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使我十分钦佩，这种求实精神总是以理论根据为基础，并符合形势的根本需要。列宁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态度，都表现出这种精神。特别重要的是，不论解决大问题还是小事情，伊里奇在发指示、做决定时，总是突出主要的，但也不允许“掩饰”和放过细节问题中需要强调的东西。
伊里奇在解决问题、制定行动计划等等时，总是考虑到形势和力量，充分估计所研究问题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这是他的特点，对我们大家也深有教益。
伊里奇的天才在于他不仅能吸取过去的经验，并使其系统化，而且能特别充分地考虑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和倾向，预见未来。我还记得，在1917年举行区、市杜马选举时，他对我们这些彼得格勒工厂代表所做的指示。在确定我们党的总路线的同时，他也作出详尽的指示，这是基层工作人员特别迫切需要的。我们都知道，党正在动员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武装起义，但是，伊里奇在部分有关策略性的讲话中指示大家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理解并体现武装起义这条道路，使大家都象工农那样来认识这个问题（指当时服役的大部分工农）。
1917年10月26日，当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伊里奇已着手抓经济机构。他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哪些人能完成这一任务。在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房间里，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几个工作人员（格列博夫[1]、施米特[2]、阿莫索夫同志和我，还有其他人）一起召开的会议上，伊里奇直接问道：“现在需要我们给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做些什么（指人员配备）？首先要抓哪些机关？”我们把力量配备到最重要的单位去，并以此保证满足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搬到莫斯科以后，最初由于党内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个机关的领导工作遭到破坏。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参加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经常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召开会议，有时也在第二苏维埃大厦开会……那时，伊里奇就毫不留情地与某些同志的“空想计划”进行斗争，要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问题，对待当时面临着的经济问题，那时他就坚持要实际的数字材料，警告一些同志不要盲目自信。在没有明确反映出广大工人群众和工人组织意见的地方，列宁就要求吸收他们参加讨论。在组织索尔莫沃—科洛姆纳两个工厂的联合管理机构（后来称为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的问题上曾有过许多争论，但由于伊里奇的参加，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在我担任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时（1917年10月至1919年10月），常常需要设法搞东西，只有到劳动国防委员会那里去搞。列宁同志时刻关心着这个大工业联合企业的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将我召去，不仅是讨论大问题，有时只是为了一些小事情（有一次是为了这样一件事：一车皮小麦或燕麦被卡在路上，从而使生产无法进行下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就力求做到准确统计资源和劳动生产率，以此作为正确管理生产的前提。
后来他始终坚持这一要求，经常要我们和广大劳动群众牢记我们的统计工作和报表工作的作用与意义。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弗·伊·列宁为争取利用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专家而进行的斗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知识分子几乎全面实行怠工。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承担起全部工作重担。吸收“专家”参加工作，正确地使用他们，对这些干部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列宁同志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转变了我们对专家的态度。同时，也转变了专家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这方面的事情，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论过不止一次，因为他十分关心利用一切生产力的问题，并且利用一切机会从实际工作人员那里取得他所需要的材料。
恢复经济，特别是恢复工业生产的问题，完全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吸引住了，他抽出时间、利用机会接见中央乃至地方的各级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同时，他特别关注工人在改善生产方面的主动性和专家在搞机械化方面的积极性。列宁通过与工作人员广泛的直接接触，而不是依靠各总局的书面报告来领导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这种接近群众的作风，必然使列宁同志十分劳累，但与群众的接近却大大推动了工作。在和我们的伊里奇谈话之后，哪怕是遭到他的责骂，也会感到精力旺盛，信心倍增，似乎处境也不那么困难了，虽然他总是强调指出需要克服的最困难的情况。不能实现的事情，他从来不答应，而答应了的事情，在当时一般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经过仔细审查各种计算，他总能尽量办好。
在乌克兰工作期间，当我去拜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他特别关心农民的生活，关心乌克兰的文化和语言在城乡、在农民及工人中间的发展情况以及当地文化工作者参加我们工作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赞同并完全支持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方针。他强调指出，必须建立乌克兰工农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世界帝国主义特别垂涎乌克兰，它们随时都准备侵占这块地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把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国家工作这一任务提到首位。
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重温伊里奇的教导，要使我国各项工作，就象在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我们敬爱的伊里奇的直接领导下那样，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
载于《伟大的建设者纪念弗·伊·列宁》经济生活出版社1924年莫斯科版第25—27页
[1]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阿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Глебов-Авилов，1887年10月11日——1937年3月13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二月革命。1917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委员。1917年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苏俄国家银行副行长。内战期间曾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切尔尼戈夫革命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劳动人民委员。1923—1926年任列宁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年是“新反对派”成员。1926—1928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馆顾问。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6年平反。
[2] 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米特（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