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北大马会的《共和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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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协会的《共和国的历程》这本书,在网上流传甚广。可以说这是继特色等各类反动分子长期垄断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的解释权的情况下,新产生的革命派们力图还原历史真面目的一次积极的尝试。但是,正如同新事物的产生是在旧事物的尸体中产生的,他不可避免地带着各种旧事物的痕迹一样。这本书在许多问题上都犯了错误,他的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论也是不对的。
首先先谈谈这本书的具体观点和写作者本身所使用的方法论的关系。所谓的具体观点,实际上就是运用一定的方法论分析大量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观点。正确的方法论也即马列毛主义的方法论,是力图使主观符合于客观的方法论。举例来说,大量的实际材料中很多时候都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者有些材料根本就是假材料,或者说这些材料总是停留在描述事物的现象,而不去论及他的本质,或者说材料虽多但却是孤立地分析(乃至于只看了极少材料就以此作为普遍的依据。)。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把这些材料整理好,由此引出正确的观点。
错误的方法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这种表现非常的多,比如看到某个材料记载了发生了某件事,就认为无论时间,空间都发生了这种事(比如大跃进时期的粮食问题,并不是说全国各个地方都减产了,而是有许多地方也增产了,但是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论看点减产的材料就会乱推其他地方也减产了。)
不幸的是,本书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大量采用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本书的写法是,先通过错误的方法论分析大量历史材料,然后错误的抽象出了官僚这个群体,并且把这个群体的活动等同为走资派的活动,把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无斗争等同于向官僚斗争,或者说直接就是官僚内斗。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要理清楚,走资派是什么?官僚是什么?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的主要对象到底是谁。所谓的走资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同时毛又认为党内百分之95的干部都是好的。(后来文革整党也只是把百分之1的党员清理出去(一般都是有历史问题,比如叛党之类的),百分之2的党员是挂起来(也即暂时不清出去,不安排工作))所以这里走资派的概念就不太适用,由此便用了另一个概念,也即犯走资派错误的人,被定性成这个概念的人是允许改造的。而此时还有一批人,表面不反对文革,实际上却是不支持文革,并且反攻倒算,这类人就被称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官僚呢?比较广泛的含义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有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但是很明显,在本文中作者意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实际上作者这样的定义反而把问题模糊化了,要想理解为什么是模糊化了,就必须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斗争对象到底是谁。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基本生产资料基本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阶级关系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分子被打倒,由此便有人认为社会上不存在剥削阶级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仅有大量的个人所有制残余,而且由于商品生产,市场的存在,各种违法的地下工厂,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仍然存在,人剥削人的现象并没有消除,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看做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或者说党外的“资产阶级”。(还有资本家吃定息)同时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并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也是作为剥削阶级存在着的。(往往和前面那批人有很大重叠)但是说到底,这些人都是被直接专政的对象,翻不起什么风浪,主要危险不在他们身上。那么主要危险在哪呢?在于“党内资产阶级”身上。那么什么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资产主要是指一,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他们的工资,权力成为剥削所得。二,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培养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也即他自己可能过得清贫无比)党内资产阶级是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也是不同于所谓的官僚的。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是,经济上不完全的公有制,政治上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的不完全的公有制是指,生产中还是有商品,还是有市场,还是有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基础。这是矛盾对抗性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党内资产阶级是党员,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按照革命的理论来改造自己。所以党内资产阶级又有其可以改造的一面。一般来讲,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在于高级干部中的一小撮,他们拥有巨大的政治力量,能够呼风唤雨。广大基层干部则由于离群众更近,一般不会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出现。另一方面,党内资产阶级不仅有其产生的经济基础,也有思想基础。社会主义作为新事物,他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具备非常完备的形式,他往往需要通过资本主义的旧形式来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形式,以此克服旧形式。而问题就在于此,新形式一开始往往也是不完备的,而旧形式却“久经考验”,由此便造成一个假象,仿佛旧形式才是发展新事物的绝妙方法,新形式本身却是落后的(北马在他们的书中就犯过这种错误,也即大炼钢铁这种新形式在他们那是落后的)。正是基于这点,党内资产阶级总是不肯去发展新事物,而是迷恋于旧事物。这样的事,在整个革命历程中是经常出现的。比如旧式军队靠枪毙来维持纪律,红军却要靠讲道理,那么旧的军官如果不具备讲道理的本领就会倾向于恢复旧的惩罚制度,但是如果这样,红军也会蜕化成旧军队。反之如果,这个军官学习到了讲道理的新本领,很好实现了对红军的领导,那么红军就能往前进一步变成新式军队。
这就是官僚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也即自己原先的本领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需要,所以采取了简单化,粗暴化的方式。同时也是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源,毕竟新的形式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一开始就让经济坐火箭式的上升,相反新形式有许多困难难以克服(比如干部需要新本领)而搞资本主义就很简单,只需要“旧军官”下命令即可(也即不需要让干部拥有新本领)但是北马所提的官僚概念却根本体现不出这个问题,他们把官僚当做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他们只会无脑反对一切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实际上就会产生很多矛盾的结果。
具体来说,胡风案北马把其定性成官僚内斗,但实际上胡风案是毛领导批判的,周杨是执行毛的指示。这是不是说周扬就没问题呢?也不是,他在政治上并不如毛敏锐,对武训传的批判等就没有及时进行斗争,这也是他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周扬一方面领导了向资产阶级文艺进行斗争的任务,但是另一方面他自身的缺点也是严重存在的,发展下去导致他必然在文革中被打倒。只能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才不会产生执行毛的指示变成官僚内斗这一矛盾。
再以大跃进为例,北马在那批判官僚大肆扩大公社规模。实际上公社这种东西第一次建,谁能在一开始就搞清楚公社的规模是多大?再加上中国地大人广,各地生产条件很不一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公社大小的标准(大跃进后不仅有三级所有制,也有二级所有,乃至直接的公社所有),所以这明显是一个认识问题,但是北马却把这个问题归结于官僚蓄意破坏。然而后面公社规模就调整到比较合适的地步了,这也是他们所说的“官僚”执行的。再比如说大连钢铁把,北马一开始就把大炼钢铁定义成技术密集型企业,认为农村大炼钢铁是瞎搞。实际上呢?建设大型钢铁企业确实有“利”,但是也有弊,比如需要大量资金,需要大量空间,良好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产业设施,配套的高级技术人员。这就使得广大的农村无用武之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承建这样的项目(因为一般只能够同时使用公社单位的力量,而公社力量不足以建这样的大型企业),而如果是搞小型企业就没那么多严格的要求,公社也能搞,公社的人力物力由此可以被充分调动。所以那时候的钢铁道路是土洋并举(土指的是技术落后,洋指的是技术先进),大中小(这里指的是企业规模)并举。到此,还没有完,还有一个从技术落后到技术先进,从规模小到规模大的发展过程。这种路线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他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符合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人力,物力发展人民群众急需的产业的要求,符合锻炼人民,改造人民的要求(大办小型企业不仅培养了技术骨干,也是一个农民阶级工人化的过程,改造了农民的意识)。而现实中的大炼钢铁也只是第一年废钢多一点,第二年技术革新后钢铁的质量就上来了。最后这些企业被关停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农业危机比较严重,不足以支撑这些工业形式的发展(文革时期这些形式又得以发展起来。)
接着顺便谈谈文革吧。正是因为他们使用官僚这个概念来描述文革,所以文革在他们那里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派系斗争而不是思想斗争。这实际上是在矮化文革的意义。文革不仅是整党(指组织层面上的),也是整理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也是整理群众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是这种整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就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的思想为例,在毛活着的时候他对毛的思想很不理解,甚至当成封建的思想来理解。只是当毛死后,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越来越映入他的眼帘时,他才明白毛当初的英明预见。这种情况不仅是在韩丁那,在很多老党员那也是如此,这些人在改开的实践中越来越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是苏联解体后,许多人重新认识到毛思想的正确性,强调要为毛说公道话。(实际上他们还是不理解,比如他们就从没认识到76年以后中国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现实。人的认识总是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事物的本质又只有在他的现象充分暴露之后才容易被人所察觉。毛主席由于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复辟还不明显时就能够从国际国内的形势中判断出资本主义很可能复辟的正确预见,但大多数人却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也没有大量占有相应的材料,他们只有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不断出现时才能够理解毛主席当初的预见。(这样的人也是有一定数量的,堪称阴魂不散,从文革过后一直持续到今天。))
最后顺便谈一下取消党的领导的问题。有些人看了北马的书后得出这样的看法,既然社会主义时期主要危险在党内官僚,那么势必要消灭党内官僚,消灭的办法就是取消党。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了解官僚的产生根源是什么?官僚与党内资产阶级的区别是什么(上面讲了),如何消灭官僚?官僚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哪怕是真的直接民选,民选上去也可以执行资产阶级路线(改开后邓小平就搞了工厂委员会,让工人直选代表,然而选出来的代表专注于给工人发福利,这就很好的维护了邓小平等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路线。)那么取消党的领导能不能消灭私有制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毫无疑问,这时候只是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形式从无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转变成了无产阶级与党外资产阶级斗争的形式罢了。而这种形式恰好对工人不利,因为他把工人最有利的武器,无产阶级政党消灭掉了,这实际上给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工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斯拉夫工人党就鼓吹取消党的领导,结果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气的泛滥把这个修正主义的党都吓了一跳,最后不得以重新加强党的领导,当然这时候已经是修正主义的党了,他加强党的领导也不会改变这个性质。)其实无论是消灭官僚还是消灭党内资产阶级,其办法都是相通的,那就是既消灭产生他们的私有制经济基础,也消灭思想基础,消灭这两大基础的斗争需要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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