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发表文章而回忆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内容，总是使人很担心，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总没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能把当时也许你并不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词都记在脑子里，就好象刻在石碑上要保留几十年的碑文一样，所以就可能产生某些曲解，还硬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说的话，这确实令人心悸。
但是，在十月革命十一周年之际，我想回忆往事，回忆在一个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一生中的那些清晰难忘的日子，想尽可能准确地追叙在那峥嵘岁月所听到的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
这事发生在第一届人民委员会成立的那一天。加米涅夫同志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遇见了我，高兴地微笑着告诉我说,党中央在物色政府人选的时候决定让我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消息使我很激动，因为赋于我的责任那么重大，甚至使我觉得惴惴不安。
过了很久，我完全是偶然地（当时我们大家都忙于各种各样的工作）还是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遇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他非常严肃地把我叫到跟前，说：“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1]，我要和你说两句话。我现在没有时间对您的新职务作各种指示，对教育革命开初阶段的工作我也说不出一套经过周密考虑的想法。很明显，有许多事要完全反过来，重新衡量，照新的路子办。我建议，您去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认真谈谈，一定要去。她会帮助您的。她对这些问题想得很多，并且，照我看，已经拟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至于高等教育，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3]应该给您大力帮助。但我想，一切改革都要非常谨慎。事情是极为复杂的。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广大的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青年一代，能进入高等院校。
我认为图书馆有很大的意义。您应该自己来办这件事。要把图书馆学家召集起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多、很好。书籍是一股巨大的力量。革命后渴望读书的人大大增加。应该为读者开辟大型阅览室，把图书周转起来，送到读者手里。为此必须利用邮局，开办各种流动的图书馆。我国人口众多，识字的人在不断增加。我们的图书可能很快就会不够用。因此，如果不让图书流动，或者不大大地提高图书的周转率，我们就会发生书荒。
我希望很快就能找出时间再和您谈谈这件事，还要了解一下您订的工作计划，您吸收哪些人参加工作。您自己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甚至办最重要的事情也只能挤出十来分钟时间，就这样已经不容易了。祝您顺利。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如果我们不能接着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就不好了。斗争当然还没有结束，而且只是刚刚开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就以他特有的快步、充满信心地走进一间办公室（这种办公室当时很多，新诞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所产生的新思想和所作出的新决定大都出自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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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直接引语的形式叙述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国民教育的第一次讲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话是刻印在我脑子里的，并不意味着我准确无误地转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原话。非常遗憾，不是这样。但凭我的记忆所及尽可能准确地再现了这些话。
载于1928年11月7日《红色报》第260号第5版
[1]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