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一部“剧本创作历时六年，七易其稿”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多个平台的黄金时间隆重播出。该剧播出后，网络、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让人“深刻感受到那个壮怀激烈年代在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之路上的分量”，有的评论说“觉醒年代”四个字“既是对该剧的主题概括”、“也是对那个历史阶段的‘艺术命名’”。而对于该剧的艺术成就，更是不吝赞美之辞。有的称“这个剧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结合’”；有的赞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重大突破”还有的“研讨会”吹捧其“创作过程是一次追求精品、攀登高峰的创作实践”、“树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新标杆”。至于“这盛世，如您所愿”、“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因为我们就是续集”、“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觉醒了”之类的话，网上更是数不胜数。既然《觉醒年代》及其赞扬者认为那段“觉醒年代”是一部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史，并把剧中所谓的“觉醒”上升到了革命史的主题的地位，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觉醒年代》这部革命历史剧，是怎样讲述历史的？又是怎样表现“觉醒”的革命意义的？这就涉及到对历史和革命这两个大问题的解释了。
如何看待《觉醒年代》中的那段历史？
既然是历史剧，必然涉及对历史的解释角度问题。不同的阶级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同一段历史的解释当然不同。《觉醒年代》对其所讲述的那段从1915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历史，是如何进行解释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这部历史剧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剧一开始，主要人物李大钊就表达了自己的“毕生所求”就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随后，陈独秀又发出了“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的豪言，并将“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称作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而诸如此类“救国之路”、“光复中华”、“振兴中华”等言论，在整部历史剧中可谓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在筹办《青年杂志》时，邹永成将军就把“开启民智造新人”当作“民族复兴的根本大计”；在商讨出任北大校长时，汪大燮和蔡元培都表示改革北大是为了“重振我中华民族”；《新青年》畅销之后，钱玄同感叹其“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蔡元培明知道辜鸿铭是“铁杆的保皇派”，但因为宣扬“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中国人的精神”有功，所以不但不能辞退，反倒必须要继续聘任像他这样的“复古派、顽固派的教授”；新文化运动中，青年毛泽东向群众呼道：“中华民族的改革，将会比任何民族都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比任何的民族都光明。”（注：此句出自《湘江评论》第四号，1919.8.4，但在剧中却出现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中）与毛泽东告别时，陈延年以“为了救国救民”作为勉励…… 这些知识分子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民族主义的言论，并不算违背历史事实，我们也不必对他们求全责备。但是，《觉醒年代》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表现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呢？通过强调这些知识分子的民族精神，究竟想让观众从历史剧中学到什么呢？
历史告诉我们，“觉醒年代”已经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觉醒年代》又给这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安排了哪些台词呢？李大钊，这位曾于世界大战结束时写出过“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Bolshevism的胜利》1918.10.15）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年之后却发出“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辉煌”的呼声，在三年之后的建党之际更是将党说成是 “我们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顽强探索的必然产物”、“我们中华民族在追求振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并分享了自己“最新的心得”：“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位明明大力赞扬过“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同上文）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剧中却越来越变成一个满脑子“民族振兴”的民族主义者呢？
再来看看陈独秀吧，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虽然不及李大钊那么早，但毕竟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剧中的陈独秀阅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共产党宣言》，并向李大钊请教马克思主义，这确实表现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但是接受之后呢？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是为了发动群众，这没错，但为什么要发动群众？历史剧只能给出这样的解释：“要想救中国”只能如此，“别无他途”；被捕入狱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造我们这个社会”，这也没错，但是非得再强调一句“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科学道路”；登临长城时，念念不忘“富国强兵，竟在何方”；批判互助论，是因为其不能“拯救中国”，是因为靠互助论“中国想要自强”是行不通的。直到陈独秀离开北京，面对遍野的灾民，与李大钊相约建党、共同宣誓的时候，还是大谈“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在《觉醒年代》所讲述的那段历史中，知识分子起初完全可能是为了救亡图存而去寻找各种理论的，只不过在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这些知识分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便不可能再把单纯的救中国作为自己的最高目的了。《觉醒年代》对于陈独秀、李大钊这些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厌其烦地表现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就不仅是夸大历史事实，而是捏造、歪曲历史事实了！
如果按照剧中的逻辑，高喊着“民族振兴”的民族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们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竟然在建党时就把共产主义定为最高纲领，岂不是荒谬得难以说得通吗？究竟是后来的历史出错了呢？还是这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对历史的表现和侧重使观众产生了错觉呢？显而易见，《觉醒年代》对历史做了不易察觉的歪曲。
通过对剧情的梳理，人们不难看出：有一条贯穿整部历史剧的主线，那就是“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的两部分相互联系又各有特点，为了看清《觉醒年代》是如何解释历史的，我们先对这两部分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剧中由山东问题引发的五四运动，便是“民族救亡”的一个直接表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救亡”及其影响下的具体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实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过程和必要手段。因此“民族救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但是《觉醒年代》将“民族救亡”作为解释历史的主线，直接把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提高为一切行动的最高目的，而民主革命则只能沦为实现这个最高目的的手段。像这样颠倒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地位的历史剧，就已经背离了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
至于“民族复兴”，属于资产阶级开始巩固民族革命的成果时，不愿意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逐步走向历史反面的产物。例如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就将“复兴我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滕杰《计划书》）。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更为关心的是迫在眉睫的“民族救亡”问题。因此，与“民族救亡”不同，“民族复兴”是对历史的反动，谈不上什么历史的进步性。《觉醒年代》却将这样的货色当作全剧的主线，这就更加彻底地背离了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节开篇所提的问题做出回答了：这部历史剧是从与无产阶级相异的立场出发，用民族主义观点对历史进行解释的。透过历史剧，我们仿佛听到作者模仿着中世纪神学家的腔调，高喊着“革命应当像婢女服侍主人那样为神圣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服务”的口号了。
历史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弄得极为混乱的问题，近代中国的历史更是一段极为混乱的历史，想要厘清其中的头绪，就只有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出发，才能避开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蛊惑和歪曲。《觉醒年代》虽然号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却把革命置于“民族振兴”的领导之下，这样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正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的，也就是说，“觉醒年代”被《觉醒年代》弄得极为混乱了。我们必须克服剧中的偏见，拿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解释。
编剧龙平平这样说过：“新文化运动6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觉醒年代》也确实着重表现了这点，毫不讳言剧中所歌颂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妨讨论一下共产党成立的历史逻辑。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革命问题时说过：“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畏惧；（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己）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99页）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揭示了近代史的基调：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史。有了这样的共识，接下来的问题才可以讨论。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党，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所有共产党的共同任务就是革命，而在近代中国，共产党是响应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任务而诞生的。不难看出，共产党的普遍任务与中国共产党在近代的具体任务是有差别的，我们认为，这是抽象的革命与具体的革命的差别。什么是抽象的革命？就是普遍的无差别的革命，也即革命的本质：推动历史进程的政治的最高行动。抽象意味着普适，抽象的革命是所有革命的共同特征，因此没有具体的要求。具体的革命因而也就很容易理解，就是抽象的革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内涵，在近代中国，它就是推翻三座大山。
然而历史的混乱就在这里，推翻三座大山有着丰富的内涵，除了是共产党的具体革命任务以外，还包括实现民族独立。我们并没有要反对民族独立的意思，不过是要强调，实现民族独立是共产党的革命行为。但这个历史事实同时也意味着民族主义者也可以从共产党的革命行为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民族主义内涵。《觉醒年代》中不正是这样强调的吗？剧中不是共产党通过推翻三座大山和实现民族独立来实现革命，而是民族主义者通过推翻三座大山和革命来实现“民族振兴”了！这里不得不指出编剧的一个基本错误：在近代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人能领导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而剧中的党创始人，却都被塑造成了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党人，难道编剧认为把共产党换成民族主义者，照样能领导推翻三座大山吗？这难道不是矮化党的形象吗？显然，编剧作为中共党史权威，不会意识不到，也就是说，编剧明明知道历史上共产党并不是在民族主义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实践的，但为了渲染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旧要这样写，把光辉的共产党人形象矮化成了民族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归功于民族主义者。这说明他为了鼓吹民族主义，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戚本禹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而《觉醒年代》是一部合格的“阶级斗争教科书”吗？该剧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在哪里呢？民族解放本是民主革命的一个具体实践和环节，在剧中两者的地位却被颠倒了，这样毫无底线地拔高民族主义的地位，究竟是想教育观众些什么呢？这不能不再次让我们想起这部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的标签，剧中讲述的是一百年前的历史，但却是按照剧中成立的党一百年后的旨意播放给今天的观众看的，剧中的民族主义宣传无法改写历史，却能随着播放量的攀升改写观众的思想倾向，拔高民族主义在观众心中的地位。但是历史不会看电视剧，编剧妄图拔高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只能是痴心妄想，否则何必展现一段被扭曲的历史呢？由此可见，《觉醒年代》根本谈不上什么“历史教育”，完全是按照官方的民族主义立场解释历史从而达到政治目的的宣传工具：剧外人通过剧中人的民族救亡，来宣传剧外的民族复兴！也是官方对历史解释权的又一次进攻，不信请看近些年有关近代史的文艺作品，有任何一部的历史观和《觉醒年代》有区别吗？
资产阶级专政必然要对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全面激化，意识形态领域也不例外。历史观的斗争、历史解释权的争夺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觉醒年代》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该剧以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来解释无产阶级的革命史，这不是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又是什么呢？如果该剧作者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202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觉醒年代》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觉醒年代》在对历史的解释中扭曲了历史和观众的历史观，而标题中的“觉醒”更是完全无视了革命的客观规律，扭曲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观。
如何看待觉醒与革命的关系？
《觉醒年代》的时间跨度是1915年到1921年，说这段时期是“觉醒年代”，我们来看看作者的依据是什么。剧中说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好像是全民族的觉醒年代，实际上剧中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很明显是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
先看知识分子的觉醒，这是作者花了整部剧的大部分篇幅表现的。剧中的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大多数教授和极少数的学生，第二类是少数保守的教授和广大的学生。前者在时局形势的推动下，通过自己的思考摸索，逐步觉醒了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而后者的觉醒，不仅受到时局形势的推动，更受到了已经开始觉醒的前者的影响——即通过教授间的学术争鸣；教授们办杂志宣传思想；教授们对学生演讲等各种方式。第一类知识分子对第二类知识分子的这种影响，在剧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作者花费了大量篇幅表现教授们的讲座在学生中间有多么受欢迎。这容易使观众产生一种错觉，好像知识分子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且在如此广泛的宣传下，觉醒者理所应当地越来越多了。可是，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剧中用大量篇幅所表现的知识分子是全民族的主体吗？难道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宣传、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觉醒，能称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吗？作者似乎没有遗漏这一点，因此，我们依然可以在剧中找到另一个群体的“觉醒”。
工农大众的觉醒，在剧中的表现就可怜的多了。剧中工农大众的觉醒是类似于第二类知识分子的，这也是观众容易将他们与学生这两类群体的觉醒相混淆的原因。但是工农大众“文盲的数量实在是超乎想象”，因此很少有能接触到《新青年》等思想启蒙杂志的，更不可能有机会到高等学府里聆听教授们的演讲了。他们的觉醒，剧中主要是通过“工人夜校”、“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形式表现的。不过，我们对此有个疑惑，作者是不是担心“工人夜校”这类表现形式抢了知识分子的戏份呢？如果不是，那么“工人夜校”这类可以表现工农大众觉醒的篇幅，在剧中为何如此之少呢？对于剧中觉醒的知识分子，观众可以说出一长串名字来，可是对于觉醒的工农群众呢？除了一个葛树贵，观众还能想到谁？
《觉醒年代》在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这两个群体、以及这两个群体的“觉醒”时，是有着明显的侧重选择的。在这一点上，每一位看过这部剧的观众应该都不会有什么意见。那么，《觉醒年代》为什么要这样表现两个群体的“觉醒”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作者对“觉醒”的认识决定的。剧中的觉醒实际上是思想层面的觉醒，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同时掌握了先进的理论，这就是作者歌颂的“觉醒”，这个标准是面向全民族的，也就是包括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否则作者也不会在剧中多次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按照这样的标准划分觉醒与否，必然只能重点关注知识分子，工农大众在这样的标准下永远是很难觉醒的。“觉醒”的知识分子给“不觉醒”的工农大众启蒙，自然是低效的，既然要讲觉醒，给“不觉醒”的工农群众大量篇幅肯定是“偏题”的。而知识分子从办杂志、学术争鸣，到领导运动、立志建党，凭思想上的先进性包办了革命工作，陈独秀甚至说出：“你们以为，唤醒一个被封建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民族，是那么容易的吗？你们以为，要扫除我们这个民族血液里面的麻木、冷漠、惰性思维是一日之功吗？那是要经过几代人努力奋斗的大事业。”看完这部剧，人们强烈地感到：作者塑造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比麻木不仁的穷苦大众高大多了，而思想觉醒竟成了救国和革命的第一要义。
上文提到，《觉醒年代》颠倒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地位，把革命当作了“民族振兴”的手段，而贯穿全剧的“觉醒”，则是作者给革命设定的手段，到了这里，我们终于发现了第二个问题：作者给出的“觉醒”真的是革命的道路吗？这样的觉醒符合革命的规律、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吗？
我们知道，革命决不等于培养有先进思想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也决不是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家，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灌输，使自觉性与自发性结合的过程，这是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基本观点。什么是灌输？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须从无产阶级“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这里的“外面”一词，一方面是讲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的阶级来源，一方面是讲不能满足于无产阶级内部的一般阶级划分，而是要注意到阶级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阶级的一部分与整个阶级之间，还存在着重要差异。从这类观点动身，就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全体是有差异的，两者在革命中的任务是不同的，因此就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要求两者。这个差异就是思想先进性的差异，最终以组织性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先锋队与阶级、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而在《觉醒年代》中，作者一方面抹杀了这种差异，拿统一的思想先进性标准要求全民族，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差异的客观存在，自然就不得不崇拜垄断了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了。而工农群众在这样的标准下，由于“文盲的数量实在是超乎想象”，也就不可能是表现“觉醒”的对象。
然而这里不是很奇怪吗？既然有了思想先进性，那么行动先进性在哪里？两者的关系怎么体现？既然知识分子有了自觉性，那么工农群众的自发性在哪里？灌输的过程怎么体现？我们认为，这些革命的关键内容在剧中是基本缺位的（除了李大钊和工人讲话的少量片段）。显然，由于作者认为拥有先进思想就是“觉醒”，那么“不觉醒”的工农群众的“问题”也就在于没有先进思想，而作为“榜样”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把先进思想教给群众，然后“改造社会”、革命也就水到渠成了。因此，群众的自发性，和划分行动先进性的标准，也就是多余的了，作者是否认为，革命并没有这些内容？
革命不可能是水到渠成的事，而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革命群众在剥削制度的压迫下满腔怒火，但仅仅因为群众不懂马克思主义，难道作者就不许群众革命了吗？自发性的要求并不高，葛树贵在对李大钊说出“穷人不是跪着的命”时就已经展现了自发性，不需要他有李大钊的学识。葛树贵在李大钊的教育下逐渐有了阶级自觉性，了解了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这本是灌输的优秀范本，然而作者宁可花费大量篇幅表现北大师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知识分子找到先进思想的过程，以强调思想觉醒的重要性。显然，在《觉醒年代》的作者看来，自觉性对自发性的灌输不是觉醒，知识分子学习先进思想才是觉醒；人民群众不需要在受到压迫时立即拿出行动来反抗，只要等待某一群知识分子恩赐的先进思想传播广泛后，革命立刻就能胜利。
一般说来，崇拜思想先进性往往会导致崇拜工人的自发性。因为思想上宣传先进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为了是培养尽可能多的思想先进分子，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是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不是群众化的内容，也不是群众化的形式，也根本和群众生活、群众斗争相脱节，因此很难被群众接受，正如《觉醒年代》所表现的，这种思想先进性的标准会把绝大多数群众排斥到“不先进”的范围。即便按照这种思路培养了思想先进分子，然后呢？就是指望他们做出先进的行动，但是一个人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能在行动上是革命的、先进的吗？君不见历史上多少人读马列读成了反革命。因此崇拜思想先进性并不能保证群众行动的先进性，最终还是得求助于工人的自发性，也就是指望工人自发的革命行为就能是先进的，但是工人又怎么能自发地做出先进的革命行为呢？所以实质上是在指望工人能自发产生先进思想，犯了崇拜自发性的错误。幸而作者崇拜的是知识分子，并没有强调工人自发性的意思，《觉醒年代》犯的也就不是这个错误。
那么《觉醒年代》的错误在哪里？既然是革命历史剧，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段革命历史宣扬了什么？剧中，自发性与自觉性、行动先进性与思想先进性在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合为一体，而广大群众失去了革命的要素，与知识分子完全脱节，革命的方法因此从灌输被偷换成了觉醒。而这种对知识分子、对思想先进性的崇拜，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是资产阶级混淆是非、恐惧无产阶级找到真正的革命道路而制造的假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觉醒年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渲染错误的革命观，加深这种迷信，扭曲观众对革命的认识。如果该剧作者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2021年，人民从歪曲革命真实的《觉醒年代》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综上，我们认为：《觉醒年代》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在这部剧中，历史与革命的问题被按照资产阶级的旨意解释，其中的刻意歪曲却没有被广大群众识破，它虽然是今年播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受其意识形态影响的评论和思想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