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怎么办》里的秘密工会——列宁诞辰纪念(1870.4.22—2022.4.22)

沙俄在当时是最腐朽, 最反动, 最黑暗的专制政权。 沙俄治下毫无政治自由, 任何工会和任何小组都被禁止, 因为罢工这一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 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 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 所以沙俄治下的工人, 在经济斗争时会碰到“ 政治问题”, 比如危害和谐啊, 比如被欧洲敌对势力利用啊, 各种屎盆子会扣上来, 所以他们后来扣列宁一顶德国间谍的帽子完全在情理之中。 而革命者也会碰到把组织工会( 群众组织) 和组织革命政党混淆起来的问题。

因为专制的压迫, 不能搞公开的群众组织。 因为专制的压迫, 也不能组织革命政党。 所以就造成这一切必须是秘密的。 要干革命, 群众组织,革命政党就都得有。 所以列宁在《 怎么办》 里提出了如下思路:怎样才能解决既要成员广泛又要严守秘密这种矛盾呢? 怎样才能使行业组织尽量少带秘密性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说来, 只有两种方法:或者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 在某些国家里, 先有行业工会的合法化, 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合法化), 或者是使组织仍旧处于秘密状态, 但同时又必须使它非常“ 自由”, 形式不固定, 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松散的, 使秘密性对于广大会员几乎等于零。

前一种方法就是工人排斥祖巴托夫式的黄色工会, 另组独立工会, 后一种方法就是使工会有其实而无其名。 两种办法都是可行的, 只要这种需求经过了革命者的理论灌输深深地植入到工人的头脑里, 成了他们自身的需求, 那么刺刀, 大炮, 坦克车都是威胁不了的。

列宁在俄国境外组党, 这也是规避了沙俄的政治迫害的明智之举。 通过这个党来领导境内的秘密的群众组织, 终于使得双头鹰陨落。 通过这个党领导俄国境内一切反对沙皇的力量, 动员各个阶层投入到反对专制的运动中, 先干掉沙皇, 再通过工农联盟的办法干掉社会主义的敌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结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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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代办员”

我们把列宁在《怎么办》,《如何着手》里涉及的代办员的思路,再次抽出来,使得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列宁的思路,继承列宁的事业。

一、《如何着手》思路摘编

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借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单是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就迫使我们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说,习惯于经常按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这种代办员网①将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其规模之大使它能够遍布全国各地;其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它能够实行严密而精细的分工,其坚定性使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都能始终不渝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其灵活性使它善于一方面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集中全部力量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他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今天我们面临的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支持在大城市的街头游行示威的学生。明天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困难的任务,例如,支持某个地区的失业工人的运动。后天我们就必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革命的姿态参加农民的暴动。今天我们必须利用政府向地方自治机关进攻所造成的紧张的政治形势。明天我们就必须支持人民反对沙皇的某个凶恶的走狗的骚动,帮助人民用抵制、抨击、游行示威等等方法来教训他,使他不得不作公开的让步。只有靠正规军经常活动才能使战斗准备达到这种程度。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办共同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这些领袖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出进行决战的口号并且领导这个决战。

二、《怎么办》思路摘编

事实上,可以想一想我们时常遇到的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全部遭到破坏的情况。在所有的地方组织缺乏一种共同的经常工作时,这样的破坏事件往往会使工作中断好几个月。如果所有的组织有了一种共同的工作,那么即使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也只要有两三个有干劲的人进行几个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组同总的中心取得联系,大家知道,这种青年小组甚至目前也在很迅速地产生;而当这种共同事业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大家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时候,新的小组就会更加迅速地产生,并且更加迅速地同中心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像那些对它没有很好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如果我们真能使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团体和小组都来积极从事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创办一个周报,每期出版数万份,定期在全俄各地发行。这种报纸就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这个本身还很平常、还很细微、但是连续进行的真正共同的事业周围,就会经常不断地挑选和训练出一支由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常备军。在这个共同组织的建筑物的脚手架上,很快就会从我们的革命家中间涌现出和提拔出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热里雅鲍夫,从我们的工人中间涌现出和选拔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他们会率领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唤起全体人民去铲除俄国的耻辱和祸害。这就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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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然,这样的代办员只有在同我们党的各地的委负会(团体、小组)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才能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我们所拟订的整个计划,当然也只有在各地的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才能实现。这些委员会在党的统一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相信它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争取到这个统一。

革命的精气神

1902年时,社会革命党、19岁的斯捷潘.巴尔马晓夫用枪打死了沙皇的内务大臣德.谢.西皮亚金。当时住在伦敦的列宁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呼道:“干得干净利落!”后来,他在与人辩论时曾以肯定的语气讲,像西皮亚金这样的坏蛋,要干掉他的性命是不值得牺牲一位革命者的性命的。

革命要有点精气神,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个果断的行动胜过一打娘娘腔的论证。虽然马列毛主义从不主张与提倡暗杀这种行动方式,但是却十分赞同巴尔马晓夫的革命精神。爱憎分明,绝不拖泥带水。对敌人如冬天般残酷无情。

司徒卢威是著名的德国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司徒卢威的外孙,阿斯特拉罕省长的儿子,列宁的同龄人。他曾经两次到过国外,并在一家德文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述俄国农业灾害的文章。他是一个西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进行恐怖的民意党人及其对农民村社所采取的方针。列宁同他不和。

彼得堡协会的成员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在1925年写了一部《回忆录》,书中正确地表达了列宁同司徒卢威之间当时进行辩论的背景:“其次,弗.伊.使我们感到惊讶的还有他在政治上的成熟和思想上的清醒,这些特点是不亚于他在理论上的准备程度的。他的头脑清醒这一点,由于他那有原则性的直爽和固执(这些特性就像后来人们说的那样,达到了“坚如铁石”的程度)而表现得特别突出。在确定总的原则路线方面,列宁表现得非常坚定,但是在日常的策略问题上他却表现得比较容易妥协,并不过分严肃。我记得,为了抵御别人对我们的攻击,他是多么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恐怖观点,认为恐怖手段是一种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他叙述了一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邪说异端的思想,即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并不否定恐怖手段是一种斗争方法。目的是主要的,每一种斗争方法(包括恐怖手段在内)的好坏。要看它在当前条件下是有助于达到目的,还是相反,偏离目的。普列汉诺夫写了很多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民意党人把恐怖手段提到重要地位的纲领和策略,因此在我们这些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的教育的人看来……这样一些思想好像是一种异端邪说。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基础上取得和解的,但是弗.伊.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他具有一个真正领袖所具有的那种坚定性和洞察力。”

韩武:列宁走出事业低谷的学术考古

列宁生于1870年4月22日(公历),距今正好150周年。列宁事业的巅峰在1917年俄历10月。鉴于今天很多有志青年并未处在事业的巅峰时刻,对列宁如何走出事业低谷进行学术考古,可能更具有启发意义。

列宁事业的低谷在什么时候呢?答案是1895年12月,列宁因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被捕。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列宁都遇到过看起来更大的困难,我们首先需要考证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挫折具有特别的意义,从而构成了列宁事业的绝对低谷。1887年对列宁来说可能更加流年不利:1887年5月,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被处死。当时沙俄的首都即圣彼得堡,列宁哥哥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在中国相当于北京大学,也属于全村的希望。当时作为谋刺对象的沙皇声称,列宁哥哥只要同意忏悔,即可免于一死,列宁哥哥断然拒绝,慷慨就义。他的选择,深刻影响了列宁,而他的个人恐怖道路,则被列宁坚决否定。一个月之后,列宁中学毕业,成绩太好,获得金质奖章。估计到政审环节有困难,就没有申请世界一流大学彼得堡大学,而是去了家附近的喀山大学。12月,列宁即因参加学潮被捕,校方甚至都不允许他申请退学,而是一定要开除他。但这些事似乎没有对列宁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红色考古了很久,都没有在列宁全集中找到列宁对这些事痛定思痛的痕迹,只能推测大概是因为这些打击比较个人化,列宁没有过多进行事业方面的反思。

被学校开除对列宁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他有了较多的时间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再顺便参加一些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学术讨论。喀山大学应该没有马克思主义学院,列宁读的专业是法律,从列宁被开除后读的书目和写的文章来看,列宁相当于自己学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的本科,再读了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硕士,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写作为1894-1895年,差不多是被开除7年之后,见《列宁全集》第1卷)。当时俄国的左派主要受民粹主义的影响,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只要调整政策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无法忍受这种唯心主义,指出必须从生产方式,而非政策层面去寻找群众痛苦的根源,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通过公开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专制俄国。笔者查阅了多篇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术论文,达到列宁24岁时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熟悉程度的博士论文极少,硕士论文则肯定没有。列宁还参加了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叫费多谢也夫的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会,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这个费多谢也夫后来在和列宁一起流放时,受到另一个流放者的污蔑而自杀。可见同志间的伤害可能比来自专制政府的伤害更大。列宁很怀念这个组织了马会的人,集资给他修了一座纪念碑。

在1893年的时候,列宁觉得自己理论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来到了首都和工业中心彼得堡,先是加了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后是在工人小组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895年5月到9月,列宁还去瑞士、法国、德国等工人运动理论和实践较发达的国家,一面实地考察工人运动,一面向普列汉诺夫(俄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劳动解放社创立者)、拉法格(法国党领袖,马克思的女婿)、威廉·李卜克内西(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爸爸,德国党领袖)等前辈请教。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列宁回国后即推动了彼得堡知识分子小组和工人小组的合并,成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组织并领导了有3万多人参加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沙皇政府功力深厚,事情处理得很妥帖:一方面制定了新的工厂法安抚工人,另一方面对斗争协会进行了三次大抓捕。第一次大抓捕就抓到了列宁,这时斗争协会甚至都还没有正式成立——列宁被捕是1895年12月20号,斗争协会正式成立则在7天之后。

为什么说这是列宁事业的绝对低谷呢?原因有二:一是列宁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在彼得堡被单独关押了14个月,然后在1897年1月29日-1900年1月29日被流放西伯利亚3年。二是大抓捕造成了俄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分化:一批人消沉之外,仍然进行政治活动的人相当比例偏离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方向,不是变成了只进行经济改良的修正主义者,就是倒向了主张个人恐怖的社会革命党。我们从《列宁全集》和他战友的回忆录中,能发现列宁在那失去自由的4年多时间里,深刻地反思了失败的原因和未来的出路。列宁不曾屈服。在沙皇政府存档的受审笔录中,我们看到列宁的嘴很硬:“我根本不知道目前有什么反对政府的政党存在。我没有在工人中间进行过反对政府的宣传。”审讯机关出示有列宁笔迹的传单、手稿等物证时,列宁则直接说:“我无法加以说明。”(见2017版《列宁全集》第44卷,P532-533)沙皇审讯机关只能用物证进行无口供定罪,而且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可以扩大搜捕和恐吓其他被捕者。列宁的不屈服更表现在他寻找正确道路的努力上。他需要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政治组织并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他的回答就是全俄的政治报计划。

1900年1月29日,列宁流放期满,他在回到欧俄的旅途中会见各地马克思主义者,讲述他用政治报来教育和组织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的设想,并给定了通讯地址和密码。他知道自己、编辑部和印刷所都不能呆在国内,于是选择了远离亲人,流亡海外。1900年7月29日,列宁通过俄国边境,离他流放结束正好半年。在1900年12月24日这个平安夜,敲响资本主义时代丧钟的全俄秘密政治报纸《火星报》在德国出版了创刊号。创刊号头版头条文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处于动摇时期:工人运动脱离了反专制的社会主义,陷于经济斗争;反专制的社会主义也脱离了工人运动,滑向自由派。经济派修正主义企图将这种状况固定下来;迫切任务就是巩固工人运动与反专制的社会主义之前的联系,方法是通过全俄政治报来统一思想,通过其发行和运输体系作为组织框架。(见全集第4卷,选集第1卷)列宁不仅在几乎每一期报纸和政治杂志《曙光》上发表文章,还主导了编辑部组建、联络、印刷、发行、运输、经费、代办员被捕善后、各地党内斗争等极多的工作。列宁在其1902年出版并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著《怎么办》中,用两页的篇幅,在“自发高潮的开始”这一标题下回顾了7年前的那个低谷。他说:“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列宁的全俄政治报计划,是他在“小小的不幸”后认识并改正缺点的努力,也是整个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谷的起点。1903年,火星派分子推动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1917年这个党震撼世界的行为,大家想必已经熟知。这时离列宁事业的低谷,已经22年。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低谷,这个党也在22年后震撼了世界。我们热烈期待着,在2040年能发生一次震撼世界的事情,以便我们能在列宁诞辰170周年时,再进行一次愉快的学术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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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故事

列宁在1901年同亚·马尔丁诺夫有过一次会面。马尔丁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写了这次会见的情形:“我同列宁谈到了纲领,谈到了党的政治任务,谈到了政治策略,我们好像没有任何意见分歧。可是谈话结束时,列宁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您是怎样看待我的组织计划呢?’当时我马上激动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根本不同意您的意见。我看您的组织计划好像是在建立马其顿人的武装游击队。您建议在党内实行某种军事纪律,但这样的事,不论是在我们俄国还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眯缝着眼,笑眯眯地回答说:‘您只是在这一点上同我不一致,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
就是说,您我之间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于是我们分道扬镳好多年……”

毛主席: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一九四一年)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1]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2]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4],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5]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7]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2]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3]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4]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5]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7]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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