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总是迫不得已要提及自己。这是一件最窘的事情，也叫人难以下笔，因为总不想让自己冲淡列宁高大的形象。提及自己，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感到是不谦逊的，不礼貌的。这一点，我的感受特别强烈，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安排我工作，并不是因为我对革命作过什么贡献，只是因为我也是在起义的时刻来到斯莫尔尼宫要求工作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认识我，我完全是个新党员，1917年7月才加入党组织。
当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还进行着革命战斗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用全副精力组织政府：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委任了人民委员，组织了政府机关和人民委员部。建立人民委员会机关的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这件事委派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去办，他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当时，我和另外几个同志一起在斯莫尔尼宫工作，尽力使各方面都有秩序；安排好问询工作，以便满足成千上万来到斯莫尔尼宫的工人的需要，因为当时虽然已经组成苏维埃政权机关，但还处在初期的一片混乱之中。
我突然收到一张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便条，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了解我，因为我曾在彼得堡工人区散发布尔什维克的书籍，组织集会，并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隐藏了少量武器。到了那里，他未加任何解释，就把我拖到三楼拐角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初办公的那个小房间里（后来这里是外交人民委员部）。我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跟我打了招呼，并说：“你将是人民委员会的秘书。”这使我感到惊异。当时，我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对于自己的工作，总的说来，对于秘书的职责，我没有丝毫概念。在某个地方没收了一架打字机，由于不可能找到打字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只好自己用两个指头敲打文件；弄到一个小房间，就算“成立了机关”。这个机关最初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增加到三、四个人。安娜·彼得罗夫娜·基扎斯是第一个到我这里来的，我不认识她，但既然来了，就是自己人。我们的工作从建设斯莫尔尼宫内部自发形成的机关开始。人民委员会当时还未召集会议，这使我们有可能做点准备工作。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还给我派来一个办公室主任。听说，这个人似乎精通美国组织这类事务的最新体制。这个主任是在几张椅子上开始办公的，因为整个人民委员会总共只有一张桌子。但是，他很快就把我们当时为数不多的一些事务搞得混乱不堪，只好放弃了 “美国的合理化”。
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17年11月3日（旧历）在我上面提到过的那间拐角处的小房间内召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由于不懂得怎样做记录，我想尽量记下报告的内容，那当然来不及，因为我还不会速记。谁出席了会议，没有记下来；列宁主持会议，会上听取了从莫斯科来的诺根同志有关莫斯科事件的报告。毫无疑问，这份记录至今仍然具有历史性意义，因此，我不作任何改动，按照当时的写法，全文引用如下：
人民委员会会议
诺根的报告
没有固定的工人区。
莫斯科混杂、纷乱。
电话局掌握在反革命手中。
士官生大炮不足，使我们摆脱了困境。
星期六[2]早晨夺取五十六团占据的克里姆林宫。士官生暴虐无度。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搏斗。投降了的五十六团的士兵最后被机枪击毙。
装甲车守卫着反革命中心市杜马。
（情报来迟，因而晚上才知道克里姆林宫已投降。）
（昨天尼古拉耶夫宫被摧毁。）
星期天炮轰莫斯科。[3]炮弹乱轰。（用去三分米口径的炮弹一千五百——二千发。）
（炮弹不够。）光用炮弹无济于事。
可以摧毁整个莫斯科而一无所获。
在反革命的手中。
杜马？克里姆林宫、马术学校和邻近的街道。中心是亚历山大罗夫学校。整个知识分子的中心在反革命手中。
反革命筑了防御工事，挖壕避弹。
试图达成协议，但未有任何结果（士官生反对）。
我们的情绪极好。（10月31日夜里。）决定尽快把事情结束。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在此之前的大规模的总攻分成许多小战役。（米亚斯尼茨区的战斗，从莫斯科河南岸区向克里姆林宫扫射。）
我方组织性极差，以致敌人的一辆装甲车竟能驶近司令部（我方的）并进行扫射。
直至我方士兵转过炮口，向装甲车开火以后才将它赶跑。
敌人与布良斯克车站保持着联系。
发生火灾，大火蔓延至苏维埃。
昨天用轻武器向杜马扫射。（杜马已无战略意义。）
剧院广场[4]和大陆饭店被我们占领，留在广场的我方士兵喝得酩酊大醉。
莫斯科的居民怨声载道。部队情绪不稳定，觉悟不高。
10月31日我方撤销第二个休战提案。
捣毁敌人阵营对于我们极其重要，因此，把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5]引向我方非常重要。这种做法非常重要，它将使我们取得军事和非军事方面的胜利。否则，我们在长期的战争中耗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以后，将被消灭。日后，科尔尼洛夫[6]分子和卡列金[7]分子的叛乱将会击溃我们。
诺根[8]同志认为有必要向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妥协。[9]
列宁同志反对与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达成任何协议，因为基层群众即将通过革命途径将它推翻。必须从彼得格勒派出有创造性的、组织性强的革命力量，也就是派水兵去加强莫斯科。粮食供应问题：北方可以保障供给；拿下莫斯科、自下而上推翻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以后，我们的粮食将由伏尔加河供给。
米柳亭同志的报告
他从两方面来谈——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
诺根的建议
用无线电报向莫斯科报道彼得格勒的形势。
地址：韦坚斯基民众文化馆，列弗尔托沃工兵代表苏维埃。
诺根报告，在尼古拉耶夫铁路线上特维尔和博洛哥耶之间的利霍斯拉夫尔驻有士官生，莫斯科正期待着他们。
秘书 哥尔布诺夫
1917年11月3日晚
会议结束时，由于大家意见不一，七嘴八舌，我根本无法记录。大家谈到有些工作人员存在悲观情绪，他们觉得，在莫斯科事件中一切文化珍品都遭到破坏（例如，传说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被捣毁）。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针对这些同志讲了这样一句话：“让他们悲观吧，革命必定会毫不停留地前进。”
人民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与第二次会议之间相隔十二天。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为了进行武装斗争，对付反革命，在这些日子里，进行了极其紧张的组织工作。在通往彼得格勒的要道上，赤卫队与反革命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这一组织工作，但实际领导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工作的情况在尼·伊·波德沃伊斯基[10]同志的回忆中描绘得极为出色。[1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组织赤卫队、建立彼得格勒防线时利用了一切可能，哪怕是很微小的；并且调动了每个人的力量。一天深夜，他把我叫去，交给我下述任务：“马上和某同志（姓名已记不起来）一起去组织载重车队，该车队要能立即开始将炮弹从彼得—保罗要塞运往前线。”通过运输工会我们找到了载货马车夫及其主人的地址，当夜就分头闯进各家各户，动员马车夫，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拂晓前，所需要的载重马车已经停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门口了。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机关”完成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布置的各种不同的任务。例如,有一次，列宁交给我一个由他亲笔签署的决定（当时，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一些决定只需得到一个或两个人民委员同意，无需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因为在打仗的时候是不可能召集会议的），命令国家银行不受所有规章制度和手续的限制，破例支付一千万卢布给人民委员会秘书供政府使用。[12]瓦·瓦·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13]被委派为政府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着他的面把这份决定交给我，并说：“如果拿不到钱就不要回来。”问题在于，当时知识分子官员实行全面怠工，国家银行的官员在怠工中又特别卖力。国家银行无视政府的一些决定和拨付资金的需要，蛮横无礼地阴谋破坏。财政人民委员缅任斯基同志不管采取什么措施，直至逮捕了国家银行经理希波夫[14]都不能迫使银行把革命需要的资金拨给政府。希波夫被带到斯莫尔尼宫并在那里被监禁了一段时间，他与缅任斯基同志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白天，这个房间就是某个机关的办公室（可能是财政人民委员部？）。我很懊恼，因为我必须睡在椅子上，而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希波夫，以表示特别客气。（起初，布尔什维克极其客气，天真，甚至“客气”到没有枪毙克拉斯诺夫[15]，相信这位军官的话是诚实的而给他以充分自由。）
接到列宁同志交给的任务以后，我和奥新斯基俩人乘小汽车来到国家银行。尤里·皮达可夫[16]已在银行等着我们，他被委派为国家银行行长。依靠站在我们方面的低级职员和送信员，再加上以赤卫队似乎已经包围了银行相威胁，我们得以进入银行的现金库。尽管国家银行的高级官员耍出种种花招，如伪装惊慌等等，我们还是强迫出纳交出了所需要的数目。保卫银行的士兵都将武器扣上了扳机，在他们的护卫下，我们在账桌上接下了款子。真是极其危险的时刻，但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叫人为难的是没有装钱的口袋，因为我们随身什么也没有带。有个送信员终于借给两只旧的大口袋。我们把钱塞进口袋，往背上一扛，就拖上了汽车。
在回斯莫尔尼宫的路上，我们高兴地笑着。到了斯莫尔尼宫，我们照旧把钱袋掮在身上，拖进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等他的时候，我就坐在钱袋上，拿着手枪，“担任警戒”。我特别慎重而高兴地将款子交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接收时，表面看来，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实际上他是很满意的。从隔壁房间里拨出一张衣橱，用来保存苏维埃的第一笔款子；围绕这张橱子，将椅子摆成半圆形，安排岗哨。人民委员会作出特别决定，规定了这笔款子的保管和使用制度。我们苏维埃的第一笔预算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资产阶级报刊因此而到处叫嚣，说布尔什维克抢劫国家银行。
人民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直到11月15日才在斯莫尔尼宫另一端的一个小小的房间内举行，列宁已搬到这里处理日常工作，把以前的房间让给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这次会议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中进行，研究了近二十个问题。有个人民委员，好象是格列博夫—阿维洛夫[17]同志教会了我做记录，因此，这次我承担这项工作已不感到特别困难。会上就研究的问题作出如下决定：解散彼得格勒市杜马；颁发没收怠工工厂的决定，并附有详细说明；委托施略普尼柯夫[18]按照奥波连斯基[19]、布哈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11月16日之前制定出国民经济委员会组织草案；给士兵以选举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出席立宪会议；向社会革命人提出最后通牒：要么第二天拿下农业部，要么他们将农业部交给布尔什维克，并且不得阻碍工作；公布失业保险条例草案，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该草案要附有简要说明，以便使人民委员在两天之内能熟悉草案内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一系列相当重要的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去处理，以期减轻工作负担。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也还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在人民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决定，当时大部分时间是在斯莫尔尼宫处理工作的人民委员要把自己的工作地点迁至各委员部，只在傍晚集中于斯莫尔尼宫“会商或与其它民主组织联系”。
后来，人民委员会就定时举行会议，几乎每天一次，有时一天两次。在这第一个月的有条不紊的工作中，共召开二十五次人民委员会会议，研究了二百多个问题，第二个月召开会议二十次，也研究了二百多个问题。所有这些会议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极少数例外。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人民委员会，他们用自己“原则性的方针”对抗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因而给许多问题的解决造成了困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凡的工作才干令人十分震惊。除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以外，他还要处理极为复杂的政治、军事事务，领导党的工作，其繁重程度难以置信。然而，他仍然能抽出时间和一些党员及许许多多来访的非党工人和农民代表谈心。
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委员会的机关有所扩大。阿格拉诺夫[20]、玛丽娅·斯克雷普尼克、科克莎罗娃和一些工人同志进了机关，他们除了担任秘书工作以外，还肩负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保卫工作。总的说来，整个机关不超过十至十二人。工作负担是空前的，因为除了人民委员会和相继成立的小人民委员会经常性的会议之外，还要行使如下职能：接待所有的来访者，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以他的名义与某些代表团交谈，给向中央请示工作的地方复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机关很信任，因此我们工作得轻松愉快。例如，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示如何处理电报，伊里奇答道：“用我的名义发出去，每十份给我看一下。”另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表示了同样的信任。这是在政府打算迁往莫斯科，彼得格勒遭到来自德国方面的战争威胁并开始疏散的时候。起先，我的专门任务是按照规定疏散有价证券印刷厂，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货币发行，这是整个国家预算的基础。后来，我又临时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代表留在彼得格勒撤退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估计可能需要颁布什么紧急的指示，他交给我十张人民委员会的空白公文用纸，每张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到达莫斯科以后，这些公文用纸被我注销了。叙述这些细节只是作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许许多多普通党员和非党人士表示信任的一个例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倾听同志们的意见时表现出对他们的信任和关注；在向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是一般工作人员交待最重要的任务时，常常对他们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切都使所有与列宁接触过的同志激发起巨大的工作热情……
载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岁月里。回忆录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03—112页
[1]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2] 1917年10月28日（11月10日）。——编者注
[3] 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编者注
[4] 现称斯维尔德洛夫广场。——译者注
[5] 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于191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铁路工人立宪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它的成员大部分是盂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成为一个反苏维埃活动的中心。——编者注
[6]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7]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8] 维克托·巴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工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9] 阅读这份记录时必须注意，阐述十月革命转折时期莫斯科事件的诺根是成立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一主张的追随者，并因抗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布）中央委员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决定而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编者注
[10]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11] 见尼·波德沃伊斯基《列宁在军事革命司令部》，载于《纪念列宁》文集莫斯科1924年版第74—75页。——尼·哥·注
[12] 可能不是一千万，而是五百万卢布。确实数字没有把握，因为这个决定的原稿已经失落，原件可能作为付款凭据提交给银行了。——尼·哥·注。（作者大概指的是1917年11月13（26）日预支二千五百万卢布的决定，此决定载于1917年11月14（27）日第225号《消息报》上。——编者注）
[13] 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4] 伊万·巴甫洛维奇·希波夫（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Шипов，1865年6月23日——1919年？月？日），俄国银行家。1885年起在薪资部工作。1896年起任国务委员。1897—1898年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1902—1905年任财政部长。1908—1909年任贸易和工业部长。1914—1917年任国家银行行长。十月革命后拒绝提供服务，并因此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19年赴叶卡捷琳堡，参加白军活动，并担任“南俄政府国家银行行长”，同年因斑疹伤寒死于顿河畔罗斯托夫。
[15]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年9月10日——1947年1月16日），1889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月革命后曾任第3骑兵军司令，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协同克伦斯基进行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在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获释，流亡顿河流域，继续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1919年任顿河哥萨克阿塔曼。1919年在邓尼金的压力下辞职，参加尤登尼奇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德国、法国。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德国。1943—1945年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英国军队逮捕，后被遣送到苏联。1947年被处决。
[16]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17]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阿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Глебов-Авилов，1887年10月11日——1937年3月13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二月革命。1917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委员。1917年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苏俄国家银行副行长。内战期间曾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切尔尼戈夫革命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劳动人民委员。1923—1926年任列宁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年是“新反对派”成员。1926—1928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馆顾问。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6年平反。
[18]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19] 瓦·瓦·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尼·哥·注
[20] 雅科夫·索洛维奇·阿格拉诺夫（Яков Саулович Агранов，1893年10月12日——1938年8月1日），191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里希委员会主席。1919年加入契卡。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坦波夫叛乱。1933—1936年任格别乌副主席。1936—1937年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参与了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和对留京集团的迫害。1937年5—7月任萨拉托夫内务人民委员。1937年7月被捕。1938年被处决。