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扎利平:列宁和鄂木斯克铁路工人

在创建苏维埃政权的那些历史性日子里,鄂木斯克铁路工人是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柱石。在各铁路总厂、车库、车站,布尔什维克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力图颠覆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铁路行政机关里也有不少敌人,他们公开地或秘密地进行破坏活动,阻碍粮车从西伯利亚开往西部,妄想用饥饿来扼杀苏维埃政权。
第一列给彼得格勒工人的载有西伯利亚小麦的直达货运列车,于1918年1月5日从鄂木斯克发出。为了粉碎铁路行政机关的破坏活动并为其他准备发运的粮车铺平道路,这趟车有武装警卫队押运。警卫队由三十名铁路工人赤卫队员和四十名士兵组成,配有两挺机枪。列车指挥员是彼得格勒派来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谢列兹涅夫。
我也是一名铁路工人赤卫队员。我原是鄂木斯克预备队的列车员,推翻专制统治后不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线路上铁路行政机关知道我们列车上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警卫队随行,不敢公开拦车。但资产阶级的仆从们还是想方设法损坏了一些车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让车辆超载,更换轮对。
我们到达孔古尔车站时,站上有九列被扔弃的粮车。供应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正在忍饥挨饿的工人们的粮食被盗窃了,看到这些,真叫人痛心。因此,我们决定再带走一列直达粮车。我们征得站长的同意,得到一辆机车来牵引列车。我接受了证件,同我一起押送列车的有三名士兵和赤卫队队长德米特里耶夫。我们是第一批出发的。我们想,如果我们的列车在途中被拦,鄂木斯克的列车和武装警卫队随后就会赶到,警卫队将强迫放我们继续前进。
可是,破坏者还是以巧计胜过了我们。在沃洛格达站,列车被引入第九道,直接开往仓库。我马上怀疑这里有问题。
我同德米特里耶夫一起去找车站值班人员要火车头。他对我们说:“机车正在修理。”而车库里的人说,机车不会很快修好。
怎么办呢?等吧,我们的主要列车左等右等也不来。我们去找站长。站长说:
“我们按照上级的指示把机车和乘务组派到会让站去了,还放走了一趟列车。”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我们落在鄂木斯克直达货车的后面。
当了解到列车已开过沃洛格达,快到下一站时,我们要求让列车停在那里,并叫指挥员谢列兹涅夫接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说,我们在沃洛格达被阻,他们不肯让我们继续前进,我请求派机枪队前来救援。
谢列兹涅夫回答说:
“好,请等着我们吧。”
显然,这次谈话的内容传到上司那里,上司害怕了。我们还没有走到自己的车厢前,只见一辆机车已向我们列车开来,乘务组拿着信号灯也跑来了,车站值班员催着车长赶快发车。
我们赶上自己人,又继续前进了,就这样一直到达彼得格勒。
我们这两列直达粮车在1918年1月中旬到达首都。
有人把西伯利亚人运来粮食的消息报告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请我们到他那儿去,到斯莫尔尼宫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们是怎样到达的,一路上有哪些障碍。我们谈了我们的全部遭遇,列宁感谢我们送来了粮食,然后说:
“我还想向你们了解一下鄂木斯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
想起这件事,我真有点儿难为情。我当时很年轻,精力过盛。我不加思索举起手来,冒冒失失,冲口就说:
“列宁同志,请允许我……”
伊里奇看了我一眼,和蔼地说:
“我看到这里有些年纪大的人,也许他们知道得更多……”
维钦斯基是我们当中的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把鄂木斯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告诉了伊里奇。
这时,有个人走到列宁身边,俯身对他轻轻说了几句。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说:
“对不起,同志们,真想和你们再谈谈,可是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在我们这里开会了……”
我们热情地和列宁告了别就走了。
我和赤卫队队员波波夫曾出席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我再次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聆听了他的演说。这是他在代表大会闭幕前所作的闭幕词。
我们运着一列车工业品——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给鄂木斯克劳动人民的礼物,从彼得格勒返回鄂木斯克。
记得,发了彼得格勒烤制的面包给我们作路粮。面包是用没有筛净的、掺有一半麸皮的燕麦粉做成的,我们西伯利亚人不习惯吃这种面包。当时,我们深深感到,彼得格勒工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而加强对革命摇篮彼得格勒的粮食援助又是多么重要。我们总共只运来两列车小麦,但是这一趟行程却为从西伯利亚来的其他粮车铺平了道路。
我们随直达货运列车同时还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去一封信。信中说,从1917年12月13日起,鄂木斯克铁路部门就在进行破坏,不承运也不装载运往西部的粮食,一千多节装着粮食的车厢停在那里等候发运。
列宁看了信,给秘书写了一张便条:

“转告施利希特尔[1]和涅夫斯基[2],请他们极力帮助这些人,这些人给人印象极好,只有由这种人组成的队伍(每队由四—六十名当地人组成)才能够解除饥荒。
列宁”[3]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次会见使我终生难忘。

载于《同列宁的几次会见。铁路工人回忆录》1962年莫斯科交通部铁路运输出版社版第87—90页

[1]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施利希特尔(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лихтер,1868年8月20日——1940年12月2日),189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在基辅领导革命活动。革命失败后流亡芬兰。1907—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1918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0—1921年任坦波夫执行委员会主席,因镇压叛乱不力而被解职。1922—1923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全权代表兼贸易代表。1923—1927年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6—193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30—1933年任乌克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31—1938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科学院院长。1940年逝世。

[2]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вский,1876年5月2日——1937年5月26日),1894年起从事民粹派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担任铁路人民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19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是“工人反对派”。1919—192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2—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历史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3] 《列宁文稿》第7卷第34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