恶统治、欺骗人民和恐吓革命的工具。
还对“大清洗”的严重丑化、夸张等等。这些都成为了把斯大林以及苏联恶魔化的工具。
（把斯大林抹黑为“屠夫”的动画）
（从数据来看，斯大林时期人口一直持续增长，那段时期苏联人口在一亿五千万左右，每年人口增量平均在一百多万左右，关于斯大林通过各自恐怖方式杀了几千万人的谣言直到今天还在传播）
（“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历史的风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
参考资料：
粮食资料来源：《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
戈尔巴乔夫改革经济数据来源：《戈尔巴乔夫改革： 社会政治经济后果与教训》 ［俄］В.И. 茹科夫
人口资料来源：
乌克兰公家统计局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13- 1945（剑桥大学出版社-苏联的经济转型，1913-1945年 ）
妓女，一个伴随着旧中国黑色地带的古老职业。
从春秋时期管仲设立第一家官办妓院“女闾”开始，到唐朝官妓到达鼎盛，再到民国时妓院的合法经营，娼妓在我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可谓是根深蒂固。
（吸食鸦片的清朝贵族男性和妓女）
（染上鸦片烟的妓女）
这些女性在旧社会因为家庭遗弃、失去生计、战争灾祸等种种原因，不得不成为妓女，她们满足着他人的欲望，只为交换到足够生存的物质条件，成为社会里备受鄙夷的一门职业，也失去了尊严。她们是旧中国剥削社会下的一个缩影。
她们经常接触着这个社会黑暗面，和其他无产阶级一样，都没有生产资料。她们只能贱卖自己，看看身上有没有他人所看上的、能够交换到生活资料的东西，她们也成为了剥削阶级的附庸。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家庭贫困的增加是资产阶级家庭充分发展的必要前提。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不仅通过生产关系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还把抚养社会下一代奴隶的责任强加再在了无产阶级头上。资产阶级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导致无产阶级家庭的内部矛盾、破产、妻离子散。嫖娼是资产阶级在必要的私有制婚姻明确财产关系之外的解决欲望的必要手段，无产阶级的卖淫之风也是这样兴起的。
但是，时代很快改变。
（1949年2月3日北平解放）
国民党政权覆灭后，不仅将黄金洗劫一空，而且留下的娼妓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光北京城的八大胡同就有200多家，上海仅登记注册的就高达800多家。
（民国时期妓女可以申请领取执照，相当于合法经营，这些妓院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张胆，主要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都缴纳了大量税款，而且公娼和妓院还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随后不久，最高指示对新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此后，全国各地展开了对妓女们的解放运动，各大妓院随后关闭，一些被改成了教养院。为解决她们生计问题，新中国对她们进行了统一的身体治疗、学习、精神思想改造的工作。
（1949年11月，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内，接受改造的妓女在扭秧歌）
（苏州妇女生产教养院里，接受改造的妓女们在座谈会上学习）
为了治疗一些妓女们的性病保证其身体健康，我国专门下拨资金一亿元（相当于12万斤小米）高价，进口了13000多针盘尼西林给她们治病，还抽调和集中一部分青霉素，供妇女教养所优先使用。
陈毅曾对此表示“不管花多少外汇，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从后，再也没有哪个妓女抗拒改造。甚至她们之中还有人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和金银首饰，捐给前线，为志愿军进口苏联装备。
（北京参加封闭妓院的医务工作者，一致表示要完成患病妓女的治疗任务）
（北京医务人员给妓女们作身体检查）
（济南316名青年妇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和疾病治疗，按每人的学习特长就业）
（1951年，上海市妓女从妓院被送往“新人习艺场”）
（图为经过改造的妓女参加卫生防疫队后给孩子打预防针）
1954年，教管所走出了第一批学员，其中有19人被录用为工人。成为工人这在当时，是十分值得骄傲的。其他的学员们也陆续毕业，有的成为卫生员、医生，有的成为了工人，还有的成为了演员为新中国拍摄电影。
（《姐姐妹妹站起来》。这部电影拍摄于1950年夏天，反映了旧时代妓女们的悲惨生活、新中国对妓女的积极改造的过程。当时，电影中的很多女演员，本身就是饱经摧残的旧时代妓女。）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曾经的娼妓，还得到了一些青年男子的仰慕。一些青年写来求爱信，要求教管所为他们介绍对象。而干部们也的确因一封情词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一段好姻缘。
而到了1954年4月，更有一群曾经的上海娼妓，坐上了去往新疆的火车,加入了新疆建设兵团。她们，将光荣地成为军嫂。
她们在新中国，重新被改造为了新社会里的“人”，成为了千百万刚刚翻身作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她们获得了生计，获得了尊严，也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的一员。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宣布所有妓女都光荣毕业。中华大地第一次彻底消灭了“妓女”，“妓女”在之后一段时期也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时代很快又发生变化，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公有制企业的改革改制，到世纪之交，两亿农民工涌进涌入城市，以及三千多万下岗职工生计困难。无数人失去生计的人出现，“妓女”这个古老的职业也再一次复活。
整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严打期间，“流氓罪”的诞生，不仅包含犯罪或疑似犯罪的男性，也包含了女性。
（曾交往了十八个男友，被打为“女流氓”被枪毙的翟曼霞）
（这位女性因与150名男性有过关系，严打期间被打为女“流氓”的一员，被集体枪毙）
到今天，仅仅2020年，全年各部门“扫黄”相关案件就有1.1万余起。这个历史上备受鄙夷的职业，再一次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解放前的西藏的农奴阶级虽占西藏总人口的近95%，这些农奴不占有土地和牧场，对农奴主有人身依附关系。
（西藏农奴老汉）
（被西藏贵族下令砍断手的农奴）
只占西藏总人口2%的封建主却主完全占有西藏地方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操纵着西藏的经济命脉。三大领主的代理人“强佐”、“涅巴”等等，占总人口的 3%，代表农奴主直接统治和剥削农奴，不劳动、剥削量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50%以上，同三大领主一道成为藏族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
这些西藏封建主制度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或阶层。它们分别是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
官家即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直接占有耕地 128万克（约占西藏总耕地面积 330 多万克的 38.9%）和30多万农奴。官家的庄园称“雄溪”，由官府直接管理，它把土地以一定的租额交农奴耕种，然后将收受租税按比例充作所辖各机构经费和用作各级官吏的俸禄。
贵族是历代中央王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所封的僧俗封建领主，贵族子弟生来就可以做官，就可以掌握压迫掠夺人民的权力。贵族的庄园称为“格溪”（私人庄园），共占有土地 97万克，约为西藏土地总面积的24%。
寺院和僧侣贵族也聚敛了相当富裕的资财，而且还拥有大量的庄园和属民，这些财富主要由个寺庙的实际掌控者控制，即上层僧侣。第一种是转世活佛。第二种是在职僧官，第三种是寺院的职僧。寺院和活佛的庄园叫做“曲溪”，共占有耕地121万克，约占西藏全部耕地面积的36.8%。
（1910年的德格王子）
（一个拉萨贵族的其中一个屋子的客厅布置）
（1936年，在拉萨德吉林卡的宴会上，在麦克风前唱歌的女郎）
在农奴制时期，西藏的宗教也很令人恐怖，解放前西藏密宗和今日的藏传佛教差别很大。
（藏密中最喜欢召唤神Mahakala（玛哈嘎拉），他被认为是很厉害的守护神与战神。他的基本形象是头戴骷髅冠，身披人皮，挂人头链，手持头骨碗。在解放前的唐卡中，人皮等物都被画上，今天的唐卡里人皮，头骨碗，人头链都十分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五彩飘带。）
藏密的神并不都是佛教神，在藏密的神系中包括很多印度教神及苯教神，还有大量的印度教及苯教恶魔都包含在藏密的神系中。在藏密解释中，只要被佛法所降服，异教形象都可进入藏密神系，喇嘛可以驱使异教形象的力量，但由于供驱使的异教形象们多半为恶魔，有杀生本性，驱使其效力时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想要招唤其现身，必须给它献上其喜欢的贡品，每个异教形象都有各自喜欢的祭品。恶魔的本性在此时尤其不需要改变。正相反，越恶毒凶狠的魔鬼对喇嘛们的用处就越大。
（头骨碗法器“卡帕拉”头盖碗加新鲜脑。这也是藏密很多神喜爱的祭品）
他们的祭品很独特，用黑面和人血制成的饼；五种肉的混合，其中有人肉； 一个乱伦而生出小孩的头颅骨，装满血和芥子；小男孩的皮； 人血和人脑装在碗里； 人油灯、灯芯由头发做成； 用人胆、脑、血及内脏做成的大面团。如此的祭品还有很多…
（用人皮做成的法器，做披风用称为“人皮唐卡”）
（断行者喇嘛像，1920年。挂指骨念珠，携带腿骨号。断行者指在墓地中修炼施身法的人，以将自己布施给鬼神的方式断绝人间的欲望。）
（由割去舌头的处女的人皮和头盖骨制作的人皮鼓，头盖必须在耳朵及太阳穴上方沿水平线割取，必须由右手持握，抓着下面的布饰来演奏。“阿姐鼓”讲述的就是人皮鼓的故事）
农奴全年的劳动成果约有 70%～80％为农奴主所掠夺，所剩不到30％连维持肉体生存都很困难。此外，高利贷盘剥是剥削、压榨农奴的重要手段，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债主，负债户约占户数总数的 90％。债主中又以寺院领主为主，一般利息率为 30-50％，有的高达 100％甚至 150％。高利贷是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正像一首歌谣所说的，农奴们“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
西藏的贵族、活佛、官吏们，他们贪婪且疯狂剥削着西藏农奴们，还用宗教麻痹、欺骗人民，使他成为一种满足他们变态统治的精神折磨工具。
除此之外，在近代，还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力量英国的入侵。英国直接武力入侵西藏，扶持傀儡贵族、僧侣。使英国的资本、工商业品从印度、尼泊尔涌入西藏，导致西藏的财富疯狂外泄，如十三世达赖喇嘛本人所说“藏币重三钱余，英币重七钱余，惟藏币十四五元方能兑得英币一元，出口必用英币，经济损失太大。”西藏农奴们本就悲惨无比的生活再添了一座大山。
终于，西藏人民盼来了曙光。
在最高指示下，“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先进行“民主革命”反帝赶走帝国主义。随后，西藏和平解放。1950年10月16日，解放军进入西藏。
随后，失去了帝国主义的威胁，西藏贵族、僧侣的反动本性很快暴露，在1957年西藏农奴主的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奴隶和独立动乱中，解放军坚定站在了西藏农奴们的一边，合力击败了农奴主的武装。
随后农奴制被宣告废除，农奴们集体解放，农奴们霸占的生产资料被分给农奴们，再过几年后又由纷纷转为了人民公社、翻身农奴们集体所有。翻身农奴们爆发了前所未有积极性，他们为建设自己共同家园，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投入了所有的精力。
（西藏山南农民焚烧农奴制度下的一切债务 ）
（入学的翻身农奴子女）
（西藏堆龙德庆县羊达乡农民庆祝“三反双减”）
（翻身农奴们的诗“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西藏翻身农奴喜分牛羊）
（西藏拉萨河南岸则巴村贫苦农奴旺堆领到土地证）
此时，民族和谐完美的实现了，翻身农奴们也不再愿意背上寺庙、宗教的负担，他们甚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体砸毁了一些宣传反动宗教文化的寺庙，主动的庇护汉族干部。藏传佛教主要也是在那个时期主动配合国家政策改良、修改的。
（1964年的电影《农奴》，描述西藏农奴从饱受农奴主剥削压迫的旧社会到最终获得解放的故事，演员本身就是解放前的农奴。这部电影受到当时国际无产阶级的剧烈反响，在日本六十年代长期霸榜）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对立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共产党宣言》）
事情很快起变化，1979对藏政策发生改变，中央明确发出了“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的信号。随着人民公社被集体解散，西藏公有制企业也被改革改制，“平反”工作也顺利展开到西藏，许多土地被退还给原来被打倒的农奴主。一些游牧区被划分为单个单个的区域承包出去。
西藏的贫富差距再一次出现，翻身农奴们重新成为了农奴。为了纠正过去“极左”路线的错误，主动迎接了流亡达赖喇嘛回藏，并雇佣藏族精英在学校里传授藏族文化，并给他们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的名额镀金，进入人大。并要求汉族干部要减少，援助西藏的资金应该更多的留给藏族干部。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指导路线下，“顽固”的保守着过去老一套的老藏族干部也被换掉。
全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与农牧民人均纯收人之比，1990 年约 2.8：1，到了 1995 年达到 4.56：1，2000 年则为4.84：1，2002年则达到5.6：1。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造就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口，西藏 67％的非农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保险，失业、疾病问题严重。因经济收入不平衡和社会不公，导致穷人和富人不来往，穷人仇视富人。阶级关系是民族矛盾的总根源，例如拉萨鲁固社区，尽管有工作机会，但是一些待业青年不愿就业，贫富分化强化民族差异；假冒伪劣商品已经在西藏找到市场，当地藏族群众认为假货都是内地汉人和回族制造的，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
失业、贫困无依的“翻身”农奴们，又重新把希望放在来来生，把本就不多的收入花在了宗教拜佛的寺庙开支上，交给了僧侣、活佛们。他们被这些藏族精英再一次利用了起来。
这些情况导致了新一轮的宗教狂热，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途径。早在 1979 年 8 月，达赖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参观团先去甘南﹑青海藏区参观，受到藏民热烈欢迎。到拉萨以后，成千上万藏人涌向参观团。他们大声号哭、磕长头、献哈达、争先恐后地触摸洛桑三旦﹑请求他摸顶。当后者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自此，分裂势力通过复兴宗教自然而然的摆脱了 70 年代走投无路的窘境，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一枚棋子。
（流亡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长期通过西藏内部宗教关系和帝国主义的扶持策划藏独，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藏人行政中央最高领导人等职务。）
2008年，直到恐怖独立运动的爆发，西方势力配合藏族野心份子势力再次重返，中央才再一次改变了对藏政策，在大力资金援助藏族精英的同时，又严厉的打压分裂的企图，把达赖喇嘛重新又视为了敌人。
直到今天，一些还没有援助的藏族普通同胞们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
(斯大林逝世后我国在天安门举行了追悼会)
随后，苏联的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赫鲁晓夫经过精心策划，以召开会议为幌子，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逮捕了政敌贝利亚，草草审判后迅速予以枪决，而后又将曾经支持过他的马林科夫等人一个一个地赶下台。赫鲁晓夫得以上台。
赫鲁晓夫上台过后，在苏共二十大做了一份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不仅深刻影响了之后的苏联，也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赫鲁晓夫大大的改变了苏联的内外政策。在外交政策上，推出了“三和路线”，强调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在对国际共运的政策上，提倡和平过渡、议会斗争的方式，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以及用扶持他国苏联的傀儡共产党的方式取代了共产国际的平等精神。
除此之外，赫鲁晓夫在苏联的经济路线到政治路线上还有许多的大变动。
这一切引起了我国最高指示的批判。
（最高指示对于赫鲁晓夫的部分批判）
中苏论战由此展开。在中苏因此交恶的环境下，我国率先拒绝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坚定的支持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拒绝用和平、议会斗争的错误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坚持了平等互助国际共运的原则，大力的援助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随后，为了全面的反对错误思想在国内和国际的蔓延，我国独创性的展开了在社会主义下对自身社会的阶级斗争运动。系统性的批判国际资本主义，援助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对批判自身。
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斗争，我国接过了国际共运的旗帜。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曾取代变了色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国旗，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发达国家中底层民众的精神图腾。
伴随着中国的“输出革命”，毛泽东思想在那个年代传遍全球，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在毛主义的支持下掀起民族独立大潮，《毛选》这时期成为了拯救非洲大陆指导思想。
（非洲的红色游行）
（法国“五月风暴”）
1968年的法国，“欧洲革命老区”同样是江山一片红，法国此时阶级斗争加剧，法国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酿成5月10日的“街垒之夜”，总人口5000多万的法国有1000多万工人罢工，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
（组织起来的学生们）
“五月风暴”中，学生、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中高举着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的画像，和“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等大幅标语；1967年的意大利亦然，都灵、比萨、那不勒斯等城市学生反对现行大学制度的罢课，逐渐演变为占领大学的风潮，到1968年已发展到频频与警察发生冲突的红色民运。
1967到1968年的日本，116所大学先后罢课。
1968年春夏，东京大学等的学生高举毛语录横幅，与冲进学校的警方紧张对峙；冲绳民众开展大规模反对美军与美帝国主义的游行。
（参与游行示威的日本民众）
（占领大学的全共斗运动学生）
(这一张照片是当时日本人民打出的标语要自己创办的“解放大学”，号召更多学子投身于革命之中。)
1968年春夏，东京大学等的学生高举毛语录横幅，与冲进学校的警方紧张对峙；冲绳民众开展大规模反对美军与美帝国主义的游行。
50年代末的美国，兴起“新左派运动”：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反战游行、环保运动，这些对抗麦卡锡主义的底层觉醒运动，其理论基础来自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但是现实指导则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运动。
1967年6月的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的学潮，使西德许多大学陷于教学瘫痪。
（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学潮）
整个60年代，几乎全球的学生和无产阶级都革命了起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还是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而世界工农学生革命的核心风暴眼，自然是在中国，正在轰轰烈烈“第二次建国”的中国。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断的失去可供剥削的地区，国内失业得不到缓解，经济增长困难，阶级矛盾不断加剧，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纷纷走上了夺取政权的道路。
只是，1976年，国际共运领袖在北京溘然长逝。不久之后中国的内外政策再一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改之前的对外政策，选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交往，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再支持内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路线下，吸取了私有制的“优点”，带头加入了市场经济，获得了西方阵营的认可。世界一干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学习苏联和中国的改革，陆续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到世纪之交全世界都重新回到市场经济的“怀抱”，六十年代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世界重新焕发生机。半个世界的“开放”，使资本主义各国重新进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世界左翼运动旋即陷入了沉寂。
（1979年前往美国访问的我国领导人）
种种行为，引起了全球革命共产党的不解，世界各国共产党又面临一次集体分裂、解散、改革、重组的过程。
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时，美革共还在党主席阿瓦基安的带领下，在华盛顿等地举行了反对邓小平访美的示威游行，甚至还组织过试图暗杀邓小平的恐怖活动。阿瓦基安因此遭美国政府逮捕，后被驱逐出美国。
全球各地的革命者虽然失去了国际支援，压力深重，备受打击，但他们依然坚持着正确的路线，坚持着斗争。
（菲律宾共产党红军）
（印共毛红军）
（尼泊尔毛派游行）
（失去土地的印度无地农民正在展开游行）
（尼泊尔毛派战士）
（印共毛的游击区和红色根据地）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8周年纪念日。
(开国大典老照片)
这为中国革命和全人类解放事业倾尽了一生的革命家，深受着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爱戴。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斗一生，把它发展了到了新的高度，指引着未来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他战斗一生，也廉洁、自律一生，他坚持着共产主义的品德，走的时候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分钱遗产。却为新中国牺牲了六位亲人。
(1929年，妹妹毛泽建牺牲，时年24岁）
毛泽建，1905年10月生，湖南湘潭韶山人，从小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做女儿。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受党指派与丈夫、共产党员陈芬在衡阳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担任中共衡山县委组织妇运委员。1928年初，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担任耒阳县游击队队长。
1928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毛泽建和陈芬先后被敌人逮捕，敌人杀害了陈芬。不久，毛泽建被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救出。面对敌人的猛烈反扑，为了不拖累同志们，身怀有孕和负伤的毛泽建坚决要求留在当地隐蔽，产后，不幸再次被捕。
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于湖南衡山县马庙坪，时年24岁。
(1930年，夫人兼战友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29岁)
杨开慧1901年生，1920年冬，同毛泽东在长沙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1930年11月1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35年，胞弟毛泽覃牺牲，时年30岁)
毛泽覃，1905年生，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人。受长兄毛泽东的影响，1921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到常宁县水口山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毛泽覃率部转战于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风餐露宿于山谷密林，不断寻找战机，打击敌人。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英勇牺牲，时年29岁。
(1943年，胞弟毛泽民牺牲，时年47岁)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生，湖南湘潭韶山人。1921年秋，在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半工半读，同时为党筹集管理经费。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邓发、陈潭秋等同志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毛泽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1946年，侄子毛楚雄牺牲，时年19岁)
毛楚雄是毛泽覃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子，1927年出生，毛泽覃牺牲时毛楚雄才8岁。毛泽覃牺牲后，其家人及毛楚雄与毛泽东失去联系。
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其首要目标是妄图围歼地处鄂东、豫南的中原解放军。
8月中旬毛楚雄随部队突围。毛楚雄与几位扮成商人的同志到达文家庙山村，当夜就借宿在农户人家。不料被当地伪保长发现。保长猜测他们中肯定有共产党，对他们进行严刑逼供。
面对严刑逼供，毛楚雄回答：“我是个学生，什么都不知道。”随后，毛楚雄和其他同志全部英勇就义。
毛楚雄牺牲那年仅19岁。他是毛泽东家族为革命牺牲的6位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1950年，儿子毛岸英牺牲，时年28岁)
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1月25日在志愿军总部驻地——朝鲜大榆洞牺牲。
毛岸英，1922年10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8岁时，由于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以后，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
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解放初期，任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他虽然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从不以领袖的儿子自居，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和普通劳动群众打成一片。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中南海正在执行一场秘密抓捕行动。与此同时，吴德带着北京市委几个书记和卫戍区司令员全部守在电话机旁，坐镇等候中南海的电话命令，以随时行动。晚九点，这个行动顺利成功，整个过程只花了35分钟，就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抓捕了。
虽然这个行动没有得到合法程序的通过就开始执行，但得到了当时领导人华国锋的支持。被抓的四人被打为“四人帮”，随后他们罪名也被一一“揭露”出来。
（特别法庭上的“四人帮”）
“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
“要问‘四人帮’如果得逞，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请看前一时期浙江省温州地区的情况。‘四人帮’在温州拼凑了一个地下指挥中心，为所欲为，使有的农村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集体经济瓦解，有的工厂企业被迫停工停产，出现了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投机倒把猖獗，贪污盗窃盛行。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危险情景啊！它极其鲜明地揭示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正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如果说同蒋介石的社会基础还稍微有些不同的话，那就是‘四人帮’培植和保护了一小撮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摘自《新华月报》77.7 P150右下，原《红旗》杂志1977年第七期，7.3.《人民日报》转载
（在中央要求下各地搜集揭露四人帮的材料）
（当时的人民日报）
在当时的官方纪录片《铁证如山》中，谈到四人帮的爪牙在福建大搞分田单干、家庭承包、自由市场，还赌博算命、烧香拜鬼、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等行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
本片具体谈到四人帮的福建党羽，通过行刑逼供等方式，殴打人民公社社员，在福建强行实行分田单干，如福建仙游县60%左右的土地被分到各户“单干”。绝大部分社员分到的土地极少，大部分土地被分给新的富农，这些多是地方官僚的亲朋好友。分田单干导致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仙游县一千多亩的晚稻，有八百多亩颗粒无收，大片土地荒废，变成了放牧场。
如，濮阳大队其中一个贫农分了两亩三分地，晚季只收到了196斤稻谷，以往集体生产时每年可分到1600斤，她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多么向往！泉州市罗溪公社贫农黄志一家五口人只分了一亩一分地，造成了生活极端贫困，老婆被迫自杀，最小的孩子也饿死了。这些情况都导致了贫富分化，让贫困交加的群众不得不被新兴资产阶级所奴役，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当时的官方纪录片《铁证如山》）
（《铁证如山》电影拍摄台本）
（《铁证如山》记录的破坏人民公社，导致年幼儿童失学帮助家庭从事农业工作的资本主义复辟罪行。）
（本片谈到，福建仙游县大搞封建迷信复辟，修建庙宇676座，包括圣母庙、城隍庙、土地庙等。说当地一个公社大队党委带头新盖了一座庙宇，花了一万多元，大办酒席一百多桌，闹了一天一夜。“这些早被历史淘汰的封建渣滓又乘机泛滥起来，四人帮及其亲信篡党夺权，铁证如山！”）
（本片强烈讽刺四人帮曾谈到的“闽南一股暖流”实质是资本主义复辟，大大小小的投机商成立自由市场，“在这股所谓“暖风”吹过的地方，黑市买卖、雇工剥削、流氓诈骗、偷演黑戏、贩卖票证、聚众赌博，乌七八糟，臭气冲天！”）
事情很快起变化，在“不换思想就换人”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路线下，国家对四人帮的“罪行”有了新的看法和口径，这些过时的罪名已经不能再被谈到，官方也不再允许播放《铁证如山》。
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实行，改革的春风从华南吹向全国，“来自闽南的暖风”这一条相关的罪名自然就变了。
82年开始，包产到户强制推向全国，又有一些罪名变了，四人帮从鼓吹分田单干变成了阻止分田单干。
由于平反工作的大规模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了错误决策，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条罪名变成了煽动和扩大错误路线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90年代开始，国家开始推行国学，又一些罪名变了，四人帮从造庙的成了砸庙的。
但不管怎么说，打倒四人帮，阻止他们进行“家庭承包”、“分田单干”、“搞市场经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毫无疑问都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提出，进行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及改革、改制公有制企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68年，美国波音公司研制成功波音747飞机，这是世界上第一架可以直接飞越太平洋的大型飞机。
（首架波音747原型机名叫艾佛瑞特城号，注册号N7470，至今仍在西雅图波音工厂附近的飞行博物馆里展出。）
这件事很快引起我国的重视。1970年7月下旬，最高指示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提出：“上海工业技术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
随后，上海市积极请战。经国务院总理批准，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8月27日联合批复发文：原则同意上海市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并纳入国家计划。该项目定名为708工程，飞机代号为“运十”。在这个批复同意上海造“运十”飞机。
（风洞测试中的运十模型）
这项计划展开后，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很快成立了七零八工程设计组，轰六副总设计师马凤山同志任设计组技术负责人，熊焰同志任设计组行政负责人。
运十设计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对造出什么样的飞机的问题上发动大家献计献策，讨论方案。有的主张用轰六改装，有的主张参照伊尔62，有的主张制造类似三叉戟客机，有的主张参考波音707，而主张参考三叉戟式样的为多数，由此取得了共识。设计人员绘出了三叉戟飞机的外型尺寸及内部客舱布置的草图，上飞厂职工仅仅用了30天的时间就造出了1:1的三叉戟式样木样机，供设计参考、内部协调之用，受到空军、海军、上海市委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一致好评。当时来参观这架木样机的人络绎不绝。
由于鞍钢宪法在全国的普及，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各工厂坚决贯彻三个“三结合”，即“设计、工艺、工人”三结合，“设计院、工厂、用户”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研制初期，工艺员就进驻“708”设计组，充分了解设计构思和要求，设计人员充分听取工艺人员即有经验的工人师傅的意见，使设计变得合理。工艺师、工人了解了设计意图，及早制造了工装，进行了工艺准备，既大大压缩了试制周期，又保证了制造质量。用户及早进驻(王金大同志在1970年底就进驻上海飞机制造厂)，参与设计、制造，试验过程中又得到用户的大力支持，设计更加可靠和适用。各附件、标准件生产厂家、研究单位都实行三结合，成立“三结合”攻关组，保证了各种资源有效利用，攻克了技术难关。
作为主力的上飞全厂先后组织了350多个三结合小组，先后攻克了虎克铆钉、环槽铆钉，抽芯铆钉，高强度螺栓、超高压无扩口接头、大型镁合金禁翼壁板浇铸、装载50吨航空煤油整体油箱，不锈钢超薄壁(0.4mm)大口径(150mm)管道的弯制、超长大梁的机械加工和热处理、各种表面处理(如化学铣切，硬质氧极化镀镉钛除氢处理)、大型锻件加工，起落架锻打、焊接、探伤、总装及试验等等，特别是对重庆西南铝厂的铝合金板轧机进行改装，使该厂在1.5米的轧机上轧出了1.7米的大型铝合金板，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据1980年统计，全机使用材料415项，其中新材料76项，占18％，选用标准955项，其中新标准164项，占17％；选用成品435项，其中新成品305项，占70％。
350多个攻关组至1975年底基本解决了“运十”飞机在研制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这些项目有的得到航空部、科技部的大奖。“运十”飞机研制的三钉，高强度镙栓，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已达当时美国的标准。“运十”飞机研制成功雄辩地说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三结合进行技术攻关，是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有效方法。
（装配中的运十）
据统计，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3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参加了“运十”飞机的研制。
研制各种新型材料、各种复杂机载附件的厂家遍布全国。各单位接到任务后组成三结合攻关小组，攻克了许许多多技术难关，许多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例如：电机恒速装置由南京511厂研制成功，使电机转速保持在每分钟400±2转的超高水平上。上海电子物理研究所研制的航行气象雷达，能看到250公里以外的气象条件。783厂研制成功了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其他厂家研制的各大附件也都先后取得了成功，有的产品现在正广泛应用于歼击机、直升机，有的项目还得到国家的奖励。
（上海飞机制造厂前身：军委民航局机械维修厂上海分厂）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十”飞机研制过程真正做到了一厂一角，百厂协作，一厂一件，百厂成线。每个厂、每位职工都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作出自己的贡献。
经过上飞全厂7000名职工的长期奋战。1976年9月23日，第一架“运十”飞机在全厂职工和家属的祝福声中装上火车，隆重出厂。
（推出总装厂房的“运十”飞机）
从1972年1月15日，中央军委批准“运十”飞机翼吊四台发动机方案，至1976年9月第一架静力试验机出厂，中国仅用了四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同欧洲空客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空客的制造速度。
在他们手中，飞机本体100%国产化，机载附件95%国产化，造出了大型涡扇八发动机及试车台架。
1976年第一架“运十”飞机出厂，运往陕西省进行静力试验(也称为全机破坏试验)。1980年9月26日，第二架“运十”飞机在上海试飞成功。第一架“运十”飞机在陕西的静力试验中，机身达到105%的设计载荷，机翼达到100.2%的设计载荷，完全满足安全系数，“运十”飞机上飞机本体原材料100%国产化，包括所有的高强度钢材，铝合金板材、型材、大型锻件，起落架完全国产，机载附件95%国产化。这四大指标记录保持至今已超过四十年。
第二架“运十”1980年9月26日首飞成功，在上海多次试飞后，先后飞去北京进行汇报试飞，以后又飞至广州、昆明，并以最大的起飞重量110吨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运十”满载中央各大媒体记者、上海市有关领导、试验人员，于1983年11月4日上午8时57分从上飞厂起飞，巡航高度11000米，航程3600公里，逆风耗时4小时48分，回程顺风仅用了3小时42分。验证了“运十”巡航性能良好，所有系统工作正常，实用航程达到8000公里。
（飞行中的“运十”）
（1979年访美的我国领导人）
由于领导核心的变化，情况很快发生改变。虽然“运十”已经通过了种种严苛的测试，但新任领导班子还是认为自己完成这样的项目耗费太大，不够安全，技术不够成熟。
紧接着中央提出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指导思想。随后，上级再也不发下用于总装第三架“运十”飞机的经费，要让“运十”飞机停下来，与美国合作总装MD-82飞机。
根据原本的试飞大纲，“运十”客运大飞机没有载货试飞拉萨的项目，但1983年12月国家经委要求处于试飞状态的“运十”飞机执行货运拉萨的任务。从1984年3月9日至16日，“运十”先后7次为驻藏部队藏族同胞运去急需的物品。在7次货运拉萨的飞行中，未产生任何故障和事故，十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运十”飞机是世界上第一架在试飞阶段货运拉萨的飞机，它经受住了考验。
具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美国麦道公司亚太公司总裁、美籍华人张镇中成功游说了当时的中国民航总局，要求中国民航不要购买虽然价格便宜但“问题严重”的“运十”飞机，去购买优质的美国飞机。
此时上级也要求上海飞机制造厂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MD-82飞机，并三令五申，多道金牌要上飞按美国FAA的要求整改，让出厂房，为与麦道合作创造条件。
上飞厂被要求为美国麦道公司打工，组装MD一82飞机。设计队伍无事可做，三结合攻关组相继解散，制造能力大幅下降，部分职工被迫转行或下岗，有的被等待退休。
(转而为美国航空公司生产飞机配件的上海飞机制造厂)
中央希望想通过与美国合作，学到对方军用飞机的技术，结果却连军用飞机的大门都没能进去，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无耻欺骗。
从1980年9月26日第一架“运十”飞机飞上天，之后40多年，没有一架大型国产民航成功运行，大飞机研制走上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道路。
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名工程师联合签名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呼吁：不要花巨额外汇组装MD-82，建议在“运十”的基础上发展我国民航工业。这一系列强国愿望和强国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发来的是一道金牌，严令按美国FAA要求进行腾清厂房，否则各级干部就地免职。
在无奈之下，在职工的一片悲愤之中，成千上万吨的“运十”飞机的型架、工装、模具，从为“运十”飞机而建造的厂房中搬出，堆放在露天广场，任凭日晒雨淋。最后，这一批凝聚航空精英无限智慧的大型型架、工装作为废铜烂铁送进了炼钢厂的炉子。第三架“运十”飞机，成了MD-82飞机练习的靶子，新工人在上面练好技术后再上MD-82操作。初生的“运十”飞机遗弃后又被中国民航总局要求从机身上拆走了四台发动机。
（被遗弃在大场机场的“运十”）
美国麦道公司在美国财富杂志上毫不掩饰地说：“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
“运十”之后几十年来我国没有一架全国产的大型飞机做强度试验，没有一架全国产的大型飞机飞上蓝天，我国的民机市场被波音、空客占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本已缩短了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由于“运十”的夭折，航空工业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加工工艺的研制处于停滞状态，一批企业转产或停产，甚至被解散。许多独立自主时期的生产线被下令拆除，上飞厂液压件制造、表面处理、热处理、地面设备制造等车间被剥离出去，这些等等的国有资产被改制为了私人资产。原厂区面积大大缩小，一部分如今开发为了房地产。原工厂的工人们被迫下岗、待退休，过着艰辛的生活。
（位于西北工业大学的运十机舱）
（C919）
2017年5月5日，宣称国产化率具有50%的C919型号客运大飞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飞，标志着中国似乎再一次拥有制造“国产”客运大飞机的能力。
原定2021年1月交付的C919，由于美国等国家对飞机配件供应的单方面中断，再一次了无消息。中国民航只好再次下单给美国公司。
新中国自成立初期，领空时常危机。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国家安全上，都迫切需要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早在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建立空军的任务。
从苏联早期的援助开始，新中国的空军展开了迅速的发展。
（正在训练的伞兵）
（歼教-1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种喷气式飞机，也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种飞机，在新中国航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仿制成功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7高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的基础上，航空工业局决定开始进行飞机的自行设计。1958年7月26日于振武驾驶首飞成功，从图纸发完到首飞上天不超过100天。）
但好景不长，随着六十年代中苏论战的越演越烈，苏联和新中国开始交恶。我国很快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空军发展道路。
随着我国公有制工业不断的发展，新中国的空军不断涌出各种各样的新武装。
（歼-6是中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中国产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在各次实战中，歼-6共击落20多架各型飞机，而自己没有一架被击落。2010年6月12日歼-6战斗机正式退出中国空军装备序列）
上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珍宝岛战役的爆发，北边的苏修帝国主义成为我国的又一敌人，对于当时的中国空军而言，迫切需要一款能够执行战略核打击任务的重型轰炸机来保卫祖国疆土不受侵害。当时仿制的轰-6虽然已经投入批量生产阶段，但是介于轰-6中程轰炸机和战术轰炸机的定位，其难以扛起大旗保卫祖国疆土。
由于中国军队的战备需求，上世纪70年代，中国空军开始寻求战斗力更强大的新型战略轰炸机。这一需求下，中国开始以西安飞机制造厂制造的轰6中型轰炸机为基础展开设计，包括在机翼根部改装两台，以及在左右机翼中部各加挂一台“斯贝”Mk.512-5W涡扇发动机，从而改善发动机的经济性来增加飞机的航程，以及提升轰炸机的动力性能，而这一型号最终被命名为轰6I。
（载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轰-6Ⅰ）
这一计划开始于1971年2月，1977年完成总装，最终在1978年初，轰6I首飞成功，在试飞过程中，轰6I整体性能表现还算比较满意。
由于更换了斯贝Mk. 512-5W涡扇发动机，在油耗和推重比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轰6I的海平面最大爬升率，由轰6最初的18.6米/秒，增加到29.7米/秒，提高60%。最大航程也从5760千米，增加到8060千米，作战半径从3600千米，提高到5000千米，因此，改进后的轰6I基本上可以满足中国空军对远程目标的作战需求。
不过，由于斯贝Mk.512-5W发动机的来源难以保证。最终，轰6I在改装1架后，便停止了后续的研发。不过，轰6I所积累的相关数据，对后续轰8轰炸机的研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中国新型轰炸机被命名为轰8，它作为轰6的放大改进版，对轰8的设计要求以战略使用为主，也可用于战役或战术用途。可以搭载常规武器、空地导弹、核弹等武器，可在复杂气候条件下、夜间使用，可以打击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要地，或者轰炸敌坦克群、炮兵群、海上舰队和大型舰艇等目标。轰-8的打击范围已可以威胁美国本土，它将采用国产研究的发动机。
从已经公开的资料可以知，最初的轰8战略轰炸机装备4台翼吊式910甲涡轮风扇发动机，或者6台JT-3D型涡轮风扇发动机道，机长48.5米，机高13.85米，翼展46.47米，空重65吨，正常起飞重量155吨，最大起飞重量163吨，最大载弹18吨，最大航程为11000千米，巡航速度850千米/小时，最大升限14000米。这些数据达到了当时先进水平，具有了洲际战略轰炸机的标准，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这件计划生产计划由于国产发动机的原因和民营大飞机项目“运十”的原因被暂时搁置，中央决定先解决民营大飞机项目“运十”作为积累。
1976年第一架“运十”飞机完成，光荣出厂。在通过全国一厂一角，百厂协作，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的配合，我国成功制造除了第一家纯国产的民用客运大飞机。成功制造出了涡扇6和大型涡扇8发动机。对轰8轰炸机的研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比“运十”制作难度更低的轰8战略轰炸机也有了实现的希望，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空军武装生产计划。
（“运十”飞机）
但，事情很快起变化。已经成功的“运十”因为种种原因被拦腰截断，紧接着中央提出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指导思想。此时的中央希望想通过与美国合作，提出“用市场换技术”的口号，用民用飞机的市场来换取美国军事科技的技术等。
（访美的我国领导人）
因此，国内众多飞机制造厂被要求配合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生产计划以及企业改制，如上飞、西飞等。
在国防科研部门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过程中，许许多多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企业员工包括技术人员在一系列诸如“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等口号中被迫下岗。缺乏生计、没有保障的他们陷入贫困，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选择了加入欧美军工企业工作为西方研究武器。
伴随着公有制经济的瓦解，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代替，这些空军项目更是被看作为了没有必要的浪费产物。涡扇8陆续的生产计划和陆续改进研究自然也被终止，也让本可以使用涡扇-8作为动力的轰-8重型战略轰炸机彻底看不到希望了。
“下马风”很快开始席卷中国空军。除了轰-8重型战略轰炸机，仅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其中主要有：1.远程轰炸机；2.对地强击机；3.空中优势战斗机；4.大型军用运输机；5.武装专用直升机；6.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
国家开始集中财力发展市场经济，大力促进企业改制和投资私营企业的发展，军队军费预算自然大幅削减。我国空军的几大重要方面的独立自主发展进展全都遭到拦腰打击。
但，美国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多少就无耻翻脸，最终在90年代初期，美国就宣布停止一切对华军事交流合作。我国军事科技的发展因此遭受到了冲击，走了一段弯路。
（轰-6K远程轰炸机）
2015年9月3日，9架轰-6K“战神”远程轰炸机组成气势恢宏的空中梯队，列阵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这是中国新型轰-6K轰炸机部队首次公开亮相。
轰-6K轰炸机是在四十多年前的轰-6基础上重新开发出了一款新型的远程轰炸机。他的性能成功超越了轰四十多年前轰-6I。最大飞行重量达到了95吨，最大载弹量15吨，最大航程9500公里，最大作战半径：4000公里左右，可打击6000公里外的地面固定目标，一次发射量108枚炸弹。
但和以前的战略轰炸机轰-8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空军至今还缺一款能达到轰-8性能的战略轰炸机。
（关于宣告的正在开发的轰20的想象图）
（在天安门举行的斯大林同志追悼念会）
随着共产国际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去世。为了防止我国出现像苏联那样领导人死后后继无人的问题，我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随即展开了对后续接班人的确认和提前培养。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式选举出几位中央副主席，确立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领导职务。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八大”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小平则在本次大会当选为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中央日常事务领导体制由此确立。
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新官上任三把火。1958-1960年间，我国积极的展开了“大跃进”运动。许多方面取了成绩，有所成就。但在具体执行方面，也有失败的地方。如“共产风”、“浮夸风”等，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选集作为官方最重要的文献，记录领导人文章等重要讲话。翻开《刘少奇选集》从58年5月30日至61年5月7日重要时间段，不知为何竟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邓文选》从58年4月7日至61年10月23日，出现了三年六个月的文献空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但，我们仍能从当时的资料中，查出许多痕迹。
“大跃进”这个名词首见于 1957 年 11 月 18 日《人民日报》社论。从八大过后，该社论只经过第一中共中央刘副主席和国务院周总理审阅，不经过党主席毛泽东。
1958 年 4 月，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曾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人一道谈共产主义，说“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谈话内容很广泛，如托儿所、生活集体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等等。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
“妇女的解放，包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摆脱家务就要普 遍建立公共食堂。”接着他举例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 200 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 200 多人作饭，办起食堂后，只需 40 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见《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一文。
这就是“大锅饭”的根源，由当时的一线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由中央领导人直接推动，“大锅饭”很快风行全国。导致当时产量还不够高的粮食，上半年就被胡吃海喝吃光，下半年又缺乏粮食。而这之间对粮食的统一征调工作又过分夸张，也就是“浮夸风”，导致后来集体食堂的粮食根本不足。是不重视当前客观生产力的强行改变到错误生产关系的行为。
7月5日，他在与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时曾乐观地说： “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金冲及《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7月7日、8日，他视察了河北武清、香河两县和天津市。他边听汇报，边与河北省、天津市和有关县委、街道负责人谈话说：“总的精神，就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河北省档案馆藏《1958年7月14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天津市委书第 123 页共 551 页记处联席会议记录》
他乐观的预测，我国很快就能赶超美国，并且共产主义不远就能来到。
河北徐水县是个穷县，土地贫瘠，1957 年亩产量才 200 斤。在他的要求下，河北徐水县成了第一个共产主义试验田。
据《光明日报》1958 年 8 月 4 日报道,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来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 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他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听到亩产万斤时，他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一时全国上下纷纷放卫星，产量成了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个讲话一出，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一千几百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浮夸风全国之最，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于不会农活的他来说，这些情况此时似乎都是真的。
而当时党的总书记小平同志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1958年10月8日小平同志在天津接见亩产十一万斤先进代表时留影。戴帽者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他旁边光头是刘澜涛，黑衣者是小平，小平身后白视衣者为杨尚昆）
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 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1958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
小平同志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这个县明年农业生产作了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2日。
除此之外，还下达许多导致之后各地盲目减少耕地面积，追求高指标错误的指标命令，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问题。
如“就深耕问题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拔掉了白旗，插上了红旗”—《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2日
除了作为中宣部长掌管当时一切舆论和作为党的总书记行政命令下级外。小平同志还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他将达不到高指标的上升到政治认识和路线斗争层面，在反右扩大化的恐慌阴影下，这是最让各界官员和知识分子忌惮的。因此，小平同志的“浮夸风”指示往往具有极大的震慑力，甚至具有强制命令的效果。对于那些积极配合他讲话精神的地方领导，都大加支持和保护，助其升官。
而在这样“浮夸”的基础上对农民粮食进行按比例征收，毫无疑问马上就引起了粮食紧缺问题。
在导致大饥荒的省级领导层面，有五位“地方大员”，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面对全国各地上报的离谱的粮食产量，毛泽东同志早就高度怀疑，多次宣告地方不要吹牛。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 300 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 9000 亿斤粮食，最多是 7000 亿斤，把 7400 亿斤当数，其余 1600 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 10 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的工作会议。
由于当时给最高领袖的信件都要经过当时的总书记小平同志的手，在失去直接信息来源的最高领袖不得不自己亲自收集农村的真实情况。
他不仅亲自下乡考察。为了防止各地“通气”来准备对付，搞清楚实际的亩产量。他让自己信得过的秘书田家英带领秘书室的戚本禹、逢先知、李学谦、骆文惠，1959 年初亲自到四川农村去种试验田，作为诺大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不得不用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来了解实际的国情。
（当时席卷全国的“共产风”，超出当时客观生产力水平的公共食堂是其中一个表现）
之所以选择四川，是因为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报的四川最高亩产量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要田家英等五人去四川省，找最好的地，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方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播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粮食。打下的粮食也要自己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能少一斤，回来上报。这一行五人，在四川新繁县大丰人民公社分散到不同生产队种植早稻,戚本禹是其中农业耕作经验最好的，据《戚本禹回忆录》，最后实际亩产量是 500 多斤。这在当时是较高的产量。最后，由戚本禹等三人向毛泽东提交了亲自种植考察报告《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毛泽东因此对李井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立即制止“浮夸风”、“共产风”等行为。
1960年11月,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随后要求退还一切多征收的粮食。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 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而一见出现问题，他们马上就一改前声。
为了避免出大问题，小平曾对李井泉讲：“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于是，李井泉1959年他强制四川的粗票作废，将群众辛苦积累的保障作废，大量抽调四川粮食支援全国，所以，四川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之一。
在去庐山会议的路上，田家英曾向李井泉提及四川饿死人的事，李冒出了他的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大办集体食堂的吴芝圃书记）
再比如，河南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当时中央反右领导小组配合，在河南大搞反右扩大化，大炼钢铁和没有科学论证下的大修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行为，在农业上“放卫星”，在信阳地区用特别手段对待饥饿的农民，导致河南饥民逃荒要饭遍布全国，许多人口饿死。官方数据显示河南饿死 150 万，特别“信阳事件”死亡大概 120 万。（现在官方资料另一说为许多消失人口为迁徙和逃荒，实际死亡人口40万）。
这样的人，他们之中许多在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也有少数通过各种方式躲开成为例外。
吴芝圃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揪斗清算，死于 1967 年。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俨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在小平同志指示下，主持平反具体工作的耀邦同志）
但，事情很快其变化。随着新的指导思想提出，平反工作开始展开。
1979 年 1 月 24 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新任中央实际领导人高调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当年其他的“浮夸风”大将。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们的平反追悼会）
而今天，浮夸风已经变成了他的错误，在我国的官方引导下，各种各样对他的谬论层出不穷，而官方却无人指出错误，任其传播。相反关于共产风的详细资料，官方早已不再公布进行销毁。
而平反后还建在的一些“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同志们，如“李井泉”，他们受邀请参了与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讨论，对毛泽东同志下历史评价。
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以及反右扩大化和极 “左”思想的破坏时，全党引导全国人民将当年的责任推到了已经没法自我辩护的毛泽东同志身上。
毛泽东同志似乎成为了亩产万斤“放卫星”、大食堂、“共产风”等行为的推动者，及罪魁祸首。
今天的《人民日报》在线数据库等，已都不完整，刻意去掉了这段时间有关农业发展和 “共产风”的一些报道，尤其是当时具体领导人的活动和讲话的新闻报道。
作者：易澜
旧中国虽然是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长期以私塾教育为主，被封建贵族和地主们垄断着教育。他们用及其反动、落后的知识长期愚昧中国人民。
据20世纪初清政府的统计，在《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中提到，“全国粗通文墨者仅300万人”，而当时全国已达到4亿人口，全中国人口识字率竟不到1%。
从清政府1861年洋务变法开始，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新学，但从来不是独立自主的，旧中国的各种新学，绝大部分是由外国官方或外国资本投入创办的，如清华大学前身就是美国从中国政府的赔款中拨款建立的。
旧中国最闻名的九所大学，八所为外国人创办。如岭南大学，它的前身是格致书院，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建立的。岭南大学。它的前身是格致书院，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建立的。之江大学，这所学校也是美国人建立的。燕京大学，美国和英国基督教教会在北京创办的大学。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全英授课的学校，也由外资创办。
这些教育的本质也是以少数人的需求为主，主要是高等教育方面。普通的家庭根本无法承担昂贵的新式学校的费用，除了传统的封建贵族、地主垄断新兴教育名额外，新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这些教育服务中国的传统和新兴精英，并且高等教育主权上被西方牢牢控制手中。虽然自然科学在中国开始了一定程度上的生根发芽。但我国此时的教育仍然在世界垫底水平，随着从清末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后，我国教育从落后于世界，变为了即落后世界又被列强殖民控制的地步。
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中国教育一直如此。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就算在清朝灭亡后的36年中（1912-1947）仅毕业大学生约21万人，每年平均约5800人。旧中国科学技术极其落后，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很多有志于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也只能海外飘零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服务。
（开国大典）
时代很快得到改变，1949年，新中国建立。
新中国初建时，总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新中国大力创办大中小学，普及基础教育，进行群众扫盲。
建国后，我国对教育体系马上有了大动作。为了统一全国的教育体系，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国家的行政、教育或文艺机构之中，很多具有行政级别，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极大地提高，有“三名三高”之称。
随着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土地地主所有制，废除了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在全国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开始对尝试农民的孩子进行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同时，教育和医疗在不断的普及，城市和农村都在逐渐实行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城市工人还享有免费的住房。
此时我国也得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1950年，我国最高领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共同签署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联允诺为新中国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援助的形式除了贷款之外，还有各类商品、仪器以及工业材料等等。在1952年，苏联政府再次慷慨地向中国提供了855万卢布的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我国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一时期，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目”便横空出世。“156项目”是苏联建设的156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的总称。相比西方，此时的社会主义苏联在帮助中国进行“156项目”建设期间，不计成本不图回报，很多工厂都是苏联政府自己掏钱建设起来的。
在“156”项目期间，苏联向中国派出了很多专家来帮助中国进行全方面的国家建设。在1954到1957年三年内，苏联向中国派遣了将近5000名各个行业的专家来援助中国国家建设。
苏联向中国派出的专家中，也有很多人专门从事中国各大学校的教育工作，他们对新中国各行各业的人才培养贡献巨大。从干部技术人员的培训到主动帮助中国人翻译文献材料，苏联人的身影随处可见。
如，苏联教育专家在原先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帮助中国建立起了中国人民大学，短短几年时间内，这所学校就成为了新中国为数不多的正规高等学校。这所学校建设初期总共开设了140多门课程。以苏联教育者为主导建立的就将近100门，苏联专家们还无偿为学校编写教材和讲义，教材共计100多种，累计超过50亿字。
（斯大林时期援华的苏联专家）
在一五计划期间，小学入学人数从 2600 万增长到 6400 万，大学入学人数从 12 万增长到 44 万。
但显然，中学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十分有利于城市学生，尤其是特权阶层的子女：旧资产阶级、党政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些高收入家庭最起码可以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和资源。同时大学培养出的人，又成为了享受特权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互相勾结，学校把名额留给干部意图获得政治资源，干部照顾部分学校意图获得给自己家庭的特权名额。
这种现象被我国最高领袖注意到。
随着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交恶，对华援助不久后取消。我国教育也开始要求彻底的独立自主发展。随即也指出要求清除学校中的资本主义性质，要把更多的教育资源逐步的转到农村去，去乡下办社会主义学校和共产主义大学校。
（文革期间对教育方面的部分路线指示）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教育体系做了许多的探索。
许多知识份子被要求下乡，他们被人民公社赡养，负责落后地区群众的教育工作。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地方大搞群众教育，“红专”大学、夜校、业余教育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半工半读”计划纷纷出现。地方办教育主要目的是为农民提供开办农村地方工业所必需的基本技术知识和基础文化知识，并推动在农业生产中进一步采用现代技术。公社还大办幼儿园、小学，同时期各公有制企业也建立起了各式各样的附属中小学，使得中小学普及率大大提高。
（文革时期的一本教科书）
（文革期间的部分教科书）
高等教育方面，为了保证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在WG期间鼓励学生造反夺权，特别针对旧学校的夺权。实行免费教育，学费由地方政府、人民公社或公有制企业全部承担，要让学校的教育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学生，缩短学时，主要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废除只靠应试考试来决定命运的资本主义教育方式。
干部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特权也被取消，很多走后门的现象被严厉批判。
随着最高领袖“五七指示”的执行，一边劳动，学习服务于劳动，当地劳动者随时可以就读，又随时可以结束学校生活出去工作，不限年龄，不限职业的共产主义大学校在农村建立了起来。农村的高等教育开始初步推行，人民公社的机械化，和农村的工业化的陆续开始展开。
到六十年代末，我国以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部免费。
（江西的一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从1949年建国到 1976 年，中国识字率从10%增长到90%。
同时我国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为中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基础，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的3千多所。而这样庞大的科研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是唯一的，在全球范围来看，也只有美、苏拥有这样齐全的科研门类配套。这些院所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设备及零部件国产化、跟踪国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情况很快起变化，1977 年 8、9 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肯定了文革前的教育科研战线和教育体系。旧教育制度得以恢复，教育制度完全回到了文革前。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应试成绩成了主要标准，后来成了唯一标准，知识分子也开始逐步回城工作。
随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提出，市场化经济建立。住房、医疗、教育资源越来越按照市场的逻辑进行分配，也就是利润最大化。
更多教育资源被集中到了少数大城市。在城市中，又集中在贵族的学校和医院中，这些都是平民无法企及的。就连最普通的教育和医疗都成为了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因病返贫的事例在中国层出不穷，因为穷上不起学，也屡见不鲜。
197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6.8%的历史高点，随后却连年停顿在这一水平线以下，一直到1987年，才恢复到97.2%。
而在中学方面，初中毕业升学率在1975年为60.4%从此再没有达到过这一数据。
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976 年为 22.4%，1977年为历史最高点达22.7%,后来再没达到这一比例。
在校中学生数，1977 年为历史最高点，达6779.9万；小学在校学生的历史最高点为1976年，达1.5005亿。至今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从来没有达到过上述数据，因学费负担而辍学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些偏远农村的教育问题更是严重，由于教育人才的缺乏和地方教育经费的不足，农村的教育基本是亏本买卖，地方政府根本不乐意办好中等教育，能不能读上中学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今天依旧贫困、缺乏中高等教育的四川大凉山地区）
留学方面，1959年4到5月新中国第一次留学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上公布,1949年—1958年期间，我国共派出留学人员1万多人，目的地尤其以苏联最多。已经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达9000余人，这一比例占到了90%。计划经济时期，他们往往回国就能得到较好的待遇和专业对口的工作。
而1984年随着西方对中国留学的大门彻底打开，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逐年增高，到2007年达到了14.4万人。这中间主要以公派学生为主，其中1978年到2000年间，公派留学的人数占到70%的份额。随着全国私有化的展开，工作强度大，社会福利低和就业不对口等问题，直到07年，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比例却一直维持在30%左右甚至更低。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比例。
依托新中国的早期基础，和大量知识份子返回城市。农村虽然破败了，但城市集中了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城市高等教育规模得以继续发展，成为改开后教育方面最主要的成就。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它也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高昂的学费，各种收费的学习资料，补习班，学杂费等等，它不仅在占用学生越来越多的时间在课本上的同时，也增加着每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
据《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统计，38.8%的家庭用于子女校外教育和培养的投入占家庭年收入的2-3成。48%的家庭教育支出占到40%。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40%以上的，占比接近7成。
如今，教育和房价、医疗一起成为改革开放后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
作者：易澜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仍然保持了种种丧权辱国条约，继续被列强商品倾销、资本控制，经济主权上受列强支配。
（仅仅只是国民党在抗战开始后与美国签到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条约，毫无疑问都加大了中国人民的重负，也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压力。
如1947 年，国民党政府财政总收入约14万亿元法币，总支出却为43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近70%。
而此时期，作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却逐步壮大，过着骄奢淫逸得生活。
陈伯达所写的《中国的四大家族》一文中，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借抗日战争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
（驼峰航线运输队）
（驼峰航线）
此时的中国沿海大片土地沦陷，驼峰航线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外援通道。
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作，和大发国难财，而当时国民党很多人利用这条航线来满足私欲，其中还包括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抗战开始之后，由于国民政府迁都到重庆，这里对外联系不方便，所以很多物资都无法满足宋美龄的要求。比如宋美龄喜欢穿旗袍，有众多的旗袍衣服。她喜欢喝牛奶、而且喜欢弹钢琴、穿戴一些贵重的首饰等等。但驼峰航线出现之后，可以说为宋美龄提供了大量的私人物品。
（宋美玲）
为了给宋美龄准备牛奶，当时通过驼峰航线运来了奶牛。为了买钢琴占有了大半个机舱。当美国飞行员发现之后，干脆谎称飞机因超载发动机故障，将钢琴抛出舱外。有时候问她运输的一些小玩意和首饰都能占用整个飞机。
这条航线当时可是我国抗战的物资命脉，是我国抗战重要的物资支持来源。两国飞行员可是用生命来开辟这条航线，无数人在航运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他们发现自己运输的东西仅仅是为了满足私人的需要，纷纷试图抵抗原命令，有时当他们发现里面不是支援的物资之后，有时直接抛下，或者当场就毁坏了。可见，就连美国人对宋美龄的这种行为是非常不满。
（蒋介石和宋美龄）
为了弥补政府亏空和抗战军需，以及国民党各级官僚大发国难财进行贪污腐败的需求，他们只得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巨额赤字。
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法币改革”，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伪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伪中国农民银行。1942年7月1日起，法币的发行权统一于伪中央银行）；并宣布所有白银和银元的持有人，应立即将其缴存政府，照面额换领法币。
从法币改革到抗日战争前夕，法币的发行额增加到三倍以上。截至1936年6月为止，搜刮人民的白银就达二亿二千五百万元。上海等地的印钞厂全力赶印仍不敷供应，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然后运回国内来搜刮老百姓物资。这样做的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而此时期官营资本总额占比从1936年的11%暴增到46年的80%左右，无数中小企业被收购，搞得就连中小资本家们也怨声载道。国民党的统治基础逐渐瓦解。
（用国民政府金圆券交易的情境）
抗日战争期间，法币的发行额更加迅速增长。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为1937年7月抗日战争发生时的三百四十余倍，同一时期的物价至少上涨了二千倍左右。抗日结束后，国民党又发动了国内战争，这就不能不更加大量地增发纸币。从1937年6月至1948年8月21日法币崩溃为止，法币发行量上升到四十七万倍，同一时期上海的物价上涨了四百九十二万七千倍。大量发行的结果，法币急剧地贬值，1948年8月法币的购买力只有战前币值的五百分之一。
1937年——1949年100元法币的购买力变化如下：
1937年 可买黄牛二头；
1938年 可买黄牛一头；
1939年 可买猪一口；
1941年 可买面粉一袋；
1943年 可买鸡一只；
1945年 可买鸡蛋二个；
1946年 可买固体肥皂六分之一块；
1947年 可买煤球一个；
1948年 可买大米两粒
1949年 可买一粒大米的24.5‰，
其贬值速度简直超乎人们的想象。
他们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首批进南京城的解放军士兵）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占领南京总统府）
很快新中国没收官僚资本，到 1951 年官僚资本全部没收完成，而在朝鲜战争中，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中国相应的征用了美帝国主义全部和英帝国主义部分资本，而很多外资企业也因为经济封锁放弃经营，到 1954 年初，中国的外资企业已所剩无几。至此，在中国，金融、商贸、运输、重工等命脉行业基本都实现了国营。在1949年-
1950年，政府还通过统一财政、集中物资、打击投机资本、加强市场管理，稳定了物价，保障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使经济得以快速恢复。
这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在恢复了战前水平的基础上，稳步上升。财政和金融达到了统一，市场秩序得到了整顿，物价得到了稳定。工农业生产都恢复到了抗战前的最高水平。1952年农业总产值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41%。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粮食16392万吨，棉花130.4万吨。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我国还进行过三大改造。各个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逐步暴露出开始出现官僚主义、官商勾结、精英主义倾向等弊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继续进行了伟大探索。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3月22日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并把这些原则称为“鞍钢宪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鞍钢宪法）
WG时期，我国更是号召各地劳动群众积极夺权，改变旧生产关系为适合劳动群众的生产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生产关系上的一次次革命，到WG时期，我国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这是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
各公有制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免费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实现，物价也彻底稳定。
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 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
但事情很快起变化。
1978年12月13日，一位领导人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号召全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中国从经济到政治、军事、外交再一次进行全方面的“变革”。
1984 年 10 月 20 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基本确立下来。
许多大的变化出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成为了发展方向。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具体政策、法规，落实商品经济改革。
国企通过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将税后利润作为企业留利，全部留给企业，工商业企业同步实施，全面实行拨改贷。这些改革使得国企领导拥有了类似私人企业主的权利，开始受资本积累的驱动，而不是受计划经济的统一计划管理，这样的“国有制”改革也备受各地领导负责人的拥护，迅速在全国推广起来。
随后，国企展开了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的改革，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这一改革受到了企业干部、职工的强烈抵制，为顺利推进承包责任制改革提供组织保障，我国以“四化”为核心的干部管理体制改革，以“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指导思想，换掉了各地不支持改革的“思想落后”的老干部。
随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明确提出“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主要内容有：厂长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厂长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厂长提出工资和奖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业享有劳动招工权，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厂长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包括“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等。
承包责任制是一种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承包者与所有者共同分割收入的一种形式。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所有权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权；厂长独揽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获得了可以开除工人的无上权力。
资本在企业中取得了主导权，开始按照获取最大剩余价值、最快增殖的逻辑发展，即追逐所谓“利润最大化”目标。但法律又规定占有国企的剩余价值是非法的。于是乎，管理层盗窃国有资产、私开小工厂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许多官员通过贪污、低价转卖原料、设备、产品给自己的“小工厂”，挖走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填满了自己的腰包，却使得国企效益不可避免的下滑了。
国企向着资本主义企业转变，同时私有制企业也大踏步的发展。1984 年乡镇企业从上一年的134万户猛增到606万户，职工总数从上一年的3235万人猛增到5200万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中，80％是私营企业。而这些私营企业初始资金 41％来源于银行、信用社贷款，37％来源于自有资金，而贷款往往只有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
在一系列改革下，工人逐步的失去了鞍钢宪法时期一切的生产、生活民主权利，成为了市场经济里的雇工。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随着雇佣劳动力的“解放”，私人资本获得了增殖的重要条件，经济运行模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1984年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范围等12条改革措施,随后又提出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给部分大型企业直接对外经营权，部门和城市都要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等。
市场逐渐建立起来。1984年以后出现了以城市为依托的物资贸易中心和钢材等许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生活资料市场页同步形成。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原材料和日用品市场进一步扩张。1984年，国务院下文，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以利于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这就是促使无数皮包公司诞生的价格双轨制。
到1989年3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 149％、原油 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1989年企业按计划价购进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以实物量计算约为44％（以金额计算仅为 28％），其中煤炭计划调拨数量 45.4％、钢材 29.7％、木材 21.7％、水泥 15.5％。
随即，城市里出现了一批与传统不同的“公有制”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官办背景，以利润生产为目标，有的是挂靠国营、集体企业的服务企业，有的直接以个体、私营的形式出现。包括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各行业主管部门设立的、工会妇联成立的、省市各级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设立的、军队设立的批发公司、商业企业等。初始资本主要来源于银行的贷款，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取第一桶金，在价格闯关中发挥巨大力量。这就是老百姓痛恨的“官倒”。
到1985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32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86年还有17万家。到了88年 6月，又陡增至40万家。直到1988年10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其中的重点就是小“官倒”，要求严格执行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盛极一时的“官商”才开始有所收敛。同时，一批有关系的能人也活跃起来。最热门的是开公司，最盛行的是倒批文，批文换钱成就了先暴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据估算，仅在1988年，我国商品价差总额就超过15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利差和进口牌价外汇的汇差，三项合计达3500亿元以上，其中 70％左右流入私人腰包，转化为官、商们的原始积累。
官倒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一次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他们通过把集体的变成个人的、把老百姓的变成自己的、把公有的变成市场的，利用权力、倒买倒卖发家致富，成为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中国人，并成功与国际资本主义进一步接轨，继续扩展开放。
在物价上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随着主要商品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后，我国开始了价格改革。由于当时实际上存在着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两种价格，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计划内价格，因此价格放开导致了物价的普遍上涨。
1988年上半年，国内财政支出达943亿，同比增长10%，且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银行各项贷款同比增加3.5倍；银行现金支出增长45.9%，收入增长40.7%；预算外投资增长20.9%，货币过量发行。上半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总供给增长17.2%，而社会总需求则增长了31.4%；社会集团购买力同比增长 19%。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同比1月份上升9.5%，6月份达16.5%，7月份达19.3%，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当年2月开始即有少数城市出现过抢购风潮。在这种总供给高增长、但仍然赶不上总需求增长、通货膨胀有失控危险的时候进行价格改革，有相当的风险。但中央仍希望通过增发货币、供给的进一步提高、工资与物挂钩的方式，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通货膨胀导致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问题，价格改革开始了。
对于物价上涨的问题，领导人曾谈到：“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物价“闯关”的说法就此传开。
当年6月物价上涨了 16.5%，7月份达19.3%；抢购风潮在上半年已经出现过，劳动者已经感觉到了储蓄保值的必要性。
《人民日报》对政治局价格改革决定的报道就像一声发令枪，瞬间引起了全国人民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狂潮。在仅仅几天后手中的人民币将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抢购风潮从消息比较灵通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开始，席卷全国各大城市和部分乡村。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日用商品，甚至食盐、火柴都在抢购之列。抢购时已经不问品种、不问品牌、不问价格，只要是商品，均在抢购之列，以至很多商场多年积压的残次商品均被一抢而空，更不要说其它的正常商品了。
（由于人民币贬值，疯狂购买硬通货产品保值的群众）
伴随着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的挤兑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而且挤兑定期存款。一方面，储蓄存在大幅度下滑；另一方面，挤兑导致货币投放大幅增长，进一步推高了物价，反过来引起更严重的物价上涨、更疯狂的抢购和更多的存款被挤兑，形成“越涨越抢，越抢越涨”恶性循环。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上升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增加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41.2%，绸缎35.5%，洗衣机 130%，电冰箱82.8%，电视机56%。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定期减少27.8亿。短短几天时间经济形势便极度恶化，局面面临完全失控的危险，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就有可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进而演化成全面的社会危机。
（买电视机扛回家）
眼看危机越来越大，政府很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刹车。“‘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明年作为实现五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这里已经把价格改革原定的五年时间改成“五年或更长一些”，实际上终止了这次物价闯关。但在今后几十年里，物价仍一步步的攀升。
通过这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已彻底的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为今后的国有企业混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自此，越来越高昂的物价，再次成为困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问题。
（不要时时怀念我，也不要期待我回来。我离开后，你们就是我，人民万岁！）
你不知道的历史小科普第18期 ：我国女性权利的历史变化
关于中国女性的权利变化，历史上曾跌宕起伏变化了许多次。旧中国虽然一直自称自己是礼仪之邦，号称“有教无类”。但在这个社会里，女性随着这个旧社会发展得越长久，反而越来越缺乏社会权利。
在周王朝末期到春秋战国中，此时已是奴隶制社会末期，女性权利地位很低。如《诗经》说：“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男女从出生时便被定，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力。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女子地位更由儒教的出现而降低。
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在早期还具有很高的活力，达到了生产关系革命的高度。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排斥，要求解放奴隶主的奴隶到土地劳动中来，这其中也包括女性，这引起了儒生们的批判。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
（孔子）
封建时期的中国在男女关系上，女性相比后面的清明时期还具有较高的社会权利。如汉代女人可以协议离婚，寡妇可以再嫁、情侣可以私奔。有名的女子不但可以封侯，还可以拥有爵位和封邑。如汉高祖刘邦就曾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后，也曾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媭为临光侯。汉宣帝刘询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
（脱离既有家庭安排，私奔心上人司马相如的卓文君，写下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千古名句，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权利运动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这个时期人口锐减，封建统治阶级需要更多女性参与到土地劳动中来，所以能给予女性更多的权利。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
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从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到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从挥翰作诗的女才子，到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无不表现女性地位的尊严的提高，妇女不仅可在公共场所骑马击毬，而且在婚姻离异方面拥有较多的自主权。
但这段时期女性权利也有一定程度跌宕，封建王朝初期，人丁缺乏，往往大肆放开女性权利，王朝末期，土地兼并严重人丁过剩往往开始试图贬低女性权利，因为对于封建生产关系来说，在土地兼并、人口众多的时期，少数男性掌握土地，女性成为男性彻底的附庸对统治阶级更有益处。
随着旧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妇女越来越终身被禁锢在家庭中，深受压迫，丧失独立人格。旧中国的统治者不但开始拒绝承认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而且越来越多的用封建礼制、法制确立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孔子”再一次被封建主们请回来了，成为了封建社会维持压迫的代表学生。
礼制上，历代王朝根据时期变化的各自的需要，制订和编印了一整套有关女教、妇道的规条，将妇女严格捆束在“三从四德”之中。使妇女最后失去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地位，也难觅对其权益给予法制保障的内容和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妇女无政治民主权利可言，更不用说参与国家的管理了。
(清代《女四书》包含 《女诫》﹑ 《内训》﹑《女论语》﹑《女笵捷録》，是这个时期封建主奴化女性的合法教材)
这些状况在明清两代到达顶峰。一方面，国家大力推广程朱学说。从宋朝统治阶级开始小规模兴起的，以女子小脚为美的畸形女性美观在这个时期弥漫于全社会。明清时期对贞节观念的极端倡导，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同时，女子被“休”、被“出”，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改嫁更是“丧失贞节”。女子未嫁从父，即嫁从夫，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妇女改嫁，在明清的律法中是重罪……这时对女性的压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中国女性地位历史最低点。
尤其进入清朝以后，贞节的含义变得十分偏狭，几乎成了一种宗教，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稍有变故，就要以死全节。把虚伪的封建社会道德推至极点。这一时期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市民阶层肆意放浪，色情泛滥，纵欲成风。恶劣的社会风气上行下效。
因此，重男轻女、溺杀女婴的风气也极为普遍。据同治年间的《南昌府志》记载，对于女童，“愿养者十之一二，溺毙者已十之八九。”
(正在缠足的旧中国女性)
曾国藩家族便是如此。他母亲江家，听从风水先生的建议，决定连续九代洗女，就是若先生的是女孩，就杀掉她。江家洗女的传统延续了六代，繁衍了28个男孩，却没有一个女孩活下来。
到了曾国藩外公江佩霖时，当大女儿生下来后，他将她丢弃在地上，想让她自行饿死冻死，但半夜去看，还活着，又想用石头砸死她时，恍惚间，石头掉下，砸在自己脚上，他突然醒悟过来，觉得孩子太可怜了，于是决定养她，并给孩子起了“怜妹子”的乳名。后来，怜妹子嫁到曾家，才生了曾国藩兄弟。
清末辜鸿铭曾说道，“当我失去灵感的时候，就会把玩小妾的小脚，实乃我的兴奋剂也。”由此可见，中国女性已彻底沦为男性的玩物。
封建主们三妻四妾、荒淫无度，对待女性如同玩物。不仅使女性在社会风气破败，使女性权利中得不到保障，也使许多贫穷男性面临娶不到老婆的尴尬情况。
（当时在华外国人记录的中国的缠足女性）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中国被动的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资产阶级得到发展。
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对女性的需求增大，如纺织厂中对女工的需求。女性的地位得到了上升。
戊戌变法中兴起了女学，对女性的传统观念发起了明确的挑战，其中也培养出了一批新女性，她们本身也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觉醒，开始为了中国女权而奔走相告，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变。
妇女生活方式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随着经济活动超出家庭而，她们中的一部分不再像传统乡村生活那样，劳动和活动基本被局限在家庭之内，而是由于日常生活和劳作与市场发生更多的联系，因而走出了家庭，而走到了社会上，去参与市场和社会，从而进入了以往为男子所独霸的“家外”社会领域，也突破了以往妇女只是在家庭之内“主内”及“守内”的传统角色。其次，妇女的活动范围扩大到社会上，不在安于内，而是到外面活动，出现了男女平等的观念。男女自由交往的现象在城市家庭中出现。由此出现男女并立的模式及其观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压榨、掠夺，倡导“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们的新式工业的兴办，使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而当时最大的即为纺织工业和面粉业。纺织女工是受资本家残酷压榨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在一个时期，它几乎成了被压迫民众的代名词，这个改变的限度仅限于此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对发展国民生计而言是有利、进步的，但从另一侧面看，它无疑又一次使女性的地位大大被贬低：妇女仍被当作工具在使用着，只不过以前这工具的主人是封建主，后来改为资本家了。女性从家庭劳动转为了社会劳动。
由于中国此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幅员广大的乡村还存在着军阀、地主等势力，小农经济中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农村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面临帝国主义商品倾销、毒品输入等打击。这个时期女性解放的程度是很有限的。
所以此时的中国农村，面临着资本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双重剥削，由于小农经济中男性占有生产资料和宗法制度的现实，这种平等意味的伦理仍然不能脱出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藩蓠，而只是作为正统教化伦理的补充，甚至受到教化伦理的压制和排斥。拐卖人口特别是妇女，成为了延续封建宗法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谋利益的一种手段。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贩卖农村女性到城市资本家的工厂也是这个时期人贩子的主要渠道，对于这些通过贩卖渠道来的女工，自然和正规渠道招募来的女工待遇不同，工厂给人贩子大洋，成为了资本家的“包身工”，“包身工”整个身体都是属于老板的，根本没有所谓的工资一说，只有按这些血汗工厂资本家的心情发赏钱的一说，怎么干活也不是自由选择的，“包身工”没有选择权。如果是稍微有些姿色的女子则会被人贩子贩卖到青楼，让这些裹脚了的女性为那些上层阶级的人跳那些所谓的小脚舞，跳的不好就要挨鞭子，很多人贩子因此获得巨大利润。
也有的被贩卖到其他缺少人口的落后地区。其中很多被卖去东北，严景耀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这些被拐妇女大都被送到东北当妓女的。那是因为在东北有广大的市场，成千上万的人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他们大多数是男人而且是未婚的单身汉。因此，对女人的需求高了，娶妻的代价也高了，这些外来户只好以原始的方式为他们发泄性欲而采取最省钱的办法。因为对女人的需要高，故拐犯都认为到东北作这种事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还有的就是贩卖到海外，英国人就曾在广州大肆收购妇女，一个妇女40个大洋。地方的封建地主以及一些封建家长把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了帝国主义的爪牙，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了更多妇女。而英国人再贩卖到美洲可以获得1000块大洋，当时在美洲的华人女子高达数千人，95%的女子最后都沦为青楼女子，受尽凌辱和折磨，最后自尽。
虽然到了近代，妻从夫姓的现象基本已经没有了，由此可见，女性的社会地位比封建社会要有所提高。
但在这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女性地位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解放女工到工厂里可以为资产阶级获得更高地位，所以此时的资产阶级推动了一定程度的妇女解放。但一旦没有利益时，他们就不会在推动了。由于中国此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注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发展不好的，不仅城市里由于被帝国主义列强商品倾销导致从事买办的官僚资产阶级主导中国，导致女性地位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农村里的女性地位由于半封建性也根本无法改变。
在阶级社会，男性女性的地位有无差别，差别大小如何，主要看男女双方能为统治阶级提供的利益区别。封建主在需要更多劳动力在家庭拥有更多权利从事土地劳动，就不得不支持女性获得一部分权利。而当人口众多、土地兼并的时候，女性成为纯粹的附庸对封建主统治阶级便更有价值了。
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在人口被落后生产关系控制，资产阶级缺乏雇工的资本主义早期，即资本主义的自由阶段，他们往往支持女性从封建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因为比起被封建主或者更落后的阶级奴役，作为资产阶级雇工对他们更有利益。而当资本主义到达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早已经普及全国，生育率危险而劳动力无法的得到补充只能靠内部市场的时候，女性成为生育机器反而对资产阶级更有利了。
但中国的情况很快又发生改变。
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统治被消灭，就业中的被剥削情况被逐步消灭，男女平等的口号开始提出。
最高领袖率先地喊出：“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随着中国大地上职业女性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真正改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新中国还出台新的婚姻法，致力于妇女解放。1950年4月30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新的婚姻制度：“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以及“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平等的婚姻制度得以确立，嫁妆、彩礼等行为被视为非法的交易婚姻的行为被允以打击。
虽然新的《婚姻法》给妇女解放、建立新的婚姻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妇女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旧社会遗留的文化遗毒还遗存在许多人心里，这些问题在旧剥削制度下只会不断强化根本无法解决，但在公有制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里，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可能。
新中国没有止步于此，让妇女走向社会、在社会劳动和管理中男女平等、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不断的全面的在教育体系中宣传妇女思想的解放，在文艺上宣传妇女解放等等。
经济上，由于新中国的法律规定，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劳动就业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新中国建立后，广大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女性就业人数和共和国的建设步伐共进。在解放的头一年，1949年，城镇女职工人数为60万人，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5％，而到了1978年，城镇女职工人数达到了2126.3万，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2.9%。妇女的广泛就业为其获得经济独立权、消除对丈夫在经济上的依赖奠定了基础。
（一起集体劳动的男女）
而在农村，随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扩展到全中国幅员广大的农村，在人民公社的带动下，中国农村中的妇女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平等的思想开始传进这些地方，无论男女。
（七十末年代参加扫盲学习的农村妇女。吃饱穿暖后，知识就是力量，农村妇女也开始学习文化知识。）
（五十年代初期，翻身做主人的农村女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女性的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突发猛进。新中国不仅废除了一切歧视、压迫妇女的法律，并赋予了女子同男子平等的法律、政治地位，妇女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建国前夕，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上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均明确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使宪法男女平等的精神成为国家生活的行为准则，为确立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于平等政治权利的确立。这一时期中国的女性的政治成就获得了突出的进展。
法律对妇女政治地位的确定，激发了广大妇女的参政热情和主人翁意识。广大妇女满怀信心，积极参加各地的选举，她们称选民证为“当家证”。
1953年12月，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运动中，广大妇女踊跃参加了投票。人民把选举的日子当作节日，张灯结彩，载歌载舞，庄严隆重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
天津郊区郭庄子青年妇女蒋宝珍，结婚时正赶上选举，她为了投票，等了两个小时才上花车。她说：“结婚是大事，选举更是大事，结婚是喜事，选举更是喜事。”南京市一位刚生了孩子的妇女不能参加选举大会，就给孩子起名“选玉”作为纪念。这次选举全国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669144人，其中妇女代表占17.31％。此后，女性参与选举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直到最近一次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005年，女性参与地方人民代表选举的也有73.4%。
另一方面，宋庆龄当多次担任国家副主席，并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他被称为中国的国母。
（宋庆龄）
而在1957年11月苏联举行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上，中国党政代表团团员14人参加了，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最高领袖曾建议苏联代表道：“妇女同志比较心细，最善于关怀人，应当由妇女来管理国家大事。将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后，那时我们推荐宋庆龄担任全世界最高苏维埃主席或者叫大总统，你们同意不同意？”在座的苏联领导人一起应和：“同意！同意！”。
但事情很快起变化。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市场经济逐步的确立，人民公社随之解体，土地被承包给各个私人，个公有制企业也面临着一次次改革、改制。
私有制小家庭再次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基石，大量的农民在农村没有生路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而留下的部分除了通过关系掌握大量土地、机械先富起来的富农外，由于贫困的延续以及失去了人民公社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些农村家庭越来越需要靠子女来延续家庭生产和保障养老。
小农私有观念重新回归了，因为诸如“传宗接代、继承私产”的旧传统观念有了死灰复燃的经济基础，劳动人民的养老问题从社会集体保障变回了个体家庭责任，“养儿为防老”的观念又重新变成老百姓的“合理化需求”。
所以农村又开始产生了，越是生不出男孩越想生的情况。随着医疗产业化的推进，公共服务性质的医疗事业变成赚钱的产业，私人诊所、私人医院，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基本是没有太大阻碍的，哪怕是那些公立医院，只要悄悄塞红包，他们照样敢顶风作案…直到90年代，出生性别比彻底失衡。
由于旧社会主义时期一些残留的社会福利开销存在，为了面对此时的生育问题以节省财政，以及平抑人口压力、平抑性别构成问题，此时的中央做出了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决定。农村中基层官僚往往为了捞一杯羹利用计划生育敛财，城市里多生孩子不仅会被罚款，还会被强制下岗。
地方基础官员为了达到上级严苛的指标，往往会采取各自难以想象的手段。摔胎，杀婴儿，百日无孩，全国无婴年，集中化消灭超生婴儿成为了这个时期计生办经常会面临的选择。
（计划生育时期的地方政府口号）
（山东冠县“百日无孩”政策实施过程）
而此时，面临通货膨胀，社会上一些人利用双轨制和价格闯关吞吃着人民的利益。普通劳动者养育孩子的能力却愈发下降，多生的孩子要养不起了。
（计划生育时期的地方政府口号）
婚姻在这个时期也市场化，天价彩礼问题开始重现。在性别失衡的大背景下，男多女少的局面就形成了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富人养小三、穷人却连媳妇儿都娶不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批判的现象再一次成为了事实。
随着房价上涨，彩礼上涨，人和人之间的爱情消失，只有经济关系和钱财交易了，女性成为一些家庭盈利的工具了。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
拐卖妇女的情况开始出现，人贩子这个职业再次出现在中国。他们欺骗年轻妇女，把他们贩卖偏远地区，或是农村。被拐卖的妇女往往情况悲惨，他们没有任何保障，被人买去做老婆，往往伴随着囚禁、强奸、虐待。甚至是打成残疾人或者聋哑人以防逃跑，以及随意杀害，以达到杀鸡取卵的目的。
2007年的电影《盲山》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
（2007年的电影《盲山》，这部剧如今资源难寻）
出事的往往多是年轻女性。生活在城市而缺乏警惕心的更容易受骗。无主尸体网上至今仍然稳定“产出”这样目标以及范围的尸体。
这种事情，在无毒、无拐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男女会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在货币失去资本积累、统治权利意义的公有制里，在普及集体民主权利不断消灭恶俗习气人民公社里，在不存在失业的计划计划经济中，是难以想象会发生的。这部电影反应了私有制、父权制复辟后社会的部分实景。
（“女德”“旺夫”班）
旧中国封建时期的奴化女性的教育，现在通过“传统文化”等名义，以“女德班”“旺夫班”形式再一次复兴。
而此时的社会面临着生育率危险，缺乏劳动力的问题了，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何让普通人生孩子成为了一个问题。
女性问题，再一次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