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黄昏。斯莫尔尼宫灯火辉煌。窗外,人们熙熙攘攘,依然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我在台阶上遇到佩着那干式手枪的水兵和赤卫队员,他们激动地谈论着,匆忙地进进出出。在斯莫尔尼宫的宽阔的台阶上象往常一样,抽烟抽得雾气腾腾,空气很坏。机关枪和大炮都装上了弹药。
人民委员会会议预定在晚上举行。我有意早一些来,想找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1]。我来得特别早,就直接去列宁的办公室。我满以为那里不会有人,于是没有敲门,就把门推开了。
屋子里很暗,但是我还能够看清楚,靠窗户站着一个人,从那明亮的冬天天空衬托出来的侧影我认出来,这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使我感到意外和难为情,因为我没有敲门就闯了进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背对着门。他凝视着窗外,高昂着头,显然,正在观察天空。这是冬夜明亮的星空。我不敢走动,屋子里静悄悄的。
突然,列宁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他说:“星星,今晚的星星多好呀!看来,天气更冷了。”
他骤然转过身来向着我问道:
“您喜欢观赏繁星的夜空吗?”
“在大海上,在农村,我常凝视星空。”
“在大海上?对了,对了,您到过美国!我小的时候所有星座都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渐渐忘记了。没有时间……您这是找谁,找我?”
我回答说,找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
“是的,他说过要早一些来。”
我走出办公室,遇见了舰队政委伊兹马伊洛夫。从他的面部表情我一下子就看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从聚集在隔壁屋子里的同志那里打听到,水兵对两个社会革命党人施用了私刑。[2]
我急忙回到列宁的办公室。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激动,那样生气。他那平时苍白的面孔此时涨得通红,说话的声调异常严厉。我觉得,那个子很高,肩膀很宽的水兵,波罗的海舰队政委伊兹马伊洛夫忽然显得个子矮小,惊慌失措了。
“私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决不允许这样胡作非为。应当把犯罪的人交给合法的人民法庭审判。您去告诉波罗的海舰队全体人员,克伦斯基[3]容忍的东西,工人农民的政权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要求法制和公正。您可以走了。”
过了一会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向我,他用另一种语调,但是十分严肃有力地说:
“柯伦泰[4]同志,我建议您马上乘车到您的波罗的海水兵朋友们那里去一次,向他们说清楚,苏维埃政权不允许无政府主义。要他们抛掉那些无法无天的玩艺儿。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很不满意。不,我们决不允许无政府主义。”
可以设想,我是怀着什么样心情来到舰队人民委员部的。
当我回到斯莫尔尼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完全恢复平静,象平时一样的沉着了。他的脸色苍白,而当他转向我时,双眼却露出笑意,说:
“您也来欣赏欣赏星星!”
载于《年轻一代》杂志1962年第8期第11页
[1]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 指一些无政府主文习气很重的水兵私刑拷打两个原国家杜马的委员一事。——编者注
[3]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4]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