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工厂委员会理事会的工作人员来说，在把资产阶级从私有制的鞍上拉下马（在一次工厂委员会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说的）的时期，列宁的每句话都是法律。
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工厂委员会不对生产进行实际管理，就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继续下去。
考虑到这一问题，工厂委员会理事会（阿莫索夫同志和我）制定了一份关于组织一个调整、管理整个经济和工业的国家机构的详细图表。我们在周密考虑了这个机构的组织形式之后，决定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解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917年10月28或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斯莫尔尼宫二楼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他让我们在一张小圆桌旁坐下，便开始询问来访目的。我们向他详细地叙述了我们的计划，同时将图表铺在他面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仔细地询问了图表中最微小的细节问题，对所设想的机构成员和名称特别注意。我们把自己拟定的作为全体会议成员的各人民委员部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名单拿给他看。他问我们，这个机构的名称是什么。我们回答说，想把它称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列宁把这个名称反复念了几遍，认为很好，并且简要地说明了设立这个机构的意义在于：工人政府需要这种机构。由于我们的任务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化，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机构，能让工人通过它自己管理经济。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赞许鼓舞了我们，我们当时就请求将这个草案作为决定予以颁布。对此，他笑着对我们说：“我总不能把你们这些五颜六色的小圈圈作为决定来颁布。你们把它写成文，列出若干条款，这样我们才能把它作为决定颁布。”我们老实承认，不会写这种决定。列宁听后，坦率地笑了，他说：“那怎么办？”我们请求他亲自起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他自己没有时间，但他一定派个人到我们那里去，和我们一起起草。
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我们心中十分高兴，因为他赞成我们的计划；同时，我们还仔细地思考着他所阐明的意义：工人政府需要这种机构，使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它管理自己的经济。
另一次，我们作为工厂委员会理事会的代表拜访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918年1月底，经济上还未被击溃的资产阶级恶毒地进行怠工，导致彼得格勒许多工厂因无订货而相继停产。这使我们感到，如果我们把有关订货的全部事务抓在手里，我们就能了解，哪些工厂有订货，哪些工厂没有。我们感到，如果政府颁布一个关于集中管理订货的决定，那么，刊都将很顺利。正是为了商谈颁发这种决定，我们又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我们去了好几个人，这些同志的姓名已记不清了，但是，如果他们还在，那么，关于这次拜访情况，我所遗漏的部分，他们将能加以补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斯莫尔尼宫接待我们，热情地让我们坐下。谈话中，我们陈述了自己的要求，并得到清楚而明确的答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根据我们的经济状况，在农民消费者极其分散的情况下，集中管理订货是不行的。要实行集中管理订货，我们首先要努力引导所有的居民，而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参加合作社。只有当工人阶级和农民成为我们有组织的消费者，当这个消费者与我们的工业联系在一起时——那时也不需要任何决定了，因为没有决定，我们也会了解我们的订货人。“而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结说，“你们，工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当尽量重视回击白匪的进攻，并积极参加斗争，反对国内反革命和怠工者。”
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1918年就已阐述过的思想中，我们看到，在极其严重的怠工和反革命进行破坏的情况下，他已天才地预见到，通过合作化使我们的工业和农业联合起来的必要性。
载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岁月里。回忆录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31—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