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夜到26日凌晨，建立工农政府的时候，军事革命委员会就决定成立卫生部。在尼·伊·波德沃伊斯基[1]1917年10月26日签署的给米·伊·巴尔苏科夫的证书（第一千七百六十七号）上写道：“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暂任命医生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巴尔苏科夫同志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卫生部总政治委员。并授权巴尔苏科夫医生立即重新组织共和国的卫生工作。各单位及个人对其工作务必予以协助，特此证明。”
最早的一个医疗组织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领导的第一届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卫生部，我曾不得不同这个组织的代表正式谈话。这个部设在斯莫尔尼宫。我手持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任书，建议这个部的工作人员同我们一起工作，可是得到的却是很不客气的回答：“我们和暴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些怠工者只是向我笼统地介绍部里的组织系统和工作人员名单，但拒不移交工作。
这样，卫生部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切必须从头做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卫生部的名单中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因此就留在斯莫尔尼宫办公。他们是老布尔什维克亚·尼·维诺库罗夫[2]医生和米·格·韦切斯洛夫医生。实际上，在我得到任命的那个历史性的夜晚，我身旁只有党外人士米哈伊尔·米特罗范诺维奇·巴洛诺夫医生一人。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拒绝同我们一起工作，这件事大大削弱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卫生部同市内各医疗组织进行联系的地位。但怠工者使斯莫尔尼宫同外界完全隔绝的企图并未得逞。军事革命委员会卫生部并不孤立，无产阶级的红十字会来支援了。
没多久，弗·伊·列宁接见了我，我需要向他请示。
弗·伊·列宁经常在斯莫尔尼宫，在走廊里比较容易遇到他，特别在清晨。
我们是列宁的同时代人，曾经同他一起工作，目睹他的创造性活动。他平易近人，十分谦虚，善于待人，善于了解别人的需要，他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相信自己的力量，并对实现极为困难、甚至似乎办不到的事情也满怀信心，这些品德时刻在感染着我们。
有这么一次，10月24日之后不久，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列宁，他从斯莫尔尼宫走廊走过来。我迎了上去，激动地问他，有许多问题能不能交换一下意见。列宁表示同意。他那语重心长的谈话和指示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向弗·伊·列宁谈了伤员救护工作，谈了女卫生员的英雄事迹，他们同士官生作战时冒着枪林弹雨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职责。列宁对最细小的情节也都很注意，因为关心人和人的健康正是工人领袖的特点。接着，谈到今后究竟做什么，话题超出了彼得格勒的范围。我当时还年轻，我不明白为什么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政府并下设教育人民委员部，却只字不提卫生人民委员部。我觉得也可以立即组建卫生人民委员部，这很简单……只要做一个相应的决议就行了！……
弗·伊·列宁注意地听完我的话，非常内行地谈到医务界的状况和他们对待统一的中央医疗机构的态度。列宁说，敌人早已指责布尔什维克太集权了，因此，立即建立卫生人民委员部就会被敌人利用，说成是我们想要将大家早已批判的关于建立卫生事务总管理局这一官僚主义的雷因[3]计划抬出来。
的确是有这么一个计划，曾在国家杜马讨论过，在推翻沙皇以后雷因取消了这一计划。
弗·伊·列宁指示，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说，要让人民自己提出必须建立这种最高的医疗中心。所以不应该忙着建立卫生人民委员部。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共和国有一个领导卫生事业的最高国家机关是合理的，他建议先一面在地方上组织工农广泛参加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卫生局，一面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解释工作，说明建立国家卫生中心的必要性，然后再提出卫生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指明了苏维埃卫生事业的社会性和阶级本质。他特别强调了新生的以工农为代表的苏维埃社会组织的意义，这个组织应当取代旧的地方自治局。他认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巨大首创精神，才能完成建设苏维埃医疗事业这一重任。
弗·伊·列宁指出，无论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卫生部内部，还是在它周围，都有必要将同情苏维埃的医生团结起来，特别要利用俄国纪念尼·伊·皮罗哥夫[4]医生协会[5]。对此我讲，由于皮罗哥夫协会对我们极端仇视，这件事未必能做成。
现在我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眯着左眼，用手指警告我的样子。他说，不要以为到处都是反革命，这不对。您的任务是分化瓦解皮罗哥夫协会，利用其革命部分来建设卫生事业。他接着说，您要相信，苏维埃政权一巩固，他们都会同我们一起工作的。伟大领袖指出了在苏维埃社会制度和苏维埃国家中卫生事业的作用和性质，对于这一深邃的思想，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呢。弗·伊·列宁已经为我们制订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纲领，就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日子里，根据这一纲领开始建设卫生事业。斯莫尔尼宫的医务工作人员——亚·尼·维诺库罗夫、维·米·邦契—布鲁耶维奇（韦利奇金娜[6]）、特·阿·福尔土纳托娃等怀着工人阶级必胜的坚定信念，满怀着对苏维埃祖国的热爱，不顾怠工者、苏维埃政权敌人的疯狂叫嚣，投入了创造性的劳动。
我们人少，他们人多，但是在列宁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下，我们明白，事实上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相信工人阶级，相信党，相信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将彼得格勒各医疗组织的代表召集到卫生部开了几次会。费了多大的劲，只来了几个人，大部分人拒绝参加。在这些会上讨论了如何更好地着手改组医疗卫生工作，战胜工会联合会和医疗单位中的怠工现象。我想同医士工会、护士协会取得联系，但是他们却断然拒绝和我们一起工作。有意思的是，10月27日彼得格勒所有医疗机关，根据一个看来是反革命的指示，都召开了职员大会，会上作出同样的决议：不服从军事革命委员会，反对任命政治委员。
不久，卫生部在彼得格勒遇到药房职员大罢工，他们在临时政府时期就罢过工。罢工委员会的孟什维克领导不愿同斯莫尔尼宫发生事务上的联系。我们在职员中进行解释工作以后，通过妥协的罢工委员会的头头，才结束了罢工，满足了药房职员的一切要求。
为了制止原来各部医务管理局的怠工，向各部派出了医务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为了挫败反动职员的反抗，必须准备将整个医疗事业联合到一个统一的中心里来。
当我们来到原内务部医务监督管理局时，不仅没见到职员，连蘸水笔的笔尖也被他们拔掉了，墨水瓶的墨水也被他们倒掉了。
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卫生部成立医务委员会的同时，为向各医疗机关派出政治委员做了大量工作。
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出的政治委员依靠倾向革命的下级人员，竭力使被破坏的医院和某些诊疗所得到恢复。
1917年11月雅·米·斯维尔德洛夫[7]在他的办公室（也在斯莫尔尼宫）接见了我。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亲切地、详尽地向我询问卫生部的任务、工作和人员情况。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还关心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卫生部的旧人员，以及他们的去向。我谈了到处怠工的情况，虽也感到，某些工作人员愿意同我们一起工作，可是，在涅瓦大街的某个地方却有一个地下军事卫生管理总局。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指示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组织各地方苏维埃的卫生局。在我们卫生部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向陆军人民委员部提出报告，要求在民用和军事医疗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报告中写道：“1917年10月26日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接管了卫生部，并建立了常务委员会。现常务委员会决定向陆军人民委员部报告如下：
“……军事革命委员会卫生部是俄罗斯共和国最高的集体领导的民主机关，其宗旨为在临时革命政府的总的政治方针指导下改组俄罗斯医疗卫生工作……
如果为居民、为部队治疗这件事已提到应有的高度，如果它不具有偶然的纯私人的性质，那末必须立即由总司令领导下的彼得格勒军区指派一名能够推行下列措施的政委。这些措施是：
一、命令陆军总部、海军总部各医疗机构为赤卫队各级指战员进行门诊或住院治疗；
二、命令派出医生、医士、卫生员并拨出医疗器材为赤卫队服务；
三、命令组成流动医疗队，并将它们配备给开赴前线的部队——正规军和赤卫队……”
在1917年11月里卫生部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建立人民保健委员会的问题，这个委员会在卫生人民委员部成立以前临时担负起正在组建的医疗中心的职责。
11月下半月，这次我们是三个人（亚·尼·维诺库罗夫、伊·斯·维格尔和我）到弗·伊·列宁那里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听了我们建立人民保健委员会的方案，决定将我的报告提交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
11月20日，人民委员会会议由弗·伊·列宁主持，我的建立特别的保健委员会的报告列入了议事日程。决议中写道：“会议认为在无条件召开医生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可以成立特别的人民保健委员会。”
11月底，有一天亚·尼·维诺库罗夫打电话到斯莫尔尼宫向我转达了弗·伊·列宁的指示：必须立即着手改组军事卫生管理总局，这件事由我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负责。通话后不久，就公布了 1917年12月4日弗·伊·列宁签署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决定，任命一个委员会去管理军事卫生总管理局，成员有米·伊·巴尔苏科夫、亚·尼·维诺库罗夫、伊·斯·维格尔和姆·弗·戈洛文斯基。
可以说，弗·伊·列宁早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里所制定的宏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卫生方面的规划已部分实现了。在斯莫尔尼宫和它的周围开始团结起相当数量的医疗界知识分子，他们倾向民主，或者照当时的说法，是站在苏维埃立场上的。过去设有医疗管理局的所有人民委员部都建立了医务委员会，他们和怠工现象进行斗争，为将来把整个医疗事业统一到卫生人民委员部创造条件。
载于《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报告集》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46—251页
[1]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2]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诺库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инокуров，1869年7月28日——1944年11月9日），189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3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1917年任《保险问题》杂志编辑。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杜马主席。1918—1921年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1924—193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38—1944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44年逝世。
[3] 格奥尔基·叶尔莫拉耶维奇·雷因（Георгий Ермолаевич Рейн，1854年4月20日——1942年12月4日），俄国医学家。1876年起担任医生。1877—1878年期间参加俄土战争。1906年、1912—1917年任第二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期间参加了十月党。1908—1917年任内政部医学委员会主席。1915—1917年任国务院议员。二月革命后被捕，不久获释。十月革命后参加了白军运动。白军覆亡后流亡保加利亚。
[4]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Пирогов，1810年11月13日——1881年11月23日），俄国医学家、解剖学家、博物学家。
[5] 这里的医生协会指的是1883年成立的“莫斯科—彼得堡医学协会”，1886年改名为“俄国纪念尼·伊·皮罗哥夫医生协会”。——编者注
[6]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Ве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Величкина，1868年9月8日——1918年9月30日），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的第一任妻子。早年持民粹主义立场，多次被捕。1896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并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随后移居瑞士。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任《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二月革命后任《消息报》秘书。十月革命后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时，提供急救服务，9月30日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
[7]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