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不久我曾和列宁同志见过几次面，有一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那是在1917年的12月，就在人民委员会公布由工人对生产实行监督的法令后不久。大家都知道，这个法令的倡议人和制定人就是列宁同志本人。早在该年4月，他就已经产生了实行工人监督的想法，提出了这一口号。而工人监督委员会担心企业会过于突然地转到工人手中，担心实行工人监督的法令后，工人会过分干预生产，因此就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就我记得，参加委员会的有拉林[1]、洛佐夫斯基[2]和另外几个同志），由该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实施这个法令的细则，其中规定了工厂委员会在监督工厂方面的权限，把“监督”这个词限定在狭隘的意义上，指明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使工人监督只具有消极的性质，不可能干预行政管理。而我们这些彼得格勒市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则针锋相对地草拟了另一个实施这个法令的细则，和他们唱对台戏。我们的细则中规定：工人的监督是积极的监督，是对行政管理进行干预的监督，是对工厂主实行的监督，这样就可以防止工厂主的怠工及对工人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犯罪行为。
我们深信，我们的提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最正确、最革命和最直率的。彼得格勒各工厂的所有工人都支持我们这样办。我们用自己的人力和资金印出了这个工作细则，不仅在彼得格勒市散发，还散发到全省。但是，有实权的工人监督组织——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消极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使我们这个细则具有正式的、合法的性质呢？怎样才能在工人眼里使我们这个细则更具有威信呢？
这时，我们决定去请列宁同志帮忙，因为我们了解他对工人监督这件事的看法。我们三个人——当时的工厂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主席阿莫索夫，伊万诺夫（米哈伊洛夫）同志和我，有一天晚上到列宁同志那里去了。我们简要地，虽然不是很有条理地，汇报了事情的实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照例眯起眼睛，专心地听我们说，向我们提了几个补充问题，然后突然向我们提出了慈父般的劝告：
“如果你们真想贯彻你们所主张的工人监督，那么就不要依赖威信和法律，而要去行动，去宣传，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你们的想法告诉工人群众。如果这个细则是革命的，有生命力的，它必然会驳倒一切虽然是‘合法的’，但却是无生命力的解释工人监督的细则而给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这几句话即使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原话，也是他说的大意。那时他的这种想法对我们来说，至少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意外的，甚至是奇怪的。在我们看来要解决问题，只有靠签字，批准和立法。但是，突然之间得到的不是这些，而是以上这类忠告，加上好心的、同志式的玩笑，还带几分讪笑：他说，你们怎么这么天真，还年轻着哪，难道你们不懂得，生活不是由法令和细则来决定的，相反，法令和细则只是生活的反映，而且它们对生活反映到什么程度，也就决定它们有多强的生命力和现实性。
伊里奇给我们上的一课不是毫无用处的。起初，在他说完之后我们发慌了，后来又想说什么，但好象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说出来。但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我们就起劲地干了起来：我们向四面八方散发我们那个细则，没有经过批准，没有签署，没有什么人推荐，但是在生产关系领域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却得到了坚决的支持。生活很快就证明了伊里奇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多么正确。他在那时，以及在那很久以前就已看淸了世界上第一次“剥夺剥夺者”将要走的道路。他知道得很清楚，任何阻止无产阶级革命雄壮步伐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他虽然在工作的其他方面，在其他情况下，通过最大限度的“宣传”来行使法令，但他也不是毫无根据地认为，法令在基层促使工人监督转变为对生产的管理的作法是多余的。然而我们当时的细则也多少犯了这类的毛病。
当然，这一切还说明了伊里奇的另一个特点，这就是他处理问题非常谨慎和考虑问题非常周密。在颁布命令之前，一定要先仔细观察各种现象并加以研究。颁布一个一般化的法令，让工人的基层支部能放手监督是一回事，而要实行这种监督，一开始就要预定最终将由监督变为由工人控制工厂的局面则是另一回事。在决定这样办以前，列宁同志需要把自发势力纳入有组织的轨道，为企业国有化创造适当的条件。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他在1918年6月公布关于工业国有化的法令之前小心谨慎、不急不忙处事的特点，和当时许多人还不理解的对工厂主的“妥协”。无疑这些想法就是他那样回答我们，同时又不愿意一下子就同意我们的细则的出发点。但这并未降低这次谈话的教育意义。通过这个细小的例子，伊里奇又一次显示了他在革命策略上的艺术。
载于《伟大的建设者。纪念弗·伊·列宁》1924年莫斯科经济生活出版社版第77—79页
[1] 尤里·拉林（Ю́рий Ла́рин，1882年6月17 日——1932年1月14 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遇害。1955年11月22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