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
2020年以来，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叠加新冠疫情所引发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卫生总危机，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今，这一危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由以下两个重大事件为标志的：俄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并陷入战争泥潭；某新兴帝国主义大国在控制新冠疫情中遭受重大挫折，其统治阶级反人民的防疫政策造成严重人道灾难，经济陷于困境、国内矛盾激化。
总危机之前的阶段，更多是占据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陷入混乱与危机，显示出明显的衰落之势。而未能掌握世界霸权的、相对落后和边缘化的二流帝国主义国家俄帝和某帝却成为美帝集团衰落的相对获利者，其实力地位相对上升，尤其是某帝，一度在应对疫情的比烂中胜出、相对更好地控制了疫情，实力赶超态势明显。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引发了两帝与美帝之间尖锐的争夺。
当前，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俄帝与某帝统治阶级都走出了“大昏招”、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中。俄帝为了摆脱危机、为了趁美帝衰落而扩张势力范围，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侵乌战争。结果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乌克兰人民的坚决抵抗，没有算到自身极端反动、腐败而外强中干，闪电战迅速破产，陷入灾难性的战争泥潭中，充分暴露了自身纸老虎的本质。疫情初起时，某帝依靠残留的社会主义遗产，依靠强大的国有资本和庞大的官僚行政力量的资源集中能力，在比烂中胜出，相对较好地控制了疫情。但由其社会根本性质决定，其防疫政策本质上是反人民的。而某帝统治集团自以为得计，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把这一套以“严厉封控和清零”为主要特征的防疫政策当成自己在帝国主义争夺中的一个重要优势，而不顾病毒本身性质的变化，不顾自身统治体系实际的能力。面对传染性强、毒性却大大降低的奥克米绒病毒的爆发，悍然对最大城市采取封城措施，强行追求“清零”。结果自身统治能力完全无法应付，造成巨大混乱和灾难，使得经济受到重创、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统治集团“威信”大大降低，面临骑虎难下的危机局面。
俄帝与某帝的“大昏招”，既有历史与统治者个人的偶然性，但背后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作为未掌握世界霸权的、相对落后和边缘化的二流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足够的势力范围去实现垄断资本的自由扩张、由于缺乏足够的超额利润去缓和国内阶级斗争，因而始终面临着尖锐的内外矛盾。由这种尖锐的内外矛盾决定了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表现出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大昏招”正是资本主义总危机下，由这种不稳性和脆弱性带来的必然结果。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由于内外尖锐的矛盾，使得此类帝国主义国家往往无法建立资产阶级全体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实现政治统治的体制，而往往把政治权力交给资产阶级内部一个狭窄的集团，甚至交给一个独裁者。这种“专制”统治体制，一方面便于资产阶级集中力量对内镇压劳动群众、对外争夺霸权，另一方面却使得统治集团成为一个高度封闭的小圈子，容易严重脱离实际，也缺乏资产阶级“民主”下的纠错机制。从而特别容易“铤而走险”、“一意孤行”，在决策上就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投机性、冒险性和“任意妄为”——“大昏招”也就必然出现了。
二流帝国主义国家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正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的体现。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正是以“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充分暴露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为标志的。新阶段反映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进一步动摇，反映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正在走向断裂——极其严重的内外危机使得薄弱环节不能照旧维持下去，而要么成为帝国主义新争霸战争的策源地，要么成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究竟前途如何，将取决于内部革命力量的努力。当然，目前薄弱链条的内部革命力量都相当弱势，那么短期内更大可能是薄弱链条将以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式“断裂”。即使如此，也无法拯救帝国主义灭亡的命运，而只能是在全世界人民付出重大代价后，由战争引发革命。在帝国主义深重的危机下，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发革命，而帝国主义薄弱链条将成为突破口——这就是帝国主义灭亡的历史规律。
疫情防控中的资产阶级专政
早在2020年疫情初起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指出：“这次疫情，是官僚资产阶级本质与河蟹帝国主义社会矛盾的一次总暴露。它戳穿了大梦，使得作为后起的、相对弱小的河蟹帝国主义之外强中干、矛盾重重暴露无遗，使得河蟹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核心——官僚资产阶级之反动性和腐朽性暴露无遗。这次疫情的发展，有可能使得河蟹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阶级矛盾及其他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造成河蟹帝国主义的全面危机。”之后，在经过痛苦与混乱、并且人民群众付出巨大代价后，官僚资产阶级依靠残留的社会主义组织遗产，依靠强大的国有资本和庞大的官僚行政体系的资源集中能力，暂时稳定住了局面，并在全世界反动统治者比烂中胜出，相对较好地控制了疫情。然而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河蟹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因为“抗疫成功”而有丝毫改变，其本质也决定了河蟹防疫政策根本上的反人民性。而此次奥克米绒疫情爆发以及上海的封城危机，正再一次充分体现了官僚资产阶级与河蟹帝国主义的本质，充分体现了河蟹防疫政策的反人民性。我们在两年前得出的结论，历史证明是站得住脚的！
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把河蟹的防疫政策总结为“清零”，把西方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全世界其他反动统治者的防疫政策总结为“共存”，并认为河蟹的“清零”政策是河蟹帝国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一些披着红皮的走狗甚至将“清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防疫政策，体现了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然而当今世界上无论“清零”还是“共存”，各国反动统治者的防疫政策的本质都是剥削阶级专政。在帝国主义国家，防疫政策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完全是由资产阶级掌握权力、完全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存政策”，完全是由资产阶级政客和专家制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润。在实施疫情防控时完全脱离人民群众，不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使得疫情防控政策难以奏效。而疫情防控难以奏效同时又成为资产阶级统治者“躺平”、“共存”的“依据”，从而使得疫情的最大后果由劳动群众承担，而资产阶级的损失最小化。（在共存条件下，劳动群众最容易染疫，而资产阶级有着优越得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避免传染。而同时由于避免了严格的封控政策，资产阶级的经营活动受到的影响最小，从而保证了利润损失的最小化。）
河蟹帝国主义的“清零政策”，也完全是由官僚资产阶级统治者和资产阶级专家极少数人决定的，而完全没有人民群众置喙的余地，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稳”——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严厉的“封控”、“清零”下，人民群众完全被当成防范的对象和可以牺牲的代价。官僚资产阶级完全依靠官僚行政力量、依靠压榨医护人员来贯彻“封控”和“清零”，而不把人民群众当人。在“清零政策”下，劳动群众特别是封城中的外来打工者（当前河蟹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遭受了最大痛苦，而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却可以相互勾结、灾中谋利——囤积居奇、垄断保供渠道等大发国难财，以及独享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等。
无论“共存”还是“清零”，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新冠疫情正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性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反人民性，正确凿地表明人类要实现健康、发展与幸福，就必须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尽快扫入历史垃圾堆。
展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疫情防控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疫情防控是怎样的？一个光辉范例，就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中国消灭血吸虫病的实践。当代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在防疫中必然要继承过去的光荣传统，同时吸取经验教训，并在新的生产力基础和社会条件下有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防疫和资产阶级专政的防疫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依靠劳动群众还是脱离、镇压劳动群众。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群众占有生产资料、掌握物质资源的分配权，为无产阶级专政，为防疫中全面依靠劳动群众奠定了物质基础。
依靠劳动群众首先就是在防疫的重大决策上必须由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民主决定。不能由少数政客和专家垄断防疫的决策权（除了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少数领导人临时决策外），而必须相信劳动群众，把疫情的实际情况、相关科学研究结论都如实地告诉劳动群众，由劳动群众充分讨论利弊来决定防疫的重大决策。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要充分发动劳动群众进行讨论，依靠劳动群众制定防疫政策和举措。比如根据疫情的特点和发展变化，由最广大劳动群众权衡利弊（而不是少数统治者、少数领导干部和专家替劳动群众权衡利弊），来决定是清零还是共存、还是两者结合，来决定合理的防范和封控措施。通过这样高度的民主，达成关于防疫的最大共识，从而在防疫中实现真正有效、合理的高度集中。而不是统治集团根据自己的私利任意决定。
依靠劳动群众就是要在防疫中充分组织和动员劳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使劳动群众成为防疫的主人。资产阶级专政下的防疫必然是脱离群众的，必然是无法也不可能组织动员群众的，是只把群众当成无知无能的愚民、当成防范和镇压的对象，当成可牺牲的代价的——这是由资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根本对立所决定的。只有与劳动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防疫中充分组织和动员劳动群众。只有充分组织和动员劳动群众，才能有效贯彻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才能在疫情防控中同时合理安排群众生产和生活，实现防疫和生产、生活双胜利。不需要脱离群众的官僚和专家，只要劳动群众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全面组织和动员起来（同时有必要的人民勤务员和与群众相结合的专家的服务），这样就能够最快最好地战胜疫情。
两年来的新冠疫情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应对全球化的重大疫情，而只有依靠劳动群众、为劳动群众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劳动群众掌握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给人类提供防范与战胜全球大疫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