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长松，原西藏研究所副所长，文革时曾经是西藏“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大名鼎鼎的总负责人“陶司令”。
以下内容均来自西储大学藏研所收录的2001年对陶长松的访谈录音。由于录音质量较差，可能部分地方有些错误。
少时学霸
陶长松193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瓜洲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祖父是一名上海大陆银行的职工，当过邮差和锅炉工；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当过会计和账房先生。而他本人小时候成绩优异，甚至凭着出色的成绩得到了大陆银行的资助（大陆银行在当时会给职工成绩优异的孩子进行补贴）。
虽然当时我们当时家庭条件不好，但我还是刻苦勤学。当时瓜洲中心小学100多个学生去考扬州中学，考起的只有五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考大学，基本上全部都要报考华东师大。考起华东师大的也只有五个，我也是其中之一。
刚才跳过了一个，就是我的高中…我这个人原来是喜欢数理化，所以我考的是工科，考的是南京工业技术制造学校。这个时候调皮捣蛋，结果在南京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贪玩，累了睡着了。考数学的时候我们迟到，结果老师不让进，后来我们给他说好话，让我们进去了。我问老师这个卷子怎么答，老师也不耐烦了，我们也没搞清楚。后来我没考起，我就写信问，跟我讲这个录取分数线370，我的分数是368，差两分。考试成绩还公布了一下，数学零分。我说开玩笑，我数学最好怎么可能是0分。他说也许你的卷子答错了，可能答到草稿纸上，没答到卷子上。后来我就去了江苏艺术师范学校，在江苏也很有名气的，就报考它。扬州考区只录取一个，我是第二次被录取上的。
所以我的成绩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可以。高中毕业后，老师说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可以保送。恰恰我祖母不同意，到上海来回有好多路费，就在扬州考。音乐老师、艺术老师、数学老师都挺喜欢我的，喜欢我的老师不少。
华东师范说句老实话我刚开始也没想考。当时我想找工作。当时每所艺术学校都要选派一个毕业学生支援新疆。我就被我们学校选上了，去新疆工作。当时各种文件，工资表都来了，我说：“行啊，工作都有了，还考什么大学啊？”班主任说： “不行，你现在还不能去。你先去考大学，考不起再去。”我就答应了，结果还考起了。当时我很调皮。我在江苏艺术学院是绘画板的，学画画的，但是我大学考得是中文系。考试老师就问我：“你不是艺术学校的吗，你怎么考中文去了？”我说我就考中文系，考不起就考不起。当时我还是应付了一下，音乐呢我还是加试了一下，我问老师加试啥，老师说：“就加试二胡吧。”虽然我是学画画，但我还是拉了一首曲子。老师就感兴趣了，问我：“你还会什么？”我说我还会钢琴，再弹一段钢琴。所以后来我就考取了中文系，只录取了我一个。当时我很调皮，老师要我干什么，我拼命地反其道而行之。当时要我进音乐班，我说：“不行，我要进理科班。”他们要我考艺术系，我就考中文系。结果我都考起了。
问：读大学的时候你喜欢读什么书呢？
答：到了大学我读的书很广，中国的经典名著和外国的名著我都看。也不是为了研究，是为了好玩。学校里田径队有我，民族乐团有我，版画俱乐部也有我，钢琴部也有我。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挺有名的。我当时是有名的田径运动员、二胡专家–原来上海管乐团的来找我。但是我没有去，我觉得把这个作为爱好玩玩可以，但是作为专业不行。
问：您是哪一届的？
答；我是56届的。所以我到华东师范大学有运动会，我拿了1500米的冠军。田径队的队长马上来找，问我哪个系的，我说我中文系的。他说：“行行行，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田径队？”我说；“愿意愿意。”我就加入了。民族乐团也找上了我，他们对我还不错。他们把每个人分批次考试，他们问我会什么乐器，我说会二胡，就给我拿了一把二胡过来。然后考了一下就把我接受了。当时中苏关系还不错，我也很喜欢俄罗斯电影比如《静静的顿河》，但是后来就被批判了。虽然批判了，但也挺好看的…
而正是这样的性格也让陶长松没有在条件更好的内地发展，而是去了西藏，并且在那里将他的人生推到了新的高潮。
为人师表
问：陶老师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的是汉语，您怎么学的藏语呢？
答：这东西怎么说呢？对语言嘛，我一般还比较感兴趣。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工作。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61年我来西藏没多久，就筹备了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基本上都是藏族同志，没几个汉族的。把我分到那里去当班主任，当班主任我一个人不行，有两个，一个汉族一个藏族。那个藏族老师不懂汉语，所以我得学藏语。然后第二年回拉中，就叫我当一个新班的班主任。你想刚从小学到初中的，根本不懂汉文，逼着我去学。为了鼓励我的学生，我说：“我没学过藏话。现在我们来个比赛，你们见到我必须说汉话，我见到你们必须说藏话。”一下子做不到，反正憋吧。原来我访问学生还需要翻译员。后来就逐步地不需要了。
当然我给你说个笑话。因为藏语有敬语，所以我跟家长说话先来一句：“我不会敬语，请原谅。”得先说这句话。免得闹出笑话。家长们也不在乎，反正我来了他们也很高兴。“谢谢老师的关心。”都说这些话。
问：陶老师您能不能讲一讲混得有出息的学生？
答：混的有出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按着座位来讲，现在反正有好几个部局级的。
问：他们是？
答：：气象局局长索朗多吉，是我班上的学生；嘉央爪八（？），四川航空公司西藏管理局的什么书记；还有一个“援藏基金会”的京米（Jingmi）。
问：哦，他也是你的学生。
答：是，次仁京米。还有妇联的副主任次仁措姆。还有好几个在业务上也是骨干。
问：哪几个？
答：旺堆。
问：报社的？
答：不是，是词作者，歌舞团的，写了很多首歌。次仁多杰，画画的。还有Wangnan和Pingnan都是我的学生。我的这些学生经商的，像什么薛桑啊、图桑益西啊、魏佳华（Wei Jiahua）啊等等。还有原来水利厂的厂长图登，什么皮革厂的厂长…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觉得原来的老师很负责、纪律性也很强，真正让他们学到了东西。当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批评，当时给的条条框框太多，以至于对这个市场经济不太适应。（笑）就是捞钱嘛，就是这个意思嘛。当然总的来讲他们还是不错。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无论能力大小，都能作出各自的贡献。
问：陶老师，您一生中最得意的是什么？
答：嗨，最得意的事情…这东西不好讲。
问：不是说政治上的，是说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
答：作为教师来讲，最得意的就是学生。不仅是我现在学生这么说，现在自治区领导也说了： “感谢拉中的一批教师培养了一批人才。”就是昨天丹增书记说的这番话。就是“拉中这一批都可以，都是各个单位的骨干，都能挑得起重担。可惜省级干部没有他们。” （笑）省级干部一般都是民院（西藏民族学院）的。他说这样的话就不错了。作为教师来讲，我最骄傲的就是我的学生了。
风云突起
问：毛主席讲话后，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您当时是在拉萨中学，可以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答：我记得当时是66年8月份。当时红卫兵在全国已经是风起浪涌，但是拉萨呢好像也不落后。所以也建立了红卫兵。又怕呢，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自发弄不起来，又怕出乱子。所以呢当时我虽然也二十多岁，但是也作为了红卫兵（笑）。我实际上就是红卫兵的头儿了。
问：在拉中吗？
答：在拉中啊。
问：你当时是什么职位？
答：我教师啊。我在拉中当教员，我中文系出来的教语文，其它的课也教。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个是少数民族占绝对多数，就怕这些学生呢不知道方向、乱来。所以呢当时拉中的党支部选派一些年轻的教师加入，作为红卫兵的头儿。“破四旧”也是我带着他们去的。有一次印象很深刻–进驻大昭寺。当时我感觉很害怕，大昭寺是世界闻名的寺庙，你进去干什么？砸菩萨吗？但是学生们控制不住，他们进去了，我也进去了。
结果很快，区党委就跟我谈话，我立即跟学生说“停”，你们不要乱搞，我谈过话回来之后再跟你们说。当时是张再旺，张再旺部长嘛，就找到我说，“陶长松同志啊，现在跟你交代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周总理来指示了。大昭寺决不能破坏。听说你们拉中的学生已经进去了，一定跟他们讲要保护好。”
这样讲以后回来马上跟学生们传达这些东西。学生们也很听话，只要是中央的声音，不管是毛泽东的，周恩来的，都是威望很高的都听。所以也就停止了。但是外面的“破四旧”的东西管了也没用。只要是有人磕长头，我们就立即“啪”的一下往他们背上贴传单。
问：这是什么样的传单？
答：破“四旧”的啊。意思就是不准磕长头，这也在四旧之列。人们看到后就慌了，很快就不磕长头了。
问：当时拉中红卫兵有多少人？什么时候组织的？
答：具体日子也搞不清了，大概是1966年8月份，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北京的红卫兵组织的比我们早，大概5月份6月份，我们是8月份。当时两个影响比较大的红卫兵，一个是拉中的红卫兵，一个是师校的红卫兵。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框架
问：有多少个“司令部”？
答：有九个“司令部”。
问：？
答：这个我说不清楚。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司令部，大修厂，什么什么学科所那就是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呢就是西郊，保养厂和汽车队。第三司令部就很怪了，包括了林芝和藏丁厂。第四司令部是居民，几个办事处的。
问：哪些办事处？
答：当然，我们的实力主要是工人。所以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是我们实力最强的。当时要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可以运输啊，所以更看重他们。另外一个问题是武斗，武斗发生了怎么办？我们对面有部队、有武器，我们没有。我们保养厂和汽修厂自己制造武器。当时他们最害怕“三点式爆破法”。
问：“三点式爆破”？
答：就是小炸药包带动大炸药包，那家伙丢出去威力够大的。
问：是怎么做的呢？小炸药包带中炸药包，带大炸药包？
答：实际上有两个环节。点火我们小炸药包，然后启动大炸药包，把大炸药包抱出去。需要相当的技术，而且如果目标太近容易误伤人。就叫做“三点式”。
问：这谁做的呢？
答：都是原来的老兵嘛，都是部队上的。他们是作战经验，训练有素。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技能也派上用场了，虽然有时候会失败。大修厂以前试着造大炮，但是炮弹在炮膛里燃了，炸死了几个人。没办法，我们只能开追悼会啊。他们死的光荣。那是在1968年。至于用枪，根据我的记忆，我们首次用枪是在1968年1月18号。
问：发生了什么？
答：就在流沙河上。当时我们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眼睛被打下了一只。
问：是真枪吗？
答：是真枪。这样一来大家就紧张了。但是我们技术有限，那些枪都没有来复线，打不准。反正心理上有一种安慰嘛，我有我武器了。当时，还有我们自制手榴弹。那个比较简单，但也有些问题。一般的它要通过七秒钟才能爆炸。但我们的导火索一两秒钟就爆炸了。有时候你还没出手，手上就爆炸了。当时确实有人就这样死了。我们感到很沮丧。这种情况就很恼火了，只好参加追悼会。对他们的亲戚表示慰问，宣布他们捍卫毛主席的路线死的光荣。当时大家都很不是滋味。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了，你能怎么说？
问：当时你说九个“司令部”。第四司令部是怎样的呢？
答：这个是居民的司令部。居民只是最基本的群众嘛。当时那个队伍也够大的。要是参加集会和游行啊，他们也是个主导的队伍。
问：这个人数你们有没有统计过？
答：人数当时没有统计。但是呢，工人当时是占绝大多数。当时有多少人我们也没有统计概念，但是车子基本上是我们掌握的。所以我们游行的时候，游行的队伍非常的壮观，车子多得很。当时老百姓的政治热情也很高。
第五司令部呢就是机关干部了，就是区党委啊，人大啊，这些人…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像这些知识分子中呢，区党委秘书更喜欢另一派，而不是我们。可能因为他们和首长、自治区领导比较接近吧，感情比较深。所以我们这几个司令部呢，是随时编排的。各个地区呢我们不包括。
不仅是拉萨，比如像林芝（位于康波）属于第三司令部，格尔木（位于青海）属于第八司令部。怎么说呢，它们不算独立地区，所以就和拉萨直接联系、直接挂钩。当时我们就随便排了一下，就排了第八吧，所以这司令部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楚。
所以【北京的】中央领导接见我们的时候【试图让“大联指”和“造总”同意停止武斗】，就问我们，你们拉萨最近有多少人。我当时也没思想准备就随便回答了一下，根据各地报的，大概有二三十万人。当时中央领导不是批评吗，“你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不是只管拉萨，怎么还管全区的？”我说全区我们也没管啊；他们愿意靠我们。我们跟他们解释了，现在中央不准搞大串联了，但是拦不住。西藏的情况有点特殊。当时我说中央下达了“红五条”，队伍反而发展了（笑）。就好像中央下达了“红五条”后反而推动了我们队伍的壮大（笑）。这么回答以后，周总理好几秒钟都没回答出来。
组织作为
问：刘绍民是南方的，你觉得交流以后你们之间思想和文化有什么区别吗？
答：区别的话，说句老实话我跟他们谈判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们要尊重事实。说句老实话，我原来不关心政治，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对中央的指示是记得一清二楚。都是认真学的，记得滚瓜烂熟。一个是中央指示，一个是事实。拿“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来讲，反正是个革命造反群众组织，民间团体。我们的会议叫群众会议，用现在的话将就是参委会。我们开会的时候一般的的干部和老百姓随时都可以闯入我们的会议室。
问：会议室是在？
答：二所啊。他们可以随时出入我们的会议室发表意见。我们没办法，我们跟他们讲我们是在开重要的会议，但是他们就是可以闯进来。我们这边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他们那边就很严格了，一般人不能不能随便进。再跟你说个笑话吧，在北京“学习班”，我的那个房子是最热闹的，人最多，大家都开玩笑。而刘绍民的房子别人不能随意进。说明我这个人等级没有他那么高。就像群众所说的，“你陶长松有什么了不起，明天我就可以把你拉下来！”我说，“欢迎，欢迎！”所以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往往占上风，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事实，刘绍民他们弄得没那么深入，掌握的情况没有我们深入，群众可以随便来找我。
问：你们开会的时候有多少人？
答：这些都不定。多的时候有13个，少的时候大概是9个。当然我们也注重群众面貌，像山南的次仁拉姆，第一个穷棒子互助组的组长，是我们勤务组的成员。当然她有好多会还参加不了。像这个贡布，第一次从北部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毛主席都接见的，他愿意参加。我说，“行行行！”马上就把他作为勤务组的成员。当然了，他这个会参加的也不是很多。但是有机会都还是会参加。当然我之前说过，我们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工人。我们不需要次仁拉姆和贡布承担什么责任，主要是扩大我们的影响。把这些名人吸引过来，但是具体的事都是由我们知识分子和工人说了算。当时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所以我讲工人阶级应该当一把手，可是一个呢他们自己不愿意干，再一个呢群众也不答应，所以我就凑合担当主要头头。
问：那你的职务名称是什么呢？
答：就是叫勤务组总负责人。下面的就叫我“司令”。实际上我们就像“巴黎公社”，真的做人民公仆。所以也没有什么名称。就称呼我为“拉萨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之类的。
问：当时还有别的的领导者吗？
答：除了我还有一个马凤祥（Ma Fengxiang），是电台的编辑或者记者之类的。还有刚才讲到的刘式壹、荣权华。公安当中呢有个朱瑾尚（Zhu Jinshang），改革开放以后是拉萨运输第四公司的经理。汽修厂的崔绍军（Cui Shaojun），他当时也是车间主任吧。反正工人技术有一套。像杨廷和（Yang Tinghe），保养厂的，也是工人，是修理工。像下面还有什么贡布啊、次仁拉姆啊，还有学生代表像魏志平啊，就这一批人。这个人员变动也比较大，我们原来有个公安警队干部叫力俊（Li Jun）。面比较宽，当然这个组织原则还是不折不扣按照中央指示。（笑）所以怎么说呢，如果是出身不好的，或者政治表现、思想品德不好的，没法加入。总之一句话，中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具体做得怎么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问：那下面有没有分支或者办事处之类的呢？
答：有啊，反正我们分的比较简单。一个是办公处，现在这些事情啊、对外联系的事情啊都通过办公处。吃饭和后勤也通过办公处，甚至保卫也是办公处负责。另外一个就是宣传组，还有一个是组织组。宣传组很重要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中央的重大决策都是要通过这个来宣传。组织呢，因为群众组织的变化快得很，一会儿给你增加很多了，一会儿给你退出很多了，所以一个组织需要明确一下。还有别的组织比如专案组，像王其梅和周仁山，这些干部究竟怎么样，我们组织人去调查一下，不能随便乱来。这些是比较大的，像厅局级的干部也要调查。像那个总干事周仁山，一派要打倒，我们这一派是要保的，我们认为还不错。因为我们是经过调查研究的，认为他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刚才跟你我跟他私人关系比较好，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了。我们反正不主张武斗，要文斗。
…
问：“造总”里面有没有比较有代表性的藏族人物？
答：藏族的代表人物，当时比较活跃的…马门嘉措。
问：他是不是原来科研所的？
答：对。
问：现在是工会吧？
答：对。他等于是第四司令部的司令，就是我上次给你讲的居民的那个。他代表居民，他是有一套。当时经常找我，说要去找居民了解情况，作形势报告。（笑）
问：那时他是哪个居委会的？
答：他是胜利办事处，八廓街的。当时除了他还有仁增、纳增嘛…当时我发现这个人了不得，当时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关心政治，他都能发动起来，跟他们了解当前的形势。就是老太婆，几岁的小孩他都知道。比如我带人去大昭寺，很多七八岁的小孩都知道：“陶长松！”我说：“小孩都知道我，这什么意思啊？”老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时真的是毛主席的号召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领导革命。”当时真的是家喻户晓。所以马门嘉措是一个很典型的人，也很热心。
我给你讲个小事情。我们有人，大概是第二司令部的，他们偷杀了老百姓的一条猪。就有藏族的小孩来报告：“你们有人偷杀猪！”有人报告，我们一查，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我说：“你怎么办？原来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怎么违反了？赔钱！并且高于市场价格！”马上就让他们掏钱。反正当时偷盗也好，违法乱纪的也好，什么事情，老百姓都会来找我们。当时没电话，很困难，都是走路来、骑车过来。当时一发生案件，很快就来啊。所以群众发动起来确实了不得。当时也有很多好笑的事情。二所…当时也是个藏族小孩来报道，说有人强奸奶牛，我说：“怎么还有人强奸奶牛？”我一查还真的有人干。所以不管是哪些坏事，哪个角落的，马上就揭露出来。所以我想现在治安要是像这样子，马上犯罪就没了。
《西藏日报》夺权与第一次坐牢
：都有。主要力量还是初中生。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初中生；高中生比较少。刚才跟你说过了，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该怎么回顾？反正我从头到尾全程都参加了，中央发一个指示我们就立即行动。也许精神有偏差，但反正都是跟着走。比如像“一月风暴”，我们搞不清楚，但是报纸肯定这个夺权是正确的。
问：当时是什么时候？
答：当时是67年，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夺了市政府和市委的权，中央肯定了。这个对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这样一来我们也在考虑，这是中央的指示，怎么贯彻？所以我们很快就夺了《西藏日报》的权（笑）。
问：当时报社的人像金沙你认识吗？
答：他们当时老早就靠边了，因为文化大革命首先开始的就是报社。像报社领导金沙，公安局领导朱泽明和高黎义…
问：朱泽明之前来过拉萨。
答：来了吗？文化大革命首先就罢了他们的官。当时我们想这说明这个报社不行了，不是无产阶级掌握的了。所以我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代表无产阶级，我们就去掌掌权试试看把。其实夺权了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先是反夺权，然后是动手打架，后来发展为运用武器，最后还是中央发布命令实行军事接管。当时我们夺权只是为了响应了中央的号召。至于后来出了什么问题，中央军委同意西藏军区来军事接管，我们也不太清楚。当时我主要负责报社，然后和军队谈判。我跟他们说只要把中央军委的命令给我们看一眼，我们就交。着军队呢，说句老实话，是有偏向的，他故意不给我们看。他给我们看不就完了。他就故弄玄虚，就是有，就是不给你看。但是后来看这样坚持下去也不行。然后我们就说，“算了，我们相信你们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来接管的，我马上整理队伍出去。”
问：什么时候呢？
答：1967年，大概是2月26日。当时跟我谈判的你应该认识，叫魏科。
问：对。
答：他这个蛮不讲理。我说我相信你由中央军委的命令，马上整理队伍出去，但是出不去了。
问：报社有多少人？
答：大概有两三千人。
问：在这个报社？
答：对，在这个报社。这个东西该怎么说呢？当时大家是自愿来到报社，保卫报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问：您在报社待了多长时间？
答：什么？
问：在谈判之前你在报社待了多长时间？
答：谈判之前…夺权之后我就一直在那儿住着。
问：多长？六个月？
答：那没有，大概只有二十多天，十多天。所以夺权以后，夺权和反夺权的事情头大得很。我们主要发电讯，当然也加一点当地新闻。自己组织人写，甚至我自己也写。你不能报纸上开天章啊（笑）。
所以其实也够紧张的。我们还得找人负责藏文班。藏文我也不懂，但是藏文班的有问题还是来找我。晚上基本上睡不着什么觉。
问：藏文谁负责？
答：我们临时聘请了一些人。藏族同志占多数，也有汉族。经常跟我打交道的是一个汉族。他叫宋德民（Song Demin）。他以前是二中的校长、一中的校长后来到（拉萨）市政协当秘书长。他有问题就来跟我请示请示。我说，“我也不太懂啊！”我说我们还是共同商量把。
我们夺权大概是1月11号，军队26号来军管。谈判之后，他们不让我们走，直到一天晚上中央文革来电。邮电系统有我们的人，可能看到这个电报了。说有好消息了，终于可以解围了。我们一方面在报社举行庆祝大会，欢呼中央文革“2.24”来电，这封来电直到2月26号晚上我才拿到。
问：2月26号晚上？
答：就是相差两天。当时我明年举行了庆祝大会，因为上面写得很清楚，“拉萨的革命群众”，相当于承认我们“革命组织”。这份电报让我们和张国华“三结合”。我们当时很高兴，简单地举行了庆祝大会，还在报社游行了一下。利用这个游行的机会，我们就把队伍整理好准备出去了。但是被拦住了，军队把我们包围起来了。
问：军队？
答：对，不让我们出去。从26号、27号、28号，到了3月1号和3月2号。到了3月2号，我说我们这样下去不行了。一个是不让你送粮食进去，报社的存粮有限，有时一天我只能吃一个馒头。第二就是和内外的联系都被断绝了。
问：一个人都出不去？
答：一个人都出不去。但是他们有时候会方一些人进来，所以报社的人越来越多。吃饭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部队又谈不通。所以3月2号我就突然决定，算了，看下来军区要我们一小撮“坏头头”；我说我们哥几个就出去自首吧。我就和几个头头出去，一出去就被部队抓住关起来了。
问：谁的命令呢？
答：那肯定军区的。我知道石伴樵，当时的参谋长，视察过我们，和我们都认识。可以说两句话吧。那家伙趾高气扬，因为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嘛。当时我听说曾雍雅，那个司令员，他后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当时也去视察过？”（笑）
问：那个报社和办公处是不是挨着的？
答：它原来是对着新华社分社后门的。反正我们一出去这个事情就了结了。
问：他们把你绑起来了吗？
答：对。他们之前还用高音喇叭跟我们说，只要你们出来，经过我们搜身，我们就让你们自由（笑）。
问：是“大联指”跟你们喊话的？
答：不是，是部队。部队用高音喇叭说这个事情，搞的很紧张。3月2号我们被抓起来，审讯了半天什么也没审出什么来。他说我们很年轻，是上当受骗，要交代你们的“黑后台”。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笑）。我也很希望说出一两个“后台”获得自由。可是我说不出来啊。他们可不是我的“后台”，实际上很多事情他们都要请示我（笑）。
问：他们想让您说谁呢？
答：他们说了一些人。他们说了一些，其中一个是张广哲，报社的副总编，金沙下面的那个。一个是刘兆功（Liu Zhaogong），商务部副总长。还点到过团委书记鲍义山（Bao Yishan）。他们点的那些人当时根本支持不了。给你出过什么“坏点子”？你怎么按照他们指示进行的？我说这个东西不好说了，他们好多事情都是请示我的。我制止的他们一般不敢干（笑）。我还记得当时是最高法院刑事法院院长金玉章审的我。
问：他们是不是把您带到军区里面？
答：没有。我们原来是在东郊监狱里面，东郊监狱里可能是待了11天。后来又把我们转到看守所。当时说得很好，“东郊监狱环境太差了，给你们换个环境（笑）。”我一看，我们来到南郊了。他们主要还是想从我们身上挖出一些内幕来。
问：你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
答：第一次71天。
问：71天？
答：对，第一次71天，我觉得时间很快过去了。
问：当时公安局有没有发通告，让别人知道这些事情？
答：有啊，我五月份放出来，放出来后我就到街上看到很多战斗队、就是学生刷出了很多标语说，“强烈要求释放陶长松，否则你就公布他的罪行（笑）。”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有这个热情。其实70天也不长，一些学生很早就放出来了。
问；除了你还有多少被关了？
答：这些东西都说不准确了。我们粗略统计一下100多个。他们这个看守所基本蹲满了。像我们这些是重要罪犯，应该关单间。但是不行了，都是三个人。
问：您跟谁在一块儿？
答：当时跟着我一块儿的有杨汉卿（Yang Hanqing），还有一个是民院的学生。叫张什么…像我们这么重要的都关了三个。当然他们对当权派是毫不手软，有时比我们还厉害。像张广哲这一批地方级领导被拿出去拍照，又是脚镣又是手铐。我们都听得出来，听到脚镣声就知道谁是谁（笑）。
问：他们对你用刑了吗？
答：没有，对我们当时还算客气。我听说当时文化宫有个“百丑图”。我就是首当其冲第一个（笑）。
问：这意味着什么？
答：就是丑化我们，拍张照片。具体的东西（“罪证”）他们也没有。这个东西我也没看，都是听别人讲的。他们就反复给我讲，只要你给我们交代一两个“坏头头”，你马上就可以自由了（笑）。我们相信中央会是做出正确的处理的。但是现在看有点天真。
因为我们知道报社的事情发生以前，青海发生了事情，青海的赵永夫在《青海日报》报社打死了一百多人。当时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只知道部队包围了《青海日报》。所以后来曾司令曾雍雅更我开玩笑，因为跟他比较熟悉，他说，“你们胆子真大。如果当时中央同意开枪的话，你们的命就完了。”（笑）可能是周总理说像青海这样的血案在西藏决不能发生。所以军队就没有开枪。当时他们这个高音喇叭叫的很凶，说我们报社里面有武器。后来我们不是自首出去了吗，他们又说武器藏在水井之下了。实际上后来差了什么都没有。
问：70天以后他们是怎么把你释放出来的呢？
答：这东西，当时流传了这么一句话，“抓了对，放了对。”（笑）再加一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一笑了之。”就这么一回事。原来我跟军区的副参谋长谭武荣（Tan Wurong）交谈这些事情。我说，“你们说瞎话容易啊。当时你们是如临大敌啊，这一批人都是十恶不赦的！现在看来又怎么样呢？”
和张国华谈笑风生
问：你和当时的当权者比如张国华有没有直接的交流。
答：当时还不知道。后来也了解了，可能后来他们对我陶长松也知道了。1967年张国华被调到成都军区了。中央可能是七月份下的命令，他八月份去的。他约见过我一次，叫他的秘书给我说“张政委想见你，和你谈一谈事情。”后来我就去了，在成都军区5号楼见得他。过了好几道检查关。（笑）我进去后，他就跟我谈话说，“长松同志啊，你能不能当我的秘书啊。”我能当什么秘书啊，起码得是文科方面的秘书啊。我说这个事情不是我能说的，我们这个组织得开个勤务组会议，研究了以后再说。老实说他对我还可以。我在那个地方还见到了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张国华把我介绍给他说这是“我们西藏的招牌头头”。气氛还是比较融洽。回来以后，我们就研究了这个事情。但是被否定了，怎么能当他的秘书呢？这个事情就此作罢。所以我就回答了一下，说这个事情不行，我要服从我们的组织的决定。（笑）
问；你是从拉萨去的成都吗？
答：我是从北京回来去的成都。当时是1967年，因为我们被抓了一段时间，不服气啊，所以就到北京上访。我们的资料交到了中央领导手里没有我们也没把握。反正我们也反映过了，具体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管它了，该做的也做了，让中央去决定吧。当时拉萨有很多记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等等都想采访我。我感觉情况还可以。我在京西宾馆遇见过张政委，我说请张政委亲临指导西藏文化大革命。我这是客气了一套，其实就是想跟他辩论。他当时说他身体不大好。保洁医跟我讲时间控制在40分钟之内，我说绝不会超过四十分钟。当时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不太愉快。他当时提的一些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到了40分钟了，还很激烈。我说算了，刚才说了张政委今天身体不好，只能聊四十分钟，尽管我们之间还有问题，我们还是现在就走。我这么做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为我是讲理，不是无理取闹。
任荣也到我们总部来过，发生的“6.7事件”让他当时也下不了台，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是我出面给他讲清楚了，我说，“今天任政委今天思想准备不足，有些问题坑还没弄清楚。行了，今天到此为止，任政委可以回去进一步思考，下一次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你看，报社的事情是一个大事情。另一个就是震动毛主席和林彪的“大昭寺事件”。这个事情我当时也不奇怪，这是必然的产物。
“6.7大昭寺事件”
问：大昭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看过一点儿，但是…
答：大昭寺这个事情我很冷静，因为这个东西军队支持它。我之前讲过1968年1月18号我们有武器了，当时我很吃惊，怎么会有枪呢？这个东西管得很严的。当时中央下了命令不许私藏枪支，他们怎么会有枪呢？所以我就感到很震惊。像武斗呢，我们这些头头也经历过。开枪的那一天，对立组织动员了些农民向我们北郊进攻，北郊的大修厂啊、汽修厂啊和学科所啊等等。
问：那时什么时候？
答：68年1月2号。这一开枪，北郊就告急，叫我们派人支援。我说我怎么支援呢，我们这些人没军事知识，没打过仗。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守岗位。”他们说要出击，我说，“千万小心，不要弄死人。”因为当时用钢钎和棍子这些东西，我说决不能杀死人命，出了人命这责任我不给你承担。当时我们也说了，可以把他挫伤，叫他没有战斗力。后来我派了一些人去汽修厂作为增援。人还没去，他们就告捷了，把他们打败了，挫伤了很多农民。（笑）这东西我就感觉问题大了，迟早要报复。因为他有枪，还动员了郊区的农民，结果还没占到便宜。军情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倾向另一派。
1968年2月3号，他们军区把军旗扛出来了，要跟我们搞“三结合”。我当时很惊讶，他们军区态度怎么变得这么快啊？我到现在都感觉莫名其妙。当然这个历史现在也搞不清楚，留待以后研究。当时他们说他们是诚心诚意的支持你们了，结果你们不要。当时我是总头头，我也控制不了局势。北京的红卫兵那嚼得不得了啊，他们嚼了谁呢？围攻了余致泉，余致泉当时是军区副司令，负责主持工作。余副司令他那个性格不擅长说，在会上就打瞌睡。我们北京的红卫兵就在那儿围攻，把这个会议弄炸了。他说我们侮辱了军旗，至于怎么侮辱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后来他们很气愤地回去了。我说这个事情更不好了，军队打军旗出来的情况是很少的，结果不欢而散，走了。
我对当时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后来2月28号北京办“学习班”，我离开了拉萨。
…
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1.18”用枪武斗，他们吃了亏，再加上2月3号的谈判很不顺利。因我们进攻了张国华，军队认为我们是大逆不道，迟早要收拾我们。再加上后来几次武斗他们一般都吃亏，因为我们工人多，武斗这方面还是强一点。尽管他们有武器，但是结果也不行。你也知道，在打斗的时候这个武器就不一定是他们的武器了，被我们缴获过来了。（笑）再加上我刚刚跟你说的，我们工厂可以制造一些武器。所以看这个情况接连吃了几次亏，军队就打算出手了。当时他们好像还打了中央的旗号，但具体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在大昭寺广播站，他们说要接管，你接管就接管啊，你开什么枪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昭寺打死了我们10个。有的肚肠都被打出来了，有的呢，十几岁的娃娃，额头被打穿了，当场死亡。有的肠子被打出来了，有的腿被打断了，还有很多人受伤。
问：当时为什么要争夺大昭寺呢？
答：…他们说他们好像要“军事接管”…当然，他们对这个广播很反感。不仅是在大昭寺，在财经大院他们也是毫不犹豫地开枪。当时我在北京【上学习班】，刘式壹马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发生了啥。他问我怎么办。当听到消息的时候头脑很冷静，我说：“不要还击。让他打。”你要反抗一下那更完蛋。我告诉他，让军队开枪，愿意打就打，打死多少人我们先不要管，决不能还击。结果，大昭寺打死了10个人，在财经大院打死了2个人。财经大院和第二招待所【“造总”总部】之间有一个通道，那两个人就死在那里。很多人都受了伤。艾雪华，一个照相馆照相的的，想拍下军队的罪证，结果背后挨了一枪。没打死他，是打倒了脊柱上的神经，他就永远走不了路…后来中央批示了这些事情，被打死的已经成为了历史，像艾雪华这个事情，我去了748医院。我说这个是中央批示的，他们医院管理亲自跟我谈，说“我们竭尽全力，一定把他治好”。最后他们跟我讲脊柱断了三分之二，难度很大，希望我们理解一下。
当时这个事情处理的还好。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引起，是因为“大联指”一次次吃亏，所以军队就想插手帮一把。但是我们这些人呢，说句老实话，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妥当。当然，我们这边的人也比较火啊，有一个人想跟军队干一架。我知道这肯定是不行的。还有的人甚至说我们把北郊的发电站炸了，让拉萨一片黑暗。我说这（他妈）罪行更严重，决不能干。刘式壹当时在电话里也很紧张，话都说不清楚。所以一边我跟他将这个问题，一边跟那些军队领导说他们不像话。但他们装作不清楚。
问：我看资料上说我们当时的通讯技术也比较差劲。
答：怎么会差劲？那是部队装的。
问：我是说你们这边的。
答：哦，我们这个没办法都是电话。我们只能通过邮电局打长途，正好邮电局还有我们的人，还好一点。当时有人提出能不能备用电台能不能开放，控制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当时也说了不能用。拿东西用了就会出大问题，我们还是通过正经的渠道。所以我们内部的人说“陶长松硬”就是说这些事情。那战队电台启用了，又成了一条罪状，又说不清楚。
问：您刚才说毛主席和林彪对这一事件很震惊，当时是谁报道的呢？
答：军区报道的。我跟他们讲了，你们不调查这东西，任何过错我们都是没有的。你怎么报？你先报，报了再说，我们在调查。结果就按照他们的报道，主席写了批示。主席批示拖了几个月，拖到了11月4号。
问：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
答：“军队领导不袒护不对所做坏事是国家兴旺的表现。”11月18号林彪也批示了，“主席的批示很重要。是对不对的最大关怀和最大爱护。”你看他们拖了几个月才把这事报告给中央。当时他们也够呛，我们也知道他们为了这事发生了分歧。你说如果我们要是抵抗了，我们就完了。我们没抵抗，就是他们自己的矛盾，最后找了个“替死鬼”，最后把阴法唐弄出去了。实际上不是阴法唐，是任荣。阴法唐没有资格。
问：他当时是某个部门的主任？
答：他是政治部主任，他算啥？但是他们要抛出阴法唐，阴法唐也没有办法。
问：当时您跟阴法唐交流过吗？
答：阴法唐以前讲过的，老是有不同的意见。“6.7事件”以后，他在京西宾馆和我握手说，“陶长松同志啊，真的对不起你们。我向你们的干部和群众赔礼道歉。”我就安慰了一下他，说“这个是历史的经验，吸取教训就好。”我当时就觉得他不是这个事件的负责人。他当时很客气，态度很诚恳。当时主席的批示还没下来，我们是在北京学习班交谈的。
所以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呢，部队对我们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曾雍雅跟我们讲话说，“原来我们以为“造反总部”的人不讲道理，后来跟你们接触以后发现你们很讲道理。”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是北京红卫兵坏了事。
革委会的工作
问：说到“造总”，您在革委会的权力有多大呢？
答：谈不上，就像议会一样。有了什么重大事情就开会。权力有时也比较大，比如研究杀人的问题的时候，但你要说权力，其实什么权力也没有。
问：您平时是在拉中工作？
答：平时在拉中工作。
问：那用现在的话来讲您当时是什么待遇？
答：没什么待遇，我工资91块钱就是91块钱。我到军队去，虽然他们的标准不是很高，我在那儿吃东西照样要交钱。一天的伙食费是一块三毛七，首长不让我交，我说：“不行，必须交。”和我们的工资相比一块三毛七也不少了。
当时有的人就不满意了，“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笑）这样形容我们的待遇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当时很想发扬巴黎公社的精神，当时有个上海牌的汽车接送我们开会。我说：“算了，你自己回去吧，我骑自行车去。”反正我一般不坐这种车，都是骑自行车去。
问：说道巴黎公社，陶老师你最喜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哪本书？
答：这说不上，我只读过单行本，像大部头《资本论》我都没系统读过。都是一些短文章，都是针对当时实际问题的看一看。当时我们比较重视“甘当人民的公仆”。我们也愿意积极地尝试去这么做。所以虽然我当时工资只有91块钱，还是原来的工资，但工作还是积极地去做。当时我们事情比较多，尤其是我们这一派的，必须我们去处理。军区说话也不见得管用。比如，【我们的人】用汽车堵住军区的大门口，他们做工作没有啊，只好我们去跟他们讲清楚利害。“问题要解决，但是你们这么干是不行的，影响工作。”动员驾驶员打上气，把车开走。这种事情多的很，不断地处理这些事情。当时大家都很考虑待遇没有？一般都没考虑这些，当时大家都很乐意，好像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笑）当官就是人民的公仆。现在想来也很可笑，没那么简单。
第二次监狱生涯
问：您说您第一次被关监狱关了70天。那么您一共被关过几次监狱？
答：两次。还有一次是“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问：什么时候呢？
答：那是77年8月4号。
问：关了您多长时间？
答：那时间比较长了，一年半。
问：查的是什么事情？
答：那东西很明显嘛，就是你组织上跟四人帮有联系。主要是组织上的联系，思想联系他可以随便说嘛。“思想联系”你是跟着江青呢还是跟着毛泽东呢？谁也说不清楚。都是中央的指示，中央的文件出来的。所以他查我们主要是查这一个联系。所以他们审讯了好多，我刚从飞机下来，一下飞机就有专车接送。
问：1979年？
答：77年，76年不是“粉碎四人帮”吗？77年8月4号我从成都过来，我当时就发现已经是异常了…
问：您是休假还是？
答：休假。我当时住在亲戚家，就感觉到了异常，我说“不行，不行，还是住招待所吧。”要是在我亲戚家动手可就不好了。这东西已经是明摆着的了，都出现了些征兆。5月3号，党给封克达下了个批示，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他隔离审查。我们的人当时说任荣这一次还不错，还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说错了，不信你们看。”任荣的主要矛头还是我们。你看5月3号对封克达下了批示，把他隔离了。6月2号，他们就抓张榜伟，张榜伟原来是电台的一个记者。到了成都。张榜伟原来动了阑尾手术，在家养病。当着全家人的面，把张榜伟抓起来了，五花大绑。你就随便带出来嘛，带到汽车上不就完了，到汽车门口上个手铐也可以啊。当着全家的面五花大绑，这是队员告诉我们的。这是6月2号。6月11号，到了成都跟我讲马玉峰（Ma Yufeng）自杀。他是报社的笔杆子。我说事情复杂了，马玉峰绝不会自杀，非常开朗地一个人。他都准备内调了，东西都托运完了。当时我就说“他杀”，但是也没证据。反正就是通过这些事情看到了问题，矛头还是指向我们这些人。我说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所以后来事实证明我正看法是对的。8月4号刚下飞机，可能就是公安局的人跟我说，“你的车子准备好，跟我们的车子走吧。”还帮我提行李，我说我自己提的动。就上了他们的车子。
问：把您带到哪儿去了？
答：先是把我拉到曲水大桥那个地方，车子就在那儿停下。车子后面出来了个毛卫华，当时教委的。他从后面跑上来跟我宣布区党委的决定，“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有的是罪行。对你进行拘留审查。”说完就跑，我说，“你别跑，我还没表态啊！”他不管，他就跑。然后就把我拉到看守所。
问：是哪个看守所？
答：是四处，北郊啊。
问：是那个吗，挨着三中那个？
答：北郊，挨着电机厂。
问：是成都监狱吗？
答：不是，不是，不是，挨着电机厂、学科所往上。成都监狱是第一监狱，我那个是看守所，他们也叫四处。
问：他们把你关押后，他们什么时候找你谈话或者交代问题？
答：马上来医生给我检查。检查问题不大，马上就来审讯。
问：立马？
答：立马，立马。一开始他们这个东西一天三次，上午、下午、晚上。晚上有一次我跟你们讲，晚上八点钟开始，凌晨四点钟结束。都是车轮战术、疲劳战术。
问：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十点钟？
答：不是，是晚上。上午和下午都搞过了，晚上还搞，八点到四点，八个多小时。我给他们开玩笑，我说，“算了，我一个人陪你们七八个人很值得。我说算了吧，我看你们都打哈欠了，休息吧，明天再说。”当时毛卫华也打哈欠了。我说了一下大家哈哈一笑，很快就结束了。当时负责的是公安部刚调过来地一个人，叫王义光（Wang Yuguang）。他不是西藏的人，好像是高升了一两次就缩了。我说你好像是内地调过来的，好像还公安厅的一个头头。（笑）他跟我拍桌子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公安厅哪个头头不认识，就不认识你。”他为什么慌了呢？因为他认为监狱里有我的帮派体系。后来有人跟我说“陶长松你来之前，监狱的人都换了，就怕有你的人。”
问：你在那儿关了多久？
答：到79年，一年半。79年元月25号。
问：当时您跟外界有没有什么联系？
答：没有，他们不准。
问；包括申诉的机会？
答：哎呦，这东西他不上申诉。
问：就是您能不能发表您个人的意见？
答：个人意见就是他们审讯的时候说。
问：全部通过他们？
答：他们也没有判什么刑，也没列出什么罪状，你能申诉个啥？所以只好耐心等待，一开始很热，希望马上撕开一个缺口。结果也没什么油水，所以很长时间也不问了。不问了，我就主动提出来说，“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谈一谈。”（笑）他们也很高兴，谈一谈也没有啥。最后我跟他们说他们也不理了，他们不理我说也好，说明他们把油水拧干了。（笑）他们查我陶长松的组织名字也查不到。
当然他们也知道一些情况。他们知道我去了上海，说我肯定和王洪文接触了。我说，“那是你们的想象。是有人建议我跟王洪文接触，但是我没有兴趣。我对外界不感兴趣，在北京包括蒯大富我都没接触过。”什么“五大领袖”我都不感兴趣
…
答：但说句老实话我还是先做检查，不检查这东西也是不行的。但是内部的人我不客气，我说你们写检查，（他妈的）这东西是你们的责任。但是跟中央谈我愿意承认，我负责。所以他这个下的功夫还是大的，内查外调，线索弄了不少。实际上我为什么能和王洪文联系，他们也不知道。实际上是军区造了一些毛主席纪念章。一些团级干部找我说，“你能不能跟王洪文说一说，价格可以便宜一点。”我说不行，这事你们自己去谈，自己去联系。像这些情况他们都没有掌握。
问：那1979年您是以什么名义出狱的？
答：没有。我当时是1979年元月25号被释放。他们是元月23号找我谈话。好久都没见到的王义光、还有一个一处的处长刘文宗（Liu Wenzong）和看守所的副所长找我谈话。态度的特别好，还问我衣服穿好了没。我说衣服这东西还要你说吗？肯定穿得好了。监狱里还没有电灯，只能点蜡烛。他们说，“怎么样，你待在这的时间够长了。”我说，“时间够长的了，但是不能让你们满意。有些问题老是说不清楚。”（笑）王义光笑眯眯的，“你的问题嘛也基本上说清楚了。今天晚上跟你说吧，区党委已经决定了，让你回家过年。快了明天，最晚后天。你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后天是除夕，回去过年吧。”我说，“我不着急。既然已经待了这么长，长的都快一年半了，那么着急干啥？你们把那些材料、结论赶快弄一个给我看看。”他说，“不着急，不着急，这个结论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搞，先回去过年再说。”我一再坚持，既然都待了一年半了，就得有一个结果。他们也不谈，只是再说一遍“最快明天，最晚后天。”我说就回去休息吧。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强行把我的衣服包裹好，叫我走。我就很不乐意啊，我说，“你没有结论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跟他们磨蹭，我就问，“你们看守所的棉衣和衬衣要不要还？”他们说，“不还了，不还了。”我也跟他找事，我说，“我那个腰带断了一根找你们补，现在也没给我还。还有钢笔在办公室丢了一支。”“赔你，赔你，都赔个新的。”强行把我弄上汽车，是公安厅的车子把送回去的。
问：把你送到哪儿了？
答：送到拉中啊。后来我才知道，拉中党支部抵制不让送过来。说你把他放过来，我们怎么办？第二天跟他们商量，商量不通。说把我放回来，他们日子就不好过了，鸡犬不安。结果王义光就发脾气了，说，“你们懂不懂法律？”所以25号他们没办法，自己派车子。现在应该可以说了吧，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审讯了大大小小183次，批斗会开了20次。
问：大会批斗是在哪开的？
答：在最大的体育场啊。9月4号…
问：哪年的？
答：就是77年。我这个还有点复杂，我8月4号回来，他把我弄了，把我弄到看守所。他们没让我住在监狱里头，而是住在监狱外头的一排房子，给了我们两间房子。还有专案组成员，外面还有人站岗。他们得等中央批示。当时听他们谈话我都听得出来，8月25号中央来的批示。因为起先他们不能把我当成罪犯，但是批示下来以后说话越来越难听。就是8月26号开始，他们硬了。
问：是谁批示的？
答：中央批示的，就是撤销我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把我隔离审查。拖到9月4号，在体育场开了个几万人大会。
问：有没有封克达？
答：没有。他们给我还戴上了手铐。
问：跟您在一块儿的还有谁？
答：就我一个人。我那个监狱那一排，我看看…1、2号是张学尧（Zhang Xueyao），后来就被枪毙了。我是住在7、8号。都是套间嘛，还有小院子。（笑）张学尧很快，他是77年3月28号枪毙的。（整理者注：张学尧原为拉萨市财粮局科长，1977年11月28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实际枪毙年份可能为78年。）
我是八月份回来的，25号批示，9月4号开大会宣布拘留审查。这是要制造一个声势。所以全国唯一的清查“四人帮”时枪毙人的事发生在西藏。西藏很多情况都是很特殊的。
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后，他们告诉我说张学尧态度恶劣，但是罪行不大。这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声势。
问：他们是在向您施压。
答：是，我说，“你们有权力枪毙他，至于你们凭什么枪毙的，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听？”他们不敢说。我说既然人枪毙了，罪行也可以说说嘛。实际上我是试探，他们心虚了，就是凭借自己的权力。正好77年省市自治区有了这个权力，他们就钻了这个空子。所以我做了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我这个他们必须通过中央才能动手。（笑）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想杀鸡给猴看，让大家都害怕。
正是一个月以后给我宣布的。有过一个月，他们给我宣布张榜伟，就是刚才我讲的得了阑尾炎的那个人，说他问题很严重，但是态度很好，我们就把他释放了。我说张榜伟有啥好严重的，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些情况我也很了解，他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啊？
问：张榜伟是？
答：刚才给你讲的，电台的记者。
问：他还活着吗？
答：是，他还活着吗？他现在是四川大学的教授。我说，他就是说了一句话嘛，“他有权首先就枪毙任荣。”我说对方那个杨赵峥（Yang Zhaozheng）有权就先枪毙曾雍雅，抓都没抓嘛。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在说气话。我说就这么个问题嘛，还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不吭气了，他们谈具体的事可能还没我说得清楚。
出狱之后
问：您回到拉中以后事情怎么样了呢？
答：回到拉中以后呢…西藏的事情就这样，他们也看中央的风向。因为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有震动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啊，他们害怕了。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实事求是”，捏造了很多罪名，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放人。但是能判刑的也赶紧判了，像魏志平。他什么问题呢？家里有自制手枪。我跟你讲过的，没有来福线，根本打不准。就凭这一条判他三年。能判的都判了，像我们这些没问题的，他抓不住，只好放了。
79年我放出来逍遥自在，但是他们还是会搞一些小动作。比如把我调到六中，一会儿说调到五中，我说，“管你调到那个学校，我都不会去的。你先把我的结论弄清楚再说。”如果是其他人，老早就降扣资了。我说，“你扣，我没关系的。不为难你。”他说，“不扣，希望你能早一点去。”我说，“我绝不会去。”就僵持了很久，这是79年。在组织调动方面，因为我在拉中旁边，经常找他们谈话。到了80年，他们不知道出于什么东西又开始讲得很厉害了，又下了个文件，具体的罪行我没抄，记不太清楚了。就是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有的是罪行。现在区党委研究决定，对陶长松开除公职，查看留用两年。”当时我就说这个任荣太没有气魄了，开除留用干啥，干脆开除。
当时决定让我养猪。拉中也不好安排，叫我养猪。我这个人比较开朗，我说，“养什么猪啊？看看。”一看就是七条猪，我说，“你这七条猪都要死不活的。记清楚了啊，七条猪。饲料怎么解决，燃料怎么解决。”这几个家伙也没有思想准备，我就锁，“再研究研究。”饲料根本就没有，给我弄了柴火。我说柴火也行，没有饲料，我就整天烧水炒菜。他们看我也不老实，因为拉中的地我也很熟悉，我就从拉中的菜地里拿菜。反正小管子一推，菜往猪圈一弄，每天工作四十五分钟结束，顺便去菜地里扒一点菜自己回去种。
后来也没到时间，到了80年底，我说，“行啦，我造反了！这个钥匙给你们了，我不管了！我要分成！现在这个猪有23头，发达了，这个提成怎么提？”
有时候会有小当兵的过来买猪，我说你们自己逮，我现在也逮不住它。我跟他们开玩笑…反正这个就搞了一段。
我说西藏这个事有时候就是个笑话。后来是宣布开除留用。公安局一处的处长刘文宗跟我说，“陶长松同志，你现在生活费太少了。不过没关系，看守所一年半的钱就不用交了。”他不说这话还好，他一说我就来气了。
问：他要你交那个钱？
答：是。一般规定的犯人要交钱。我这个算啥嘛，（他妈的）你也定不了我的罪，把我冤枉地关了一年半，算啥东西？我当时很生气，我说， “刘处长，你说的什么话？现在我自己掏钱，你这个监狱伙食费多少，我交。你去住一年半！”当时纪检委的说， “不要说这些了，不要说这些了。”我说这不像话嘛，我都没给你们提出精神损失费，还让我交伙食费？这什么意思？
我还和其他人保持接触，比如宋子元，我经常找他，问他，“结论怎么样了？”郭锡兰我也打过交道，他跟我说，“你这个事情太复杂了，你老不认错，我们怎么研究啊。”我说，“郭书记啊，我们老熟人了。你还不知道吗？叫我认什么错啊？我说你们提的这些东西能成立吗？我今天不为难你，我跟你讲一条，政治归政治，我说服不了你们，你们也说服不了我，不谈这些了，拿历史做检验。现在我们先解决经济问题、吃饭问题怎么样？”（笑）“行行行，就按照你这个意见办。”反正最后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给我补了钱。用钱我也很潇洒，第一次补钱我就买了个黑白电视机，当时很少。第二次补钱我就买了彩电，我说我留作纪念。
跟郭锡兰说了这些话后，后面也比较顺利。到了81年我看老僵持下去也不行，我就报了中国社科院。
问：是当研究生？
答： 不是研究生，是助理研究员。当时是有27个人报这个位置，最后剩下3个。我就在那3个里面。宋子元把我的名字划掉了，不让我报考。我就找到他，我说，“宋书记，那个招生简章你看过没有？”他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什么意思你应该清楚啊，我报考了中国社科院，你为什么不同意啊？”他说，“谁告诉你的？”（笑）我说，“你不要问谁说的，你就说你到底干这个事情没有？”我当时跟他说话不客气，他听我这么一说，他也露出了真面貌，“你就不应该报考，你现在什么人啊？报考那个东西？”我说，“招生简章怎么写的你搞清楚没有？劳改释放犯都可以参加考试，我现在还算不上劳改犯吧？更不是劳改释放犯吧？现在我犯人都不是，为什么不能报考？”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半天回不上话。我说，“你现在手上有些可怜的权势，这东西有什么了不得？”把他数落一通，他后来很生气，“以后你的事情，我根本不过问！”我说，“你不过问我谢天谢地，我还怕你过问，你一过问我的事就麻烦。”
后来成立了西藏社科院。“两案”专案组的人就跟我讲，他们知道这个情况，“不让你报考是区党委的错。”他不敢讲宋子元的错误，将的是区党委的错误。他们说，“作为补偿，你既然有这方面的才能，有这方面的爱好，马上要成立西藏社科院了，你去不去？”我说，“西藏社科院谁负责？”“多杰才旦嘛，你都很熟悉的。”（笑）他们也知道。我说可以考虑。后来没有多久，多杰才旦给我打电话…当时没电话，他叫儿子来通知我，让我去一下。我一去，就谈西藏社科院这个事情，西藏社科院正在筹备，马上搞西藏研究。“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有兴趣干的话，我们谈过以后马上就开始工作。”当时是81年6月份，我说，“行吧，跟你干就干！”所以我后来就到西藏研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