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以后，我们不得不摧毁整个旧的国家机器，包括旧的官僚主义的医疗机构；不得不解散医学学术委员会、红十字会总管理局和医疗卫生委员会。因为十月革命以后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都是一些反革命分子，他们隐蔽在这些机关里进行破坏活动。必须建立新的苏维埃的医疗机构，自然就产生了把当时分散在各人民委员部中的医疗机构合并为统一的卫生人民委员部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巴尔苏科夫，还有另外几个人在1917年11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好几次。他对我们说：
“不要急于成立卫生人民委员部。先要培训干部，筹建基层组织；要促使皮罗哥夫[1]医生协会和其他医疗组织的内部起变化，孤立其中的反动分子，依靠少数的革命派；在地方上要建立有广泛工农群众基础的卫生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指示得到了贯彻。还在1918年年中，一部分优秀的医生已经转到苏维埃的立场上来了。1918年6月召开了卫生局代表大会。过了不久，卫生人民委员部的章程得到了批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对工作方针作指示时，总是警告我们不要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工作，要求我们重视国内舆论。例如，1918年当社会保险事业要从劳动人民委员部转到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刚提出来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敦促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把这个问题交给各工会、全俄保险委员会和全俄保险代表大会去进行广泛的讨论。同样，当1919年底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合并后产生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将事先草拟的把这两个人民委员部分开的决议转交各工会去讨论。这一工作因遇到了一些阻力而迟迟不能完成，我就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示。他对我说：
“要有耐心。您是医生，您知道，有时生病之后才有免疫力。”
1918年至1921年，在我任社会赡养人民委员的时候，我常有机会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所谓“国家救济”是建立在寄生生活和伪善的慈善事业的基础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这一工作要根据给劳动人民以社会赡养的原则来组织。
苏维埃政权应该不仅对工人，而且要对部分农民，即红军家属、残废军人等扩大社会赡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他自己的关于工农联盟的学说认为这种社会保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之间的一场争论是很有意思的。这事发生在1919年底至1920年初。为了精减苏维埃机构，决定把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合并为一个人民委员部。我们轻率地这样做了，而事先没有估计到，新成立的人民委员部内很快就出现矛盾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到过主管精简苏维埃机构的委员会，并且总是用温厚的玩笑口气对我提意见：
“结婚了吧？合得来吗？不会闹离婚吧？”
尽管为了节约，合并两个人民委员部是完全合理的，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怀疑这个“婚姻”能维持多久。
问题在于合并后的劳动和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对农民的社会赡养注意不够。我提的一切意见在劳动和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里都得不到解决，因为持我们这个观点的人是少数。于是，只剩下向党中央上告这一条路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的观点，并且彻底解决了问题。他建议“离婚”，把已合并的人民委员部重新分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来就认为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意义重大。在他生病期间，有人曾提出取消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把它的工作转交给有关的各人民委员部，而且这一意见被通过了。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愈回到工作岗位后，竭力主张保留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这样，这个人民委员部才保留了下来。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44—346页
[1]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Пирогов，1810年11月13日——1881年11月23日），俄国医学家、解剖学家、博物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