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6.10.1

今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中,庆祝伟大的国庆节。这是一个最不平凡的节日,这是一个革命精神空前高昂的节日,这是一个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节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七年,是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凯歌猛进的十七年。十七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我们的成就,受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烈赞扬,使得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胆颤心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屹立在东方,使整个世界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十七年的伟大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把我们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我们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始终,贯串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

十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抓住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生动活泼,就欣欣向荣。凡是离开了这个纲的地方和部门,就出现歪风邪气,就迷失方向,就受到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告诉我们: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

这次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并且势必触及到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这是由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用各种办法腐蚀共产党的干部,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教导我们,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是向全体共产党员敲起的警钟。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但是,也有一小撮人却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了。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他们身上。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者是在他们包庇下进行的。所以,只有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粉碎剥削阶级的复辟阴谋,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的公布,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庸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毛主席还说:在共产党内发生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一时被他们蒙蔽和欺骗的群众,一定会觉悟起来,同他们划清界限,反对他们。(⑴⑵)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号召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从人民解放军发展到全国人民群众,取得了伟大的效果。这个运动,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有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飞跃,必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十七年来,毛泽东同志总是紧紧把握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发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统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统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胜利前进。

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其他的叛徒、工贼,天天疯狂地咒骂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咒骂呢?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无法阻挡的。它必然会唤醒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唤醒广大的革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他们统治的宝座是岌岌可危的。

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他们都将被自己的掘墓人革命群众所埋葬。

不管敌人怎样叫骂和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都将沿着自己的道路,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昂首阔步地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从胜利推向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第十三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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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966.10.05;中发 [66]515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後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1966.11.16;中发 [66] 553号

十月五日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

中央对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补充规定如下:

(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二)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三)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

(四)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守十六条的精神,根据上述规定,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6.11.01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广大革命群众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了解。他们的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近来,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认真思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这种群众性的批判遍及全国各省市,各部门,各学校。一切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都遭到广大群众的揭露和批判。

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和当前形势大好的重要表现。这说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

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直接为群众所掌握,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亿万群众这样地关心国家大事,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对于那些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同志,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对于那些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同志改正错误,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对于进一步纠正错误路线,清除它的恶劣影响,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是一个最重要的保证。

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去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放手让群众斗争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批、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

这两条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一条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的反对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使文化大革命夭折的路线。

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需要做很多工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这条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小撮人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因为党内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这些同志从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于犯路线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应当把提出错误路线的(只不过是一两个或几个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区别开来,把自觉执行的(这是少数的)和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区别开来,把执行错误路线的轻重程度区别开来,把坚持错误的和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

一般说来,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他们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那就不仅可能是二类干部、三类干部,也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类干部。但是,必须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一个共产主义者,犯了路线错误,应当有勇气承认错误,检讨错误,同群众站在一道批判自己的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在批判错误路线当中,对于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一贯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起来积极进行批判错误路线的革命群众,革命的青少年,都要注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至于一时受错误路线蒙蔽的某些群众,则不应该责怪他们,也不要给他们扣“保皇派”之类的帽子,而应该耐心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

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虚心地诚恳地全心全意听取群众的批评,像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应当同革命群众站到一起,共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对于群众批判中某些过头的语言和做法,不应当产生任何对抗的情绪,应当看到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当理解他们的心情,应当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犯错误的同志,要去掉脑子里的许多“怕”字。这些“怕”字,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这样,才能纠正错误,变被动为主动,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

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

刘少奇为北京市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写的检讨(摘录)
刘少奇
1966.09.10

〖注:九月初,中央通知召开北京市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安排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作检查。刘少奇写此检讨交毛泽东审阅。后会议取消,改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另作检讨。〗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算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明白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极不利于文化大革命,不利于党和社会的利益。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才五十多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

一九六二年我犯右倾错误,一九六四年又犯形“左”实右,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跟以前的错误有联系的。

(检查犯错误的原因,大意)第一条是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上台”;第二条是“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第三条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第四条根本的原因,“没有学好和掌握毛主席思想”。

周总理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10.06

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后来又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所以我们应该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好。不仅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决议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

那现在我来回答几个问题,你们提出了许多问题,长的要研究,我们回去一定负责把这些问题弄清楚。现在有几个简单问题先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

1、有个工人同志,或者是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要求承认这次到北京来的行动是革命的。这个要求对,我们一直是这样看的。

2、回到本地不得加以迫害,不得非法扣留、私刑,就是要保证人身安全。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我们负责通知各地绝对不许这样做。

3、本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应该叫上级处理,不得由同级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同意。底下一个是工资照发。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明,有些半工半读学校,我知道还有一些工厂,对不同意见的人扣工资,这样的事情是错的,我们可以下命令叫他们工资照发。不仅工厂是如此,就是半工半读学校,放半年假闹革命期间,半工半读学校的待遇还应该照样给,不许打折扣。

第二个问题:是刚才在这个地方讲了话的,南京大学“八·二七”串联会的代表说:我们有一千三百名师生,提出要求,由于地方上给他们很大的压制,刚才×××同志、同学讲得很清楚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通知那个地方的工作组的上级负责人,一定叫他们回到那个学校里去。

另外,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学校的工作组,本身犯的错误,在学校犯的错误,应该随叫随到。如果他们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

第三个问题:四川大学到北京参观串联的同学请求继续留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留在这个地方的同学,住的地方发生困难,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要求帮助解决,我布置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一定替你们解决。

第四个问题:首都文艺界人艺的同志问的,我们中央批准军委的那个指示适用于全国大中学校,是不是适用于文艺团体?我们说同样适用。

第五个问题:就是刚才开会的时候,外边有华中师范学校的七位同学要求进来,最后也发了言,他们写了血书要求把他们受到压制的意见跟大家说出来,现在我们叫他们进来,叫他们说话,也跟大家见见面。(七位同学跟大家见面)

第六个问题:有同学说,在学校里因为由工作组工作的错误、路线方向错误引起的后果,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犯了错误的那一方在同学中制造出来了对立情绪,有的出现更错误的,采取不同的待遇,有被歧视的。我们本来要着手逐步处理这件事,错的一律取消,应该恢复正常现象。这类事很多,全国各地都有。在北京先抓几个主要学校,立即实行,搞出点来,一有经验就通知全国照办。我们现在,一起来高呼几个口号: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1966.10.23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伦。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一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了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原文如此)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发现了当年的预算有几十亿赤字,因而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大三线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份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的面前搞两面派。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1966.10.23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二人不仅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一阶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的动员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和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的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的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大方向的正确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还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负担。不少工作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或不派工作组的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至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向毛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会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广阔更深入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它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便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进行这场斗争,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没有广大革命小将的闯劲,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大、中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只能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很好,群众普遍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破坏运动的作用,其结果把轰轰烈烈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暗高兴。毛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绩。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青年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作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的地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仅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了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理说,我们的工作岗位是最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很少,用得也最不好,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作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都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的加以检查和清理。没有跟好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关。长期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作过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中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的请示和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总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从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有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作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的,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的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作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1966.10.24

毛说: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毛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答:回去看看再说。)毛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问周恩来会议情况,周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问李井泉:廖志高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较好。)毛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毛说: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毛说: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说:大权旁落。)毛说:这是我敌意大权旁落。现在到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毛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要什么准备,走到那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10.25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级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周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10.28

昨天各小组分组开会,研究了具体问题,征求了各省、市的意见,今天向主席、林总请示,经过他们同意,今晚作原则的回答。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目前的形势还处在运动的初期阶段,运动还可能持续五年到十年,主席说五年才能取得经验。那还不是初期吗?一浪推一浪,运动是方兴未艾,继长继增,欲罢不能。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每个人都要自己放在运动中去锻炼。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现,如果不提高警惕,不提高认识,那就有可能,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这不能仅仅看着是个人威信的问题,要看成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在运动中经受锻炼,(举了几个人)经得起考验,就更有威信了。大家要下定决心,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要在群众中进行锻炼。现在我来回答两部分问题。

第一部分:

一、两个会如何传达的问题:主席提议各省回去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赞成要开公开的会议,不要开秘密会议。你们下车以后有可能被捉去。所以中央要发布公开通知,宣传讨论,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精力开好会。抽出几个同志处理接待工作。昨天,河南大学学生到中南海,预先并没有通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两派斗争,既然他们来了嘛就不能让他们静坐绝食,要让他们吃好,睡好,不然,又要叫刘澜涛、霍士廉笑话我们。这是学习,群众逼着我们学习。红卫兵参加会议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党内高级会议,红卫兵不能参加,实际上一说就通了。

二、传达的内容和范围:刘、邓检查要发到县、团级,是否要扩大,须进一步考虑。

林总、伯达的报告,按主席的指示发到支部和红卫兵小队。伯达要求街上的乱传的稿子要收回,不要传出去,一句话说错了,将来就不好变,修改后两本同时发下去,好满足要求。

三、林总和伯达的报告要分两段传达。先在三级干部会上传达。吃透了再发给支部和红卫兵小队。这是主席想的,想的很周到。会议结束后再向下发。各省会议时间最好大体一致,免得互相冲击。主席廿五日的讲话,也要向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如何向下传达,以后再通知。

四、其它文件(简报、会议材料)大区、各省可带回一份,中央各口可带一份,如果机关不保险,可以放在军区保存,省市、各部不带回文件了,因为自顾不暇,如谭××(启龙)。

五、对文化大革命这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如大区、省、市委。(主席意思,天津可恢复直属中央,减轻河北的负担。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属市再加26个省)大区、各省、市委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是否能办到,这要看那时的情况,这是设想。富春曾设想,部、司、局长十月半结束,但现在已过了,现在有不少部长被学生扣起来了,比如吕东、荣高棠被扣,开会时还没有回家,仍在学生那里进行争论。主席说春节前初步告一个段落这是设想,不要以此为限。也不要以为春节后日子就好过了,要考虑还有反复。昨天,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去时主席说:“你是常指挥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才好。”结果打了胜仗,打得很好。常胜将军也要准备打败仗。总之,要时常准备两手,不要限制在一手。

第二部分:有关政策和措施。十六条订了,还要经常补充,事物是发展的。

现在回答几个问题:

一、革命大串联问题。这是学生的创举。革命的学生冲破了我们多少次的设想。主席不是说了吗?一张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把运动推动起来了。由学校到社会,由北京到各地,全国大学生不到二百万,到北京的已经有五百万了,这里面有许多重复的,有出去的,有回来的,有转车的。中学生不是十分之一而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原来打算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现在到二百万。来就来吧,来了也就得住了。原来估计九百万,现在不行了,一百二十万的时候北京就哇哇叫,主席说:来就来嘛,三百万也能住下。

我要告诉大家,第一件事,十一月十八日以后各地师生都要回去,天气冷了,学生病的不少,先让外地的走,北京的学生先不要出去,十天内不要出去,这对照顾外来学生有好处。招待不了,要外来的学生自己做饭、扫地。还有徒步长征进行串联的,要摸出一套办法再实行,不然他走累了,在半途上要上火车,那就更被动。

第二件事,十八日以后来的,已经一百三十万,我们说准备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主席说要增加到二百万到三百万,现在一天二十万,要很好准备,十天以后有可能超过二百万。林总说,要研究如何接见,开始接见在七十万到一百二十万,现在二百万以上,得多想几个方案。

第三件事,北京准备同一时期接待二百万到三百万,同时南方城市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冬季燕子要往南飞,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等,不要想十万就不少了,不要一百、二百万就叫,上海准备二百万人不算多。要做好充分准备,要迎接大串联的高潮。

第四件事,还有经过北京转车的,停留的,希望铁道部想一套办法,吕正操问我怎么办?我说,办法要你想,否则咱们换一下,我就去当部长,越接近基层越有办法。

第五件事,拟定一个徒步串联的办法,不能中途上车,那就更被动,特别是在东北已有大连、蚌埠两个例子,要时时宣传,还要订出一个计划,还要设想行军式的全程徒步串联,还要搞军事训练,设联络站,让转业军人去协助,真正做到备战。

第六件事,国家给什么补助?大连来的十五人每人给二十元太多了,大大超过了助学金。我们设想把助学金给他们就可以了,不然贫苦学生就不能串联了,粮食按定量发给自己,超过的国家补助,希望各地把办法搞出来,逐步修改。串联十二月开始到六七年暑假,要搞各种试点。

二、红卫兵问题。红卫兵主要还是学校的红卫兵,三十岁以下的革命的青少年组织。学校以外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城市的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一般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的可以保留一个时期。不发展、不串联,看前途如何。全国广大团组织瘫痪,将来是否红卫兵能代替青年团的作用呢?青年团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红卫兵可能加入到青年团里来,改造青年团,因此不能完全否认农村、工厂、企业、机关的红卫兵,可以等等,看看怎么办,要蹲点,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主要是看领导。

思想问题和政治态度问题。思想上,红卫兵成员总是要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先进的少数总是要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右派,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不管处在哪个时期,哪个阶段,总是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这是辩证法的规律,这是主席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目前青年还有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在成年人里,思想和政治态度是统一的,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要经过多次变动才能固定政治倾向,不能一次就看出左、中、右,不能因他受工作组操纵蒙蔽,就说他是右派,他还是要变的,过早的肯定是不实际的。我与几个方面的红卫兵都谈过话,就是在十六条宣布以后,也还是这么个情况。

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我和在京的外地的红卫兵谈过话,他们是革命青年组织,说他们是保守派,他们也承认,说是右派,保皇派他们就不干。有的同志接近最多的是多数派,如王观澜到农大就被多数派包围起来了,他就不能兼听则明。我到清华,就先找反面的蒯大富同学,两方面都接近,不先入为主,青年的思潮是起伏不定的。不要过早的盖棺定论嘛!这样可以教育多数,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要民主集中制,在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现在主席这个思想开始实现。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了,今年又印发了,但未能行通。我们习惯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别人指鼻子骂,就坐不住了。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主席说:“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要敢于造反。”林彪同志也说:要巩固政权,中心问题是掌握毛泽东思想,要学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无敌的了。那样我们的头就不会稀里糊涂的丢掉了。要掌握这一点就要很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提高嗅觉,明辨是非。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敢于坚持,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当然也不要骄傲,一骄傲就容易走向反面。青年一起来,我们就受不住了。我们这几年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嘛!因此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因此我给红卫兵讲了民主集中制。他们要关人扣人,我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不好?现在就来接班了?主席说,五四运动当时不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可怕!我和他们说,给你们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大民主呀!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准动解放军。解放军是最可靠的专政工具,不能不尊重解放军,有缺点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来,而且解放军还保护你们,解放军还有纪律,不生气,不动手,不还口,打伤了也不开枪。不过你们打解放军那可是打错了,你们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可不好呀。

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有意见可以提,人选不当可以改,有错可以承认,但不能代替,不要干预。

三是宣传机关,新华社、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也是专政工具。红卫兵可以贴大字报,你们的稿子,报纸不能全登,这些不能乱,不能干扰,否则就会影响毛主席的声音。这是可以说通的。讲清利害,说清道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的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这就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有利于保卫民主。再就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是不能罢,你们团体的领导可以换,但不能将各级领导宣布罢官,扣人,抄家也不要搞。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乱抄家、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当然宣传以后,有的人也会再犯,但也不要责备他们,要再宣传。

干部应该做到这样四条:首先要敢于挺身而出做工作,宣传政策;第二条热情支持革命群众闹革命;第三条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第四条站稳立场,不要什么都怕。

关于徒步串连问题,不仅经过大城市,而且还要经过小城镇、农村,要接触农民、居民,接触社会。要锻炼也必须与工农兵相接触。要有计划、有组织搞,要欢迎他们,组织参加劳动,主动欢迎他们。

三、四清问题。社教要划分几条杠子,十六条以前的按社教对待,按廿三条对待。没有镇压群众的就不要检查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以后,就要按十六条办了,按文化大革命处理。例如人民日报党组瘫痪了,派人去改组了,这是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派人去执行了正确路线,要看主流,如果说人民日报是修正主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廿三条也是毛主席制定的,如果说是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如四清工作队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当然要检查。工作组要更精悍,依靠贫下中农、工厂的积极分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以四清社教为基础,以文化革命为中心,抓革命、促生产,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既是廿三条,又是十六条。当然问题也要看发展。

四、档案问题。这是一个很难过关的问题,这是我们搞工作组留下的后果。要以文化革命期间(五月十六日以后)工作组搞的档案为限,不是这个期间,不在此限,要有界限,不能没有界线。什么事都连在一起不好整。有错误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案件,可以专案处理。档案问题的处理,按中央补充通知办事。各级党委和工作组,应按指示主动处理。现在能主动的,就主动解决,被动的也应主动做工作,本级能解决的本级解决,本级不能解决的报上级解决,已被人拿走的,要回来,封存起来。工作组不行了,找部,部不行了,再找口来解决,不行,然后再找我们这里来。省委,大区、各部、各口都要过问,不然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说假话,不能放任自流,要变被动为主动,先要和群众站在一起,才有说服力。我们打算写一通知,今年处理方针说恰当些,和红卫兵一起处理。

主要是这四个问题,其他如小学开学问题,有的已开学,没开学的,也要开学。学校一个是革命化的问题,主要是要按主席教育方针办事,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小学校要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可以考虑五年一贯制,三、二制。(现在是四、二制)高年级的小学生要学主席著作,搞轻微体力劳动,也可搞军事训练,要改革教育,要改造教职员队伍,改造也有好的条件,转业兵有几万,大专红卫兵,还有在乡的知识分子,这些都可以改造教师队伍,这只是一个方向,还不能最近做,问题很多。只能讲这四个问题,抓住大问题,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就可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得到锻炼。我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晚年了,要认识到如何保持晚节,地好社会主义关。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六○年以来写了很多东西,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六二年写了财贸决定,六三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六四年写了工业问题还未写成,六五年写了廿三条,六六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1966.12.09;中发[66]603号

(这一文件发至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一切革命串联,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
1966.12.15;中发[66]612号

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考虑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

三、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

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四、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五、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

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产生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

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

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联。要向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

七、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

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

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

八、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

九、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

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夺取新的胜利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6.12.13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

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一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越来越孤立了。革命左派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

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扫除一切绊脚石,沿着毛主席亲手开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还在玩弄新的花样,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继续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是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有些人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并没有做认真的公开的检讨,不肯给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他们还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群众,继续组织被他们蒙蔽的群众,来打击革命左派。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包庇他们自己,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人,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

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来打击革命群众,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坚决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来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派工作组也好,不派工作组也好,撤了工作组也好,只要是采取这样的反动方针和反动政策,就是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问题不在工作组这个形式,而在于实行什么方针,什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由原来的负责人领导,也同样犯了错误。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实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并没有犯错误。

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

我们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来整革命群众,来压制革命。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在幕后,操纵受他们蒙蔽的学生群众组织、工人群众组织,挑拨离间,制造宗派,挑起武斗,甚至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这些人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他们妄图用这种手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们这样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最愚蠢的。他们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一些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会觉悟起来,揭发他们,反对他们。群众的绝大多数总是好的,总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暂时受蒙蔽的群众,一旦认清了那一小撮玩阴谋、耍诡计,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的真面目,就立即会唾弃他们,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坚持文斗,不许武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个政策对无产阶级有利,对革命群众有利。只有坚持文斗,坚决反对坏人挑动群众之间进行武斗,才能保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故意制造事件,挑动武斗,就是为了破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都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有不同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在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必须认真改正错误,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认真改正错误,就要:(一)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作检讨;(二)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实行真正平反,给他们恢复名誉;(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错误推给群众、推给下级,要用自己犯错误的切身体会,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四)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小学生,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五)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广大群众,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相信广大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实事求是的。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做到以上几点,就能够获得广大革命群众的谅解,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就能够做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继续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那就非垮台不可。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规模地开展以来,已经半年了。在这半年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每个革命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列宁说:“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为指南,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各种现象,分析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各阶级的动向,研究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和提高领导核心,进一步提高斗争的艺术。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注意工作方法,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和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商量,讨论问题,善于团结广大群众,要欢迎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和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人民日报》编辑部
1966.12.26

现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我国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千百万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我们的工矿企业,究竟走什么道路?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呢?还是沿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极端重大的问题。

十七年来,我们的工矿企业,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工人群众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我们有很多工矿企业,无论在政治思想上,组织领导上,生产管理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严重影响。这些东西,不仅束缚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繁殖修正主义的种子,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在有些工矿企业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混进职工队伍里的地富反坏分子、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勾结起来,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一套,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企业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坚决打倒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那就必然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妨碍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使我国有改变颜色的危险。

由此可见,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就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我们发展生产的办法,同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不靠强制,二不靠物质刺激,而是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政治思想工作,靠人的思想革命化。人们的政治思想面貌改变了,精神的力量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谁最能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意义呢?首先是那些亲自参加革命和生产实践的工人群众。有些工人同志,看到工厂里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工人闹文化革命受到压制,感到非常愤慨,非常焦急;看到因为革命搞不起来,而使生产受到影响,又非常心痛。他们对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现在,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的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他们这样做,完全可以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在工矿企业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生产,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生产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这些人不是害怕搞不好生产,而是害怕群众革他们的命。有的工人说:“他们怕群众,怕革命,怕罢官,就是不怕完不成生产计划。”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当革命群众向他们作坚决斗争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疯狂的抵抗。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账”相威胁。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利益作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为自己保镖。他们甚至在幕后操纵,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制造事件,煽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文化革命。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

党中央规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不能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开除工人,也不准因此而解雇合同工和临时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必须一律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受到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规定,保证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正常地健康地进行。

工人阶级应当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些组织代表的产生,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

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一定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革命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应当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民主讨论,求得协商解决。在原则问题上应当求同,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存异。

我们一定要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政策,不断地巩固和壮大革命左派的队伍,团结大多数,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革命学生也应当欢迎本市的工人到学校去串连,以便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全国广大工人同志们,只要我们善于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尽管我们前进道路上会有困难,会有曲折,我们也一定能够乘风破浪,从胜利走向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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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7.01.01

一九六六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解决了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但是,当时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个教训,说明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新的中心课题。它不仅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事业的命运。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新的伟大的榜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甘心剥削制度的灭亡,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挑战举行了胜利的反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

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批判,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打开了道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揭露了出来,群众把他们斗得威风扫地。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勇敢的革命闯将。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正当亿万群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觉起来闹革命的时候,有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和那些坚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他们暂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力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些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他们同流合污,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跟革命群众作对,归根到底,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⑴⑵)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就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当时被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诬蔑为“反动组织”,遭到了打击和围攻。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一发现红卫兵这样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无限的生命力,歌颂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坚决的热烈的支持。毛主席的声音,像一声春雷,在极短的时间内,红卫兵在全国各学校和许多工厂、农村发展起来了,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革命的红卫兵,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他们站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前头。他们起了先锋作用。

革命大串连,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支持和倡导的。革命师生在全国范围的大串连,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连成一片。革命大串连,在全国传播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干部。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这条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和它在党内的影响,兴风作浪。他们使用阴一套、阳一套的种种手段,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压制革命,保护自己,挑起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还散布谣言,颠倒黑白,把他们暗中所做的这些坏事,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给革命派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们继续妄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但不向群众检讨,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平反,不肯当众销毁那些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反而大肆宣扬“秋后算账论”,扬言还要把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处理。这种论调,就是要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算账的。“秋后算账论”是吓不倒革命群众的。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又对党、对革命群众欠下了一笔新账。革命群众对于他们的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演,恰好暴露了他们自己。他们闹得越凶,就越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到非起来揭露和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

这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能够蒙蔽一些群众呢?这是因为,他们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他们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自己说成是党的化身,把自己的言行说成是党的领导,把相信党说成是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还特别宣扬这样一种论调,就是要人们不讲原则、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领导。这种论调,实际上是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早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解决王明路线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事实上,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坚决接受和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坚决反对奴隶主义,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当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无所畏惧地按照这个原则办事,并且正确地向群众宣传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为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所掌握,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被缴了械。

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做了许多政治思想工作,广大革命群众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有些同志已经改正了错误,有些同志正在改正错误。这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对于那些还不肯改正错误的人,应当大喝一声:必须悬崖勒马!如果他们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对群众玩弄两面手法,那就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流了,或者证明他们自己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深刻的。几个月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使得亿万群众懂得了这场斗争的实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放手发动群众,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革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要压制群众,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保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旧秩序,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批判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主要特点就是:

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革命学生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有些革命学生走到工厂,走到农村,开始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反。

群众运动的规模更大了。斗争的内容更丰富了。在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机关干部中,涌现出了更多的革命闯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了。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我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提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是:

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要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按照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坚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四清运动要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工人和农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必须放手发动工农群众,斗垮工矿企业和农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挖掉。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说过:“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同样,在今天,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如果运动停留在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有些糊涂人,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认为一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妨碍生产。因此,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这些同志没有想一想,种田、织布、炼钢是为了什么?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事实证明,凡是文化革命搞得好的地方,生产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只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还有极少数人,他们借口抓生产来压制革命。他们表面上关心生产,其实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是保存资产阶级的旧东西,害怕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当着群众起来大搞革命的时候,他们竟然挑动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停止生产,来对付革命群众。其中有的人,甚至同地、富、反、坏、右勾结起来,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这恰好暴露了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他们自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快要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

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发表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指出: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呵!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毛主席在这里阐述的是一个普遍真理。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

在今天,也是这样:“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今天,也是这样: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要下厂下乡,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组织起几万万人的大军,攻破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下厂下乡和本单位斗、批、改,要作合理的安排。对于前一段本单位的斗争,要作必要的总结,进一步明确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分清大是大非,端正下厂下乡的态度和认识。

下厂下乡,要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眼睛向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那里的革命群众组织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包办代替。

下厂下乡是完成本单位斗、批、改任务的重要条件。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投到火热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就能更有力地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能更明确地认清大辩论中的是非。只有工厂、农村彻底实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属于上层建筑的学校和文化各界的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只有了解工厂、农村的实际,听取工人和农民的声音,才能切合实际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改造我们的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真正地完全地做到为工农兵服务。

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造成这样一种大民主的社会风气,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同亿万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的方法。广大群众在这种大民主运动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这种大民主,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学校。

毛主席告诉我们:“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我们运用大民主这个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背离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而只能是少数人对革命群众的压迫。

我们提倡的大民主,是在毛泽东思想集中指导下的大民主。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压制别人。在人民内部,如果只允许自己发表意见,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那就违背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挑动被他们蒙蔽的群众进行武斗,来压制革命,这是破坏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不用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不会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保证人民民主权利,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搞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制裁。一切革命群众,都应当协助和监督我们国家的专政机构,执行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任务。对于那些思想反动、但没有违法行为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由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他们进行斗争。(⑵⑶)

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是偶然的。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来,就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存在着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提出反动路线的人,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在工矿企业,在农村,在大中小学和文化各界里,在党政机关,在各个领域内,反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清除它的影响,使人们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今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农民运动中,学生运动中,在各个战线上,都要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

党政机关的革命干部,要打破清规戒律和那些束缚革命的条条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使我们的党政机关,彻底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化。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至于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他们一定会被人民群众打倒,那是咎由自取。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和锻炼,将更加坚强起来。

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提高和整顿。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团结。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善于争取和团结大多数,把顽固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一定还要玩弄新的花样,继续捣乱。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当然,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也是纸老虎。我们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纲,结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一步响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的号召,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锻炼和壮大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社论)

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1967.01.04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 * *

新华社上海八日电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前,刊登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全文如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紧急通告
上海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
1966.01.09

新华社上海十一日电继上海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又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了《紧急通告》。《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发表这项《紧急通告》的时候,都刊登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两报还分别发表了编者按。

《文汇报》的编者按说:我们全力支持《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我们希望全市革命造反派认真执行这十条意见。

目前,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政治上已开始瓦解了,便必然要从经济上来发动新的进攻。这场新的进攻,其矛头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司令部,直接针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必须最最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新反扑。

任何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行为。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行动起来,不折不扣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面揭穿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阴谋,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把生产搞好,努力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继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又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十分重要。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这个通告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妄图用物质刺激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及时识破了这个大阴谋,粉碎了这个大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济主义,物质刺激,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不要这些破烂货;他们完全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急通告》所提出的十条意见,正是反映了革命群众的共同意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再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紧急通告》全文如下:

目前,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玩弄新的阴谋。他们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工人停止生产,影响港口工作,破坏我国国际威望。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是为了: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

为此,我们严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图用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增加工资福利来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揭露这个阴谋,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我们相信革命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定能“公”字当头,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地处理上述问题,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医药工业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造纸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
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工人安亭兵团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民族造反司令部黄浦区指挥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
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1967.01.10

地点:人民大会堂。被接见的有造反派学生、工人、军事院校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同志。

接见开始时,王力同志宣读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由上海市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拟定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第二个文件是《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对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评述──《上海革命造反派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第三个文件是《人民日报》社论草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在会上向大家征求意见。文件宣读后,中央首长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上海的经验对全国普遍适用。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更加狡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铁路运输中断,这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是铁道部的负责人吕正操的过错,他们一伙发了传单,支持铁路工人罢工,中断火车交通,这都是重大的事情。

(总理插话: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50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社论说了,敌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吧,至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治就治,但是有些病是不可以救的。当然,能够治的,尽量治好,但是有的是的确治不好。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也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能过得来,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要有许多人过不了关了。《人民日报》有过一篇社论,社会主义革命须要经过许多阶段,譬如说推翻国民党,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国营企业,他过关了,三五反时他马马虎虎过关了。公私合营、三大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也是马马虎虎过关了,一九五七年后反右斗争因为没反到头上,他没沾边,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告诉我们是一个长时期的,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不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事实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还是存在的在思想问题上就更不用说了。剥削阶级几十年了,它的思想影响是很深远的,不能低估。所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这个大关就有相当多的人过不了,当然也是一小撮啦(江青同志插话:跟七亿人口比就很少啦!)当然跟东欧、外国比较就是一个大国啦(江青同志插话:是一个中等国家。)它的影响逐步缩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应有更高的警惕性,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受考验,能不能过关还要继续受考验,所以我们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是一片大好的形势。我讲的是否太长了,请周总理讲。(周总理说:不长)

如果我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来,他是隐藏着的,可能麻痹人。譬如上海、黑龙江、西安、重庆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不妙了,他就拿出钱叫你北上"告状"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这样。(总理:好多地方,铁道部就是这样,假装同情职工,结果铁路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预料到的,现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给我上了一课)现在我的话完了。

伯达补充:

再补充几句,免得犯片面性,虽然这样,但不要搞乱了,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查一个人就抓,这样也不一定合适,对你们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吧。譬如在我们中央里面有很多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众:不是!)

(外语学院同学说陈毅还有许多问题未揭出来。)

(江青:陈毅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

(总理:陈毅正在写检查。)

江青同志讲话

今天这个会有各方面的同学,也有的同志写信来说自己犯错误,不知道怎么办。按照大方向和反动路线作斗争,检查自己的错误,我想你们会归队的,大家也欢迎你们归队。今天可能工人少些,因为最近我们接见工人较少,一时提不出名单来,大多都是同学。今天我想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你们,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走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反对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斗争锋芒应该集中,不要到处这儿攻一下,那儿扫一下,否则会扰乱我们的阵营。目前在全国有两个大问题:

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和我们作斗争,刚才发给的三篇材料,有两篇是上海的,一篇是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社论,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不想多说,提醒一句:敌人想腐化瓦解我们的队伍,收买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如铁道部的吕正操是自己跳出来的,本来就是桃园三结义的人,揭发彭真时保护了他一下,他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铁路职工,使铁路不能正常运输。他采取的手段就是这样,经济上有,政治上也有,有的乘务员受气挨打,这应该解释。他挑动铁路职工,以至于许多重要交通枢纽不能出车,他们利用经济主义来破坏国家生活,使国计民生都要遭到困难,用这个抗拒毛主席的领导,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北京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在数字上没有上海那么厉害,四、五天以前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除了特殊需要外,冻结资金,否则,他就要使我们工厂,什么地方都破产了。

我们要牢住毛主席的教导,艰苦朴素闹革命。例如市委送给北航十辆自行车、两辆摩托;余秋里给地质东方红二十五辆自行车、五辆摩托车、一辆吉普车。他们哪里来的?我说还不是国家的,我希望你们退回去,(众:回去马上就退!)有的单位都喜欢搞宣传车,满街跑,吵得人睡不着。(总理:工厂区有问题,它是三班制,用广播车去广播不合适,希望同志们注意)。当前主要是击溃他们的经济主义,他们破坏经济,破坏文化大革命,抗拒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哪里来的钱?还不是人民的。刚才伯达同志对这个问题讲得较多,我想补充一点,斗争锋芒对准军队、中央及国务院的好同志,我说的好同志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错误,他们甚至有些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他们应该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也可以批评他们。你们不要上当,有人想把水搅混,伯达同志举的例,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来来往往,外办问题大,那好办。他本人,我过去不太了解,这几年看,他很坦率,在会上他说过了头,但事后他又说:"说错了话。“广州会议他实在说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评,他又说"和稀泥了”、“失言了”。对此要善于区别。他在历史上有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的错误路线,陈毅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后来这支军队又发展到了二十万人。你们都知道,陈副主席和刘(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战役中他们在前线都是有名的,战上海打得很漂亮,这是谭震林指挥的。谭震林有时说话过头,错了就错了。我不了解他,这一个时期跟他接触,他好,还是王观澜好?他好,王观澜不好。他好还是王震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会中央委托谭保过王的,那就应向人民赎罪,他的打手张仲瀚(大地主)耍阴谋。谭震林很坦率,也不是两面派,并很赞同你们造反派,你们这点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这样一个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错误,他随大流,他是跟着毛主席的,早一个时期病重了,小将追到医院去斗他,关锋给解了围。一来就要揪这不妥当,因为他们还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李先念、谢副总理,这都是好同志。谢副总理过去我不了解。他原来是邓小平的部下,他第一个出来揭发邓小平。总理批评他是对的,他手软。他对西城区纠察队就是手软,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要造谢的反。他们的头头应该抓起来。最近联合行动委员会去捣乱,号称三千人,说周总理要揪谢副总理。他们的骨干少,只有二、三百人,他们是可以分化瓦解的,已经出来了一个造反团。小头目要抓,要专政,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向这些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我们不这样,我们对陶铸也是善意批评。他耍两面派。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等同志,他们都在工作,跟陶铸不一样,他们都有诚意向你们检讨,陈毅已经写了七天检查了,现在还在写。我们要欢迎。有的同学心里很不平,应该平了,要给他们自我批评,他还不知道自己照片上的头被人家砍掉了,他很气愤。不要把斗争锋芒给坏人利用了,他们准备作自我批评,要允许自我批评。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刘志坚就是这样的人,他耍两面派,有的人很能耍两面派,有的人到中央他说主要任务抓军队,到了军队他又说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中央文革,这个人就是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聂荣臻最近已向北航作了检查,同学们反映说好。桃园三结义是彭真、林枫、吕正操他们三个人在东北整林总的黑组织,他们也整过聂荣臻同志。吕正操跳出来了,拿出了杀手锏,使铁路瘫痪,这个事非常容易揭穿。同学们要作这个工作,象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付组长,肖华同刘志坚比那个好,肖华好。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出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正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而他呢?则躲在后面了,他是典型的两面派,他在你们面前充当革命左派,自称是中央文革付组长(康生:他还要打回老家南京去)。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帅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目前锋芒集中起来,我们不能把斗争锋芒对准他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能用刘、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的方法对待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国家还剩几个人工作,我不知这个问题讲清了没有。能不能给大家解开思想上的扣?(同学答:“能!”)除了这个以外,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40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当时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可以改变!)那就好了。现在外地来北京的有七十至八十万人,有的同志要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上交到北京,负担太大,我们能保证这么多人吃住,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国家经济稳定,目前有一小撮人抛出了经济主义,你们应该做工作、宣传,如"十六条"、“农业十条”、“工业十条”。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和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文汇报》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他们的杀手锏就是破坏生产,我们能允许他们这样吗?(众答:不能!)要动员劳动群众回到生产岗位,坚持革命。

我主要讲这么两个问题,敌人的新花样,第一是用经济主义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第二,把斗争锋芒引错,不该搞的搞了。今天,把这两个问题讲清楚,党中央国务院主要好的都点出来了,李富春同志给统战部送了大字报,才揭开了盖子,叶剑英同志代我接见了少数派,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在困难的时候,叶剑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我那时处境困难,我曾经感谢他,搞他这合理吗?在困难的时候他能过来跟着毛主席、林彪同志走,所以我们不能象对待刘、邓、陶那样对待他们,要善于分清敌友,对领导阶层也要分敌友我,要调查研究,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就是,最近军队的文革小组要改组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很同意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这是当前两个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定向全国广播的,各个报刊都刊登了这标志着文化革命的新的阶段,刚才王力同志念了几个文件,这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个大事,我们在一、二天内也要发表,中央还决定给上海工人一个贺电,祝贺他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问题不仅是上海工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工人的问题,关系到学生,基本方针是适用的,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习,这个文件很重要,中央有个军训文件,上面有一句话,“加深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说的。所谓革命性,就是充分发扬我们革命的首创精神。所谓科学性,就是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调查研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没有磅礴气高万丈的精神不行,但没有毛主席的调查研究也是不行的。刚才江青同志进行了各方面的分析,把陶铸与其他同志进行了分析,就是科学的分析。所谓组织纪律性,就是革命的纪律。刚才见一文件,八号冲中南海的西门,这不对,不合乎林总讲的组织纪律性。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爬墙冲进去,革命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这只能使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高兴,"三性"结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一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现在有一小撮人想搅乱这个阵营,企图混水摸鱼,竟有人把周总理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这是什么人?(众:是反革命!)应该怎么办?(众:抓起来!)他们这些同志有过错误,甚至严重,但是反对彭罗陆杨,坚决跟毛主席走的,主流还是次流,要分清,他们有错误,这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出现的,可以批评,他们也应该检查,但问题性质不一样,要用主席思想挂帅,江青讲的两点很重要,特别是经济挂帅,收买腐化,我建议把不必需的东西退回,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现在有些谣言,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说主席有三条指示,有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三条"实际是反对谢副治,反对毛主席、林总的。他们讲得活龙活现,而且说是总参一个人宣布的,这是谣言,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在种种情况下,狗急跳墙,(江青同志说:他们把矛头对准杨成武、萧华同志)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周总理讲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请他们发言。

文汇报代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特别是首都的三司和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联络站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体会到报纸要为革命左派说话,必须夺权,我们夺了领导权,我们决心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干到底。

周总理: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我这里和在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并通过你们做做工作,使全国人民起来一齐干,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革命派改革的决心,文汇报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也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讲到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这是他们放出来的,现阶段新的斗争展开了推向了工厂,企业、科学单位、设计单位,从城市发展到乡村,重点转了,他们想以搞革命为名破坏生产,方法就是实行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交通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抢车、卧轨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决了,没有影响运输,现在铁道部本身要罢工,引起了运输的停顿,那些罢工的原来大部分是保守派,现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罢工。北京的列车乘务员受了点委曲,完全可以做点工作,把事情解决,但铁道部的吕正操没有那么干,反而挑动工人罢工,铁道部的武竞天,他是个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车上,他窝藏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来的。

铁道部住满了外地来北京的工人,我做了许多工作,把150万人组织起来,形成联络系统,一直搞不好,一个学院把他(吕正操)揪去了,后来又把他揪到长辛店,他就要我打电话,我在那里休息,新年他回来了,我揭穿了他。首先要响应上海的号召回到本单位去,这件事一定要考验吕正操这些人,给他一个短时间,看他做出做不出成绩来。现在工交口一半给余秋里,另一半给谷牧,他们也做了一些错事,将来要检讨。谷牧现在到大山县去了。现在让李先念抓,我亲自抓。这样的领导(指吕正操)观察他一段时间。

为什么铁路出现了打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把矛盾上交到北京,我们怎么解决得了?打人最厉害的是京广线、长沙、株州、衡阳,有3000多人抢车,一部分买票,另一部分不买票,与乘务员发生冲突,这种方式不是阶级兄弟的态度。这件事陶铸打电话同意了,有些是中央没同意,是直接来北京的,象东北、齐齐哈尔等。给大家介绍这一个例子,大庆是毛主席提出来要学习的,的确是一面红旗,去年炼油达1300-1400万吨,第一,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二是大庆职工的努力;第三是全国的支援;第四当时挂帅的领导是余秋里同志,后两年(65、66年)余秋里同志离开大庆来北京,他们就滋长了骄傲情绪,现在,工委经不起考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串连,结果文化大革命垮了,七万人的地方一万人出来串连,不能不影响油田生产,到北京来要钱给钱,矛盾上交,幸而王进喜站出来了,张洪池栽了跟斗,王进喜说我心里非常难过。

还得把这面红旗举高,王进喜准备回去把问题解决,现在各地方除了司局长以上的都起来造反了,不工作了。有的部、司、局长以下的以搞革命为名都不抓生产,我主张外交系统开门,外交系统的造反派起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挤垮了,但中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不抓就偏,我现在主要抓石油战线、铁道、外交,这二十天我就做这些工作。我不能什么事都管啊!只能抓一下,还得靠各个部抓到底。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江青同志插话:上海这种联合可以推广北京有个什么联合委员会,造谣说主席不在北京,这纯粹是造谣;上海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主席先看到的,比我们先看到,并且命令立即公布,怎么能说主席不在北京呢?还有更荒唐的谣言:什么主席批评了×××,什么连江青也批评了,什么主席写了第二张大字报,发表了三条指示……等,这更是荒唐,不能相信。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毕业生问题、半工半读等问题,正在研究文件,不再跟你们说了。

总之,这次和大家见面,我说得多,以后不一定要我出面,可以让文革小组跟你们谈。

江青同志讲话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向你们亮底,很信赖你们,这是一。二、我们现在小组的成员、总理都是工作到天亮,因此,请你们帮助做工作,不是责怪你们,而是向你们亮底,不要灰溜溜的走,我每次都是赞美你们的,我们现在成了救火队了,到处去救火,所以希望你们协助。

回答两个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第三司令部合并为北京公社,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现在合并很难,应该在革命的行动中结成战斗友谊,逐步达到组织上的统一,如果不在实践中去分辨同志,联合就不巩固。

另外,有同志说今天有保守派参加,这个不怕,因为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揭发改正错误,归队,我们是欢迎的。第二个是坚持错误的,如昨天晚上陈伯达同志本来可以早休息,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

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述评
1967.01.08

目前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面临全线崩溃的命运,但还在垂死挣扎。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斗志旺盛,穷追猛打,誓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双胜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

新华社上海十一日电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八日同时发表了题为《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的记者述评,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记者述评指出: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上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烈火熊熊,凯歌高奏,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空前团结壮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着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发起了总攻击。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面临全线崩溃的命运,他们正在采取更隐蔽、更毒辣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上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百万产业工人,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障碍,推动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教导办事,不怕打击,不怕压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杀出来了。他们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先是识破了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借口“抓生产”来压制革命的阴谋,并且给予狠狠的打击;继而又戳穿了他们唆使、纵容御用组织中被蒙蔽的工人群众擅自离开生产岗位,破坏生产,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手法。许多工厂的革命造反派一面进行揭发斗争,一面坚守生产岗位,彻底粉碎了一小撮人的新的进攻。他们的革命行动,逐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不少受蒙蔽的人纷纷觉醒过来,革命造反派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发展壮大,他们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

郊区的农民现在也积极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革命的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决心彻底斗垮农村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最近,不少县召开了几万人的大会,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发起猛烈的攻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热潮。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革命行动,给上海地区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很大的影响。上海新闻单位的革命造反派,接管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革命造反派掌握的宣传工具,以最大的革命热情,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威风,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三个重要标志是: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他们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大风大浪中,在艰苦、复杂、曲折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他们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敢字当头,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死不怕,发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勇往直前。无论是工人革命造反派,大中学校的革命造反派,还是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每一支红色造反队伍都有着一页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革命造反派最懂得,我们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因此,他们始终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特别是林彪同志发出了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伟大号召以后,他们更加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更勇敢地艰苦奋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

在斗争中,广大革命造反派不仅越来越团结一致,而且也注意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尤其可喜的是,许多大中学校的革命小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到工厂和农村去劳动与生活,向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学习,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开始和工农相结合。不少工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也派出代表,到学校取经。这样,相互推动,内外交流,进一步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近一个多月来,通过几次全市性的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大团结,在同一个战斗目标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同时,通过每一次斗争,每一次揭发批判大会,加上革命造反派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许多受蒙蔽的群众认清了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真面目,使犹疑观望的群众进一步明辨了是非,倒向革命造反派一边。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四个重要标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看清,上海地区一小撮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小撮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采用种种恶劣手法,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他们明里一套,暗中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阴险毒辣地围攻、打击革命的红卫兵小将,软化收买红卫兵小将。他们用卑劣的手段阻挠工人起来革命造反,阻挠不成,就指使一批人组织御用工具为其“保驾”。他们采用各种形式,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制造事件,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工人斗学生,自己则退居幕后,“坐山观虎斗”。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们如此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的人自己就犯下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死死地抱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根稻草,就是为了“保”自己,“保”自己的“乌纱帽”。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任何妖魔鬼怪,不管他隐蔽得多么巧妙,不管他采用多么狡猾的手法,都逃不脱被揪出来的命运。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深深懂得,尽管当前的形势很好,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很深,流毒很广,斗争还会有曲折和反复,摆在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因此,必须丢掉幻想,坚持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为《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述评,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