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美革联《红色文件7》。
虽然社会帝国主义者竭力掩盖群众造反的任何消息，但毕竟也有几起事件盖不住。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九六二年物价飞涨引起的抗议浪潮，特别是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和捷米尔塔乌发生的大动乱。这些事件固然标志着公众反抗的高潮，但不是造反的结束。一九六七年六月间，在苏联中亚细亚奇姆肯特城，工人们因警察凶殴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致死而举行了示威。示威者袭击并烧毁了市警察局和附近的一所警察分局。于是，当局出动了坦克来镇压这次起义，数十名工人被杀害。[16]除了这起有详细记录的斗争以外，《北京周报》报道说：“同年十一月，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一九七二年九月，又有数千名工人罢工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举行示威游行。[17]
在苏联各地进行的许多反抗斗争中，有一起事件看来十分典型。[18]有一份工人们自己写的这场斗争的记录已被偷带出来。一九六九年基辅水力发电站建设工程（乌克兰最大建设工程之一）的工人由于住房条件日益恶化、官员们的麻木不仁而群起反抗。
工地附近的几个村庄成了工人们的临时住房。在那里，房顶漏水，墙壁开裂，“有些住房严重失修，已经无法居住”。尽管工地领导一直允诺给工人象样的居住条件，但情况始终不变。
根据工人们自己的陈述，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建筑工地的副领导人阿布拉莫夫申请修理，但是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人们从他的办公室轰出去。”从来也没有开过什么会让他们发表不满意见。
为了应付这种形势，工人们自己召集了一个会议。此后的情况《时事记录报》上有报道，这张报是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出版的地下刊物，去年已被禁止发行。这一刊物打破了它通常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这次事件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别鲁奥兹卡村的基辅水力发电站工人开会讨论住房问题：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是住在活动棚屋和火车厢里，尽管当局曾答应过提供他们住房。工人们说他们不再信任当地的领导了，因此决定写信给党中央。会后工人们拿着写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口号的旗帜游行。克格勃人员驾了兽医车赶上去，但是遭到的是群众愤怒的喊叫：‘你们把我们当作什么？狗吗？！’这些克格勃人员一面劝阻群众，一面转移目标，竭力煽起群众对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的‘阶级仇恨’。这个人就是已退役的伊凡·奥列克桑德罗维奇·赫鲁楚克少校。他们指出他享受着优厚的养老金，为什么还要惹是生非？赫鲁楚克同意说他的养老金数额大得不适当——事实上，他已经把它捐赠给一所儿童之家有两年之久了。况且，他是通过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的，跟克格勃人员不同。第二天召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会上有些发言人企图给赫鲁楚克抹黑。但是他们一下讲台，工人们老实不客气就对着他们啐口沫。工人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带着一封约有六百人签名的关于住房问题的信。六月底，伊凡·赫鲁楚克在莫斯科被捕。工人们又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赫鲁楚克。”
这第二封信曾在西方发表。在信中工人们说，在代表团回来以前，各种各样的官员先后出动来到这个居住区，（破天荒第一遭！）强行通过重选一个新的住房委员会（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是得到住房委员会赞助的）。当局的这种做法，意图是想宣布代表团是自我任命，因而是非法的。工人们回答说，“这个花招骗不了人。”
可是行政管理当局还是要一意孤行。“尽管遭到了所有居民的拒绝，他们还是在市中心拼凑了大约三十个未经授权的人，选举了一个新的住房委员会……然后他们开始不断地向积极参加上述会议和旧的住房委员会工作的人进行恫吓。”
六月十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群情激昂”。工人们发泄了他们一切的不满。当地的一位党的官员，拉夫连楚克上校（也是一名警官）答应他们说，“一切缺点都将纠正”，并在代表团归来时允许它在一个类似的会议上向人们汇报。工人们说：“我们相信拉夫连楚克上校，把他当作一个男子汉来相信，但是我们非常失望。”
六月十三日，代表们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又开了第三次会议。工人们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们施展的伎俩甚至打破了他们自己的纪录。开始时他们短促地摇了一下铃，那些好容易跳进会议厅的人参加了会议，其余的人都被锁在门外……工地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维卢奇科自说自话地任命自己主持会议，他宣称没有什么人派遣过代表团去莫斯科，那天也没有人要去作什么申诉的发言，……那些被锁在外面街上的人开始敲门，会上的听众也要求放他们进来。经过一番周折，人们好容易进了会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要求发言，可是维卢奇科不让发言，对于来自周围的质问，他说都不‘相干’。后来，当他认为一切‘相干’的问题都已提完，就宣布散会。人们不离开会场；他们要求让赫鲁楚克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发言。当受到全体听众鼓励和支持的代表们走向讲坛时，工地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维卢奇科表现得活象一个恶棍。他把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推开，抢走了赫鲁楚克手中的话筒，把它从插座里拔了出来。就是那位曾经答应让代表团发言的拉夫连楚克‘好上校’，派了一队民警进入会场来逮捕我们的代表。同志们！这是什么？？？谁曾见过这样的暴行？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些骄横不可一世的所谓领导人正在煽起一场暴动。”
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赫鲁楚克被捕了。工人们拟了一份给中央委员会的请愿书，上面的引文就摘自这份请愿书。他们同时立誓将坚持罢工，直至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并撤换当地官员为止。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们仍保持着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仰。虽然象拉夫连楚克上校这样的当地党的官员已经暴露出来是两面三刀的人物，工人们还是相信只要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了解到情况，一切都会得到纠正的。在他们的请愿书的结尾，工人们写道：“我们相信上面的人不知这次逮捕的情况，我们殷切地请求带着这封信到你们里去的代表将得到你们的保护。……我们将静待你们的答复。如果我们的请愿书不能送达，我们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将信带上，直到你们收到为止。”
这封请愿书的最后结局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使我们回想起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工人。虽然在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几年，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对他们的雇主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斗争，但是，许多人还是存在着幻想，认为沙皇本人仍然是他们的朋友。当共产党人鼓动他们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许多比较落后的工人就高呼“不谈政治！”，用这样的叫喊把党员压下去。这些工人认为沙皇是好人，只有当地的官吏和资本家是坏人。他们说：非把用沙皇名义干的坏事告诉他不可。
工人们的这种态度，受到警方的特务，一个名叫加庞的僧侣的鼓励。他组织了一次去冬宫的群众请愿，向沙皇递交一份请愿书，措辞谦恭得无以复加。
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对这种策略进行斗争，但是失败了。他们还是加入了群众的请愿行列。有二十万以上的人在队伍中前进，许多人带着儿童，有些人还带着圣像和沙皇的肖像。当群众到达皇宫广场的时候，哥萨克骑兵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冲来，刀剑飞舞，枪声震耳。千百个人就在那“血腥的星期日”死于非命。关于沙皇是公正的、仅是受了蒙蔽的那种幻想终于在无产阶级鲜血汇成的洪流中破灭了。这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开始，也就是一九一七年更为伟大的多次革命的总“预演”。
从基辅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在苏联的一些工人中也存在着对新沙皇的类似的幻想。但是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这些幻想也将被扫除干净。就象别鲁奥兹卡村的拉夫连楚克上校和圣彼得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样，沙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面目也将被彻底揭露——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资产阶级剥削者，他注定要被投入“历史的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