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忆起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的情景时，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在工作中直接同他接触过的人，非常缺乏修养。我们不仅常常用各种琐碎的事情打扰他，麻烦他，而且在收到他的许多便条、电报和书面指示后，多数情况下都把它们销毁或扔掉了。这些书面文物，表面看来无关紧要，然而却异常鲜明地说明了伊里奇的特点。在这些文物上，我们不仅可以仔细地研究他超绝的智慧，而且可以研究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兢兢业业的作风、推动我们大家准确无误地执行任务的愿望。这些文物也表现了他对人的爱护备至与和蔼可亲。
我在人民银行（前国家银行）工作期间，经常同伊里奇商谈我们的工作，听取他的指示。有许多指示是书面的，但多数都不是打印的、经过三个人签名、有文件编号、在办公室登记过的“公文”，而是列宁亲笔写的便条……它们现在在哪里呢？……单凭回忆来描写列宁是很困难的。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否则就不确切……
伊里奇对人民银行工作的一切细节都很关心。
必须强制专家们为苏维埃国家工作，但同时又要使他们有可能在过得去的条件下工作，而不致使他们感到过分的拘束。我还记得这样几件突出的事情。
1918年初，我在彼得堡一家银行（前国家银行）里偶然看到一些秘密文件。这些文件证实，就在十月革命前夕，有价值五百万的金条从彼得格勒运往斯德哥尔摩了。表面上是由亚速海—顿河银行把金子运出来存入瑞典国家银行的。
我从前国家银行的一些诚实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亚速海—顿河银行是俄国银行财团的代表，在这里仅仅是形式上由它出面而已，根据临时政府的旨令，把金子送出去的实际上是国家银行。同时我还弄清了，金子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运出去的。装金子的火车从下新城开往莫斯科，中途却折向彼得格勒；一辆“特别”列车在夜间开到彼得格勒，随即转发芬兰车站，从那里立即开往芬兰，以便继续发运瑞典。
我们自然而然产生了怀疑：克伦斯基[1]预见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力图把一大笔款子运出去“以防万一”。因此，必须确切地查明事情的真相，防止克伦斯基有可能得到这笔钱……
有关情报只有留在彼得格勒的私营银行的经理们才能提供。当时，这些老爷都敌视苏维埃政府。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什么也不会自愿说出来的。
可是，又不想逮捕他们。伊里奇同意我的建议，把经理们“拘留”起来，如果他们老实交代，就立刻释放。伊里奇要我亲自处理这件事，并且在释放拘留者以前要向他报告。
捷尔任斯基[2]同志命令肃反委员会把经理们送到西伯利亚银行去（而不是送到肃反委员会）……被吓昏了的庸人们全都作了交代。原来临时政府想从瑞典政府那里得到三千万瑞典克郎的借款，必须把同样数字的金子存入瑞典银行作为保证。已送去的五百万是第一批，但是瑞典人没有来得及拨给贷款，因为马上就爆发了革命。钱是国家的，俄国银行不过是名义上出面而已。所有文件都保存在国家银行里。私营银行连金子是什么时候运出去的，怎样运出去的，都不知道。他们仅仅猜测，把金子运到瑞典这件事，克伦斯基抓得非常紧。
我带着这些有关材料到斯莫尔尼宫，向列宁汇报了所得到的情报，并建议立即释放这些经理。伊里奇马上派人把他们释放了，并安慰他们，以后不会再为这件事惊动他们了。他还吩咐我们采取措施以防克伦斯基领取这笔钱。这样，经理们在被拘留后几小时就乘着汽车被送回家去了……
在这以后不久，我被派到瑞典去试探，我们能否取回这笔钱。
瑞典政府对我们持什么态度，还没有彻底弄清。它没有下决心承认我们，但同时又不与我们断绝关系，而且承认瓦·瓦·沃罗夫斯基[3]为半官方代表。在一定的压力下和亚速海—顿河银行的帮助下，这些金子是可以取回的……
亚速海—顿河银行的董事长波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卡缅卡[4]当时在瑞典，我和沃罗夫斯基决定同他谈判，建议他承认我们提取所存金子的合法要求。显然，卡缅卡在这里的表现和他的彼得格勒同事们在西伯利亚银行里的表现是不同的。总之，他相当镇静。起初他好象动摇了，且要求给他一天时间，以便答复。在这一天中，他显然和自己朋友商量过了，给我们以否定答复。他说，他本人无权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亚速海—顿河银行代表整个财团……因此，我们没有取到金子（金子至今也没有取回）。但是我们事先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不让金子落到克伦斯基及其同伙的手里……
卡缅卡非常关心俄国的形势。看来，他远离祖国，闲居无事，感到苦恼。我向他指出，他并没有必要离开工作。如果他执行我们的银行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们的政府一定会为他的工作提供充分的可能性。这次谈话使他感到很痛苦。他很想工作，可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指令工作，他又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我又做了一次努力。这个时期，和德国进行的有关履行我们的布列斯特义务的补充谈判就要开始了。我被作为银行业务的“专家”参加代表团，预料要在绿色的谈判桌旁与德国银行大亨门德尔松[5]、格拉泽纳普[6]等人会晤。这并不使我感到特别愉快。我想，要是能从旧银行家里吸引一个来帮忙就好了。我是知道伊里奇对待专家的态度的，所以虽然没有指示，还是决定建议卡缅卡作为专家到柏林去参加谈判。我们的建议（我经常与沃罗夫斯基同志一起同他交谈。起初参加谈话的人还有列·波·克拉辛[7]同志）使卡缅卡大为震惊，但他并没有立即拒绝，只是争论了一番。
“得了吧！我是你们的敌人，我不承认你们的政府，而你们却希望我帮助你们谈判。”
“不过，现在是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必须和德国人谈判，您应该考虑这个事实。如果您确信我们掌权的时间不会太长，祖国将会摆脱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那么，您更应该帮助我们，使我们少犯一些错误。”
“这是不可能的。徳国人知道我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如果我在会上出现，他们会认为是不可理解的。”
“那么您可以指出，您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认为帮助我们是自己的责任，因为祖国的利益需要这样做。您向我们多次谈到过祖国。”
“可是，那些和我持同样观点的同事们会说些什么呢？”
“那您就以私人的方式到柏林去，我们有必要时再和您商量。”
“不，这样做无论如何是不方便的。那里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人们马上就会知道我到柏林的原因。不行，我不去……”
“我们就这样记住。我们诚心诚意地建议您帮我们参谋参谋，而您终于拒绝了。如果我们因缺乏经验而向德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将是您的罪过……”
如所周知，我们的代表团谈判得并非那么糟糕。然而，布列斯特和约很快就破裂了，但决不是在卡缅卡这些老爷们的压迫下破裂的。不过，这些老爷在十月革命初期都是动摇不定、不知所措的，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当我回到莫斯科把我们同卡缅卡谈判的情况告诉伊里奇时，他亲切地笑了。他赞同我们的做法，并补充说：
“加涅茨基[8]，您把这段历史全部记下来吧！也许有朝一日会用上的。”
我还记得与另外一个专家发生的一件事。
我想争取一些较有名的专家参加我们银行的工作。其一，这种人有用处；其二，他们在我们这儿工作，就不会给我们添麻烦。
1918年下半年，这样的人在莫斯科已所剩无几了。有人向我指出两个比较有名、比较正直的专家：伊里亚·格里哥里耶维奇·科甘和伊格纳季·谢苗诺维奇·波兹涅尔。第一个回答说：“我明天答复你们。”伊·谢·波兹涅尔表示：“如果科甘同意，我也去上班。”
第二天，科甘对我说：“我原想离开俄国，但我打算留下来与你们共事。我知道，既然我决定工作，那么，我的名声是足以得到你们完全的信任的，对此，我丝毫也不怀疑。但是，我同时也知道，在需要……人质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我对你们来说是有用的，因而这种危险性确实使我感到十分不安。”
我答应他说，我当天就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谈，第二天就可以向他提供有关“保障”。在下一次见面时，我告诉他，将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发给他一张有捷尔任斯基同志签字的证书，该证书将指明，只有经过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许可，才能对他进行任何搜查和逮捕。
科甘十分满意，决定上班。几天后，我们就同他和伊·谢·波兹涅尔到彼得格勒参加私营银行平衡会议了。过了两天，我同伊·谢·波兹涅尔回来了，科甘留下做结束工作……
可是，他就这样再也没有到我这儿来了……过了八到十个月，伊·谢·波兹涅尔在银行里请我接见科甘的妻子。科甘的妻子不好意思地讲了自己丈夫的苦恼：她的丈夫常常与白匪一道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他根据她的一再要求，已离开了苏维埃俄国。他因此而感到非常惋惜，但现在回来有点不便。她要求让她能到丈夫那里去。
伊·谢·波兹涅尔作为主任的同志，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到逝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十分良好的记忆。
我不知道，伊·格·科甘和波·阿·卡缅卡在军事干涉时期表现怎样，以及他们现在干些什么。但是，回忆一下他们在革命初期惊慌失措的情景，回忆一下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曾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可能在我们这儿诚挚地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 ※ ※
在执行各项必要的措施、法令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十分坚决的，同时也是非常谨慎的。他不喜欢那些虽没有政治意义、却打击了小储户的财政方面的法令草案。
记得我们曾为贷款处的抵押品忙碌了一阵。抵押品没有赎走，贷款处却必须清理，而抵押品堆积了好几万件。在每次交出抵押品时，都必须按“市价”进行估值，因为按照法令规定交出的抵押品不得超过一万卢布。
这里自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和舞弊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交出抵押品的工作总是拖延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旦了解到我们机构中的“小缺点”，就会作出相应的指示。
有一次，有个来访的女人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加快并简化处理抵押品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用国防委员会主席正式用笺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
“1919年4月28日
克列斯廷斯基[9]同志（或加涅茨基同志）
来人有一请求，关系抵押品一事。务请尽快研究该请求并立即予以解决。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0]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命令”总是写得异常客气和谦虚。但是，我们大家并不是因为其形式才乐意迅速执行伊里奇的命令，这一次，抵押品很快就发出去了。我保存的这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上面有我注的几个字：“1919.4.19执行。加涅茨基。”
在我们建议颁发一项法令，规定接收有关抵押品的申请期限时，伊里奇不喜欢我们的草案。显然，他想把法令搁一搁。我保存了一张便条，这是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
“请审阅。如果同意，请签署，我再去请国防委员会其他委员签署。尼·克列斯廷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便条的背面答道：
“不可立即征用，况且，这也不是一个法令草案。
建议：责成二三名人民委员
或商定措施，
或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一个法令草案。”[11]
※ ※ ※
谁都记得，各地对纸币不足的呼声多么强烈。因为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估计。各种预算几乎都没有，纸币一天天贬值，前线需要大量的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切都很了解，并且知道各地对于收不到钱的指责是不公正的。
但是，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收到这类电报，他便感到不安，千方百计都要把钱送去。
一次，又有一个人拍来一封电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严肃地质问克列斯廷斯基同志。
克列斯廷斯基请他放心，并给他送去一张便条：“1919年4月8日 我刚给加涅茨基同志打了电话，请他立即优先把钱寄出。尼·克列斯廷斯基。”
但是这个答复并不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放心。他把便条送还克列斯廷斯基，并加了一句：“不要忘记！”
1919年7月16日，拉科夫斯基[12]同志从基辅发来一封密电：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
我迫切请求把答应给我们的钱送来。我们又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拉科夫斯基。”
傍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将这封电报交给我，并在电报上批了几个字：
“加涅茨基：请拟回电。”
我立刻将回电草稿交给伊里奇：
“今寄三亿，其中五千万拨给卡卢加，今后汇款将有计划地进行。”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满意这样的答复。他立即将它退还给我，且附了一张便条：
“加涅茨基：这份电报稿不行。必须这样写：已答应于某期间内给你们若干亿。已于某月某日寄出若干，并于某月某日再寄若干。
请立即按此意重拟。”[13]
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的，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着会议，周围正在进行辩论，但他连一句话也没有放过。
※ ※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我们银行的政策和活动，他为私营银行国有化中的外行做法感到不安。银行职员抵制性的罢工和接踵而来的怠工使他焦虑，因为没有他们的协助，就无法正确地进行工作，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核算。
已经清理、收归国有的私营银行能否办理当前的业务？何时才能彻底结束清理工作？这些银行的平衡表怎样编制？当时的统一的人民银行的平衡表从何时起编制？新的苏维埃银行的政策应该怎样？
伊里奇希望逐步地把苏维埃银行变为“统一的核算机构和调节机构，调节全国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
所有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以及一些比较次要的、涉及银行工作中的技术问题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关心的。他不断地考虑这些问题，经常提出建议，给予指示。
1918年，在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前，伊西多尔·艾曼努洛维奇·古科夫斯基[14]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项决定通知了我，建议我先和伊·艾·古科夫斯基一起讨论一下有关银行的全部问题，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居莫斯科几天后，我们一定要迁到预定与伊里奇共同讨论的地方去。我们到莫斯科后，在伊里奇那里（当时列宁住在第一苏维埃大厦），开过三、四次会，每次都是几小时。有几次会议斯蓬德[15]同志（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也参加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伊里奇带来一份类似我们的会议纪要的文件。
我们把这份很有意义的文件援引在下面，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笔写的。
“关于银行政策的提纲
1．编制私营银行收入的报表，包括每家私营银行各项业务的清算。
‘（一致赞成）
（关于如何编制报表的问题，意见如下：）’*
（甲）向各私营银行的旧职员（国家银行人民委员部有权解雇其中某些人员）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限于最短期间把银行的各项事务整理完毕，编制出1917年12月14日和银行营业最后一天的正式平衡表。
（乙）私营银行编制报表，清算各项银行业务，只是起统一的俄罗斯共和国人民银行的分行作用，目的仅仅为了清算，而不再办理任何新的业务。
‘（加涅茨基、古科夫斯基和列宁）
（斯蓬德的另一种意见：
1917年12月14日的平衡表由我们指定特别委员会编制。
另外一种平衡表不必编制。
从1917年12月14日起，以人民银行的名义办理今后的各项业务。
所有私营银行和国家银行一样，统称为俄罗斯共和国人民银行。）’*
2．编制报表的全部工作均由国家银行人民委员部领导。
尽量多聘一些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前国家银行和私营银行的职员。
‘（一致赞成）’*
3．银行政策不限于把银行国有化，而且应该逐渐地、但是不断地把银行变为统一的核算机构和调节机构，调节全国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
‘（斯蓬德和列宁同意
古科夫斯基反对
加涅茨基认为实际未完成，弃权）’*
4．采取紧急措施，在全国各地尽量多设人民银行的分行。
为了公众的方便起见，应在城市和乡村中最合理地分布这些分行。
利用前私营银行的分行作为人民银行的分行。
‘（一致赞成）’*
5．宣布存款不可侵犯（这当然不能限制国家抽税的权利）。
6．支票流转自由。
7．充分保持工人对提取存款的监督。
8．提取消费用的存款仍须有一定的限额。
采取一系列便利存户的办法，加快存款付款速度，简化各种手续。
9．设法使居民把非急用的钱都存入银行。应该拟定法律和切实的步骤，用强制办法来贯彻这一原则。
‘（不予公布）’*
10．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各人民银行分行，必须遵照中央管理局的指示和命令办事，无权制定任何地方的规则和限制。例外情况必须征得中央管理局的同意。”[16]
※ ※ ※
这仅仅是在一个问题上对伊里奇的点滴回忆。但是这些便条，他的这份提纲却很能说明问题。
必须再三再四地责成我们大家担负起一个党员的职责，在自己保存的资料中找一找伊里奇的书面文件，回忆一下自己同伊里奇的会见和谈话，并把这一切都写下来。
我们应该尽可能准确地、巨细无遗地为历史，为一代代新人描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各个同志都来回忆，使这项艰巨的工作得以较容易地进行。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6年第6期第5—15页
[1]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2]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3]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4]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卡缅卡（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Каменка，1855年1月9日——1942年2月2日），俄国银行家。1910—1917年任亚速海—顿河银行董事长，期间参加了立宪民主党，并担任罗斯托夫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流亡瑞典。1920年拒绝加入弗兰格尔白军政府，移居法国。1942年死于法国。
[5] 皮埃尔·弗兰茨·瓦尔特·冯·门德尔松（Pierre Franz Walther von Mendelssohn，1865年7月29日——1935年6月13日），德国银行家。
[6] 奥托·格奥尔格·博格斯拉夫·冯·格拉泽纳普（Otto Georg Bogislaf von Glasenapp，1853年9月30日——1928年3月3日），德国银行家。1907—1924年任柏林帝国银行副行长。
[7]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сю，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期间是召回派，此后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法国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国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8] 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1909年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
[9]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10] 《列宁文集》俄文第24卷第290页。——编者注
[11] 《列宁文稿》第7卷第540—541页。——编者注
[12]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13] 《列宁文稿》第7卷第506页。——编者注
[14] 伊西多尔·埃曼努洛维奇·古科夫斯基（Исидор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Гуковский，1871年5月25日——1921年？月？日），俄国革命家、石油工业家。早年曾任药剂师。1894—1898年任彼得堡地方自治局统计局副局长。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革命工人党”。1899年因参加罢工被捕。1900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任《新星报》编委会书记。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脱离政治活动，转向经营石油企业。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司库。十月革命后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3月21日至8月16日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兼贸易代表。1921年因肺炎在塔林逝世。
[15]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斯蓬德（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Спундэ，1892年5月7日——1962年9月19日），1909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拉尔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任俄共（布）鄂木斯克委员会主席、俄共（布）叶尼塞委员会主席。俄共（布）顿河执行委员会书记、维亚特卡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苏联国家银行乌克兰分行行长。1924—1925年任联共（布）远东委员会主席。1925—1926年任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盟理事会成员。1926—1928年任苏联国家银行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31年退休。1938年被开除出党。1956年平反。
[16]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04—205页。——编者注（凡带‘（）’*的在中文版《列宁全集》中没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