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马尔科夫: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回忆录

列宁在彼得格勒没有住处,1917年4月从国外回来以后,他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住在他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叶利札罗娃[2]家中。从7月开始转入地下:拉兹里夫的干草垛、赫尔辛福斯、维堡都是他待过的地方。10月初,伊里奇秘密回到彼得格勒,住在维堡区一所特地准备的住宅内。10月24日晚,他离开了这所住宅,以后再也没有去过。列宁留在斯莫尔尼宫,他在那里度过了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的日日夜夜。如果有时也在外边过夜,那就是在一些熟人家里,在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3]家里。
革命胜利后两星期左右,我已是斯莫尔尼宫卫队长。我把楼下一个高级太太的房间安排为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卧室。这个房间不大,用板壁隔成大小相等的两间,走进这个房间必须穿过一个有着许多水龙头的盥洗室,以前,这里是供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用的。房间里有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一张小沙发和两把椅子,这就是全部陈设。板壁后面放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两张普通的单人铁床,两只床头柜,一张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把士兵热尔蒂舍夫暂时调到伊里奇的“住宅”去工作,他收拾房间,生炉子,到食堂去取饭菜:稀汤、一块掺有麸皮的面包,有时有稀饭,——和所有的人配给的口粮一样。伊里奇经常晚上自己到食堂去取汤,我曾几次看见他手上拿着士兵用的饭盒。
人民委员会食堂成立以后,情况稍有改善。这时已由彼得堡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4]的母亲特地来到斯莫尔尼宫照料伊里奇的住宅。她打扫房间,料理伊里奇的伙食,热尔蒂舍夫也由她支派。
伊里奇极其谦逊、简朴,他很少向别人提出个人要求;如果自己需要什么,则一定是请求,而不是要求;他始终那样客气、温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不愿意因为自己个人的需要给别人增添麻烦。
有一次,我坐在办公室里,突然门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门口。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显然是去参加会议或集会的。他的手上捧着一只精致的小木匣。
“马尔科夫[5]同志,您能抽出几分钟的时间吗?”
我立即站了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
他挥了挥手。
“坐下,坐下。我有点私事找您。”
伊里奇的神态似乎不同往常,看上去,甚至还略略有点不好意思。他小心翼翼地将木匣递给了我。
“如果您不觉得费事的话,请把这只木匣打开,我怎么也打不开来。只是请您小心点,仔细点,不要把它弄坏。我非常爱惜这只木匣,因为里面珍藏着我妈妈的来信。”
“妈妈的来信”——他就是这样说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马上就把它打开。”
“干么要马上?你这是干什么?什么时候有空,再把它打开吧。现在,我反正要出去,只是今天要搞好。暂时请您保管,等我回来再交给我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了,我着手摆弄小匣子。我十分爱惜地拿着这只匣子,小心翼翼,不仅注意不在表面上留下划痕,而且竭力不对着它呵气。折腾了半个小时,匣子被打开了。当伊里奇来到这里,我把匣子交给他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伊里奇拿着小匣子,爱抚地摸一摸它那光滑的表面,眯起眼睛看着我说:
“谢谢,马尔科夫同志,十分感谢!”
有一次,我们搞到了酥糖,我就把它分给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分了几磅给伊里奇,并亲自送到他的房间里去。
几小时以后,有人敲门。
“请进!”
进来的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她把一包酥糖放在我的桌上。
“马尔科夫同志,热尔蒂舍夫说,这是您送来的,十分感谢。只是我们不需要,谢谢您了。虽然数量不多,您还是把它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同志吧。”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这里酥糖多着呢,我不只是给了你们,所有的人都给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反正您还是收下吧,把它让给别人好了。”
“给别人?这是为什么?也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酥糖?”
“这倒不是,喜欢还是喜欢的。只是,您知道,酥糖很贵,我们现在又没有钱。请您谅解。”
“别再说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不拿。钱的事儿别再提了,酥糖无主,因此分给大家是不要钱的。”
好容易才说服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让她收下了酥糖。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就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
1917年列宁不论到什么地方,不管步行还是乘车,从不带一个警卫,这使我十分担心。好几次我想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谈这个问题,他只是挥挥手说:
“得了吧,我的老兄,还要这个干什么!”
与他争论是徒劳的。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6]和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7]也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过警卫一事,可同样毫无结果。但要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老是走出斯莫尔尼宫,傍晚,还经常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在街上蹓跶,稍微休息一下,以免过度紧张。我发现,散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喜欢的休息方式。
确实,在1917年认识列宁的人还不多,因为他的肖像尚未公开。但是,仍然可能发生各种情况。每当列宁按照惯例出去散步时,我总是有点担心。我对伊里奇什么也不讲,只是非常严厉地吩咐哨兵,当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离斯莫尔尼宫不远的地方散步时,要时刻注视着他们,不要将视线移开,以防意外,而且不要让伊里奇发觉(我知道,一旦他发现了,会生气的)。如果有外人走近他们,并显得可疑,则立即采取坚决行动,使伊里奇避免可能遭到的危险。
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在斯莫尔尼宫周围一直设有流动岗哨,他们留意着,不让可疑的人靠近……
1918年1月1(1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米哈伊洛夫马术学校群众集会上演说,和他一起参加集会的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妹妹玛丽娅·伊里尼奇娜[8],还有二月革命后伴随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的瑞士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普拉廷[9]。
群众大会结束后,他们三人坐进汽车。汽车刚刚开动,就响起了呼呼的枪声。普拉廷体格魁梧,身体健壮,他抓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肩膀,让他俯向座垫,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他。司机开足马力,汽车急驶而去。他们当中除了普拉廷,谁也没有遭难,就是普拉廷也只受到一点轻伤:子弹擦伤了他的手。但是,车身多处被子弹打穿。
这件事发生在立宪会议召开前不久。这样,我们不再顾及伊里奇的意见,立即组织了可靠的警卫队,特别是当列宁去参加立宪会议的时候。
这些日子,斯莫尔尼宫的保卫工作完全处于战备状态。岗哨加强了,增多了,警卫人员的入城通行证更换了。立宪会议召开的那天,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打电话给我,传达了列宁的指示:警卫队全部佩带武器,架起机枪,我必须待在斯莫尔尼宫,寸步不离。这样,我就没有参加立宪会议的开幕式,在召开立宪会议的塔夫利达宫,保卫列宁的工作没有交给我们,而由别人承担了。
然而,就在谋杀列宁未遂以后,应有的警卫工作也未持续多久,仅有可数的几天。后来,列宁坚决反对,他一定要撤消警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格勒,不管是步行,还是乘车,又不带任何警卫了。

载于巴·马尔科夫《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回忆录》《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7年版第60—63页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 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3]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4]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отман,1880年8月25日——1937年10月30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任副邮电人民委员。内战期间曾任最高经济理事会主席团成员、乌拉尔—西伯利亚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最高经济理事会主席。1923—1924年任卡累利阿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5]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尔科夫(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Мальков,1887年11月17日——1965年11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塔墨尔福斯委员会委员。1917年10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参加了解放冬宫的行动。十月革命后任斯莫尔尼宫卫戍司令。1918—1920年任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1920—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48年再次被捕。1954年平反并退休。

[6]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7]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8]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9] 弗里茨·普拉廷(Fritz 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4年4月22日),瑞士共产党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是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并担任瑞士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