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这样提出过问题：“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可以说是关于如何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如何彻底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纪之问”！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各国共产党，从苏联到中国，结果都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最终都是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所葬送！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已经提供了基本的线索，那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上要造反”、就是人民群众“造反有理”、就是革命夺权——也就是革命群众的反修防修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就是毛主席领导的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的一次伟大实践。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吸取文革的经验教训，沿着毛主席所开辟的伟大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去彻底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如何挫败修正主义通过反革命政变篡夺中央权力”的问题。
今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十月革命永远是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十月革命的经验也是伟大的宝库，对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
而在俄国革命史上，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经发生过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当时的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自恃手中掌握的百万大军，想要进军首都、彻底“解决布尔什维克问题”、镇压革命，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而科尔尼洛夫叛乱得到俄国资产阶级、地主贵族、国际帝国主义，以及俄国军、政上层的广泛支持，并且当时掌握中央政府的是社会革命党等妥协派，他们本身就跟科尔尼洛夫勾勾搭搭，又软弱动摇。可就在这种形势下，在没有掌握中央政权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却领导广大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成功地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是十分宝贵的经验，对无产阶级如何粉碎反革命政变、如何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就试图总结俄国革命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并与1976年失败的教训进行比较，希望能为新一代战士提供若干启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俄国革命历史上，主要参考了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的素材。托氏在这本著作中，虽然免不了丑化斯大林等老布尔什维克、抬高自己、鼓吹托氏的“不断革命论”，但仍是站在拥护十月革命立场上，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细节，是可供我们批判地参考的。
一、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背景及组织策划
俄国二月革命后，沙皇虽然被推翻了，但政权落入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即妥协派）手中，他们软弱动摇，与大资产阶级、地主贵族、协约国帝国主义勾勾搭搭，根本无力继续推进革命，实现人民群众所希望的退出战争及社会变革。而布尔什维克党则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大旗，深入工人、士兵、农民群众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拥护，逐步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
七月事变（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群众为反对临时政府、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举行的大示威。由于群众对苏维埃上层妥协派还抱有一定幻想，由于全国群众还未决定性地转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边，使得首都群众面临不利的力量对比，导致示威最终被镇压。妥协派以此为借口，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搞暴动、污蔑布党是德国奸细，从而大肆打压布党，逼使列宁转入地下，逮捕众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使得布党一时之间成为半地下的党）后，革命群众运动陷入暂时的低潮。面对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加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比恐惧，掌握中央政权和苏维埃上层的妥协派逐步向右转，倒向大资产阶级，妄图依靠军方力量“恢复秩序”、镇压革命。科尔尼洛夫，作为强硬派军人的代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
当时担任临时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的如意算盘，是利用科尔尼洛夫指挥军队实施反革命政变，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然而科尔尼洛夫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甩开克伦斯基，自己单干。因为当时俄国大资产阶级、地主贵族以及协约国帝国主义都相中了他，认为他在军队中有威望、强硬果敢，是比克伦斯基更适合的独裁者人选。
于是乎，一切反动势力、牛鬼蛇神都集结在科尔尼洛夫周围。什么“军官同盟”，保皇党的“俄罗斯人民联盟”、“黑色百人团”、哥萨克将军、立宪民主党、东正教会、各地银行家、实业家、贵族、地主以及协约国的特使、武官、间谍，要么亲自加入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指挥部，要么提供物质支持，要么就是表态效忠、甘受驱策。
当时积极支持科尔尼洛夫的一个大贵族，特鲁别茨哥衣亲王这样自信满满地估量当时的力量对比：“清醒地估计形势，必须承认：整个司令部，绝大部分军官，以及最好的作战部队，都是拥护科尔尼洛夫的。后方，所有的哥萨克兵，大部分军官学校，以及最好的战斗队伍，也都站在他一边。这些物质的力量之外还必须加上……全国非社会主义分子之精神上的同情，以及下层分子中……一种冷淡态度，准备对任何打击屈服。无疑，那些三月间社会主义者也有好多人会站到科尔尼洛夫一边来的，若是他得到胜利。”
真可谓是“胜券在握”了！
科尔尼洛夫踌躇满志，对反革命政变进行了精心策划。他调集最可靠、最精锐的少数民族“野蛮师”和哥萨克骑兵师，部署在离首都最近的战略要地，随时可对首都进行“闪击”。他以“培训”为名，集结了数千名反动军官，准备作为参与政变并在政变后掌握政权的骨干。在首都内，还组织了2000多人的内应队伍，准备到时先是制造暴乱、嫁祸布尔什维克，为进军首都制造借口，然后再与军队里应外合，夺取首都。
这样，科尔尼洛夫认为万事俱备，于是公然要求克伦斯基下台并“接受自己保护”，与克伦斯基决裂，下令“野蛮师”、骑兵师向首都进军。克伦斯基为了自保不得不宣布科尔尼洛夫的行动是叛乱，苏维埃上层妥协派分子也担忧科尔尼洛夫夺取政权后自己被“一锅端”，因此也不得不成立“镇压反革命委员会”（又称防卫委员会），号召群众反击叛乱。
但是面对科尔尼洛夫掌握的军事指挥权，面对几乎所有军队上层军官、立宪民主党等主要资产阶级政治势力以及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对科尔尼洛夫的广泛支持，克伦斯基和苏维埃上层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认为绝对无力抗衡，只能坐以待毙。
然而，短短几天后，科尔尼洛夫叛乱就土崩瓦解，科尔尼洛夫本人束手就擒。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戏剧性的变化呢？！
二、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首先是靠工人阶级的成熟和阶级力量对比的有利
科尔尼洛夫集结了几乎所有反动势力，得到军政上层、“实业界”、国际列强的广泛支持，表面上看来的确是强大无比，吓坏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派。然而反动派和妥协派千算万算，就是漏算了一条：那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
当时俄国的人民群众，绝不是像那个愚蠢的贵族所认为的“冷淡”、“准备屈服于任何打击”，恰恰相反，经过世界大战的教育和二月革命以来的斗争，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斗争觉悟，要求把革命向前推进，而绝不容忍革命被强行终结。
可以说，当时俄国的整个阶级力量对比，对革命有利，而不利于反革命。
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使得俄国帝国主义处于政治、经济、社会总危机中。在危机中，统治阶级分崩离析、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而人民群众却觉醒了、沸腾了。
俄国工人阶级虽然不占人口多数，但却高度集中在大城市中的大企业中，有着很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而布尔什维克党多年深入的群众工作和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得工人阶级多数团结在布党这一革命核心周围，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觉悟。工人阶级整体上比较成熟，具有高度的斗争自觉性。二月革命后，在各大城市、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广泛行动起来，夺取工厂、组织工厂委员会和苏维埃、进行革命宣传、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并且与士兵、农民群众结成了紧密的联系，对他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农民当时仍占俄国人口多数，他们的迫切要求就是打倒压在自己头上的地主、贵族，实现土地革命。二月革命后，农民群众在城市革命风潮的带动下，在工人阶级的革命影响下，也广泛行动起来，自发地去夺取土地，但却一直受到临时政府的阻挠、镇压，广大农民群众因此对临时政府十分不满，他们要求立即实现土地革命。
士兵，当时也是俄国政治局势中一支重要力量。由于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使得在军队中集结了大批劳动群众，其主体是农民。世界大战中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军官的野蛮昏庸，再加上军队中的集中生活，使得士兵群众觉悟很快，对帝国主义战争、对统治阶级和军官，都有着刻骨的仇恨。二月革命后，在全国革命风潮的带动下，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工人的影响下，在农村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士兵群众急速激进化，他们组织了士兵苏维埃、夺取军官的权力，坚决反对临时政府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路线。士兵群众的迫切要求就是立即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和平。
当时占俄国总人口95%以上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和平”、“土地”、“面包”，是打倒贵族、地主、资本家！而科尔尼洛夫只是得到了占人口5%以下的反动派的多数支持，却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中。当时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一个也满足不了，反而是要用强力继续战争、镇压土地革命、屠杀革命工人，那怎能不引起占人口95%以上的亿万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由此也就决定了他败亡的最终命运。
反革命政变要能成功，反革命军事独裁要能建立，只有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革命时才有可能。一般要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在殊死较量中失败，革命核心被消灭；要么是当时面临的重大革命任务已经完成，革命力量中的重要部分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而不愿继续前进，使得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革命处于退潮期。
而当时俄国，虽然七月事变后，革命群众运动处于暂时低潮，但革命力量和革命核心总体仍保持完整。而且当时俄国革命的重大任务，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一个都没有被实现、被满足。因此人民群众绝不满足于现状，而坚决要求推进革命，革命仍处于进潮！
俄国反动派正是囿于自己的阶级地位，而看不到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演出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闹剧。
《俄国革命史》中提供了这样一些历史细节：
当时科尔尼洛夫的总司令部所在地的一个农民，仔细观察了那几日总司令部周围的情形，他作证道：士兵和村人中间没有一个肯信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告民众书。他们说：“他想夺取政权，但没有一字说到土地，也没有一字说到终止战争。”
阴谋是那些分子领导的，他们向来不习惯于做什么事情，而且不能做什么事情，倘若没有下层士兵，没有工人劳力，没有做炮灰的材料，没有传令兵，勤务后，办事员，司机，信差，厨子，洗衣匠，拌道工，电报生，马夫，车夫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小人物，无人注意的，无穷数量的，不可缺少的，——都是拥护苏维埃而反对科尔尼洛夫。革命是无所不在的。它钻入一切处所，缠绕着阴谋。它到处生着眼睛，耳朵和手。
军事教育的理想，就是使得士兵一举一动在军官没有看见时候同在军官看见时候都是一个样。但是1917年俄国海陆士兵，即使在长官眼前也不肯执行正式命令了；他们热心的奉行革命的命令，有时命令未到，他们就已自动地做好了。无数替革命服务的人，替革命当侦探，传情报，作战士，他们并无须人家督促，也无须人家监察。
……
科尔尼洛夫表面上掌握百万大军、手下战将如云、各方“社会贤达”竭诚拥戴，但一旦实施反革命叛乱，就立刻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走向灭亡!
而与1917年俄国相比较，1976年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却不利于继续革命。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干部队伍中居少数。一部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已经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组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另一部分干部处于“中派”立场，对继续革命不甚理解，又对自身既得利益在文革中受触动感到不满。继续革命的忠诚战士——造反派在工人阶级群众中仍只占少数，而大多数工人群众满足于当时所取得的政治经济地位、对走资派的危害、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均认识不足。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众，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土地革命和集体化成果，多数也认识不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再加上农民群众中仍有浓厚的小私有者心理，因此也不可能积极投入继续革命。农民阶级整体上在继续革命中处于消极中立的状态。此外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对文革中自身利益受到触动不满。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由于毛主席在劳动群众中巨大的威望，由于毛主席在干部队伍中的深厚人脉，由于毛主席高超的斗争艺术，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派得到了一个力量倍增器。在加上了毛主席这枚砝码后，力量的天平倒向了继续革命，从而才能使文革得以发动，使得继续革命在艰难险阻中能够不断前行。但是毛主席逝世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失去了力量倍增器，力量对比出现了骤然失衡。
从1917年俄国革命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和1976年中国革命失败，我们所能吸取的第一个经验教训是：无产阶级要挫败反革命政变，首先就是要争取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的阶级力量对比。只要大多数劳动群众具有革命的觉悟，要求继续推进革命，那么任何反革命政变、叛乱都将面临人民群众汪洋大海的包围，而必然失败。
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推进继续革命，防止走资派通过反革命政变篡夺国家权力，最关键的是要争取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拥护继续革命。只要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拥护继续革命，那么，工人阶级就有力量揭露和打倒走资派，有力量带领农民阶级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有力量改造知识分子。
而要争取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拥护继续革命，就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群众政治上的主人翁和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培育、发扬工人阶级群众高度的政治主动性和自觉性。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群众看成仅仅是在党的干部领导下搞好生产、享受福利的社会群体。而必须让工人阶级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工厂、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各级党的路线都必须交付工人阶级群众讨论、鉴别，各级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群众监督、由工人阶级群众来决定他们的去留上下。必须承认工人阶级群众造反有理，享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享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自由。只有赋予工人阶级群众最充分、最广泛的政治权力，只有发动工人阶级群众积极参与政治、培育他们的政治主动性，只有使工人阶级群众经常地接受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锻炼，才能使工人阶级群众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深刻认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从而防止出现工人阶级群众满足于较高的政治地位、稳定的工作岗位和优厚的福利待遇，而看不到自己亲自参与国家大事的必要性、看不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到走资派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样的历史悲剧。
而在文革前17年的中国，由于工人阶级群众本身力量和经验不足，由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阻挠破坏，再加上无产阶级司令部本身也缺乏经验，使得工人阶级群众的政治主人翁地位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没有经过充分的政治锻炼，这就造成文革中工人阶级群众斗争经验严重不足、政治上不成熟，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继续革命觉悟不高，导致无产阶级司令部得不到充分的群众力量的支持——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此外，无产阶级革命派还要注意把继续革命与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切身利益挂起勾来。要反对经济主义，但在继续革命中也必须关心群众生活，这也是使继续革命得到最大多数群众支持所必须重视的一点。
三、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其次是靠革命人民掌握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力量的工具
1917年科尔尼洛夫叛乱被俄国革命人民所粉碎，首先是因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要求推进革命、不能容忍反革命，是因为由此造成的有利于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
但叛乱能够这么快被粉碎（而且是在掌握中央政权和苏维埃上层的妥协派软弱动摇、领导很不得力的情况下），还由于革命人民掌握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力量的工具。
有利的阶级力量对比要能够转化为实际政治军事斗争中的实力，还必须通过一定的工具，或者说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
而这种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组织形式，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的独立的组织机构。尤其是这种独立的组织机构在基层的广泛存在，使得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能够自下而上地迅速组织起来，甩开不力的领导，自觉、主动地采取行动，形成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形成对反革命力量的包围。
这种革命的、群众性的独立组织机构，首先就是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尤其是扎根于工厂、工人区，与工人群众有着紧密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发挥了对群众力量的领导作用。
《俄国革命史》中提供了相关的历史细节：
在各区布尔什维克派领袖看来，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一点也不是出乎意外的事情。他们预先见到了，预先警告过；他们首先出现于自己的岗位上。8月27日在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索可尼可夫就宣布：布尔什维克党已采取了种种适宜的办法，为的告知民众以危险情势并准备防卫；布尔什维克派宣布，他们愿意将他们的军事工作与执行委员会所设机关相调整。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某次夜间会议上——此会议有许多队伍代表参加——决定要求逮捕一切阴谋家，武装工人、派遣士兵教练工人，保证以下层民众保卫首都，并同时准备创立一个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全城卫戍军中召集会议。教士兵们执枪待命，一有警报便出来作战。
苏汉诺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虽占少数，但革命军事委员会显然可见的是受他们领导的。”他以如下的话解释此点：“委员会若要认真行动，就不得不以革命手段来行动，”至于革命行动，“那惟有布尔什维克派有真实的办法”，因为群众是跟随他们的。斗争的紧张无论何时何处都提拔了最积极的和最勇敢的分子。这种自动的选择必然抬高了布尔什维克派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集中了发动力在他们手里，事实上给予他们领导权，连他们占少数的组织也要受他们领导。愈加接近各区，接近工厂，接近兵营，则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权就愈加完全，愈加没有疑问。党的一切支部活动起来了。大工厂的各工场中组织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不断值勤制度。党的区委员会中，则由小企业支部代表轮流值日。形成了一条线索，从下而上的，将各工场支部，通过区委员会，一直联系于党的中央委员会。
其次就是工厂委员会、基层苏维埃、工会等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独立的革命群众组织。正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广泛存在，正是由于这些组织被基层劳动群众所自主掌握，而不是机械听从上层，不受上层妥协分子所控制，才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提供了组织、动员的渠道，才使得群众力量能够迅速集结、形成战斗大军。其中特别关键的，就是依靠这些组织的动员，迅速成立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武装——赤卫队，使得保卫首都有了最可靠的武装力量，扭转了叛乱武装的军事优势。
《俄国革命史》中是这样描述群众的动员过程的：
下层苏维埃组织方面也不等待上层来号召。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工人区里。正当政府徘徊不定和执行委员会与克伦斯基之间反复谈判的那几个钟头之内，各区苏维埃相互间更加接近了，而且决议：宣布各区间会议继续开着；派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组织的参谋部；成立工人自卫军；各区苏维埃监督政府特派员；组织飞巡队去捉拿反革命派鼓动家。总而言之，这些决议不仅是侵占了很大部分政府的职权，而且侵占了彼得格勒苏维埃职权。时势的演变迫得苏维埃上层机关缩小权限而使下层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彼得格勒各区之走上斗争舞台，立刻就改变了斗的规模和方向。苏维埃这个组织形式具有不可穷尽的活力，又一次在经验上证明出来了：虽然被上层妥协派领袖所麻痹了，但到生死关头，受了群众的压迫，苏维埃仍旧从下层再生出来。
受了布尔什维克派及其领导的团体之直接的压迫，防卫委员会承认可以武装个别的工人队伍来保卫工人住宅，作坊和工厂。群众所要的正是这个承认。在各区，据工人报纸说，立刻出现“一队队的人热心加入赤卫队”训练，以练习射击和使用武器来开始。有经验的士兵派来做教练。29日，差不多各区都成立赤卫队。赤卫队宣布他们已成立了一支军队，有四万来福枪，可以作战。没有武装的工人也组成队伍，担任挖掘战壕，架设铁丝网和建筑防卫工程。新总督帕钦斯基——他接了萨文可夫的职务，克伦斯基不能保持他的同谋者的位置至三天以上——不能不以特别通告承认，为保卫首都需要建筑防御工程时候，“几千工人自告奋勇，不要求报偿。以自己的劳力，几点钟之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若无他们帮助，这种事业需要好多天的工作。”但这并不能阻止帕钦斯基，学了萨文可夫的榜样，禁止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出版，——那是工人视为自己所有的唯一的报纸。
那个普地洛夫大工厂成了彼得霍夫区抵抗中心。那里，战斗的队伍迅速组成了，工厂日夜作工，新大炮制造出来以便组成无产阶级炮兵师。工人弥尼乔夫说：“那几天，我们每日做16小时工……我们一起制造了一百尊大炮。”
新组织的“铁委”（全俄铁路工人执行委员会）立刻得到火的洗礼。铁路工人有特别理由害怕科尔尼洛夫胜利，因为科尔尼洛夫政纲中有一条要在铁路上实行戒严法。这里下层群众也是远超过他们的领袖的。铁路工人拆散了轨道，筑下了障碍物，阻止科尔尼洛夫军队过去：战争经验有用得很！他们也采取了种种手段，使阴谋中心毛奇略夫陷于孤立，来往司令部都受阻挡。邮电工人把总司令部的电报和命令扣留下来，或将原件或将副本送给防卫委员会。将军们在战争几年中习惯于将运输和交通看作技术的问题，他们现在才发觉这些乃是政治的问题了。
工会更不肯政治上守中立，无须等待人家邀请就站立在战斗岗位上。铁路工会把会员武装起来，派出沿路检查。挖掘铁轨，守卫桥梁等。工人们以其热情和坚决推动那个较官僚气的和较温和的“铁委”前进。金属工会以其无数的办事人员和一笔大款交给防卫委员会使用。汽车司机工会贡献委员会以技术的和交通的便利。印刷工会设法于几点钟之间出版了星期一的报纸，好让民众知道事变，同时使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监督出版机关。叛乱的将军一跺脚，地底下就钻出兵来，然而钻出来的兵乃是他的敌人的军队作，变成了巢灭他们。
在赫尔辛基，一切苏维埃机关召集大会，设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特派代表去监督总督，司令，特务机关及其他重要机关。从此以后，没有这个革命委员会署名，一切命令都不生效力了。电话和电报受了监督。驻在赫尔辛基的一团哥萨克兵的正式代表团——主要是军官——声明他们守中立：他们是秘密的科尔尼洛夫派。第二天，一个哥萨克兵到委员会来，声明全团士兵都反对科尔尼洛夫。哥萨克代表第一次加入苏维埃。此事同其他的事情一样，阶级冲突激烈，推动军官更向右倾，而士兵更向左倾。……执行委员会打电话给喀琅施塔得和维包格两地，要求派遣大批队伍到彼得格勒来。29日早晨队伍开始到了。那主要是布尔什维克派的队伍。执行委员会的号令要能生效，必须经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认可。
正是由于甩开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上层妥协派的领导（其实更多是限制、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独立发挥了领导群众的作用，由于工人阶级、劳动群众通过独立的革命群众组织自下而上地自觉动员和组织起来，才使得科尔尼洛夫叛乱陷入了人民群众汪洋大海的包围，迅速瓦解失败。
正如《俄国革命史》中所叙述的：“于叛军之抵抗，从铁轨上生长出来，从石头里生长出来，从空气中生长出来。克里木夫所到的鲁加车站，铁路工人顽强拒绝开动军车，托辞没有机车。哥萨克兵也感到立刻被鲁加卫戍军中武装的士兵包围起来了；那里共有二万卫戍军。没有冲突，但有着更危险得多的事情：互相接触，交换竟见，混杂一起。鲁加苏维埃来得及把政府解除科尔尼洛夫职权之命令印出来，在哥萨克兵中广大散布。军官们努力劝告哥萨克兵不要相信鼓动者的说话；但需要这个劝告，就已经是一个不祥的兆头了。……奉到科尔尼洛夫的继续进军命令，克里木夫便以刺刀来威吓，限令于半个钟头之内备好机车。这威吓似乎有效力的：虽然过了限定时间，机车居然备办好了；但虽如此，仍是不能开动的，因为前面路轨损坏了，而且车辆拥挤着，非24个钟头整顿不好。为的避免受宣传影响使军心涣散起见，克里木夫遂于28日晚上下命令将他的队伍调至离鲁加若干里地方。但是那些鼓动家立刻在乡村出现了。那是一些工人，士兵和铁路人员，——无法躲避他们，他们处处都有。哥萨克兵甚至开起会来。如此，克里木夫在鼓动袭击之下，咒诅自己的无能，等待着巴格拉蒂翁到来。铁路工人此时也正在阻止野蛮师前进：那几个钟头内，这师人也正受着最可惊的精神上的攻击。……”
革命力量迅速集结了战斗大军，使得叛乱力量不再具有军事优势。而科尔尼洛夫认为最可靠的部队，却受到人民群众的包围，革命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无孔不入的教育、鼓动工作。使得这些部队中的士兵迅速觉醒，自己起来反对叛乱。这就使得叛乱力量迅速瓦解，科尔尼洛夫众叛亲离，只能束手就擒。
而与1917年俄国相比，1976年中国的革命人民却缺乏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力量的工具。
尽管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总体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继续革命，但是革命派也仍有其力量基础，革命干部仍旧有相当数量，造反派也仍旧能够影响许多群众，并不是弱到不堪一击。但结果却在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反革命政变消灭后，迅速全盘皆输、没有任何重大抵抗——这不能不说是因为缺乏合适的工具/组织形式而使得革命人民的力量受到制约、未能充分发挥。
首先当时从基层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多数还是被保守派、甚至走资派所控制，革命干部、造反派往往只占少数。而且各级党组织只习惯于服从上级、服从中央，而基本没有监督上级、监督中央，主动鉴别上级、中央路线是否正确的意识。当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存在的时候，还能靠党的组织纪律，自上而下地贯彻革命路线。而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旦被摧毁，各级党组织就自然而然地拥护“新的中央”、服从修正主义中央，也就是所谓“谁在中央拥护谁”（而不是拥护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领导），而不能发挥对革命群众的领导核心作用。
其次，当时工人阶级也缺乏工厂委员会、苏维埃（工代会）等由劳动群众直接掌握、具有相对独立性、不机械服从上级及党政机关的革命组织机构，缺乏类似文革初期那样的革命造反群众组织，工人阶级的独立武装——工人民兵也很弱小。这就使得造反派无法有效地自下而上迅速动员群众力量，形成反对反革命政变、反对复辟的战斗大军。
造成以上弱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群众在政治上不成熟、缺乏斗争经验，不懂得创造、发展、保卫这样的独立革命组织机构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司令部也缺乏经验，不懂得竭尽所能保护这样的独立革命组织机构的重要性；再加上资产阶级司令部往往打着红旗反红旗，对这样的独立革命组织机构总是竭力镇压、破坏。
从1917年俄国革命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和1976年中国革命失败，我们所能吸取的第二个经验教训是：无产阶级要挫败反革命政变，必须创造及发展广泛的、扎根于基层的、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革命性、群众性的独立组织机构，作为充分发挥革命人民力量的有效工具。
基层、地方党组织决不能机械地、奴隶主义地服从上级、服从中央，不能只是代表上级指挥下级、指挥群众，而必须扎根于劳动群众，要能够领导、代表群众监督上级、监督中央，真正实现毛主席的号召：“对上级领导不能盲目服从，而只能服从革命路线的领导，对错误路线要坚决反对。”当上级、中央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时，基层、地方党组织就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群众反对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继续革命。
必须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地广泛组织由劳动群众直接掌握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革命组织机构，比如工厂委会会、工人代表会，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等。这些组织机构与劳动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直接反映劳动群众的要求、利益，并直接组织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经济、社会的管理工作，参与政治活动，而且对上级、对党政机关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机械服从上级、服从党政机关，对上级、党政机关实施监督）。这种相对独立性，不是否定党的领导，而恰恰是要求党通过群众路线来领导。也就是通过提出反映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深入的群众工作，争取这些组织机构中劳动群众的多数，来实现对劳动群众的领导。当然，这种相对独立性，可能会使得劳动群众中的落后分子、错误思想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只要党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正确路线是一定能够战胜错误、争取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比起这种害处，否认革命群众组织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劳动群众只能机械地、奴隶主义地服从上级、服从党政机关，从而丧失政治主动性、丧失路线斗争觉悟，才是最最可怕，对无产阶级革命害处最大的！
此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必须注意限制常备军的规模，并且要使常备军士兵群众与劳动群众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同时发展大规模、不脱离生产的工人阶级的独立武装——工人民兵，以此作为对常备军的制约。从而防止走资派利用常备军中浓厚的资产阶级法权、利用其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的指挥机制来控制常备军，造成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劳动群众的军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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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若能争取到大多数劳动群众拥护革命、造就有利于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若能广泛发展自下而上的劳动群众的独立革命组织机构以充分发挥群众力量，那么就能使反动派受到强大威慑、不敢发动反革命政变。即使发动反革命政变，也必将很快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所包围、所消灭。这样，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有了重要的胜利保证，也使得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有了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