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的具象化材料

在《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里谈到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夺:首先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剥夺资本权益,靠边站阶段),然后是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的剥夺(损有余而补不足,清账阶段),最后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的整体,剥夺反动分子的人身权利,铁拳阶段)。下面举一些具象化的例子。

材料1 摘自《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站在工人阶级角度的描述

1952 年,难忘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我们店属于杨浦区手工
业系统,市里派“五反”工作队来发动,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著名电影演员叫张
翼,还有团市委一个姓胡的女同志。工作队组织我们开会,上街刷大标语,给
我们宣传“五反”的意义,启发我们觉悟。老板借口生活忙,不许我出去,但
我这时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就一个大胆,一点也不怕,照样出去刷标语。后
来工作队发了布告,在运动期间不许扣发工资,不许开除工人,不许打人。我
胆子更大了。

在工作队启发下,我听到了从来没听到过的道理,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毛
主席才是我们这些被人看不起、被欺负的穷人的大救星!穷苦大众只有今天才
能这样扬眉吐气!我平时从来不敢讲话,现在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竟也和工
作队一起宣传“打倒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等大道理了,
还揭发了老板大量偷税漏税的罪行。那时大量的订制任务都是老板带我到工厂、
单位里去量尺寸、接生意,叫我记在练习簿子上,从不上账。在运动深入开展
时,老板又将账本、发票烧掉,企图混水摸鱼,却反诬是我烧的。这种拙劣的
手法被工作队一戳就穿了。后来老板借口没钱,居然伙食也不开了,每天弄点
豆腐渣,放点盐炒炒给我们吃,而他自己却到对面饭店吃。我不知哪来勇气,
和师傅一起,也到饭店去买面吃,记在老板账上。老板是半个月和饭店结一次
账,饭店工人帮工人,相互支持,老板虽然发现欠账多了,但也不得不付。在
运动后期,“五反”工作队吸收我一起工作。当时政策是,根据运动揭发,核
查后分别定案为“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
法户”四类。最后,我们老板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

在颁发定案书大会上(在仁德纱厂,即后来的国棉三十厂大礼堂),叫我
作为手工业系统代表发放定案书。会场有 1000 多人,当时我仅 17 岁,坐在主
席台上。平时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老板都耷拉着脑袋,坐在台下等候宣判。那
时的我心潮澎湃,仿佛在做梦。像我这样一个过去任人打骂,没人瞧得起的穷
孩子,竟然坐在这么庄严的主席台上!翻天了,真的翻天了!不是梦!我止不
住热泪盈眶。老板打我、骂我,我从没流过泪,这天真的流泪了,是发自内心
的激动的泪。那一刻我终身难忘,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
跟着共产党永不回头!老板们依次上台来领定案书时,一个个毕恭毕敬,先鞠
躬再伸双手,往年的骄横荡然无存。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长无产阶级
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兄弟服装店的老板上台时没脱帽,我手一甩,叫“下
一个”。他慌了,没弄清怎么回事,别人指指他的头,他才恍然大悟,急忙脱
下帽子鞠个躬,我才将定案书发给他。原来他是个癞痢头,平时从来不脱帽,
这次算曝光了。

材料2: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站在资本家角度的描述

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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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具象化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