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斯莫尔尼宫！铁栅栏大门敞开着，通向一个大院，院子里是一座普通的官邸，窗眼很多。院内到处都有人匆匆忙忙地走着，十五辆卡车和轻便汽车停在距正门入口台阶不远的地方，——这就是斯莫尔尼宫当时的外景。仅从架在正门两旁、紧靠入口处的两门三英寸口径的野炮可以看出，就在两周之前人们等待着什么，准备着什么。
有没有要我出示身份证，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当时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观察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工作和活动的整个环境。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苏维埃机关有条不紊的工作秩序。这种有条不紊的工作秩序证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里都是主人，大家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可以这样总结斯莫尔尼宫的一般情况给我的最初的表面印象。
不论是手持步枪站岗的工人赤卫队员，或是走廊上来去匆忙的工作人员，或是不时从接待室传来的人民委员会秘书（好象是哥尔布诺夫[1]同志）对来访者的答复声，这一切都给人留下办事认真、充满信心的印象。
最后，在人民委员会度过的第一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两点：与列宁办公室相连的两个房间——接待室和公用办公室的陈设极其简朴；接待来访者的苏维埃工作人员非常平易近人。
这间所谓“接待室”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个样子有点怪的大套间，它由两张木制沙发隔成大小不等的两个部分。在两张沙发中间摆着一张普通的小桌子，桌旁坐着一位女工作人员，询问每人的来访目的。在这之后，来访者便转到沙发的后面，进入作为接待室本身的那个比较大一些的房间里去。一张摆着墨水瓶的普通桌子，一张沙发和几把维也纳式的椅子，——这就是当时人民委员会接待室里的全部陈设。
这套简朴的陈设使每个因各种不同的事情来找自己政府的工人感到多么高兴和满意，对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切都是亲切的，熟悉的。当工人和农民走进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也就是走进那间直接通往列宁办公室的房间时，更加感到亲切。这也是一个大房间，有一半地方空着，三张普普通通的办公桌，一张摆打字机的小桌子，两张柜子，几把椅子，一个放在列宁办公室门边、匆忙钉成的衣架（来会见列宁的人通常把大衣挂在上面），这就是办公室的全部陈设。
很快就让我进了这个房间；几分钟之后，我已来到了列宁的办公室。
“施利希特尔[2]同志，我们早就在等候您了，”列宁用那惯有的、同志般的亲切态度迎接我。不论在私人关系，还是在工作关系中，这种亲切态度都是列宁所特有的。“您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我急忙向列宁叙述了他的那封信的事情[3]，并简要地向他转述了莫斯科的情况和工作状况。
列宁全神贯注地听着，右眼眯缝起来，左眼凝视着我。
“在人民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将正式委任您为农业人民委员。”有关工作问题的谈话快结束时，列宁说道。“要是您现在就开始接见各地来的农民代表，那也很好。有关执行没收土地这一法令的实际措施，有些地方必须作出具体的说明和指示，这件事不能延误，但没有人去做。然后，要立即把部的机关接过来，迅速制定有关土地的《条例》。办公室会把所有的案卷和材料转给您的
这就是列宁关于农业及与此有关的农民问题首先为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制定的一份简要的工作大纲。
是的，确实不能再延误了。在伟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钟点内（1917年11月8日）通过的土地法只有关于没收土地和将土地移交给农民平均使用的几点原则性意见。地方上，实际执行没收土地和将土地移交给农民的任务由各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担任。在移交土地的过程中，引起了许多争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农民代表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彼得格勒，想得到中央政权的解答。这些问题必须火速答复，必须对土地改革加以具体领导，必须让农民分得土地，以实现他们多年的宿愿；还要巩固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我们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已认识到一条真理，即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农民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这就需要，而且迫切需要向农民代表加以具体解释，并且掌握部的机关。
当然，列宁仅给我作了一般原则性的指示，并没有详细叙述完成预定任务的方式方法。寻找这些方法，制定某种符合革命原则的实际措施，这就是我所担负的责任和工作中的困难之处。
当时非常需要专门指定一个人负责农业部日常工作，因而我的确应当完全执行列宁的建议，即“立即”履行职责。
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临时负责农业人民委员部有关的群众来访工作，她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知道了我的职务以后，她请求我立即从她那里接下“案卷”和“办公室”。我还没有住处，再说，火车上度过不眠之夜以后，我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情况。但是，她想使我尽快地，这么说吧，取得负责这项新工作的权利。她的这一强烈愿望也感染了我，因此，我毫无异义地同意立即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就是您的办公室，”她对我说，并把我领到靠墙的一只柜子前，将它打开。"这里就是已印好的给农民的号召书，这些带有原则性指示的号召书就是我们目前能给每个来访农民的唯一的东西。而这里，”她指着柜子的另一格接着说道，“是各地发来的询问信和电报，还有农民代表的申请书。”
“就这些？”我问道。
“就这些。”
“那么，我可以在哪儿工作呢？我总得有一张随便什么样的小桌子和一、两把椅子。”我为自己办公室的设备操心，同时不好意思地环视着周围的陈设。
我应当感到害羞，因为这一要求对当时的斯莫尔尼宫来说，确实是不易达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仅仅勉强够用。
“这里没有农业人民委员办公室，您只得暂时就在这间公共办公室内工作。桌子？”这位为我安排工作处所的同志考虑着。“您就拿这张小桌子吧，它原来是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来访者用的。椅子也能搞到的。”
这就是属于我的整个办公机构！我的“办公室”就算安排停当了。
后来，我在彼得格勒和另外几处地方工作时，有了各种不同的办公室。但是，确实，很难说在那里我是否曾经也象在人民委员会工作时那样愉快，怀有那样强烈的工作欲望，尽管这七、八天是在公共办公室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小桌旁度过的。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在这些日子里，在我上班期间，我的全部工作就是与农民群众的代表和这些“请愿者”进行事务上的直接联系，这些代表为了自身的问题和疑虑来到斯莫尔尼宫寻求解答。
他们一天天、一批批地从我面前走过。他们各不相同，每人都带着有关“自己”乡村情况的疑问和需求；但是同时，他们又都是那么相似：
“怎么回事？将来会怎么样？”
“譬如说，土地怎么分呢？”
“同志，您知道，必须大家都不吃亏。”
这就是那些实际问题的基本内容。为了在人民委员会、特别是“一定要在列宁本人那里”解决这些问题，乡村派了自己的代表来到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立即将全部土地收归劳动农民所有的决定振奋了整个农村，直至穷乡僻壤。农村中一片忙乱，人们急欲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
在逐一回忆这段时间内的见闻时，我不能不说说这样一个极其典型的场面，当时，农民代表的天真、率直使我十分惊讶。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开始工作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由切尔尼哥夫省的三个农民组成的代表团来到我的接待室，其中一个外表庄重、胡须灰白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个似乎刚刚放下犁耙、道道地地的农民。他向我询问了有关他们农村在土地问题上一些具体的个人需求的事情，我一一作了解释和指示。当时，所有其他代表团一般得到答复之后，便立即离去；但我发现，这位老人不打算离开。我等着，看他还有什么事情。他迟疑了一会儿，支支吾吾的，就象农民们通常感到困窘时那样。接着，老人问我：
“同志，怎样才能见到列宁？”
“有什么事需要见列宁？”我问道。
“不见到列宁同志，我就不能回去。我必须见到他，然后告诉村里人，说我见到他了。乡亲们派我到这里来，叫我这样做的。他们说：‘一定要从列宁本人那里打听应该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
我极其关切老人的这一愿望。在遥远的偏僻乡村进行着革命的“大地”和群众本身与列宁之间的这种交往，在我看来，不是没有战术意义的，因为列宁是这一革命利益的代表者，这一革命的灵魂和首脑。但是，我感到有点为难。我知道，要是我去向列宁同志报告，说切尔尼哥夫省的代表想见他，那么，他会把手一挥，对我说：
“该怎么处理，您就在那儿自己处理一下吧。”
不过，一定要让农民代表见到列宁。因此，我把这几个农民领到他那里去了。当花白胡须的老人从列宁那里出来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三分钟以后他还很兴奋，脸上始终闪耀着幸福的光辉。
“谢谢您，同志，”他对我说。“现在我能把一切都告诉家乡人了。”
从老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真诚的、深切的信任，因为党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农民们渴望土地的宿愿。
在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两、三天以后，我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委任为农业人民委员。现在可以立即着手完成列宁交给我的第二项任务，即掌握农业部的中央机关了。但是，此时我们已开始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求亲，未婚妻提出很多要求，把农业人民委员的职位给他们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绝对要求之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自己是农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因此他们要求领导农业人民委员部。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他们才同意进入政府机构，与共产党人联合执政。我们将这个职位让给了他们。
其实，生活早已向农民们揭示了这些“代表者”的真正面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早已被抛在革命航船之外，而且，甚至这个政党名称本身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在那个时期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信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且支持他们，因此，我们与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就是对农民作了一定的让步。我们相信，生活实践会使农民抛弃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幻想。土地社会化的法令就属于这类让步。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人反对这一法令，认为它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对此列宁答道：“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就让它这样吧。无论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在实际生活烈火的考验中懂得，真理究竟在哪里……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4]
载于亚·施利希特尔《回忆列宁》1937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第34—41页
[1]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2]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施利希特尔（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лихтер，1868年8月20日——1940年12月2日），189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在基辅领导革命活动。革命失败后流亡芬兰。1907—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1918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0—1921年任坦波夫执行委员会主席，因镇压叛乱不力而被解职。1922—1923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全权代表兼贸易代表。1923—1927年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6—193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30—1933年任乌克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31—1938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科学院院长。1940年逝世。
[3] 见《列宁文稿》第7卷第3页、630页。——编者注
[4] 我们成功地“从另一头”解决了这个问题，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形式使农业繁荣昌盛这一事实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亚·施·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