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的具象化材料

在《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里谈到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夺:首先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剥夺资本权益,靠边站阶段),然后是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的剥夺(损有余而补不足,清账阶段),最后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的整体,剥夺反动分子的人身权利,铁拳阶段)。下面举一些具象化的例子。

材料1 摘自《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站在工人阶级角度的描述

1952 年,难忘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我们店属于杨浦区手工业系统,市里派“五反”工作队来发动,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著名电影演员叫张翼,还有团市委一个姓胡的女同志。工作队组织我们开会,上街刷大标语,给我们宣传“五反”的意义,启发我们觉悟。老板借口生活忙,不许我出去,但我这时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就一个大胆,一点也不怕,照样出去刷标语。后来工作队发了布告,在运动期间不许扣发工资,不许开除工人,不许打人。我胆子更大了。

在工作队启发下,我听到了从来没听到过的道理,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是我们这些被人看不起、被欺负的穷人的大救星!穷苦大众只有今天才能这样扬眉吐气!我平时从来不敢讲话,现在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竟也和工作队一起宣传“打倒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等大道理了,还揭发了老板大量偷税漏税的罪行。那时大量的订制任务都是老板带我到工厂、单位里去量尺寸、接生意,叫我记在练习簿子上,从不上账。在运动深入开展时,老板又将账本、发票烧掉,企图混水摸鱼,却反诬是我烧的。这种拙劣的手法被工作队一戳就穿了。后来老板借口没钱,居然伙食也不开了,每天弄点豆腐渣,放点盐炒炒给我们吃,而他自己却到对面饭店吃。我不知哪来勇气,和师傅一起,也到饭店去买面吃,记在老板账上。老板是半个月和饭店结一次账,饭店工人帮工人,相互支持,老板虽然发现欠账多了,但也不得不付。在运动后期,“五反”工作队吸收我一起工作。当时政策是,根据运动揭发,核查后分别定案为“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四类。最后,我们老板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

在颁发定案书大会上(在仁德纱厂,即后来的国棉三十厂大礼堂),叫我作为手工业系统代表发放定案书。会场有 1000 多人,当时我仅 17 岁,坐在主席台上。平时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老板都耷拉着脑袋,坐在台下等候宣判。那时的我心潮澎湃,仿佛在做梦。像我这样一个过去任人打骂,没人瞧得起的穷孩子,竟然坐在这么庄严的主席台上!翻天了,真的翻天了!不是梦!我止不住热泪盈眶。老板打我、骂我,我从没流过泪,这天真的流泪了,是发自内心的激动的泪。那一刻我终身难忘,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永不回头!老板们依次上台来领定案书时,一个个毕恭毕敬,先鞠躬再伸双手,往年的骄横荡然无存。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兄弟服装店的老板上台时没脱帽,我手一甩,叫“下一个”。他慌了,没弄清怎么回事,别人指指他的头,他才恍然大悟,急忙脱下帽子鞠个躬,我才将定案书发给他。原来他是个癞痢头,平时从来不脱帽,这次算曝光了。

材料2: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站在资本家角度的描述

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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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具象化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