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
我不打算把十月革命以后我每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听到他讲话的情形，一一加以叙述，因为有许多次没有留下完整的印象，而且大部分已经由别的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同志详细描写过了。
我也不想再谈人民委员会的历次会议，虽然会议总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但由于我当时真是很饿，所以经常看不见也听不清什么东西，只是老想着能有这么一个幸福的时刻，发上一杯糖茶和一块夹着一小薄片香肠的面包。
现在谈谈1917年12月的一个插曲，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不很愉快的。
我是负责管理旧军队复员事务的政治委员，我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能顺利地把已达复员年龄的士兵从前线撤回家乡，并且不让那些已经与乡村失去联系的复员军人有可能聚集在大城市里。因为他们作为失业者和脱离劳动的分子留在大城市里是相当危险的。
为了组织社会工程，复员事务局技术管理处修订了原有的沃尔霍夫电气化计划，选出了一批建筑工程师，编制工程的略图和预算。这些略图和预算都曾发表在1917年底的《陆海军通报》上。
当然，这样的计算和预算是很粗略的，和那个两年以后奠定了全国电气化基础的宏伟计划相差很远。
这时，计划只要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准就行了。我通了个电话，约好了时间，带了我们财政局的科苏什金同志去帮忙，他是个性情固执、有点使人厌烦的人。伊里奇根本不认识他。我们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内伊里奇的办公室……
我们不仅讲了事情的本质，还想谈谈电气化的技术问题……
正讲到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伊里奇忽然打断了话……
“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谈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这和我无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试着继续讲下去，“可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久前才成立呀！……”
“去找李可夫[2]同志！……”
“列宁同志！”科苏什金插嘴说，“您叫我们到哪儿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只是个徒有虚名的机构。”
“噢，原来如此！”伊里奇眯缝着眼睛，讽刺地说：“徒有虚名？！真是这样？！”
“是的，徒有虚名。但是电气化是件极其重要的事。”科苏什金就开始详细描述电气化如何如何必要，如何如何美妙……
我发觉，伊里奇开始不耐烦了。
“你们为什么老缠着我，难道我是工程师吗？”
科苏什金还想照样继续说下去。
但我已意识到，我带科苏什金来是干了一件蠢事，科苏什金已经讲过火了，我急急忙忙趁着还没出大乱子时溜了出来……
当天晚上，伊里奇对一位人民委员说：
“请转告克德罗夫[3]，请他不要再用这类事来蒙骗我了…… 而且还带了一个叫什么科苏什金的人来。如果他以后再这样，我就不许他到我这里来了。”
当时我觉得伊里奇责骂了我，而对电气化的方案那么没有好感，自己很受委屈…… 各种琐碎的小事、无谓的纠纷、机关里的扯皮、口角等等占去了伊里奇多少宝贵的时间——这一点我很晚才明白……
立宪会议
召开立宪会议的这天……
涅瓦大街……一堆堆积雪……篝火……岗哨……
一支只有几百人的可怜的象送葬似的民主游行队伍，就是这个刚开幕的会议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寥寥无几的一撮人拿着巨大的标语牌，上面涂着褪色的标语：“全部政权归全民的立宪会议！”
汽车在雲堆上颠簸。到了什帕列尔街。到处是哨卡、篝火、铁丝网。水兵们端着枪，厉声急促地喊着：“站住！！”
塔夫利达宫里非常热闹。立宪会议的议员们都急急忙忙来参加开幕式。负责召开立宪会议的人民委员的办公室里挤得水泄不通。这里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4]、斯大林和其他人民委员。乌里茨基[5]同志与众不同地腐着腿，一忽儿走到这儿一忽儿走到那儿，发出最后的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几位同志说：“开始吧……”，接着又对在场的其他同志说：“您不是中央委员吗？您也不是吗？！那就请出去吧！”
大家很快地往外走，有些人民委员还迟迟不走，伊里奇就把他们中间的一个轻轻地推到门口，说：“请吧。”
立宪会议原定的开会时间早已过了。
国家杜马大厅里，代表们都早已就座。由于不到法定人数，大家哄闹起来，表示抗议，他们要求布尔什维克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来出席会议。而布尔什维克的党团会议怎么也结束不了。总是激动的梁赞诺夫[6]同志劲头十足，满嘴白沫，说什么驱散“俄罗斯土地的主人”会产生极大的危险。可是这全是废话，因为问题已决定，不容改变：
“应该是苏维埃，而不是立宪会议；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
最后，深夜，所有的代表席位和“部长”包厢都坐满了人。
会议的右翼分子歇斯底里地提出应由代表中年纪最大的致开幕词，而不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于是他们就和毫不着急的、镇定的斯维尔德洛夫争吵起来了。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仍在讲台上，主持选举会议主席。
伊里奇一到会场就坐在离讲台不远的、铺有地毯的坡度不大的台阶上，这样一直坐到会议结束。因为区与区之间有木板隔开，代表们都看不到列宁。在会议进行到最有意思的时候，特别是选出来的会议主席切尔诺夫[7]几乎每说一句话，都给布尔什维克代表齐声以戏谑的口吻反驳而说不下去时，伊里奇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伊里奇是各种伪善、各种繁文缛节和虚伪客套的敌人。
布列斯特和约
这里，我要谈谈人们还不太了解的、发生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前的一些情况。
12月底，在彼得堡召开了有关军队复员的代表大会。
我们曾多次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会上作报告，但他说工作太忙，没有同意。
代表大会闭幕那天我们再次向伊里奇提出这一请求。他说，任何报告他都不作，但并不反对同一些代表谈谈；可让各战线、各部队、海军等单位各选一名代表，他同意跟他们谈谈。
这次会议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举行，地点在莫伊卡大街军事部旧址。
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各代表轮流汇报有关部队的情况。
伊里奇坐在桌旁，一面听着代表们的汇报，一面很快地在四开纸上写着，同时还提出一些问题，向那些竭力主张战争的代表提的问题特别多，而且接连不断。
伊里奇能同时进行几样工作：听、写、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这种本领一向使我惊叹不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能一心几用的人。
听完部分代表的汇报后，伊里奇指出，他马上要宣读一份刚刚拟就的调查表，如果到会代表每人都填一下，那也许要省事得多。
调查表上有几十个问题，集中了能够说明部队战斗力的一切最重要的特征，如人数、武器、通讯、器材、战斗储备、被服、粮食、纪律。我记得，还有一个关于军马状况的特殊问题；至于士兵的情绪、需要、对敌军的态度等主观因素，当然也没有忽略。
调查表填好了，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只有极少数表格可以相当勉强地说得上某部队有战斗力，绝大多数表格都表明，许多战线已全部崩溃。士兵们不等接到复员的命令，就大批离开前线。例如，他们砸开向后方运载物资的火车，竟向车厢发起真正的进攻，车厢挂钩的地方、车顶上全是人，整列列车常常无法使用。炮兵的马不但不能拖运重物，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用来做香肠。这种情况在北方战线区尤为明显。
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没有战斗实力，战线敞开着。我们不能打仗，签订和约势在必行，不管是什么样的，哪怕是“屈辱的”和约。
几天后，出席军事人民委员部会议的部分代表，遵照伊里奇的指示，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作了一次报告，为缔结和约打下融。
又过了几天（大约是1918年旧历1月22日[8]），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党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大批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会上详细讨论了签订和约的问题。
当时有三种观点：
（1）签订和约，即使割地赔款也行；
（2）继续战争；
（3）既不签订和约，也不进行战争。
伊里奇坚持自己的观点，举出许多无可辩驳的理由来证实必须立即签订和约。并且警告说，苏维埃政权已受到威胁，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赞同列宁的立场。
持其他观点的人开始喋喋不休地信口开河。
列宁长时间地听着这些夸夸其谈，终于忍不住退出会场，以示抗议。直到会议结束时，他才回来作总结发言。
大家知道，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多数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既不要和约，也不要战争。”
两、三个星期后，我亲眼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斯莫尔尼宫的一次谈话中，谴责了坚持把革命战争继续下去的一群武夫。
“怎么样？难道依你们的办法去做就行吗？绝不是那回事！……我们现在反正不能打仗，也不再打仗了。只不过是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说法，也就是无稽之谈，来代替直截了当地和明确地提出必须签订和约的问题……为了这种无稽之谈，我们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和约总算签订了，但条件却更加苛刻了……唉，一群武夫！”伊里奇最后说，“要是能用美丽的辞藻和漂亮的决议来打仗，全世界早被你们夺取了。”
红军的领袖
1918年7月。阿尔汉格尔斯克边区面临武装干涉的危险。摩尔曼已被同盟军封锁，接下去就要轮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了。这两个城市在外国使团的积极参与下，正无耻地、公开地准备叛乱。在后方，反革命势力抬头了。在雅罗斯拉夫里，木罗姆和弗拉基米尔爆发了白匪富农的暴动。一两天内，北部将遭到致命的打击，包围工人共和国的铁圈很快就会合拢，而我们却没有实力来对付无耻的敌人。
我到莫斯科去汇报情况。在北站，伊里奇特地派来接我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列宁同志正等着我。十分钟后，我就在克里姆林宫伊里奇的办公室里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情非常好。
在我汇报的时候，他不时地插入句把戏言，拿我开点玩笑。然而，这不光是在开玩笑。
全部情况他已经了解、斟酌过，并且作出了决定……不难看出，在他的玩笑中，既指出了并非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好，也提出了建议，指示今后该怎么办。
托洛茨基进来了。他一反常态，神情专注而严肃；谈话立刻变成官方的、事务性的了。
他问了几个问题后，说：
“刚才得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消息，英国军舰正在白海航行,一两天内就会进行武装干涉。”他坚持要我立即返回阿尔汉格尔斯克。
我表示反对。既然武装干涉已经迫近，那就必须增加一些兵力，我手下的三十名拉脱维亚射击手是不够的。
“而且也想休息一两天，”我加了一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到这里，大声地笑起来。
“噢，要求休息一下！”伊里奇说。我看得出，他同意了。
于是，决定给我一支部队、一些大炮和几挺机枪。过了两三天，我带着部队和武器回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
在回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途中，我参加了和入侵边区的英法军队的最初几次战斗，这时，我与克里姆林宫保持着联系，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领导着各次战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个车站上通过邦契—布鲁耶维奇用直达电报询问阿尔汉格尔斯克叛乱的情况，并给予指示。电报说：
“德维纳河口是否已封锁；是否有必要把这条河的封锁线往后挪；敌人进攻时，炸毁德维纳河口两艘破冰船的任务是否完成；沿德维纳河口进攻的可能性。其次，你们是否了解，轮船是否已撤离北德维纳河。总之，请说明目前的情况。”[9]
后来，我们陷入白匪地区，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了两三昼夜。在整整的一夜中，伊里奇亲自把沃洛格达的同志——韦托什金[10]、埃利亚瓦[11]、萨美尔叫到直达电报前询问有关情况，并了解我们这趟列车的遭遇。
他们要列宁相信沃洛格达平安无事，列宁对此并不满足。他预见到有可能发生叛乱，因此就在当天派了一位身穿欧式丝绒服的青年人前往沃洛格达，以便在白匪发动叛乱时通报消息，并且亲自对他作了指示。一星期后，我在沃洛格达遇到这个人：对苏维埃沃洛格达来说，他是一只引人注目的白乌鸦[12]。
在第一个星期中，我们就制止了英法军队向内地的入侵，沃洛格达被占领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除。但是另一个危险，也就是因缺乏粮食和武器弹药而崩溃的危险，威胁着重新敞开的前线。
电报不起作用。供给机关暗中破坏供应工作。
我带着总务处长艾杜克又去找伊里奇求援。
出发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已到了莫斯科。一出车站，马上就到克里姆林宫去。真想不到，伊里奇见到我们，非常生气。
不过，就在他生气的时候，仍然可以感到善意的同志式的态度。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前线呢？…… 现在一切都会完蛋的。”
“对不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他严厉地责备我们，什么辩解也不愿听。
“不仅自己来了，把他也带来了，”伊里奇指着艾杜克，语气略为缓和地说。
“尽把些孩子丢在前线！他们在那里会干出好事来的……”
我抓住时机，急忙一口气把许多事情都说了出来。我说，在奥博泽尔斯卡雅组织了一个司令部，我们个人现在在前线没什么事可做，打算把前线司令部搬到沃洛格达，并决定总共化两昼夜的时间，希望在伊里奇的帮助下，扭转怠工和拖沓现象。
“怎么是两昼夜呢？”伊里奇打断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回去？”
我作了回答。
“终究是没有必要来的，可以把全部情况写信嘛…… 你们究竟需要什么？ ”伊里奇问这句话时，已经心平气和了。
我把一张长长的急需物资清单念了一下。
谈话是站在人民委员会大厅里，离伊里奇办公室门口几步远的一张小桌子旁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俯身在桌上写了一张便条，内容大致如下：
最高军事委员会司令部参谋长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3]：我命令指定三位负责的工作人员，责成他们务必在今天把东北战线[14]所需要的一切弹药发往该地，并向三个旧将军指出，如果他们不执行上述命令，即予枪决。[15]
“你们一定要在今天走，”伊里奇递过便条说。后来，他在告别时说：“需要什么，写信来吧！”
就在当天，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当我被任命为战线指挥并准备出发时，斯克良斯基[16]同志友好地拦住我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我来向您要一张字据，写明没有他的许可，您不得再到莫斯科来。”
他的脸上浮现出他特有的讪笑。
“这是您瞎想出来的！”我断然地说。
“丝毫也不是这样！我是在一字不漏地传达命令，”他再次肯定地说。
我感到委屈。我认为到莫斯科来是绝对必要的。
“要是不来一趟，”我生气地说，“前线会更糟糕。”
列宁的指示我服从，但字据没有写。
这一天，事后我还在苦恼地想着，为了前线，这样做是对的。看来，我不善于十分令人信服地说明离开前线的理由。
途中，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了一封信。信上说，虽然有他的巨大支持，虽然他的便条在军事机关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也只得到一小部分东西。
我固执地想：“要是我不来莫斯科，就连这点东西前线也得不到。来一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必要这样不客气地接见我。”
过了两天（1918年8月1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了一封电报。他没有在电报中再提这件事，允许我自以为是；而是回到上面说到的、我第一次到莫斯科这件事上来了。这封标有“密电”的电报说：
“沃洛格达，省执委会，克德罗夫
英国人沿德维纳河蠢动之初，出现无人指挥现象，证明您的离开是有害的。
现在您应当努力弥补损失，同科特拉斯取得联系，立即向该地派遣飞行员，无论如何要守住科特拉斯。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17]
科特拉斯无论如何要守住，但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往常一样，也预见到最坏的结局。他知道科特拉斯集中了大量炸药，因此不仅发了一道命令，而且还把持有他的亲笔信的乌拉洛夫[18]和诺格捷夫[19]两位同志派到我这里来。
伊里奇在信中介绍说，这两位同志虽不懂爆破，但忠诚、坚定。他并指出，派这两位同志来的目的是为炸毁科特拉斯弹药库做准备，并在危急时刻炸毁它。
同时，列宁同志对当时负责指挥莫斯科军区部队的穆拉洛夫[20]同志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查明从莫斯科开往乌拉尔的一个重炮连，并火速将该连交给克德罗夫同志指挥。”伊里奇警告穆拉洛夫说：“这件事您要拿脑袋来担保。”
重炮连被派往科特拉斯，也许能挽救科特拉斯及其取之不尽的储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整个国内战争的胜负。
列宁同志认为我们这条战线“是特别危险的，因为那里的敌人有最有利的条件，有海道，”[21]而援助我们战线的……当然还有其他战线。
在紧要关头，大家都赶去找伊里奇，把他当作最后的希望。
这种违背命令的作法，激怒了军队首长和党内的官僚主义者。有一个人的电报就说：“我命令你们，不准避开总司令和军事委员会去找列宁同志。”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象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本人却允许别人去找他帮忙，并且一个问题也不忽视，即使是专门的军事问题。
这里，我再列举一封伊里奇的信，信上注明的日期为8月29日，也就是他受伤的前一天。这封信的最后一段答复了沃洛格达一些同志的抱怨。这些同志说，由于克德罗夫的作风，暴动就要爆发，而在他们的防备之下，沃洛格达至今没有暴动。正如信中所写的那样，伊里奇与他们的看法不同。
这封信是这样的：
“克德罗夫同志！您很少报告实际情况。要利用每一个机会把工作报告寄来。
工事修筑工程进展如何？
沿着哪条线路？
哪些铁路据点配备了爆破手，以便在英法干涉者行军时我们能用较大的力量严重地炸毁和破坏某些（具体是哪些，在哪里，应当提出报告）桥梁、某几段铁路、某些沼地中的通路以及其他等等。
是否已有充分把握使沃洛格达不受白匪袭击？假如在这件事情上表现软弱无能或玩忽职守，那将是不可饶恕的。
敬礼！
列宁”[22]
在结束这篇特写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如果说，我们能在一开始就挫败在人数和装备上占优势的敌人的进攻，打乱他们的计划，这首先要归功于以列宁同志为代表的我们的党中央。任务所以能完成，是因为在一片混乱和慌张的情况下，伟大的舵手坚定地把苏维埃航船引向既定的目标。
有过这样一个时刻，那时，叛徒曾准备把胜利拱手让给白匪……
记得有一天，前线收到了伊里奇受伤的骇人的消息……
前线颤动了……
但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一团烈火，列宁的火焰在每一个战士心中燃烧起来了；不屈的誓言犹如火焰的热浪滚过无边无际的战线……
我们一定要报仇！我们一定会胜利！
敌人错了。列宁一定会活下去，这是无产阶级的意志。他虽然受伤了，但在无形中仍然是红军的领袖，在顿河草原，在高加索山区，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冻土带，正率领着红军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
在伊里奇的天才面前，连死神也无力地让步了……
没有伊里奇寸步难行
似乎在中央，甚至在地方上，任何一件事，在开始时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详细过问，没有他的某种方式的参与，都是不会成功的。每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基础都是伊里奇奠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来、发展起来的。
就拿卫生人民委员部来说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没有忽视这个人民委员部，并且在这里留下了不朽的纪念。
大概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主张把全部宫殿、豪华的别墅、疗养院等转交给卫生人民委员部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而“疗养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也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从此，无产阶级使人们的平均年龄大大延长了。在这方面也有伊里奇的丰功伟绩。
另外还有一件事。
1919年秋，国内战争快要结束了。邓尼金[23]被逐出莫斯科，高尔察克[24]滚向乌拉尔去了。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但是，一个新的敌人出现了，它企图把一切胜利成果化为乌有，把本想喘一喘气的国家窒死。
讨厌的虱子吞噬的牺牲品，比所有死在战线上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同志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25]
十月革命前夕，莫斯科苏维埃举行庆祝大会。我刚从坦波夫回来。我是在坦波夫遭到马蒙托夫袭击后被派到那里去的。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26]在大剧院召开的会议上见到我，把我叫住了。
“您来了，好得很……”他高兴地说。他言语急促，富有情感，总是很动人，使人很乐意听。
“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改善共和国卫生状况的章程……日内就要公布有关法令……请您熟悉一下材料吧……”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从皮包里取出几张纸给了我。“请谈谈您的意见，以及您是否同意代表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这个专门委员会。必须安排一个燃料日，让浴室连续开放。还要安排一个卫生日，开展缝衣运动，等等。我看，这项工作由您来做比较合适。”
我谢过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接过材料，准备熟悉一下。但我已同意了。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给我的材料中，最有意义的是工农国防委员会1919年11月5日的决议。这份决议提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总共只有几个字，但这几个字却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切事业都是由伊里奇开创和胜利完成的。
决议内容如下：
“工农国防委员会于本年11月5日开会决定：既然阿瓦涅索夫[27]同志近期不能恢复健康，现委托捷尔任斯基同志派他的助手代替阿瓦涅索夫同志参加委员会制定法令草案，监督和检查卫生措施执行情况。
增补列宁同志参加委员会，并委托该委员会代表国防委员会批准法令。
委员会会议定于星期五举行，委托斯克良斯基和勃里奇金娜同志召集。
工农国防委员会秘书 勃里奇金娜。”
象“增补列宁同志参加委员会”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很普通、很自然的。既然有关部门的代表常常被增补进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为什么不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增补进去呢？况且，没有他反正是一件事也办不成……
几天后成立的委员会最初属于卫生人民委员部，从1920年1月起归属工农国防委员会。
伤寒病蔓延全国，与传染病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委员会在不得不越权办事或需要伊里奇的支持时，也象过去一样，得经常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记得，在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个只能容纳三千人的疏散站里，大约有一万五千名伤寒病人。确切数字无法肯定，因为所有的过道、走廊、地板上都躺着病人，要到站里面去，就得架起梯子从窗口爬进去。几乎所有的病人都穿着满是寄生虫的衣服、衬衫，因为一件替换的内衣和病人服也没有。许多人把衣服脱掉，宁肯光着身子。病愈的人回到部队或自己家乡去了，同时也把传染病带走了。住在战地医院或普通医院里的少数病人，情况要好些。
为了缝制足够数量的内衣，委员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从省粮食委员会取出几十万俄尺的布，这些布匹是人民委员会留作商品交换用的。我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据我回忆，我们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赞成我们这样做，另一方面，如果这样做确实十分必要，他也不认为应该加以指摘。
我记得还有一次找伊里奇的情形。
在采取坚决措施制止把伤寒病人从一个城市转往另一个城市以及向内地疏散的现象，并且规定了就地治疗病人的原则后，委员会在各城市都碰到一个问题，即缺乏有设备的医院，总而言之，缺乏空房子。
只好占用国家机关的房子，把这些房子改为专用病房、小医院、疏散站。
在鄂木斯克，决定用鄂木斯克铁路大楼作中心集散站。可是搬迁工作不仅遭到铁路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而且以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主席本·米·斯维尔德洛夫[28]为代表的交通人民委员部也是这样。当时，本·米·斯维尔德洛夫正在去鄂木斯克的途中。
管理局甚至无视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科萨列夫[29]、伊·尼·斯米尔诺夫[30]、弗鲁姆金[31]同志）关于腾出房子的决定，日复一日地拖延转让工作。
这时，不得不再去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支持了。很快就收到了列宁同志的回电：“既有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决定，铁路大楼应该腾出作疏散站用”……
那时，还有一件小事。
1919年初，卫生总局已经瘫痪。尽管三令五申动员医务人员到前线去，但医务人员（尤其是医生）根本就不到征兵委员会报到，而合格的人也无视到前线去的命令。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时就弄清楚了。原来最高征兵委员会全都由狗娘养的白匪组成，他们为了捞到一点可怜的贿赂，竟免除所有医务人员在部队服役。事情已经弄到如此无耻的地步：苏哈列夫卡市场上几乎在公开地出卖最高征兵委员会的空白表格，全体委员在这些表格上盖了章、亲笔签了字。这些表格证明，某医生或医助被认为完全不适于服兵役。任何人只要化一百卢布搞到这张特殊的证件（免罪符），他就可以填上自己的名字。
显然，这件事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解决不了的。根据他的建议，工农国防委员会把重新检查医务人员的工作交给不久前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执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详细地指示特别部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应该怎样做。不仅要重新检查身体，对卫生总局当时认为身体合格者的情况也要审查，而且对他们出发和到达前线的情况要步步监督；要无情地惩办逃兵；工作过程要定期向他汇报。
第一批医务人员是在专门的检查员的监督下被送到车站的。检查员的责任是把被派遣的人员送进车厢并监视他们，直至开车。
当初不得不采取这种过激措施为红军配备必须的医务人员。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我要着重指出，这也只是初期才这样做，因为事情很快就走上轨道，一切都很正常、很顺利了。
到处需要伊里奇
1918年10月底，莫斯科铁路枢纽站挤满了满载物资的车厢，这些货车因马车运输十分紧张，几乎卸不了货。收货人为了延长卸货期限，一次又一次地把货车从枢纽站的一个货运站台转到另一个货运站台。枢纽站的车厢从正常的二万至二万五千辆上升到五万辆，其拥挤程度由此可见。新到货物的运输有停止的危险。对现代的莫斯科来说，卸二万节车辆的货当然没有任何困难，但在当时，这个作业却是件大事。那时虽有足够的马，但没有饲料，有大功率的载重汽车，却缺乏汽油开动。
这是一个饥荒严重的时期……一个马铃薯也会造成许多极为可悲的错误…… 我还记得一张布告，这是一个人民委员写的,悬挂在第一苏维埃大厦的一个显眼的地方。大家知道，这里住着许多十分重要的工作人员。
“炉灶上的一只平锅里有我的马铃薯，请错拿的同志到××号房间还我。”
而在这时，在郊区和莫斯科城里，却停着几十节车厢，有几万普特马铃薯堆在车厢里霉烂。
莫斯科苏维埃成立了一个拥有独裁权的铁路枢纽站卸货非常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或者象人们所戏称的那样，马铃薯独裁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我每星期都要到他那里汇报卸货的情况和釆取的措施。由于粮食恐慌，列宁同志指示，在星期日，甚至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也不要停止工作。记得，节日那天也象平日一样卸粮、装运、堆积、分配。电话铃响个不停…… 铁路委员会报告已卸空的和新到的车厢数字。到处是拥挤、奔忙的景象，一片嘈杂的声音。工人们一队一队从莫斯科苏维埃前走过，他们欢腾的合唱声和鼓乐声不时地传到里面来。
尽管运输机关的工人和职员干劲很大，刚开始时工作进展却十分困难，因为许多部门无视委员会关于限期卸空给他们的车厢的命令。当时，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规定了卸货期限（一至三昼夜），要是过期不卸，委员会有权自行处理。粮食委员会是第一个受损失的收货单位。在该单位做好准备，终于抽空派代表去车站领货时，己有几车厢开始霉烂的马铃薯被区苏维埃发给一些企业的工人了。几百号工人，他们的妻、儿拿着口袋来到指定地点，眨眼功夫就把宝贵的蔬菜分了。
显然，粮食委员会和其他受损失的收货单位是不喜欢这种“分配”方式的。他们对委员会的做法，对委员会擅自撕毁全部分配计划的行为表示气愤。他们来到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控告委员会，殊不知这些措施是经过列宁同意才采取的。
控告归控告，十节计划外分配的车厢却成了以后卸货工作的转折点。各部门都动起来、忙起来了。每天卸空的车厢数很快就大大超过新到达的车厢数了。
11月下旬，也就是委员会成立后一个月左右，我向列宁报告，工作已经完成。为使报告充实有力，我引用了许多有关的统计表和其他文件。同时，我还谈了我的看法：今后不需要种种非常职权了。
非常委员会改组为莫斯科卸货站，它最初有另一个名称。我的助手什·同志代替我担任主任。
起初，他的运气不佳。枢纽站很快又堵塞起来了。这时，列宁下令逮捕什·同志。为了不把工作搞乱，相反，为了整顿工作，拘留是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安有电话的特别房间里执行的，并且是在公余时间。拘留期限直到枢纽站恢复正常的装载工作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作到了。
两张证明书
我珍藏着两张纸，两张正式证明书，内容几乎相同。
第一张证明书上写着：
“持证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同志经人民委员会本年（1919年）3月27日批准为全俄肃清反革命、肃清投机、渎职的非常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我曾多次捧着眼前这个证件，端详着珍贵的签名、签名的每一个字母、每一划……研究着这张证明的一切细微之处。无论是纸张，还是墨水、铅字、图章、签字都开始说话了，胜过了一切言词，叙述着一个早已过去的时代。那时，饥饿和寒冷在城市和乡村，在工厂和住宅区游荡着；那时，苏维埃俄罗斯既和盛产粮食的地区切断了，又和燃料的产区隔绝了；那时，要搞到一张纸、一支笔，不仅对普通的公民，甚至对人民委员会主席也是极大的困难；那时，墨水在墨水瓶里结成了冰，笔在纸上无力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时，生活以巨人般的步伐向前飞奔，人们也无暇考虑这许多琐碎的事情。
真的，请您仔细看一看这个证件吧。这是一张薄薄的几乎是透明的纸。虽经过精心保存，纸已经破损了，边角不齐了。左角有人民委员会用笺印记，上面还看得出是革命前的书写法，有的字母现在已经废除了。打字机的字迹很不清楚，色带是自制的。证明书上人民委员会的图章更象一个连队办公室的或州苏维埃的印戳，证书的正文中，把“多次渎职”错印为“渎职”。
但列宁同志的签字却非常特殊。墨水湮开了，笔又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好签两次名，一次不清楚，在上面又签了一次。
另一份相同的文件是比较晚一些时候发的，文件注明日期为1920年7月29日。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文件中也反映了苏维埃政权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的全部成就。
铁圈被冲破了。国内战争正处于最后阶段——西伯利亚的粮食，阿塞拜疆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向胜利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心脏和大脑……大炮语言为外交家准确的语言所代替：“请接受对你们的始终不渝的敬意”…… 苏维埃国家的红旗骄傲地飘扬在柏林市中心，成为数百万德国无产者的指路明星。
以克拉辛为首的红色商人到英国缔结第一批贸易协定。
人民委员会证书的印记、铅字、纸张和图章都表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
而伊里奇的签字……
我很少见到伊里奇这样光彩夺目的亲笔签字。
他的签字是那样美，那样坚定，那样镇静和充满信心。
只有带领一个国家经历一切严峻考验走上宽阔而正确的社会主义大道的领袖，才会这样签字。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7年第1期第49—69页
[1] 米·谢·克德罗夫写的回忆录《红色笔记本中关于伊里奇的片断》全文刊载于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第3679页。这里刊印了十月革命后这一时期对列宁的回忆。——编者注
[2]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3]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Кедров，1878年2月12日——1941年10月28日），1899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流亡瑞士。1916年秘密回国。1917年3—4月任北波斯苏维埃主席。1918年加入契卡。1931—1934年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4—1936年任军事卫生研究所所长。1936—1937年任神经外科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39年被捕。1941年遇害。1953年平反。
[4]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5]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委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6] 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1870年2月26日——1938年1月21日），1887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1年领导了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斗争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反对列宁。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开除国籍，先后流亡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此期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同时先后与“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合作，曾在维也纳《真理报》任职。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战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同时在托洛茨基主编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担任编辑部成员。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了“区联派”，后跟随“区联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谈判。1921年“工会”讨论失败后淡出政治活动。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参与创办莫斯科天文馆。他虽未参加反对派组织，但为各反对派提供了物质援助。1931年因被指控与孟什维克有联系而被捕并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89年恢复党籍。
[7]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8] 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中央会议于1918年1月8日（21日）召开。——编者注
[9] 电文没有找到。——编者注
[10] 米哈伊尔·库兹米奇·韦托什金（Михаил Кузьмич Ветошкин，1884年11月5日——1958年2月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沃洛格达苏维埃委员兼《沃洛格达苏维埃消息报》编辑。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对德战争，后被派去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0年任俄共（布）沃洛格达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委员会委员、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委员会委员兼基辅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1922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兼小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1925年期间在乌克兰工作，曾任乌克兰司法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1925—1941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执行委员会书记。1944年起在大学任教。
[11] 沙尔瓦·祖拉波维奇·埃利亚瓦（Шалва Зурабович Элиава，1883年9月18日——1937年12月3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沃洛格达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沃洛格达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苏俄驻土耳其和波斯全权代表。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海军人民委员。1922—1923年任外高加索联邦海军人民委员。1923—1931年任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兼任外高加索联邦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31—1936年任苏联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6—1937年任副轻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2] “白乌鸦”喻指稀见的特殊人物。——译者注
[13]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0年2月24日——1956年8月3日），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哥哥，苏联军事理论家、大地测量学家。1892年入伍。一战期间晋升为少将军衔，历任第6军参谋长、北方阵线参谋长、西北阵线参谋长。二月革命后宣布效忠临时政府，并担任普斯科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短暂被捕，获释后进入最高司令部工作，并担任莫吉廖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拒绝出任俄军总司令，随后改任总参谋长。1918年任红军空军司令。1919年6—7月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总部司令。1919—1923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最高大地测量局局长。1931年短暂被捕。1944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56年逝世。
[14] 米·谢·克德罗夫和亚·弗·艾杜克指挥北方战线。——编者注
[15] 见《列宁文稿》第7卷第178页。——编者注
[16] 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 Маркович 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
[17]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14页。——编者注
[18] 谢尔盖·格拉西莫维奇·乌拉洛夫（Серге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Уралов，1893年10月1日——1969年6月23日），出身于商人家庭。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3月参加了莫斯科二月革命。1917年3—7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拉托夫市委书记。七月事变后担任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委员，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9—1920年任鄂木斯克契卡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41—1945年期间参加卫国战争。1945—1953年期间在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委员会工作。1953年退休。
[19]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诺格捷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Ногтев，1892年？月？日——1947年4月23日），早年参加俄罗斯帝国海军，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8—1919年任船舶安全总检察长。1919—1921年任萨马拉特别支队委员。1921年加入契卡。1923—1925年任索洛维茨基集中营负责人。1930年短暂退休。1932年起在森林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7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45年改判为7年徒刑。1947年逝世。1955年平反。
[20]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爆发时被征入伍。1917年二月革命后发起成立莫斯科士兵苏维埃，9月任莫斯科士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10月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领导人。1917—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20年进入农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 年3月1日被重新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1924年5月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1月被开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12月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6年平反。
[21] 《列宁全集》第30卷第59页。——编者注
[2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55页。——编者注
[23]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24]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25] 弗·伊·列宁不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而是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97页。——编者注
[26]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27]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28] 维尼亚明·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Вениам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6年？月？日——1939年4月16日），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的弟弟。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并因此被流放到纳里姆，后流亡美国。1918年回国，在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6年任国家结构主要委员会主席。1926—1936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6—1938年任道路研究所所长。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29]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萨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сарев，1903年11月1日——1939年2月23日），1918年加入共青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29—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年参与创立莫斯科斯巴达足球俱乐部。1936年发起成立苏联高等足球联赛。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4年平反。
[30] 伊万·尼基托维奇·斯米尔诺夫（Иван Никитич Смирнов，1881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1919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俄共（布）西伯利亚委员会主席，参与消灭了高尔察克的军队。1919—1921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得到了“西伯利亚的列宁”的赞誉。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7年任邮电人民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假装向斯大林屈服而恢复党籍，暗中继续从事反对派活动。1931—1933年间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等人秘密组织左翼反对派。1932年重新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并曾为《反对派公报》供稿。1932年与罗明纳兹领导的“左右反对派”组织、奥新斯基领导的反对派组织、萨法罗夫领导的“左翼季诺维也夫派”反对派组织结成反斯大林主义联盟，事情泄露后于1933年初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31] 莫伊塞·伊里奇·弗鲁姆金（Моисей Ильич Фрумкин，1878年？月？日——1938年7月2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任莫斯科中央工会局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1929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期间是右翼反对派。1932—1935年重新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