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会见过许多次，特别是在1917年召开农民非常代表大会和全俄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日子里，我同他的会见更加频繁。我是这两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后来是农民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主席，因为各种不同的问题我曾多次向列宁同志请示。列宁在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在文献中已有记载，这里我就不提了。载入文献的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06年在彼得堡帕宁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召开的大会上的一篇演说；当时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导师，听到他的讲演，他的这篇演说给我和我的同志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十月革命成功，我们夺取了瓦尔卡的第十二军的大本营以后，我到彼得格勒参加农民非常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1917年11月10（23）日召开的。我记得我们的党员参加代表大会的有涅夫斯基[1]、哈里东诺夫[2]、弗拉切夫[3]、索洛维约夫[4]、加伊列（后来担任农民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书记）、印涅萨·阿尔曼德[5]、伊万诺夫（后来担任斯摩棱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古谢夫[6]等同志。
当时各种代表大会都是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我们这个代表大会也不例外。每一个议程，每一个问题，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一致和刚毅坚定的精神，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不仅促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更为明确的立场，而且对整个代表大会施加了“压力”。我们向大会全体代表直截了当地提出：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农民自己建立土地制度，还是让农民同投奔富人阵营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建立土地制度？还是让古契柯夫[7]、李沃夫[8]、米留可夫[9]等诸如此类的反革命匪徒来建立土地制度？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咆哮起来了，因为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特别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列入了反革命阵营。
当然，一切方针，甚至每一个很小的细节，我都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我时常为他的预见性感到惊异。他对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常常预测得这么准确，仿佛他完全了解他们的想法。
有一次，是在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早晨，我到列宁那里向他汇报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在谈话中我顺便提到：看来，通知召开代表大会的电报到达各地晚了，因为现在一直还有代表陆续到来，而且现在来的代表甚至比头几天还多。列宁同志立刻转向我问道：“您说什么，更多了？”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当时他向刚刚进屋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0]说道：“看来，阿夫克森齐也夫[11]和切尔诺夫[12]想抓农民代表大会。”接着又说，一定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发的代表大会邀请书，“迟到的代表”一定是故意来迟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想夺取农民执行委员会，如果他们这一目的达不到，就会由这些“迟到的代表”组织他们的代表大会。斯维尔德洛夫说：“既然跌下马鞍，就别想抓住马尾巴了。”列宁急速地站起来说：“我们必须尽快地把他们从马尾巴上赶走，以免妨碍我们。”
我回到代表大会后弄清楚了，迟到的代表中果然有许多人是由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执行委员会邀请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也就是由阿夫克森齐也夫邀请来的。
代表大会的气氛白热化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一些人动摇了。当时，列宁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据我回忆，他演说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工农革命在彼得堡获得了彻底的胜利。每时每刻，从前线和农村都传来这样的消息：绝大多数士兵和农民拥护新政府。和平法令和立即将土地转交给农民的法令，到处受到完全的拥护。地主、资本家、所有富翁和尾随富翁的人，拼命地反对革命。劳动人民知道，有钱的人都反对人民的政权。人民的敌人千方百计欺骗劳动人民，他们把布尔什维克政府说得好象不是苏维埃政府了。大家知道，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政府的组成人员。只有农民和工厂工人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摆脱战争灾难，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现在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应当贯彻土地法令，在各地建立工农政权。其次，列宁谈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投奔了富人阵营，指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对人民和农民的欺骗行为；并且谈到，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少数派代表承认苏维埃的纲领，我们可分配几名政府席位给他们；列宁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拒绝参加政府一事表示遗憾。
列宁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给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致命的打击，同时彻底点破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场。
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这个决议基本上是根据列宁演说的精神制定的。[13]全体代表举着旗帜奏着音乐到斯莫尔尼宫向人民委员会致敬。
新代表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彼得格勒，他们因为没有能够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而表示不满。一群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主张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显然，他们企图夺取执行委员会。农民非常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斗争后改为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1917年11月26日（12月9日）召开）。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在代表中间散发他们以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出的告全体农民、士兵和工人书，污蔑并反对苏维埃。但是，他们企图夺取代表大会领导权的阴谋仍然未能得逞。
在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我经常听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指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常会见他，同他在一起商量代表大会的工作问题。
在谈话中，列宁同志指示我加强对大会代表中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宣传。他当时大概是这样讲的：
“您不必奇怪。这些代表们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但是他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象阿夫克森齐也夫和切尔诺夫这样招摇撞骗的政客。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受骗的士兵和农民，他们没有了解他们的领袖所奉行的政策。由于根深蒂固的成见：仿佛只有社会革命党人才支持农民，他们被社会革命党人的“幌子”所欺骗了。我们应当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政策和阿夫克森齐也夫、马斯洛夫[14]、切尔诺夫的政策之不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拿起桌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号召书，开始说明如何利用这份号召书去反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您看，他们这里讲的：‘立宪会议的召开决不延期一天’。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他们以前不这样喊叫呢？然后再提出：克伦斯基[15]曾经许诺7月8日召开立宪会议，到时没有召开，欺骗了大家，后来又许诺9月17日召开，结果又骗了大家。切尔诺夫分子和阿夫克森齐也夫分子当时默不作声。他们默不作声是因为他们在口头上拥护人民政权，而事实上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再看看号召书中下面的内容：临时政府宣布最终制定将土地转交土地委员会支配的法令。但克伦斯基政府以夺取地主土地罪名逮捕的正是这些委员会的委员们呀！为什么切尔诺夫、马斯洛夫、阿夫克森齐也夫当时默不作声呢？这是因为他们保护地主反对农民，而不是保护农民反对地主。如果他们现在开口谈土地问题，那么这只是因为农民们已经厌烦了：农民被诺言骗了八个月，他们忍无可忍，只好自己来夺取土地。但是克伦斯基政府象对待暴徒一样地枪杀他们，那里还有真理！号召书中还谈到和平。您向代表们说明，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从来没有考虑立即缔结和约。大家都记得他们的叫嚣：‘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为止’。如果他们现在开口谈和平，那么这是骗局。他们想要的不是和平，而是想赢得时间来收罗反革命力量。只要能保住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他们甚至准备请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帮忙。您努力向代表们说明，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将土地交给了农民，颁布了和平法令。我们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现在一切要取决于农民自己了，要看他们是否能捍卫自己的权利起来反对地主及其帮凶——切尔诺夫、阿夫克森齐也夫和马斯洛夫之流。”
我在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上传达了列宁同志的所有指示。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当党团的会议不可能召开的时候，我在会外将列宁的指示传达给比较积极的同志。
我们在会议上和会外的活动中进行宣传，但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沉睡。他们抓紧对自己的同伙做思想工作，散布最恶毒的谎言，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由于听信了这种肆无忌惮的谰言，有一些外地来的头脑简单的人，凭着这点幼稚得可怜的知识爬上代表大会的讲坛。12月2日（15日），在列宁同志发言以前，恰巧有这样一个小丑般的社会革命党人上台讲话了。他重复了名声不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的一切无耻谰言：关于封上铅印的货车，德国人的钱，间谍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列宁站在离讲坛不远的主席团里发笑。这个小丑般的社会革命党人回过头去，显然他以为他的那些卑鄙的词句已将列宁打垮；但是他看见列宁在笑，他惊愕了，于是大喊起来：“你们看！你们看！这个人还笑呢！”顿时惹得整个会场哄堂大笑。这个小丑般的社会革命党人张惶失措，想设法逃脱这种狼狈的处境，他叫喊道：“你们笑什么呀？列宁就要用刺刀赶走你们了！”，然后结结巴巴讲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跑下讲坛了。
列宁同志首先声明，他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言，并且认为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意见告诉农民代表大会是很重要的，然后他从这个小丑般的社会革命党人最后的喊叫说起。列宁说道：“我进来的时候，听到刚才那位发言人的一部分讲话，他看了看我，说我想用刺刀把你们赶走。”[16]
列宁的演说基本上包括下面几点：
当人民没有看出社会革命党人是不会实现他们的愿望时，他们跟着社会革命党人走。后来人民确信，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他们就跟着布尔什维克走了。
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苏维埃政权是最民主的政权，它比各种立宪会议都优越。
布尔什维克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坚决相信：人民拥护布尔什维克，拥护苏维埃。
我们决不容许人民政权夭折，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的一切挣扎都是枉费心机的。
列宁同志的演说对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理透彻，令人信服。这篇演说是一篇典范的演说，它是用简单明了的、甚至文化低的或者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听懂的词句来阐述最复杂的问题的范例。我们就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代表大会问题所发表的告农民书也是用这样的语体写成的。可惜，列宁同志的这篇演说没有详细地记录下来。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了代表大会，带走了一部分动摇的代表，自己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但是后来这批动摇的人又回到我们这边来了。剩下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寥寥无几，一共不过四十人左右，已经不可能具有多大的政治意义了。
我不准备谈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也不想谈通过土地社会化法令的第三次农民代表大会，虽然这段时期中我时常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现在我只叙述下面这次会见，通过这次会见的情况可以说明列宁同志的工作特点和他解决重要问题的态度。
1920年12月底，在我任水运交通总管理局副政治委员的工作期间，我得到一个月的假期，便回到乡下——沃洛格达省基里洛夫县。在乡下我见到了最困难的情况。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后来的国内战争使农业遭到严重的损失，这不能不影响到农民的情绪。余粮征集制不能促进农业的振兴。农民的耕地甚少，其收获不够全家吃用，牲畜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农民经济不能提供商品粮，差不多成了自给经济。这不仅给农业，而且给工业也造成了困难。1921年2月初，我从乡下回来后，写了一封信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17]，反映了农村的情况、农民的情绪和要求。我建议规定征收农产品的办法，有了这种办法农民可以预先知道，他将缴多少产品给国家，自己还能支配多少。
我将这封信的抄本交给当时的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18]，他听完这封信的内容后说道：
“这封信必须立刻送给列宁同志。”于是他吩咐仔细地打印这封信（现在这封信一定保存在哪个地方的档案里[19]）。
大约隔了两、三天，有人打电话通知我立刻去见列宁同志。列宁同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他详细地询问我：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民经济有哪几种类型？它们在1914年大战以前的情况如何？ 1916年秋天的情况怎么样？他特别问得仔细的是现在的情况如何。农民的份地多不多？每份地有多少面积，包括可耕地、刈草场、牧场、林间空地和不能利用的土地？大部分土地是什么土壤？种植哪些作物？收成怎么样？
当他知道一般的收成情况为“五倍”[20]到“六倍”，而“七倍”的收成就认为是好收成的时候，不禁叫了起来：
“多么落后的经济呀！花费了那么多的劳动，收成却这么一点点。”他立刻又问道：“这种经济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吗？”
我回答，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民并不单靠土地生活，我们那里的畜牧业相当发达。许多农民家里都有两头牛，有的农民还有三头牛。
列宁开始询问：牛奶的产量有多少？牛奶运销哪些地区？
我说：
“收购商同全村订了预购牛奶的合同，开设了乳脂制造厂，农民把牛奶送到这个工厂去。收购商把奶油运到雷宾斯克或者彼得堡，提去奶油剩下的牛奶再还给农民。”
列宁指出：
“这不经济。提去奶油后的牛奶还可以制乳酪。这样利用牛奶才比较合理。”接着又问：“收购商收购牛奶的价格是多少？”
“当我住在乡下的时候，我在乳脂制造厂工作过。那个时候一普特牛奶的价格是四十戈比，战前，大概是五十至五十五戈比。”
列宁同志生气地说道：
“这简直是抢劫行为！收购商在牛奶上赚取了多少钱呀？”
我回答，收购商不只是在牛奶上赚钱。他还开了一爿小商店，农民们交给他牛奶时必须购买这个商店里的商品。在木材采伐区也有这种现象。
列宁同志十分难过地说道：
“有多少只贪婪的手，多少形形色色的‘吸血鬼’和‘抢劫者’包围着农民呀！喂两条牛的农民，每年牛奶的收入多吗？”
“最多不过八十至一百卢布。在木材采伐区大约只有五十至六十卢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拿了一支铅笔，开始在笔记本上计算起
来。大概是为了把问题弄得更确切，他一边算一边问道：
“除了马铃薯以外，不种植蔬菜吗？粮食作物中以稞麦为主，其次才是燕麦？”然后算了一算，问道：“农民怎么生活呀？收入少得令人难以相信。”
我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那个地方有一句俗话：‘乌洛玛[21]这块穷地方，长出的蘑菇也不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微笑了一笑说：
“对呀，只有‘五倍’的收成怎么能多打粮食呢！这点粮食可能连半年都吃不到。”接着又说道：“这些农业‘理论家’们对于农民经济一无所知，可他们那种藐视一切的神气真是令人作呕。”
沉默了一会，他显然想到什么问题了，说道：
“或者我们需要考虑一下预购农产品的问题。”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但是要搞预购合同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工业品和稳定的价格。”
然后又问：
“目前耕地面积的减少是不是因为牲畜和马匹减少而引起的？”
“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仅是这样。我们村上和邻近村上的农民直接向我说：地种多了有啥意思，到时候粮食全给拿走了。”
列宁同志说：
“您在信里建议预先规定征收农产品的数额。那么，农民把剩余的粮食往哪里送呢？出售吗？这么说，需要商业啦？”
我心里想：我虽然写了规定征收产品的数额，但是我根本没有考虑这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
列宁同志在笔记本上划着重点，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增加农产品。在旧形式下的旧有农民经济规模今后不可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了。”
我当时还不了解列宁这几句话的意义。直到党提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时，我才认识到这几句话的含意。
在这次谈话中，列宁同志对共和国的一切情况，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使我十分感动。当我们进行这次谈话的时候，列宁运用天才的智慧已经构思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计划。弗·伊·列宁在采取任何重大决定以前，一定要对问题进行周密的研究，不单是依靠一些正式的材料，而是要同人们交谈。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全国情况和劳动人民生活才能了解得这样深刻，这点是我们党内任何人所不及的。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41—148页
[1]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вский，1876年5月2日——1937年5月26日），1894年起从事民粹派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担任铁路人民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19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是“工人反对派”。1919—192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2—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历史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2] 莫伊塞·马尔科维奇·哈里东诺夫（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Харитонов，1887年3月1日——1948年？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被捕，后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同列宁回国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书记。1918年进入红军任职。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和“新反对派”。1925—1927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此后曾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34年被捕。1935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4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8年在集中营逝世。1958年平反。
[3]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弗拉切夫（Иван Яковлевич Врачев，1898年4月14日——1997年？月？日），出身于洗衣工人家庭。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4月入伍，期间任沃罗涅日苏维埃委员。内战期间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南线第8军政委。1921—1922年任土耳其斯坦阵线政治部部长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高加索独立军政治部部长。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流放到科米。1943年入伍，参加了卫国战争。1946年退役。194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25年徒刑。1956年获释后平反。
[4] 叶菲姆·安德烈耶维奇·索洛维约夫（Ефим Андреевич Соловьёв，1874年10月14日——1937年？月？日），早年担任板材轧制车间工人。190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任阿拉帕夫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后被长期监禁。二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7月指挥了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家庭的行动，12月在叶卡捷琳堡被俘，被白军判处死刑，叶卡捷琳堡解放后获释。内战后在阿拉帕夫斯克和叶卡捷琳堡工作。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29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捕。1937年在流放地病逝。1958年平反。
[5] 印涅萨·阿尔曼德（Inès 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6]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7]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
[8] 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
[9]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10]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11] 尼古拉·季米特洛维奇·阿夫克森齐也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Авксентьев，1878年11月16日——1943年3月4日），生于奔萨一个公务员家庭。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05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07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05年革命中曾当选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逃往国外。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全俄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于1917年7月—9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1917年10月7日（公历10月20日）——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任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委员会（临时议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白军被粉碎后流亡国外。
[12]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13]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2—303页。——编者注
[14] 彼得·巴甫洛维奇·马斯洛夫（Пётр Павлович Маслов，1867年7月15日——1946年6月4日），苏联农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887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8年以后是取消派。1910年在卡普里学校讲课。1913年回国。一战中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工作。十月革命后回到西伯利亚，参加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工作，后辞职，退出政治活动。在大学任教。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1年被驱逐出莫斯科。1946年逝世。
[15]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16]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34页。——编者注
[17]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
[18]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19] 列宁在德·伊·格拉兹金这封信的信封上签注：“水运总管理局格拉兹金关于农村的报告”。现在这封信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里。——编者注
[20] 这里和以下所讲的倍数，都是指收获量对播种量的倍数而言。——译者注
[21] 乌洛玛——基里洛夫县的一个地区。——德·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