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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是“亚洲四小龙”中唯一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工人群体，直到今天也以斗争性著称。虽然从历史上看韩国工人运动主要还是与韩国民主化进程合流，没有迈向社会主义，并且在新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下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但这其中依然有大量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首先，上世纪60-80年代的韩国跟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经济上都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汉江奇迹”的背后是工农的血泪；政治上非常反动，压制群众运动。而韩国工运在一次次的斗争中能够逐渐提高组织度，并转向政治化，这也是今天的我们希望看到的。笔者计划依据具海根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从几个不同方面介绍这段历史，为我们当下的实践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这些文章主要属于读书笔记范畴，会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因此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同志更应该去直接看书。这篇文章主要关于工学联盟。
韩国学生是从1970年开始卷入工运事务的。这一年一位美丽的青年为了向社会呐喊出工人的声音，壮烈地牺牲了，他的名字是全泰壹，他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全泰壹是一位22岁的裁缝，看到平和市场内2万名年轻女工惨无人道的待遇，决定开始他的劳工斗争。一开始他寄希望于《劳动标准法》，也给政府部门写了很多信，但根本没有人关心。这种绝望，就是他在抗议示威过程中自焚时拿着《劳动标准法》的原因。全泰壹的经历，以及他所揭露的社会现实，引发了知识界的极大关注。学生们涌进全泰壹临终所在的医院，试图为他举行葬礼，但遭到警察阻止。又听说全泰壹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大学生朋友啊！”。这深深地冲击到了学生中关心社会的那一批人。他们中最先进的那一部分，决心应该与工人同呼吸共命运。于是他们在大学毕业后，甚至直接辍学，进入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成为劳工运动活动家。他们将自己称为“学卒”。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时多数学卒还没有足够成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方法论来指导自己，他们通常怀着人道主义感情进入工厂，但对于当下所做的事情如何成为更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缺乏概念。70年-80年的工人运动也是如此。工人们确实敢于斗争，但运动同时是高度情绪化、无组织和短命的，工会的主要方针是经济主义，不太关注行业层面或区域层面的联合。另一方面，工人运动受教会影响很深，教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确在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随着运动的发展，教会的方针逐渐落伍。
又一次转折出现在1980年。这年朴正熙被刺杀，经历了几个月的政治斗争后，全斗焕的军政府上台。比起前任，这个政权对镇压劳工更加卖力，仅仅1980年11月-12月，工会数量就从6011个锐减到2618个，并且在之后的三年，劳工运动被事实上禁止了。面对这个更加反动的政权，尤其是它制造的光州大屠杀，社会上的异见团体进行了深刻反思。工会积极分子认识到，首先，教会的温和方针在面对全斗焕政权时无法提供帮助，接着，不能将眼光局限在一个厂，必须在更大的层面上联合。而对于那些由于参与工人运动而被政府禁止就业的积极分子，他们除了成为职业劳工活动家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为各个公司的工会间的串联提供了客观条件。
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反思和辩论的时期。很多人受到激进左翼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影响，接受了通过集体行动实行激进社会改造的思想。这时候学生已不再将工人视作需要同情的对象，而是重要的政治同盟，是一股潜在的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此时学卒们的纲领可以概括为，首先变成产业工人进入工厂，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帮助工人组建工会，最终凝聚劳工斗争的力量，结束军事统治并实现韩国社会的激进改造。80年代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与这些学卒有着密切联系，甚至政府还会专门在工厂中清查这些“假工人”。
对于这些学卒的状况，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介绍。80年代中期，估计有3000名以上的学卒。他们主要进入到汉城、仁川等主要工业中心的制造业中，不过很少有人进入重工业。当时有如此多的学卒，以至于其中一位后来回忆到，当他进入到仁川一家有140名雇员的电子厂中，其中竟有10名左右的同志。
发生在85年的九老团结斗争，可以说是80年代工人运动发展的力量展示。九老地区有很多活跃的学生出身工人。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警察毫无理由地冲进了大宇服装厂，逮捕了三名工会领袖。大宇服装厂的工会代表当即决定罢工，并且也得到了大量其它企业工会的响应。这些工会在此之前就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互相交流信息，共同制定战略，还会在其它地区的工会接受领导力培训。工会领袖达成一致，这是政府向劳工运动发起新进攻的明显信号，并且发难时间放在6月显然也是居心不良，因为这时候大学开始放暑假，学生想要集结会更困难。九老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斗争，工人们没有提出经济方面的诉求，而是将目标集中在对反动政权的抗议上，比如“释放工会官员！”“保障劳动三权！”“停止镇压民主工会！”“劳动部长下台！”“防爆警察滚蛋！”等。
但很可惜的是，工人和学生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斗争还是被镇压了。公司雇佣的暴徒和管理层支持的男工（读完《韩国工人》，会感觉韩国的女工比男工更具有斗争性和革命性，也许是因为她们受到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展开暴力袭击，而那些正在绝食抗议的工人和学生毫无还手之力（这可能说明绝食抗议不是一个好方法）。同时，许多胆小怕事的父母前来，要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家，父母们甚至这样威胁他们的女儿“你这个像共党分子一样的蠢妞，回家我宰了你！”不过从更大的层面上看，一时一地的斗争成败不能代表全局的趋势。九老团结斗争后，劳工活动家对建立更广泛、更政治化的劳工组织兴趣更大了，全韩国工人的政治自觉也大大提高。
在工学联盟团结的主旋律中，也有一定的内部分歧。学卒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小组运动”方法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做好基础性的工作，任何大规模政治动员都是不现实的，必须以秘密小组的形式提高普通工人的阶级意识，形成由先进劳动者组成的核心，这些由核心带领的小组将会在未来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另一派是“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运动”方法支持者，他们认为前者过于强调准备工作，忽略了实际政治斗争，需要做的是在产业、区域层面上组织大规模的政治抗议，以此促进工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学生和工人之间也存在分歧，学生往往更加政治化，并且会认为比起全韩国运动的整体形势，即便需要牺牲一个工会也是可以接受的；工人则还是会提出一些经济诉求，他们还抱怨学生不太珍惜辛苦建立的工会。但总的来说，由于共同面对一个特别反动的政权，这些分歧都是可以忽略的。
不过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学生中两种主要派别的分歧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韩国工人》的作者具海根的评价是，现在看来这两种派别的分歧不像他们当时想的那样大，并且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许对于韩国最终得到的民主化来说的确如此。但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笔者更倾向于“小组运动”派。从共运史的经验来说，共产主义小组是先锋队的种子，如果想要一个足够可靠的先锋队及其带领的革命组织，那么就必须打好地基。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完全拒斥另一派的方法。
总结来看，劳工与学生之所以能形成密切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压制性做法导致的结果。工人和学生在政府的残酷镇压下，看清了资本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而政府从劳动领域清除“不良分子”的尝试，最终造成了很戏剧性的结果。这些运动积极分子由于被禁止工作，就只能去干职业活动家了，这促成了劳工活动家、异见知识分子之间广泛的秘密网络。
回到中国目前的状况，这几年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过工人阶级爆发的怒吼，这很好，我们应该为我们英勇的工人阶级感到骄傲。但用来评价韩国70年代工运的词汇“缺乏政治性、无组织和短命”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当下中国的工人运动。这一形势呼唤着属于新世纪中国的工学联盟。其实联盟形成的土壤已经具备了，由于经济形势的下滑，可以预见的是政府将饮鸩止渴般地镇压群众运动，而残酷社会现实将会导致更多的人政治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将源源不断地从中产生。更进一步，审视当今中国的各种异见政治派别，要么是依旧想骑在工人阶级头上，要么是仅仅在抽象观念上认同工人阶级的力量，但绝不愿意“屈尊”进到工厂。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基本认同融工的重要意义，并将其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实践。就算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声势不算最大，但笔者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斗胆说一句：“未来是我们的，更是工人阶级的”。
最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仅仅从理论上认同融工，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多的车轱辘话也不说了，期待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家未来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