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和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那就等于写一部经济建设史。事实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关心我国经济恢复时期最关键的问题，而且用他那智慧无穷的头脑的全部力量，来亲自制订计划、发出指示、提出建议和施加影响。
在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初期，即彼得格勒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作用特别大。每天一次，甚至一天数次由奥新斯基[1]（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主席）或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到斯莫尔尼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和他商量、讨论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了无数法令将各种工厂收归国有，同时，他总是强调说，把工厂国有化远比管理好国有化的工厂容易得多。但是，在各地，到处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广大工人群众的情绪是赞成国有化的，因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不可能遏制工厂国有化的速度。但在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毅然决然地提出了管理国有化工厂的方法。
他第一个提出，必须广泛地起用专家。在根据安提波夫[2]同志的倡议初次讨论建立第一个皮革总管理局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采纳了三三制的管理方法，即建立工人、工会代表占三分之一，技术人员的代表占三分之一以及资产阶级的代表占三分之一的结构。
夜里将近十一点钟时，我们都来到斯莫尔尼宫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这里，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下讨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往往讨论到早晨四、五点钟，有时讨论到六点。这些会议总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不是形式上的主持，而是在解决一切问题时他首先发表建设性的意见。一切决议通常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草或口授。他非常关心每件工作在实践中的所有细节。至于对问题的实质就更不必说了。如果讨论石油工业国有化的问题，他必然要求这方面的专家在场（有几次讨论，因为没有通知长期从事石油工作的古科夫斯基[3]而改期）。他力求做到提出的问题要切合实际，讨厌各种各样哲学上的推断。当讨论伏尔加河船队的国有化问题时，他不仅召见了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还和一些船长、下新城的水手代表以及对这方面有经验的旧的组织管理人员（资本家的）谈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1918年春天就和我们这些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展开了辩论，尖锐地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比从前俄国的资本主义体制优越以及必须把自己的“国有化工作者的热情”和“消化”所有国有化的企业的可能性结合起来。他在那时就已经指出，我们国有化的企业数量比较多，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认真地管理它们。那时就已经听到他警告说，千万不要“撑破肚皮”，就象乌克兰会使德国帝国主义“撑破肚皮”一样。
但是历史要求我们更坚决地加快工业国有化的速度。
一大批企业主出钱出力，帮助打内战。纯粹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得坚决地走国有化的道路。于是，1918年6月28日，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将俄国大型企业全部收归国有的法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要立足于实践。他要求我们当时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的人报告，工厂企业实际上是怎样移交到新管理委员会手中的；我们是不是会把这些国有化的企业搞垮；产量怎么样；在哪些地方，哪些企业任命了主管人，主管人又是谁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典型特点，就是总能用某种嗅觉在整体中找出最薄弱的地方，——在一系列事情中找出有毛病的环节。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了弱点，开始使劲剋你：日夜不停地打电话，亲笔写便条，要求在几点钟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上报”——这时候你往往会感到很紧张，但这却会把工作效率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照例不仅从领导成员、上层人物那里了解经济建设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还竭力通过基层的一些工人去弄清最重要的情况。他直接接见工厂厂长，甚至接见最有才干的优秀工人。
他兴致勃勃地听取优秀的专家、作具体工作的工程师的想法。而被接见的每一个工程师同志直到现在回想起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内心仍感到极大的温暖和无比的崇敬。我曾不止一次听他们说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根据几句话抓住事情的本质，然后很通俗地向大专家指出问题的实质。同志们常常说到，某一个教授或工程师去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本想去“教会”他一点什么东西，但谈话以后，他们却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学会”了很多东西，这使他们非常惊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洞察一切，并且善于从每个人那里汲取他所需要的一切。
在所有比较大一些的经济运动中都可以感觉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作用。他第一个提出要和象绒毛一样长遍我们的经济机构的官僚主义进行脚踏实地的斗争。他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历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多次抨击过官僚主义。他是第一批发言坚决反对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委员会制的人之一…… 在经济机关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他采取了坚决的方针，从而决定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当许多同志着了迷，竭力要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变成一个统一的、既管工业，又管农业，还管粮食和商业的经济委员会时，他总是用嘲笑而辛辣的词句使这些入迷的同志清醒过来。在我们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说了一句挖苦话，就是“世界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就足以把这种思想埋葬了。在组织计划经济的问题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根据他的思想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正是他第一个明确说出党对电气化的态度：“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无产阶级的时代。”列宁认为贯彻俄国电气化的计划，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竞赛有巨大的意义。用租让的办法吸引外资的设想也是他提出的。他不止一次打电话催我尽快出版论述租让的小册子：“您又磨磨蹭蹭的……”他在逝世以前一直支持那些移居到我们苏维埃俄国的外国同志，因为他们组成合作社，在生产和生活中引进了欧美新的方法和熟练的技术。
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怀着多么大的兴趣注视着彼尔姆省的拖拉机公司，并为当地的同志告诉他的每一个成绩而高兴。他对这件事这样关心，甚至给有关的人写便条要求提前给拖拉机发石油燃料，要求铁路转运拖拉机，他还派出能够转运拖拉机的有用的人材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器重专家。他为了向专家学习不惜付出重酬。他懂得要学会一点东西是应付出代价的。“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向资本家、向专家学习”——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21年说过的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定地实行着这条路线。他不用任何左的词句，以超人的精力、谦虚而朴实地领导和推动工作前进。在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支持建立托拉斯的想法，把国民经济委员会引上了新的轨道。
他亲自接见了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同志（北海地区森林工业管理局来的李贝尔曼），并且在这个想法实践成功之后，他就紧紧抓住不放，并且催促、推动、督促，使它不断向前发展，直到整个工业都建立托拉斯为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俄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灵魂和心脏。我们现在的苏维埃经济能摆脱革命初期所遭受的那种极端困难的境地，应归功于列宁的旺盛的精力，杰出的机智和善于摆脱任何困境的本领。
哪怕是在燃料危机时期，任何一个有机会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起开过会的同志都不会忘记，当他们每天在他的主持下开过国防委员会之后，晚上十一点又接着开会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种精力充沛、能够毫无倦意地连续工作的精神使他们感到的莫大欣慰。
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经济工作引上了今天的轨道。现在他已离开了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沿着他指定的道路迅猛前进。这是我们对伟大的经济问题专家，未来王国最有天才的建设者最好的纪念。
载于1924年1月25日《经济生活》报第95号第1版
[1] 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2] 尼古拉·基里洛维奇·安提波夫（Николай Кириллович Антипов，1894年12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内战期间曾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俄共（布）喀山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6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1926—192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兼中央西北局书记。1928—1931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 伊西多尔·埃曼努洛维奇·古科夫斯基（Исидор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Гуковский，1871年5月25日——1921年？月？日），俄国革命家、石油工业家。早年曾任药剂师。1894—1898年任彼得堡地方自治局统计局副局长。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革命工人党”。1899年因参加罢工被捕。1900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任《新星报》编委会书记。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脱离政治活动，转向经营石油企业。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司库。十月革命后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3月21日至8月16日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兼贸易代表。1921年因肺炎在塔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